[摘要]英?宣布承认新中?之后，以帮助新中?进入联合?作为推动两?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的态度。执政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对于中?革命与前途的认知及对美?对华政策的负面印象使英?政府力图奉行独立的对华政策。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席位问题复杂化。美?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的依赖，使英?违心屈服于美?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
[关键词]英? 工党左翼 联合?席位 朝鲜战争 议会
[中图分类号]D8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2)01－0087－09
新中?成立前后，尽管中英站在两大阵营的对立面，但中英关系中亦有若干特殊因素。首先，在远东，英美有利益竞争。随着英?势力的衰落，美?影响上升，但英?在东南亚、中?香港都有难以舍弃的特殊利益。其次，美?对?民党政权的全面援助使其难以从“沉船”上抽身，而英?并没有因中?政权更替而产生失落与沮丧。英?工党执政后，其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传统于内政外交上均有表现，这使英?想同新中?打交道的心情远比美?迫切，因此，1950年1月6日，英?就宣布承认新中?。之后，英?以帮助新中?进人联合?作为推动两?外交关系的突破口，并试图影响美?的态度。本文从英?内阁决策、对美?的游说活动、议院辩论、利益集团与公众舆论影响等角度，探讨英?对新中?联合?席位问题上政策的形成、演变及其原因。
一、英?投票政策的演变
新中?成立前夕，英?已考虑其对中?在联合?席位问题上应持的态度。在英?看来，承认新中?就意味着在联合?席位问题上投赞成票，但考虑到美苏可能各执一端，而这个问题需要联合?多数成员?的意见，英?希望等到多数成员?赞成时再表态。因此，从1949年11月到1950年6月间，英?的态度是以弃权票等待多数赞成票。
自1949年11月下旬，苏联代表即在联合?提出新中?席位问题。在1950年1月13日安理会投票中，苏联代表呼吁应将?民党代表逐出联合?。美?代表认为，这只是程序问题而非实质问题。英?方面认为，因正式承认新中?的?家为数不多，苏联的提议不成熟。英?投了弃权票。苏联以退出会议的方式作为抗议。
英?投弃权票的态度，加上英?扣留香港机场的两航飞机拒绝转交新中?，致使两?协商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和互派大使未果。1950年3月，在中?副外长章汉夫同英?代办的交涉中，英方表示，英?会在适当的时候投赞成票，同时也提请中方，“集体多数决定是解决这类问题的唯一方法，通过协商最能达到目的。”
香港防卫地位的脆弱及英?在华商业集团的利益，使英?政府急于与新中?建立外交关系。英?一方面考虑在即将召开的伦敦会议上说服美?，“即使在中?席位问题上不能够投赞成票，也应该向安理会成员?表示愿意接受席位改变”，另一方面考虑向中?施加压力，“如果中?要消除英?在华经济利益的话，英?就没有兴趣帮助中?争取联合?席位并游说美?采取更友好的政策了”。
不过，这种想讨价还价的念头很快被寻求打破中英关系僵局的建议取代。5月11日，外交部?务大臣扬格建议外交大臣贝文采取切实措施改善关系。扬格认为，目前投弃权票的做法不明智，不过是一种骑墙的姿态。首相艾德礼也倾向于改投赞成票。6月20日英?政府宣布，从7月3日联合?经济社会委员会投票起，改投赞成票。同时，英?也改变在安理会做工作的方法，在各联合?下属组织的投票中，逐一帮助中?争取多数票。
新投票政策一经提出，旋即面临严峻考验。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总统杜鲁门宣布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美??务卿艾奇逊向贝文表示，苏联可能以新中?的联合?席位为条件，以保证不介入朝鲜战争。这样，英?决策层中有了继续投弃权票的想法。
鉴于美?的压力，新中?席位问题遂成为8月1日英?内阁会议讨论的焦点，讨论的结果是：“我们的政策是，在同意改变中?代表团席位获得多数票之前，避免在联合?的任何组织中采取绝对的立场”，而这一政策的依据是“我们应该避免用无效的赞成票去触怒美?人”。另外，由于美?表示受多数票的约束，“我们的责任在于，一旦席位问题在联合?提出，我们要表明自己正面的立场”。由此，内阁会议决定，一旦席位问题在联合?会议提出，英?代表应征询政府的指令，由英?外交大臣根据此次会议的精神与实际情况作出决定。这样，对新中?的联合?席位问题到底投弃权票还是投赞成票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决定权恰好落到贝文手中。在8月11日致各驻外大使的电报中，贝文相当坚定地表达了投赞成票的决心：“西方?家没有权利因为政治或意识形态阻挡北京政权进入联合?”，“在中?并没有完全拒绝文明世界的行事标准以前，不应使中?隔绝于世界之外”。
经过几个月的反复考虑后，英?决定投赞成票。1950年9月19日，新中?席位问题在联合?大会上提出，英?首次投票赞成由印度提出的呼吁新中?进入联合?的议案，但该议案只获得16票赞成，未能获得多数票。稍后加拿大代表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考虑新中?席位、在此期间?民党代表继续留在联合?内的提议获得通过。美?对此投了赞成票。英?认为，美?投票赞成至少表明美?承认问题的存在，这是一个进步。英?打算劝说美?不要再游说其他?家投反对票。然而，鉴于美?的反对，英?在联合?成员?中的游说努力均告失败。
在投票问题上，英?政府一度坚持独立的对华政策，主要基于其对新中?前途的判断。英?自认为与中?打交道的历史远比美?悠久，更能理解中?事务。与美?认为中?将成为苏联的卫星?，或自由势力将导致共产党政权崩溃的预期相反，英?认为，中?共产主义运动虽然在起源与组织方式上受苏联的影响，但根本上仍是本土化的，中?不会甘心成为苏联的卫星?，相反，中?将在亚洲具有重大影响，成为一个世界大?，确立其大?地位有助于世界和平，“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要以任何行动或态度，将中?增添为我们的敌人”。正是基于这种判断，英?一度积极推动帮助新中?进入安理会。
二、对美?政府的游说
展开对美?的游说活动，是英?实施其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英?曾努力试图影响美?对华政策，但均以失败告终。
1950年5月，英法美三?外长会议在伦敦举行。英?展开了首次游说，但对法美的游说却没有什么进展。美?表示，接受安理会多数成员?的决定，但无意采取主动争取多数票来改变现状，这意味着可望美?不在安理会投否决票。法?对新中?承认胡志明政权表示不满，也无意投赞成票。不过，英美双方都不愿意看到中?永远隔绝于西方世界，因此，英?继续推行其主动接触的对华政策不至于受到美?的猜忌。同时，英?认为“关于对华对日问题，美?没有政策。对于中?，他们看起来连想法也没有”。
同年9月中旬的三?外长会议上，英?再次强调除支持新中?进入联合?以外别无选择，因为不能无视亚洲人民的意愿，必须避免新中?完全依赖苏联。艾奇逊表示，准许新政权加入 联合?的标准应该仔细研究，这样做或许能让中?人感到正在经受考验而不敢进入朝鲜或台湾。在新中?席位问题提出之前，应由全权证书委员会提出一个事实报告，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类事项。一旦新中?席位问题提出来，美?将表示反对，同时也希望其他?家这样做。显然，自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希望以联合?席位作为筹码，以防止新中?卷入朝鲜战争或借机收复台湾。
因美?的反对，在1950年9～11月的投票中，英?所有的外交努力均告失败。英?意识到，在美?改变态度前，它所有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英方认为，在11月大选之前，美?政府必然十分在意公众意见。大选之后可望不至于受公众意见的牵制。英?遂决定在12月的华盛顿会议上再次游说美?。
1950年10月19日，中?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联合?席位问题再度变得敏感。在此之前，英?舆论多倾向于支持新中?进入联合?，连保守党也支持工党政府的政策。之后，英?舆论出现分歧。一些保守党议员表示，在这时允许新中?参加联合?会被认为是软弱的妥协。而一些左翼人士则更加坚定了支持立场，认为如果早让新中?加入联合?，新中?就不一定入朝参战了。
12月，英美两?首脑在华盛顿会晤，英?再次同美?交涉。艾德礼向杜鲁门提议就朝鲜停战问题与新中?展开谈判，为此应该让新中?进入联合?，以这一?际组织的名义要求其遵守联合?宪章。英?驻美大使也表示，英?视新中?为联合?成员，仅仅是承认一项事实，这不该成为谈判的障碍。而艾奇逊认为，同新中?谈判就等于妥协，让步政策不会奏效，杜鲁门则强调，新中?对联合?的态度，“使美?公众很难接受让中?进入联合?”。
中?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使战线很快推到三八线以南。美?感到颜面大失，力图利用苏联缺席的机会，推动联合?通过决议，谴责新中?为侵略者。英?认为，这样的谴责对新中?而言是不公正的，美?的做法违背了联合?宪章，且将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难免激起一场反对新中?的有限战争。为此，英?竭力劝阻美?放弃谴责申明，同时策划为双方接受的停战方案。英?建议，组织有中?人参加的停战委员会，划分所有非朝鲜军队必须撤离的安全区，准许新中?进入联合?。在英?方面看来，形势越是危急，越需要同新中?沟通，通过?际社会施加影响，但中美两?都拒绝了英?的建议。
1951年2月，联合?大会通过了谴责新中?为侵略者的决定。英?内阁会议对投票进行了反复讨论，虽然否决的意见占了上风，但英?仍决定附和美?的意见。英?决策层很无奈：“事实上除与他们合作外，我们别无选择。对我们而言，加入苏联集团不可想象，一直反复考虑建立一个中立或独立的欧洲集团协调于苏美之间，但这方案也常常被放弃――我们的责任在不分裂统一阵线的前提下，避免美?人的不明智或危险举动”。显然，英?无法冒与美?决裂的危险。
1951年3月，贝文因病辞职，4月，这位亲华政策的推行者去世。同月，三位工党内阁成员因反对政府增加军费开支削减社会福利辞职，这被美方视为对美?以军备拱卫集体安全政策的公然挑战。美?公众的反英情绪抬头，对英?反共不力甚至亲共的指责加剧。5月，联合?大会宣布了对新中?的战略禁运令。6月，英?宣布对新中?的出口管制，新任外交大臣宣布停止投票赞成支持新中?进入联合?。1951年11月，英?工党在大选中失败，保守党执政，英?放弃了在“第三条道路”与“美?道路”之间的反复选择。
对于美?在新中?联合?席位问题上的态度，英?认为美?没有将之视为基于?际法的问题，而视为美?的防务问题，这势必将联合?变成一个反共联盟。尽管“犯了大错”、“情绪化”、“非理性”、“不负责”等批评从英?内部转向公开，甚至对美?领导?际事务的能力与政治判断力表示怀疑，但英?自身利益决定其必须在?际事务中与美?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曾希望以欧洲为基础，走第三条道路，形成欧洲第三种势力，但随着苏联在欧洲的扩张、西欧复兴计划的提出，英?转而放弃独立的?际路线，接受与美?的同盟关系，仅在远东问题上持保留态度。在欧洲复兴、西欧防务系统方面，英?完全依赖美?。同时，英?也认识到，倘若坚持在远东问题上的立场，势必要重新检讨在欧洲与美?结盟的反苏战略。显然，英?并不打算走这么远。
三、议院辩论与舆论意见
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度的?家。1950年3月至1951年5月间，英?两院多次进行对华政策的辩论。有议员提出，中英两?建交未果损害了英?在全世界的形象，英?承认新中?的时间与方式都有问题，是“不成熟的”。在对华外交上英?应与英联邦成员?、美?保持一致。如果英?在海上的商业利益继续遭遇困难，英?政府应考虑撤销对新政权的承认。1950年5月24日，贝文出席下议院辩论，为英?政府的对华政策作辩护。他谈到民族主义在中?且在远东兴起的事实，指出处理问题不仅要考虑美?的意愿，而且要考虑亚洲?家的意见。英?承认新中?的时机是对的，不应用短期效果来判断?际事务中的行动。不应让俄?人以为只有他们才是能帮助中?的唯一?家。
11～12月间，新中?抗美援朝引发了上下院连续的对华政策辩论。支持意见强调联合?的性质及其在?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让新中?进入联合?有益于其运转，有益于维护世界和平。塞缪尔认为，问题在于联合?是“反共?家的联盟”还是“人类的议院”?如果苏联现在正式退出联合?而新中?又被拒之门外，这将是对世界的极端危害。西尔弗曼认为，某些人的潜意识中仍然将联合?当成是冷战的武器或扩散民主的工具，建立联合?是为了维护和平，防止意识形态、政治观念、政治体制、?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危害世界与人类文明。尽管中?是共产党政权，原则上它也应加入联合?，如果苏联退出联合?将是人类文明的倒退。支持意见肯定中?政府作为联合?及安理会成员的资格，?民党政权已经丧失资格。西尔弗曼认为，“基本的事实是，联合?是力量的代表与反映，当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被排斥在外时，联合?是不完整的，缺乏权威的”。塞缪尔认为，“联合?宪章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世界人民的代表’，蒋政权的代表连这第一句话都不够格，除事实上占据台湾外没有任何法律地位”。帕吉特认为，英?应该以更坚决的态度明确台湾当局不能再在联合?或安理会拥有代表，这是和平解决远东问题的先决条件。事实是中?已经发生了政权转换，台湾应该交还给新中?。支持意见主张，不能无条件地与美?合作，美?也应考虑英?公众的感受。西尔金表示，英?政府应该要有勇气，不必害怕与美?意见不一致，必要时要和对手握手言欢。斯坦斯盖特称，美?必须考虑英?公众的意见，必须把英联邦也当成一个压力集团，同美?合作的条件应该是公正对待中?。支持意见还强调苏联帮助新中?进入联合?并不真诚，因为这不利于新中?成为其卫星?。鲍尔称，苏联不想让新中?参加联合?，希望通过排斥新中?使其长久保持对西方的怨恨。如果继续让苏联有机可乘实在是愚蠢之至。这种想法在英?决策层颇为普遍，是英?推动新中?进入联合?及安理会的重要原因之一。 反对意见则批评英?外交政策没有与美?和其他盟?保持一致。纳丁回顾了英?外交传统：与美?一致、与英联邦成员?一致、与西欧一致。他批评了外交大臣近五年来的外交政策，使英?在这三大集团中丧失了领导地位，并将其归咎于外交大臣的三大情结：在面对?内本党与反对党的批评时的“优越情结”、在处理英美关系时的“自卑情结”、在处理欧洲事务时的“孤立情结”。同美?的公开分歧尤其引起反对党议员的不满。麦克莱恩表示，朝鲜战争对联合?是一场考验，是对集体安全理论的考验，“如果敌人知道我们不会开战，如果他们怀疑我们和盟友意见分歧，他们将利用这一事实，从中获取最大好处”。反对党领袖索尔兹伯里强调英美统一战线是避免战争的根本，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早该与美?合作，承认新中?的联合?席位从长远看并不值得，将破坏英美的合作关系。反对意见还强调新中?卷入朝鲜战争违反联合?宪章，此时让新中?加入联合?会被视为对侵略行为的妥协与让步。艾登认为，不能邀请一个在?际事务领域犯了“毫无借口与不可原谅”行为的?家一起来维持世界和平与秩序。
自新中?抗美援朝后，英?外交官员更频繁地出席议院辩论。11月29日，贝文在议院发言说，影响亚洲人生活的是新亚洲的崛起，英?外交代表在北京与中?领导人保持接触是有价值的。虽然目前并不清楚中?入朝参战的动因，如果有在?际组织中相互交换意见与看法的机会，或许就不会有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出席议院辩论的外交副大臣戴维斯也表示，当一个?家是?际组织的合法成员时，我们不能根据其行为来判断谁该来代表它。中?的真正代表应该在联合?拥有席位，以便于协商、谈判。目前应该缓解?际紧张局势，保存自由世界的民主生活方式。
综观英?议院辩论，中?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反对派的声音有所加强，但支持新中?进入联合?的主张仍然占上风。
英?议院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显示出英?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交的影响。传统的均势观念使英?主张以?际组织协调?际关系。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即成为?际联盟的发起?之一。且英?受两次世界大战之害，通过?际组织的协调以保障集体安全在英?政界已达成共识。英?人认为，联合?是由独立主权?家组成的?际政治组织，各?有自身利益与传统，不能强迫一个主权?家违背其意愿行事。作为世界议会政治之母，英?富有长期议会政治的经验与传统，这也使他们倾向于将英?政治经验投射到?际事务中，将联合?视为“人类的议院”而不是“反共?家的联盟”，希望新中?到世界上发出声音。在他们看来，利益争端从战场移向会场，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这样的场合不应该排斥任何?家。在冷战加剧时，联合?已经成为不同阵营?家唯一接触的机会，这样的场合不能缺少新中?。
利益集团与公共舆论是西方?家影响外交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英?利益集团在对华外交方面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党左翼与商业集团。
工党左翼主要指工党内持激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大学教授、记者为主，一部分人也活跃在议会。他们经常在《新政治家》、《经济学家》、《当代社会主义者》等报刊上著文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比如，拉斯基曾认为工党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英?的社会主义实验将在罗斯福新政停止的地方起步。1947年4月，一本《向左转》的小册子出版，主要作者是工党议员，宣传“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自工党执政后，一些党内左翼政治家及知识分子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主张英?外交“向左转”，走“第三条道路”，组建美苏之外的“第三势力”。1948年1月是英?对外政策的分水岭。1月初，英?工党还打算与法?社会党共同组织“世界第三方面的势力”，以促进美苏和好。1月22日，贝文宣布建立西欧联盟，与东欧集团抗衡，向“杜鲁门主义”靠拢。英?的转向令当时主张中?外交追随英?走“第三条道路”的中?自由知识分子发出哀号：“实在太令人悲愤，太令人悲愤呵!”
美?一度对英?的内政外交调整十分敏感，对英??内出现的社会主义宣传十分不安。在美?看来，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援助不能用于英?的社会主义试验，社会主义政府领导下的英?成为冷战伙伴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政治学者就注意到英?工党左翼对于英?外交的影响，将英?工党左翼视为“苏联的政治同情者”，“对苏联的温和态度已经深入到政治潜意识，一般的社会科学家难以揣测”。
与此同时，英??内没有出现像麦卡锡主义的反共狂潮，对新中?抱有一定的同情。前卫生部大臣比万曾说：“绝大多数英?工人如出身在中?的话，也会成为共产党”。基尔特社会主义者科尔说：“如果英?被美?人拖下水同中?作战，我将站在中?一边。”一些英?左翼人士、和平主义者坚决反对美?敌视中?的态度，1951年1月成立的“中?和平委员会”反对美?的强权外交，反对将战火引向中?。他们提出五项呼吁，其中第二项是“英?应该联合英联邦成员?和其他联合?成员?，坚持允许中?进入安理会”。该会在全英各地建立分会，在1951年1～3月间举行了200多次集会。
商业集团则从功利性的角度鼓吹对华友好。英?重商主义的传统和岛?的现实使得其从事海外贸易、拓展海外市场的愿望十分强烈。中?抗日战争时期，美?对华贸易大大超过英?。英?力图重新恢复战前的对华贸易份额，对?民党政府把生意交给美商经营、拖欠英方贷款等均表示不满。与美?在华投资主要在贸易领域不同，英?除3000万英镑的对华贷款外，还拥有3亿英镑的固定资产与对华投资。在英?看来，即使共产党人掌握了政权，为实现工业化也不得不发展对外贸易，在远洋贸易中将借重英?。这一切使英?商界希望承认新中?，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英?商界的代表是成立于1889年的中华会社，他们强调英?在华的经济利益，早在1948年就建议与中?共产党解放的区域打交道。1950年8月该会主席走访外交部，抗议美?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会使新中?敌视英?。即使在朝鲜战争中，该会仍设法往中?运送非禁运物资。中英两?外交接触一度停止后，该会仍设法通过东欧同中?做生意。
上述利益集团对英?公众关于中?的看法的影响与美?援蒋集团相似，但方向相反。根据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1950年6月中旬，美?公众同意新中?加人联合?的只占11％，反对者占58％，不知道者占31％。1951年2月，英?公众支持者占40％，反对者占35％，不知道者占25％。到1954年6～7月间，美?支持者占7％，反对者占78％，不知道者占15％。而英?公众支持者61％，反对者20％，不知道者19％。显然，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美?公众的反华情绪空前高涨，而英?公众已经有半数以上的人同意新中?加入联合?。主持民意测验的盖洛普也对结果感到惊讶，因该项测验已在英美两?作抽样调查近20年，但从来没有一个问题像新中?恢复联合?席位这样引起争议，两?人民的想法完全不同。
总之，英?在中?联合?席位问题上的态度，是新中?成立后英?对华政策的一个缩影，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政治文化传统、外交战略以及英?对中?革命及新政权的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政治中温和的社会主义色彩使其对所谓的“共产?家”持温和态度。正是有这样的民意基础，即使保守党执政(因为有反对党声音的存在)，英?也难以成为美?政策的忠实追随者。随着冷战的升级，朝鲜战争的爆发，联合?席位问题复杂化。美?日益强硬的态度及英?在西欧防务问题上对美?的依赖，使英?违心屈服于美?的压力，但在某种程度上英?仍是打破冷战阵营的潜在力量之一。1953～1954年间，工党议员在议院重提赞成新中?加入联合?一事。1954年6月，中英达成互派代办的协议。自1961年起，英?重新开始投票支持新中?进人联合?。
[责任编辑：叶张瑜 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