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十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成果，其研究热点集中在传播环境、主体、内容、途径、区域等层面，当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低水平的重复现象也较为明显。究其原因，研究者多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对史料发掘、解读和运用不够。因此，史学家的大量参与，运用治史方法，必将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新天地。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综述；史学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21-05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备思想理论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从“源”上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无法绕开的学术命题。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始终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有关资料与研究成果异常丰富。对此，田子渝教授在2001年指出，近十年来，随着学界不断拓展视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无论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1]。已有不少学者撰写过不同时段的研究综述，如李军林[2] ；陈云云、焦绍鑫[3]等人的研究。当然，在此基础上，还有必要对2001年以来的近十年学界研究状况进行梳理。
一、近十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要研究热点
依据新史料，采用新视角，十年来，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问题展开了全面的研究，涉及方方面面，一些传统的观点被重新审视。总结归纳，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社会环境
传统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能在贫穷落后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原因是当时救亡图存成为时代要求。在救亡图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情况下，革命或激进的理论更容易被接受与传播，不少学者持此观点。如汪晖[4]，用“救亡图存”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是有一定说服力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原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需要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深层次的探究。令人欣慰的是，不少研究成果开始突破已有的解释框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其它方面，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来展开深入分析[5]。
李军林从社会文化因素来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他认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生根发芽，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如传统大同理想、民本思想、经世致用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6]。
贺金莲的观点与李军林的看法类似，她指出，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得到迅速广泛传播，从社会文化因素来看，除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之外，中国当时面临的文化危机也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广泛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7]。
中国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影响甚为复杂。李方祥在其专著中，利用丰富史料，较系统地论述了近代文化演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内在关系[8]。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体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历来有“南陈北李”之说，学界的研究自然集中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其实，除了研究陈独秀[9]、李大钊[10]之外，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早期人物李汉俊[11]、李达[12]、毛泽东[13]、恽代英[14]等都有学者研究，甚至还有学者关注中国在外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上所起的作用，如在法国[15]、日本[16]的留学生。
不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在非常复杂的思想土壤上进行的，是在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传播的。因而早期传播主体应该是多元的，涉及清末官僚、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以及后来的无政府主义者等等。正如王刚所指出的，不管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但都对马克思主义作了选择性的传播，并且这种传播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一定影响，有时这种作用甚至不弱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17]。
傅绍昌指出辛亥革命爆发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虽然尚不成熟，但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打下了基础[18]。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中影响与作用，诸多学者都有类似的看法。如欧阳跃峰[19]、沈传亮[20]、李田贵、赵学琳[21]、陈明吾[22]等。
民粹主义作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此，聂长久认为民粹主义思潮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当然，民粹主义所含有的反智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错误思想则对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23]。如：张琳分析了无政府主义在当时中国流行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原因，认为无政府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其思想土壤之一，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4]。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内容及起始
毛泽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时间的认定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几乎成为定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毛泽东的表达只是一种形象说法。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包括社会组织进化论、资本主义经济论和社会主义运动论等，这些内容不可能齐头并进地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作为学说引入介绍到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潮而广泛传播的过程。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故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十分注重对唯物史观的传播，代表性人物就是李大钊。学界有关李大钊在传播唯物史观中作用可参见2007年康凤云、张艳国的研究综述[25]。近年来杨鹏、马婷婷指出20世纪初，唯物史观逐步移植到中国，李大钊、李达等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解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构建，在此背景下最终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发[26]。
社会进化论作为唯物史观的哲学根基，学界也多有研究。李波梳理了李大钊对进化论思想引入与传播的过程，阐释了进化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影响[27]。孙建华则进一步指出进化论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确立扫清了障碍、提供了思想前提[28]。
卫兴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梁启超、孙中山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先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面，李大钊也起了重要作用[29]。
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科学社会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传入中国。李大钊和陈独秀给予高度重视和热情宣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巨大贡献。学界目前主要的研究也是如此[30]。
此外，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的研究拓展了以上内容，如陈文联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31]、魏善玲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32]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无疑丰富和开拓了研究内容与视角。
(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及路径
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媒介及路径问题，近年来冯利花撰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渠道的研究综述》一文[33]，进行了十分简短的综述。笔者，在此基础上，略作叙述。
田子渝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途径问题，学界取得了共识，即从东、西、北三个方面传入中国。对此，彭继红在其专著中详细阐述了三种传入路径及其差异[34]。不过，对于何种路径才是最主要的，学界还有不同看法。田子渝认为在1923年前，这三个渠道中，日本是主渠道。国内持类似观点的学者很多，如吴汉全[35]、郑红娥、刘满飞[36]、刘晶芳[37]等。日本学者石川祯浩也认为“中共成立以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大部分是经日本人传进中国的。”[38]当然，也有学者表示反对，如朱成甲认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首先是由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而不是日本的“渠满而溢”，把日本的作用说成是首要的、唯一的、决定性的，则有点夸大其词[39]。对此，王素莉也有类似的看法[40]。
（五)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区域差异
随着研究的细化和深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重马克思主义在各地的早期传播研究。田子渝对马克思主义在武汉的早期传播有深入研究[41]，近期，田子渝还与周行进一步指出，武汉是继上海、北京之后的第三个主阵地，成就了李汉俊、董必武、恽代英、陈潭秋、刘仁静、林育南等一批中坚人物，产生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著述，特别是《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面世，彰显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高水平，是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第一份政治“宣言”[42]。
邓寿民则指出王右木为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第一人[43]。1918年，王右木从日本归国，受聘于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便以此为阵地，传播革命的火种，先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创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创办了《人声报》，有力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
凌燕萍提出李大钊的同学邱醒群是最早在贵州介绍马克思主义。1914年，邱醒群在贵阳法政学堂讲课时重点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最早在贵州传播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则是田君亮、李?元，他们1917年从日本归来后就开始在贵州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44]。
此外，哈尔滨[45]、东北[46]、浙江[47]、河南[48]、陕北[49]等地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也有人研究。这些研究进一步清晰地勾勒出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路径地图。
二、主要问题：史学家缺席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
纵观近十年国内相关研究，其成果之丰富，恐怕很少有其它分支能与之匹敌。然而这其中也存在着隐忧，即文章虽然很多，但研究者水平参差不齐，重复性劳动较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宏观性的分析多，实证性论述少。这是一个突出缺陷。不少研究者从固有的政策理论出发，把政治命题与学术命题混同，缺乏理论研究的深度，对具体问题的研究缺乏兴趣。
第二，专题化论述多，问题意识创新少。学界的研究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传播起始、传播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途径、产生影响等等。不可否认，专题性研究可以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但在专题研究中，如果忽略了问题的创新，专题研究往往很难有新意。
第三，通论性的论述多，专著性的研究少。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研究，现在大多还保持在教材性的论述之中，大同小异，也不够深入。
分析国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不足，笔者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历史学家参与还太少，几乎处于缺席状态。一直以来，活跃在这个领域的学者，基本上可为归两类：马克思主义哲学背景出身的哲学家，思想教育背景出身的法学家。虽然，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史专业知识背景的学者，但是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思维大多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中获得，与史学的研究套路还是有所区别。由此导致目前学界的研究，重宏观，轻实证，不注重对史料的解读与运用等等一系列诟病。
2001年，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出版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波澜，一些著名学者纷纷表达了自己看法，如湖北大学田子渝教授[50]、北京大学萧超然教授[51]、中国社科院杨奎松研究员[52]等等。石川祯浩的著作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原因在于他历时十年，搜集了中、日、俄等国大量文献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的对比分析，提出了一系列与中国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新见解。在其专著“后记”中，石川祯浩批评了中国学者不注重史料研究等问题。他指出：在中国，“不关心散落世界各地的第一手资料，疏于考究某一记述的出自的渊源，取于代之的是回忆录资料受到重视”；同时，常识性的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彻底的相互比较和对照的研究方法，在中国“极少被采用”。虽然石川祯浩有些见解是值得商榷，但他对中国学界的批评，应该是切中要害的。
历史学家的进入，应该会让当前的研究状况有所改观。发掘史料，考辨史料，这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如果史学家能完成这些工作，只要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凭着他们对史料的把握，应该不难取得较好的效果；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以史学工作的独特视角，还有助于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开拓一些新的研究领域。
令人欣慰的是，也许受国外研究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从史学角度，注重文本考证，来展开史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不仅出现一些论文，如张琳[53]、陈明吾[54]等人的研究，而且还出现了一些研究专著，如王东等的合著[55]，吴汉全[56]专著等。
三、结语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的成果可谓异常丰富，在相关领域都有突破，一些研究极具学术价值。不过，稍感遗憾的是研究者多为哲学或政治学领域的学者，也许囿于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对史料的发掘、解读和运用还不够，存在一些重复研究现象。
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研究中，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加入，运用治史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采取实证性分析，真正做到学术性和政治性的统一，真正做到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如此，必将开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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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何成学
Studies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bsence of Historian
――Focus on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in Recent Ten Years
LIANG Zhip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Abstract: In recent ten years, there are many research results about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which focused on the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subject, content, approach and region, etc.. Just because most researchers are philosophers and politicians who don’t interpret and apply historical materials comprehensively so that some of the results have higher academic value while some are at lower level. Thus, definitely the historians are needed to participate in such research with methodology of historical studies to create a new situation for the research of Marxism communication history.
Key words: Marxism, China, earl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ummary, historiograp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