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东北地区；直銎铜斧；演变；分区；源流 【摘 要】东北地区直銎铜斧分布地域广泛，形式多样，本文对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形制演变、区域特征、文化性质进行了讨论。以此为基础，通过东北诸区之间以及与中原地区、内蒙古长城地带、朝鲜半岛和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之间的比较及相互关系的分析，对其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探讨。
此前，笔者曾对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类型与分期进行过讨论[1]，本文承接前文，从演变、分区及源流等方面对东北地区直銎铜斧再作进一步探讨。
一、形制演变
通过对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型式划分，可以从中把握其在形制演变方面的一些规律，而其斧身及刃部的变化无疑是最为显著的，以下对各型式直銎铜斧的形制演变逐一进行分析。
A型斧身梯形或近似长方形。其演变趋势为：刃部由平直到微弧，逐渐弧度变大，外弧较为明显。早期的斧身两侧竖直，整体看起来更近似方形，逐渐变为两侧内收至微凹，发展到后来两侧内凹渐显，以至近刃端外展微呈束腰。其整体有变长的趋势。早期的斧身未出现穿孔，后期有的斧身偏上开始出现穿孔。纹饰主要为凸弦纹，也有极少的三角纹、方格纹等，逐渐变得简化，器表多素面无纹。
B型斧刃宽大，外弧明显。其演变趋势为：刃部由微弧到弧刃稍大，逐渐弧刃宽大，外弧更为显著，以后宽大的弧刃成为普遍形制。斧身亦由两侧微凹到内凹显著呈束腰，逐渐束腰较为显著并成为普遍形制。纹饰除凸弦纹外，还有三角纹、网格纹等几何纹。
C型斧为钩刃，刃部变化由外展、两侧出尖角向上微翘到刃角上卷，晚段有的刃部两端外卷较大呈倒钩状，弧刃宽大锐利。斧身两侧由竖直到微凹，逐渐内凹显著呈束腰，有的斧身上部较直，下部内凹外展。纹饰基本上为凸弦纹、网格纹。有的斧身上有对穿孔。
D型斧弧刃圆钝，銎部铸有宽凸棱；斧身粗短，上无穿孔。斧身总体有变短的趋势。
E型斧似钺形，刃部宽大呈半圆形，逐渐刃两端宽大上翘，宽度几乎与銎口相等或稍宽。早期斧身一侧较直或斜直，逐渐发展成两侧内凹渐显。纹饰主要为网格纹。
综合以上演变特点可以看出，五型铜斧存在着大致相似的变化趋势，即刃部逐渐变得宽大，弧刃愈加突出；斧身两侧逐渐内凹，束腰显著；早期基本素面或饰凸弦纹，逐渐出现三角纹、网格纹等纹饰，后又有简化的趋势。这些大体相近的演变特点或许反映出东北这一大的文化区域内不同文化所有者们一种趋同的地域特质文化。
二、区域特点
东北地区直銎铜斧分布地域广泛，在不同区域内存在着形态上的差别，反映出其地域性特点。根据东北地区青铜时代已有的考古学文化分区、直銎铜斧的形态特征及分布地域方面的差异，将其划分为辽西、辽东和吉长三个区。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地区虽也有直銎铜斧发现，但数量较少，尚不具备系统研究的条件，故仅作为文化影响所及的范围考虑，不另作分区。
1、辽西地区
该区是指下辽河以西，包括北到内蒙古东部的西拉木伦河，南达河北北部的拒马河，西至张家口、宣化一带，东抵医巫闾山。主要发现的铜斧有Ab型及AaⅠ、AaⅡ、AaⅢ、BaⅠ、BaⅡ、BaⅢ、BbⅠ、BbⅡ、BbⅢ、BbⅣ、BcⅠ、CⅠ、CⅡ、CⅢ、CⅣ式等型式，且数量最多。其中Ab型及AaⅠ、AaⅡ、AaⅢ、BaⅠ、BaⅡ、BaⅢ、BbⅠ、CⅠ、CⅡ、CⅢ、CⅣ式等型式斧为其它区域所不见，可认为是直銎铜斧在该地区的地域性特征。
该区直銎铜斧主要出土于墓葬和窖藏，分布上前者多见于努鲁儿虎山以西，后者则主要见于努鲁儿虎山以东。两种埋藏方式中以墓葬为主，而墓葬中又以石椁墓居多，此外还有少量的土坑竖穴墓。伴出的青铜器中，短剑、刀、镞、凿与直銎铜斧形成主要器类组合。此外，某些含直銎铜斧的大型石椁墓中出土典型的中原式青铜礼器，有研究者主张“将其看作是一种战利品或财富的炫耀” [2]。
绥中冯家窖藏[3]与直銎铜斧共出的环首刀、管銎斧和銎内戈等属典型的北方系青铜器，所出铜斧两侧竖直或微凹，弧刃较平或微外展，素面，形态相对原始。
第一至第三阶段努鲁儿虎山以西地区分布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分为龙头山和南山根两个类型[4]。辽西第一阶段的直銎铜斧形态较为原始，纹饰简单，均出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早期遗存的龙头山类型中。西周中期前后在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建平水泉地区出土的直銎铜斧，虽然数量较少，但在形态特征方面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斧身两侧外展，弧刃两端出尖角或刃角上卷成钩状，较前一阶段已有明显的不同。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夏家店上层文化发展到了鼎盛阶段，作为其青铜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直銎铜斧，在该阶段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种类上，都较以前阶段明显增多。约至春秋中晚期前后，夏家店上层文化消失，作为文化内涵之一的直銎铜斧亦开始衰落。
辽西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在努鲁儿虎山以东大小凌河流域新兴的是以曲刃青铜短剑为重要特征的凌河文化[5]。锦西乌金塘墓[6]、朝阳十二台营子墓[7]即属于该期凌河文化的遗存。凌河文化在铜器、陶器以及埋葬习俗等方面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别明显。其所出的直銎铜斧数量较少，通常一座墓内出土一件，斧身形制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形式相近。不同点主要在于纹饰方面，凌河文化斧身上半部表面皆铸以三角形等几何纹饰，而夏家店上层文化同类型斧器表多素面。凌源三官甸子墓[8]出土的两件铜斧则属于凌河文化晚期遗物，该期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有研究者注意到，凌河文化晚期仍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其较高级别的贵族墓中还出有中原式的青铜容器[9]。
凌源五道河子墓[10]是辽西地区战国早期偏晚的考古遗存，有研究者从其特殊的葬俗及出土遗物成分构成分析，认为这批遗存不宜归属辽西及其邻近地区目前所知的考古学文化[11]。五道河子墓所出的直銎铜斧形制上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某些同类型斧十分接近，可能是受后者影响的结果。
2、辽东地区
该区大体指下辽河以东以至鸭绿江流域，北面可到东辽河流域，南达辽东半岛南端沿海一带。主要发现的铜斧有BbⅡ、BbⅢ、BbⅣ、BbⅤ、BcⅡ、DⅠ、DⅡ、DⅣ、DⅤ式等，且出土数量较多。其中DⅠ、DⅡ、DⅣ、DⅤ式斧具有本区特色，为东北其它区域所不见，而A、C、E型则不见于该区。
该区最早的直銎铜斧出现在第三阶段，以墓葬出土为主，而墓葬中以石棺墓居多，此外还有极少量的石椁墓。该区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的铜斧均出在含东北系青铜短剑的文化遗存中，组成了以东北系青铜短剑为中心的短剑、铜斧、矛的组合形式。辽东地区直銎铜斧的总体特征是：刃口明显大于銎口，且弧度显著；刃部侧视为对称的斜面；所饰纹饰多为凸弦纹、凸线三角纹、网纹等几何纹，早期则素面无纹。
该区较晚阶段的直銎铜斧均出在战国中晚期辽东半岛南端旅大地区的晚期青铜文化遗存中，如新金双房[12]等。双房类型遗存所出为窄身弦纹斧，束腰，宽弧刃，长身有数道凸弦纹，伴存的青铜器多见青铜短剑和凿的组合，随葬陶器以饰口唇状附耳的钵口垂腹壶为代表。该阶段墓葬流行石棺、石盖和石棚，流行火葬，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向复杂化的变革[13]。
3、吉长地区
该区大体以第二松花江流域为中心，包括东辽河以东至牡丹江上游之间，北限约到德惠，南达辉发河流域一带。主要发现有BcⅢ、
CⅥ、DⅢ、DⅥ式及E型等，出土数量较少，其中以DⅢ、DⅥ式及E型斧最具本区特色，为其它区域所不见，而A型斧则不见于该区。
西团山文化是东北地区最早被确认的战国以前的青铜文化，分为吉林、长春两个亚区[14]。吉长地区发现的直銎铜斧大都出在西团山文化的遗存中，其墓葬多为石棺葬，有的设置随葬器物的副棺。这类墓葬所出的青铜器种类中，曲刃矛、网纹扇面斧、穿孔连柄刀等具有本地特色。该文化的铜斧一般比夏家店上层文化和辽东青铜短剑文化中的铜斧斧身短，刃较宽，斧身腰较粗，纹饰一般更加简单，大部分为网格纹或素面无纹。
三、源流探讨
商末周初直銎铜斧在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三个区域内的铜斧各具地方特征，存在形态上的差异，且为不同的人群所拥有，所以其谱系与渊源问题就变得十分复杂。关于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渊源问题，以往的研究者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产生于辽东地区[15]，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起源于黄河流域[16]。本文认为，东北地区的直銎铜斧分布地域广泛，形式多样，只有进行各区域、各型式的全面对比和整合研究，才能得出合乎客观规律的认识，在这里拟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讨论。
1、 与中原地区的关系
从中国各地区直銎铜斧产生的年代来看，中原地区出现的时间最早，在二里岗商代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东北地区则最早出现于商代晚期冯家村铜器窖藏中。从年代上看，中原地区出土的直銎铜斧早于东北地区，然而，两地铜斧在形制、纹饰以及制作工艺上却有着明显的不同，如冯家窖藏斧身宽厚、弧刃稍钝与中原地区出土者明显不同，銎口外沿饰凸弦纹，而不见中原地区的十字纹、倒三角纹；并且东北地区早期铜斧的形制、铸工表现出了更多的原始性等。尽管目前在东北尚没有发现年代早于中原地区的直銎铜斧，但从类型学角度很难设想东北早期直銎铜斧是源于中原地区，而其在整体上的原始性正表明了它应有独立的起源。
中原二里岗时期以后出现了斧身一侧带环耳的直銎铜斧，如安阳商墓[17]，而东北商代晚期以后却未见到这种形制。此外，东北辽西、吉长地区还出现了刃角上翘或上卷呈钩状的C型斧，在中原地区同样未有发现。中原二里岗时期以后的直銎铜斧新出现了饕餮纹、十字纹等纹饰，这在东北地区直銎铜斧中均未发现。而东北地区直銎铜斧斧身上的菱形网格纹、曲尺形等几何纹饰也未见于中原地区。另外，从出土数量上看，东北地区也多于中原。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直銎铜斧差异较大，区别明显，应有各自独立的起源和发展过程。说明这一点，并不是否认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文化间的联系与交流。东北辽西地区与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高度发达的中原青铜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反映在作为文化内涵之一的青铜斧上，在东北地区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接受了中原地区直銎铜斧的某些影响，如中原地区的铸造风格可能被东北地区所借鉴和吸收，并加以改造，形成自身特点。夏家店上层文化龙头山遗址M1∶6[18]、小黑石沟M8501[19]出土的铜斧饰倒三角纹，无疑受到了中原地区倒三角纹的影响。
2、东北诸区之间的关系
就东北诸区之间直銎铜斧的关系来看，辽东地区最早出现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20]，这应该是直銎铜斧在辽东地区可以追溯到的最早线索。而根据前面的分析，辽西地区直銎铜斧产生的年代要早于二道河子墓，从类型学角度考察，说二道河子墓所出直銎铜斧的产生年代晚到春秋中期是完全可能的。二道河子BbⅡ式、西丰忠厚屯[21]BbⅣ式等，其斧身两侧内凹显著呈束腰，弧刃宽大锐利，在形制、铸工上都较辽西早期铜斧表现出了更多的成熟因素，显然这种铜斧之前应有一段发展过程，但辽东地区迄今未能发现更早的出土者。从形制上看，辽西、辽东地区均出有斧身束腰、弧刃宽大的BbⅡ、BbⅢ式，但较之于辽西，辽东不但形式单一，而且数量较少。综合分析，辽东地区直銎铜斧的产生就只有接受外来因素而形成这一种可能，而这种外来因素的始源只能是辽西地区。另外，辽东地区还出土了一种斧身粗短、弧刃圆钝的铜斧（DⅠ-Ⅴ式），形态略显原始。该类斧不见于辽西，但在吉长地区却有发现（DⅢ、DⅥ式），当有其自身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为具有地域特点的铜斧形态。
吉长地区直銎铜斧产生的年代较之于辽西、辽东地区更晚，最早的吉林狼头山M101:13[22]、磐石小西山M4[23]等的BcⅢ式，年代已是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斧身整体似钺、刃部较宽呈半圆形的E型不见于辽西、辽东地区，应是吉长地区独创的具有该区特点的形态。至于吉长地区所出的斧身两侧内凹显著、刃部外卷、弧刃宽大锐利的CⅥ式，与辽西同类斧形制相似；而斧身粗短、弧刃圆钝的DⅢ、DⅥ式则与辽东同类斧形制相近，应是分别受辽西、辽东地区影响并融入本地特点的产物。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东北地区的A、B、C型直銎铜斧最早产生于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小凌河流域为中心的辽西地区。此后向东影响到辽东地区，向北影响到吉长地区，并流布于夏家店上层文化分布区之一的河北北部山地一带。D型是辽东地区具有地域特点的铜斧形态，北面影响到吉长地区。E型是吉长地区独创的具有本区特点的铜斧形态。
3、 与内蒙古长城地带的关系
内蒙古长城地带出土的直銎铜斧数量较少，且均出土于鄂尔多斯地区，年代跨度约当商代晚期至战国时期，当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24]。铜斧形制有以下几种：① E?221为双耳铜斧，年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这是目前所知内蒙古长城地带年代最早的铜斧。这种斧身两侧带有环耳的铜斧，不见于东北地区，但类似形制在河南灵宝[25]、北京昌平白浮[26]等地却有发现，只是均为单耳，可能为双耳铜斧的简化。从其带耳的形制特点来看，应和中原地区所出的同类器有关。② E?222、225、226，耳部消失，器身出现钉孔，其中E?222与小黑石沟M8501 AbⅡ式形制相近，仅斧身略长。E?225、226与龙头山M1∶6、千斤营子AaⅡ式形制相近，只是两者之间纹饰不同。E?225斧身上的折线纹，是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典型装饰花纹。③ E?223，斧身两侧微凹，近刃端外展，形制与冯家村BbⅠ式相近，惟其刃角两端较为圆钝。④ E?227，斧身长条形，正面有钉孔，与东北Bb型形制相近。⑤ E?228，斧身略呈梯形，弧刃，其形制亦与辽西Aa型斧相近。此外，E?229斧身长条形，圆角三角形銎口，正面有钉孔，背面銎下露?，形制较为特殊，不见于东北地区，但在西伯利亚地区却较为流行，反映了两地文化之间的交流关系。
东北地区与内蒙古长城地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辽西地区与鄂尔多斯地区青铜器之间的关系，而直銎铜斧即是这种关系的一种反映。总体而言，鄂尔多斯地区出土的铜斧数量较少，从其形制上看，分别反映了与中原地区、东北地区、西伯利亚地区铜斧之间的关系。其中所出的几件与东北地区直銎铜斧形制相近者，可能是受东北地区的影响或流入当地的。
4、 与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
在东北东部朝鲜半岛出土有大量的直銎铜斧，型式较为丰富。根据斧身形制，有研究者将其分为扇形、长方形、有肩、蛤刃四类 [27]。扇形铜斧发现于义州郡、美松里等地；斧身短小，两侧内凹显著，多为椭圆形銎，弧刃较为宽大，两端突出，有的上翘，整体与中国东北辽东、吉长地区的Bc、D型以及吉长地区的E型形制较为相近。长方形铜斧发现于弧山里、长寿院洞等地，斧身稍长，两侧内凹略呈长方形，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銎，弧刃，有的斧身饰十字形纹，形制与中国东北地区Ba、Bb型相近，惟其斧身较Ba型稍长。有肩铜斧发现于大谷里、顺安等地，斧身自銎口下内凹至斧身中上部外展形成肩部，肩部以下斜直，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銎口，銎口下有凸棱，直刃稍弧，形制与中国东北地区的斧差别明显。蛤刃铜斧发现于松山里、九凤里等地，斧身内凹外展形成斧的肩部，刃部宽大呈半圆形，整体与中国东北吉长地区的E型形制有些相似，但仍属于不同谱系。
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古代文化的交往由来已久，两地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渗透，甚至不排除人群的迁徙[28]。由此看来，朝鲜半岛所出的与东北辽东、吉长地区形制相近的扇形铜斧，是源自于辽东或吉长地区。长方形铜斧应是受到了东北辽西地区铜斧的影响并融入了本地特点。至于有肩铜斧和蛤刃铜斧，其独特的形制特点不见于东北地区，可能为朝鲜半岛具有地域特色的铜斧形态。
5、 与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之间的关系
在蒙古、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及远东地区也发现有直銎铜斧[29]，如贝加尔湖的白桦树岬、贝加尔斯基等地。其铜斧带双肩耳突，两突之间是横线带，带内有乳钉纹、折线纹，銎的横截面是扁六角形，这种形制与中国东北地区明显不同，有研究者认为其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安加拉式石斧演变而来[30]。舒米利哈墓地出土有带双耳的铜斧。有双耳或单耳、横截面作椭圆形或六边形銎的铜斧，不见于东北地区。米利河口文化所出的铜斧弧刃，长方形銎口，斧身长方形，两面有突起的眼睛纹、横直线纹、倒三角纹，斧身有穿孔，这种斧在安加拉河及叶尼塞河多见。从形制及纹饰来看，与中国中原地区商式斧相近，其年代晚于中原地区，推测可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或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石板墓文化萨扬图伊10号墓所出的铜斧，斧身长方形，方形銎，上端有一条凸棱，下有倒三角纹，形制与中国辽西地区Ab型接近。关于石板墓文化的年代还存在分歧，其与我国东北地区早期出有直銎铜斧的青铜文化的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总体而言，东西伯利亚欧亚草原森林地带普遍流行的带有双耳或单耳、圆形或六角形銎铜斧，及在安加拉河、叶尼塞河、勒拿河发现的长斧身不带耳、长方形銎口、纹饰有眼睛纹和三角纹的铜斧，与我国东北地区的直銎铜斧形制有别，来源不同，当属不同系统。
四、结 语
通过以上东北各区域间及与周邻地区铜斧的比较可以看出，直銎铜斧是中国东北地区青铜时代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器物，出现时间较早，出土数量众多，分布广泛，形式多样，前后接续，自成系统。根据其独特的区域特色以及与周邻地区青铜文化铜斧不属同一系统的事实，有理由将其划分为一个大的文化圈，即可称其为“东北直銎铜斧文化圈”。
东北地区直銎铜斧产生于商代晚期，自西周中期开始流行。各种类型斧的不同形态，反映出文化内涵的不同。商代晚期出现的直銎铜斧，很可能有其产生的祖型，这种铜斧至少到西周晚期又分成各具地方特征的不同流变体。尽管东北地区直銎铜斧是在本地区独立起源和发展起来的，但来自于周邻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因素的影响同样不能忽略。
战国早期偏晚阶段，直銎铜斧首先在辽西地区消失，其后不久，约当战国晚期至西汉初，最终在辽东、吉长地区也不见了。直銎铜斧的最终消亡，其根本原因在于冶铁术的传入。随着中原文化的渗透和燕秦势力的发展，以及铁器在东北地区的使用和推广，作为青铜工具的直銎铜斧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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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智勇：《东北地区直銎铜斧的类型与分期》，《文物春秋》2009年4期。
［2］［5］［9］［11］王立新：《辽西区夏至战国时期文化格局与经济形态的演进》，《考古学报》2004年3期。
［3］ 王云刚等：《绥中冯家发现商代窖藏铜器》，《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1期。
［4］［14］ 朱永刚：《东北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与文化区系》，《考古学报》1998年2期。
［6］ 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5期。
［7］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1期。
［8］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考古》1985年2期。
［1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凌源县五道河子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2期。
［12］ 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4期。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辽东地区青铜文化的新认识》，载《东北亚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7年。
［15］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载《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
［16］齐晓光：《夏家店上层文化空首青铜斧及相关问题》，载同［15］。
［17］《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编辑组编：《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1年。
［18］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龙头山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1年8期。
［19］赤峰市博物馆等：《宁城小黑石沟石椁墓调查清理报告》，《文物》1995年5期。
［20］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考古》1977年5期。
［21］裴跃军：《西丰和隆的两座石棺墓》，《辽海文物学刊》1986年创刊号。
［22］吉林市博物馆：《吉林市郊二道水库狼头山石棺墓发掘简报》，《北方文物》1989年4期。
［23］ 吉林省文物工作队：《吉林磐石吉昌小西山石棺墓》，《考古》1984年1期。
［24］ 田广金，郭素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文物出版社，1986年。
［25］ 杨育彬：《河南灵宝出土一批商代青铜器》，《考古》1979年1期。
［26］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昌平白浮西周木椁墓的新启示》，《考古》1976年4期。
［27］ 吴江原：《东北亚地域扇形铜斧的型式和时空间的样相》，《江原考古学报》第2号，2003年12月。
［28］ 王巍：《夏商周时期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西北部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及其相互关系》，载《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40周年纪念》，科学出版社，1993年。
［29］［30］冯恩学：《俄国东西伯利亚与远东考古》，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
〔责任编辑：张金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