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推翻了伊朗巴列维王朝 期刊｜《历史研究》 文章｜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 作者｜车效梅、王泽壮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
伊朗经济在伊斯兰革命爆发前有一个长达15年的高速增长时期，整个国家似乎要实现巴列维国王自诩的“世界第五强国”和“伟大的文明”的梦想。然而出乎意料的革命摧毁了现代化进程。
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通常被人说成是一场宗教革命，但有研究者指出，它实际上是一场以城市边缘人为主力的“蚁族”革命。有资料显示， 上世纪60年代初，伊朗的农村人口大约占80%，到1978年农村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48%，城市人口激增了28%，1971年到1976年的５年间，德黑兰移民净增270万。这些城市新移民，绝大多数沦为“蚁族”，他们一部分居住在自搭乱建的所谓“非法”住宅区，很少有稳定的工资收入；另一部分租屋而居，多位于德黑兰贫民窟。
这些移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部分移民来自伊朗其他城市，由于德黑兰是国家经济和政治中心，移居德黑兰能给自己和后代提供更好的职位、更多的权利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第二个群体主要来自小城市和城镇。尽管没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掌握一门技术能保证他们在首都维持中等阶层生活。这部分移民同第一个群体一样，期望德黑兰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因而把德黑兰当作移居的首选城市。然而，城市移民中的后一个群体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这些人只是为赚钱养家而进城找活干的群体，并非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迅速沦为“蚁族”。他们成为城市第三产业劳动力的后备力量，也是潜在的失业大军，是城市动荡的主要根源之一。
从移民前的佃农到如今的城市小商贩和苦力，他们的边缘性始终如一。尽管在某个时期他们的收入有所增长，但是边缘化境地却无法改变。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伊朗建筑业的迅猛发展使得部分贫穷移民受益，但从1976年开始，随着建筑业萎缩，他们的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由于缺乏相应的技能，他们一旦失业，生活就必然变得异常艰难。
面对这一新情况，伊朗政府不但不能为新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为了城市秩序政府还蛮横强行拆除违章建筑，当德黑兰的“蚁族”向高级官员请愿，遇到的是腐败、没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官员们对人们的要求没有任何回应。这些“蚁族”没有加入任何组织机构的机会，结果都被宗教协会吸收了，成为有组织的体制外力量。
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现代化的副产品，本应对现代化运动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事实却是他们最先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统治提出挑战；乌里玛（教士）阶层凭借自己的精神感召力和实际掌握的社会资源向巴列维王朝发起猛攻，进而与知识分子阶层联合起来，为革命运动提供意识形态，从而成为革命运动的领导者；而作为城市化后果之一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移民则满怀仇视社会的心理和宗教热情，他们构成了革命运动的先锋和主力军。
由于城市化导致传统社会利益平衡机制解体，新的利益平衡机制又尚未建立，结果经济高速增长不仅没有带来社会秩序稳定，相反，由快速城市化所造就的 “城市边缘群体”联合起来，最终颠覆了这个盛极一时的巴列维王朝。如钱乘旦指出，“伊朗现代化最大的失误在于：它是专制君主一个人的现代化”，“国王追求现代化，却使用专制统治的传统手段。
交通因素导致河南省会易地
期刊｜《当代中国史研究》
文章｜1954 年河南省会由汴迁郑的历史考察
作者｜谢晓鹏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
明清两代，河南省的省会一直在开封。1949 年5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仍定开封为省会。1954 年10 月，河南省会由开封迁至郑州。其背后主要是交通因素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原因。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向比利时借款修筑由卢沟桥经郑州至汉口的卢汉铁路，1906 年4 月，由卢汉铁路改称的京汉铁路全线通车。1908 年底，汴洛铁路也全线通车。后汴洛铁路又向东西延伸，改称陇海铁路。京汉、陇海铁路在郑州交会，使郑州由一个交通落后的中原小城一跃成为中国中部地区连接东西、沟通南北的重要交通枢纽。位置适中和交通便利不仅为郑州的崛起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而且成为河南省在选择省会新址时的重要参考因素。
相比之下，开封位于河南省的东部，地理上偏离河南省的中部。在历史上，开封虽为七朝古都，并长期作为河南省的省会，但是近代以来，随着郑州铁路交通枢纽地位的形成，开封交通的相对劣势便显示出来。加上开封地段黄河已成“悬河”，河床高出市区许多，黄河的安全隐患影响着开封的城市发展，开封在省会竞争中败下阵来。
项羽败在选错了地盘
期刊｜《史学集刊》
文章｜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
作者｜宋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秦末农民战争以项羽夺取关中而告终。之后项羽分封了十八路诸侯。按说，作为分蛋糕的人，项羽应当分给自己一块靠谱的好地方，可耐人寻味的是项羽竟挑了一个无论从经济上还是战略上都很尴尬的“破地方”，由此拉开了西楚霸王悲剧的序幕。首先，楚国所在的江淮地区虽然疆域辽阔，但是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经济上相比较落后，其次，项羽在楚国这块地方里选择了“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这块地方本是宋国故地，土地贫瘠、物产匮乏。墨子曾说“宋无长木”，“无雉兔狐狸”，属于穷乡僻壤，在战略上却是四战之地。
当楚汉战争爆发时，项羽经济实力相当薄弱，在兵力、给养等方面无法与汉军作持久抗衡。
项羽率军沿着黄河南岸的驰道西行，攻击荥阳、成皋，穿过豫西山区入关，虽然路程较近，可是这条通道，有重兵坚城，又有敖仓的屯粮供应，实在不易攻克。项羽在彭城之役打败汉军后挥师西进，其主力走的就是这条最短的捷径，但是受到了汉军的顽强阻击，当地的复杂地形又限制了优势兵力的展开，使楚军擅长的野战无法实施，只能在狭窄的正面缓慢推进，被迫进行一系列的攻坚战，遭受了巨大的伤亡和最终耗尽了有限的战略资源。
绿林好汉靠参与革命求回归社会
期刊｜《近代史研究》
文章｜从绿林首领到市长――清末民初革命中的李福林
作者｜何文平
（中山大学历史系）
清末民初，很多绿林好汉投身革命，实际上很多人都是想靠参与革命求回归社会，找到一种政治身份。如广州著名的绿林首领李福林，因为经常在珠江三角洲一带打家劫舍、掳人勒索，成为清政府打击的主要目标。1907 年，他逃亡南洋一带，在那里见到了孙文，并通过洪门关系加入了同盟会。
李福林说他见了孙文后“明白了革命宗旨以及明白了革命大义。满洲政府作死对头，悬红通缉我，以匪徒看待我，是荣誉而不是侮辱。”李福林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信服了孙的革命理论，我们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李福林从孙中山那里看到了某些希望。
清末广东盗匪渴求一种“政治性”的出路，“多不愿意干那半农半匪生活，希望有一天受政府的招抚，很乐意洗心革面在光天化日之下做过堂堂正正的人”。可是，清末以来广东地方政府一直推行严厉的清乡政策，迫得他们东躲西藏，甚至出洋渡海。盗匪除了仇恨官府外，更多的是迷茫。
革命党人利用盗匪武力反清，同时也给这些地方武力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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