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中的传教士，似与我们成见中的传教士相去甚远。而“以实心行实事”，更可让一些当代的慈善机构脸红。 一 光绪初年，中国北方发生严重旱灾，此次旱灾从光绪二年(1876)持续到光绪五年(1879)，受灾地区以山西、河南、陕西、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北方五省为主，其他地区，北至辽宁、西至四川、南达苏皖，也均受波及。此次旱灾以1877年(丁丑年)和1878年(戊寅年)为灾情最高峰，故称“丁戊奇荒”。
此次旱灾时间持续过长，且旱灾也伴随着蝗灾，故而灾区各地农田均颗粒无收。饥饿之下，在春季，灾民们以树皮草根充饥，一些灾民甚至将各类树皮与麦糠、麦秆、谷草等，和着“死人之骨、骡马等骨碾细食之”。到了秋天，当树皮草根都绝迹时，一些灾民“取小石子磨粉，和面为食”，或“掘观音白泥以充饥”，“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摧，同出于尽”。
当一切能吞食的都被消耗殆尽后，最残酷的一幕开始出现。1877年入冬以后，各地灾区都普遍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据当时人记载，各灾区都曾出现过公开贩卖人肉的市场。常言说虎毒不食子，但在饥饿面前，竟然开始出现“食子”这样的凄惨事件。山西平阳府(今临汾)1878年正月就报告有食人案十余件，其中城内一案城外一案，都是妇女杀死自家幼童以取食。山西灾荒最为严重的地方是襄垣、潞城、屯留等县，据1878年4月11日的《申报》报道：“屯留县城外七村内饿死一万八百人，全家饿死六百二十六家。王家庄一人杀吃人肉，人见之，将他拉到社内，口袋中查出死人两(只)手。他说已吃了八个人，有一女年十二岁，活杀吃了。有一家常卖人肉火烧。又有一子，将他父亲杀了吃了。”
为了求生，各地灾区还开始出现贩卖妇女的现象。据郑观应记载：“单独在灵邱县，就有十万以上的妇女和孩童被出卖了。”而购买一名妇女，“有一二百钱者，有以一二饼易之者”。外国传教士在山西考察灾情的途中，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在山东青州的偏远山区，竟也有着妇女买卖市场，旅馆里住满了从南方地区，甚至有从海外南洋赶来购买妇女的男人。没人买的妇女则苦求人们无论如何都要把她们带走，即便什么也不给，因为这样总比饿死好得多。
“丁戊奇荒”达到了古代史书中所描述的“饿殍遍野，十室九空，赤地千里，活人相食”的惨烈程度，死亡人数达一千万之多。面对灾荒，众多在华西方传教士参与了赈济工作，其中尤以李提摩太功劳为巨。
二
李提摩太是英国浸礼会传教士，于1870年来华，初期在山东传教。大旱灾开始后，李提摩太即在山东主持赈济工作。1876年他写了很多信给他的朋友，介绍山东灾区的残酷情况。他的朋友将这些信翻译成中文，并命名为《西教士劝捐书》，发表在上海的《申报》上。在上海的西方人被李提摩太所描述的残酷灾情所震撼，决定成立“山东赈灾委员会”，向在上海的西方人进行募捐，募集到的银两则委托李提摩太发放。
此次灾荒以山西最重，“山西无处不旱”。1877年年底，李提摩太听闻山西灾情更为惨重之后，便带领两个仆人前往山西太原考察灾情。1878年1月，李提摩太只身带着一名仆人，从太原出发，深入山西南部重灾区考察灾情。这是一次极为危险的出行，在极度饥饿逼迫之下，灾区的灾民将过路人杀了吃掉的事件已是屡见不鲜，出行者纷纷武装自己，并结伴而行。李提摩太在2月3日的日记中记道：“今天只见到了七个人，都是男的。都携带着武器自卫，即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背着已经生锈的刀。”置身于灾区的李提摩太，每天都看到各种让人震撼的景象，以至于他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所见到的一切惨象，只是自己精神混乱所产生的胡思乱想。
考察完毕之后，李提摩太向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了三个建议：1.大规模向东北和粮价低的地方移民；2.启动公共工程，如修建铁路，这不仅能给灾民提供生计，且可以预防未来灾荒的发生；3.向没有受灾的省份征收赈灾税。但他的修路动议，被山西官员以修建铁路会导致外国人涌入，容易肇生祸端为由加以拒绝，而大规模迁移灾民在当时也基本不可能。此种情况下，李提摩太只能尽力募捐，以尽可能多地救助灾民。
随着旱情的加深，西方人于上海成立“中国赈灾基金委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募捐，而处于灾区第一线的李提摩太则给委员会提供具体建议。1878年3月，李提摩太记述山西灾荒情况的旅行日记在英国出版，引起了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英国一些要人成立了“救灾捐助基金”，为中国北方旱灾进行募捐。
在募集到资金之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即在灾荒第一线发放救济金。为：防止有人冒领救济金，李提摩太曾让领过钱的灾民在手上涂上墨水作为标识。但一些灾民竟然跑去把墨汁洗掉后再来领钱。由于灾民手上均肮脏不堪，“每当干干净净的手伸出来，我们就会怀疑这些人早已领过救济金，只不过用力把墨汁洗掉罢了。这样，我们只继续向剩下的那些依旧脏兮兮的手上发救济金。”
李提摩太后来设计了一个相对比较可靠的救济钱发放方式，即在发放救济钱之前，先去灾区调查，将最需要帮助的人的名字记下来，然后发给他们一张票证。到发放救济金的时候再凭票领取，如此避免了冒领的现象。发放救济金虽然相对比较便捷，但在赤地千里，无米可购的情况下，发放救济金仍然无法解决灾民饥馑。待交通条件得到改善，米粮能运输进入灾区之后，从事赈济工作的传教士即将现金发放方式改为直接发放赈灾米粮。
除直接发放赈灾款项救济灾民外，李提摩太还在山东建立孤儿院5处，每处可收留百余名孤儿，共收留孤儿有四百余名。“有某者在青州府属见此等幼孩，晚饭共计一百名，盖收养后分作数处居住也。时见佣人挑小米饭两桶来，各小孩俱环立桶旁谢天而食”。为了使这些孤儿长大后能独立谋生，李提摩太决定教授他们铁工、木工、丝绸，乃至制作绳索、地毯等手艺。李提摩太甚至想教给这些幼儿中的佼佼者新式西方技术，为此还订购了一些西方机械设备。
但收养众多小孩，开销颇大，“男女幼孩四百数十人每日饭食需钱十余千文，无法支持”。李提摩太曾计划将这批小孩送往上海，交给租界内的绅商领养。但山东本地一名巨绅却称，“洋人收养童男童女，不过欲取用其心肝与耳目而已”。迫于谣言的压力，李提摩太不得不将这些小孩分别送还至各自家乡，花钱请当地人代养，至于这批孩童未来命运如何，也不得而知。
在赈济过程中，由于李提摩太传教士的敏感身份，自然容易招致一些地方官员猜疑，并产生了一些波折。在山东昌乐，由于李提摩太优先赈济当地秀才，导致地方官便怀疑他在收买读书人，欲图煽动民众造反。故而在山东青州赈灾的过程中，当有妇女将李提摩太与当地官吏进行比较，并对官府不作为表示痛恨时李提摩太立刻离开青州，以免招致地方官员猜 忌。由于李提摩太救助灾民，在民众中广有威望，竟然曾有山东灾民两次找到李提摩太，请他带头造反，均被他加以拒绝。
虽然有着各类曲折波折，但李提摩太还是将赈济工作进行下去，仅在太原附近他就发放了救济金八万六千余两，赈济灾民四万余人。至灾荒结束后，山西平阳府的绅士立碑铭刻李提摩太等人的善举，更有一些得到救助的灾民派代表找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索要他们的照片，以便供在庙宇里表示感恩。
三
在“丁戊奇荒”中，传教士共计发放救济金约二十万两，所救济的灾民，依西方人士的说法有十万之多。与清政府在救荒中所发放的数千万两赈济银相比，传教士们募集并发放的救济金不过杯水车薪，但他们的救济工作却给当时之中国留下深刻印象。
在募集赈灾款项时，就款项的来源、数额、用途、余额、总数的更新等内容，在上海进行募捐的赈灾委员会均及时在《万国公报》《申报》等报纸上予以公布。在救济款项发放的各个环节中，也有专人负责记录，并及时在各大报纸上进行公布，而所有参与灾区赈济工作的传教士，一切费用均需自理。
在各灾区的传教士，均尽心尽力，专心于赈济工作，以至于《申报》评价道，西人办赈“不外以实心行实事而已”。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魏丁送赈银到山西时感染疫情而死，安葬他及购买墓地的钱也由教会所出，而不从赈灾银中开列。魏丁去世后，山西巡抚曾国荃曾欲赐抚恤金四百两，被李提摩太谢绝。
对比于传教士们在赈济工作中财务的透明公开、严格监督，清政府的一些官员则将办理赈济视作发财的好机会，“官则自肥营私，吏则中饱滋弊”。赈灾过程中可谓丑态百出，将赈灾钱财挪用克扣，或将应进行赈济的灾民遗漏，不该领取的却冒领等现象更是常态。
传教士所募集的资金虽然有限，但却被最大限度地利用。在灾区，传教士每次给灾民发放的救济金不多，如在山东每人每日发给钱20文，在直隶大体每人每日10文到20文不等，在山西每人每次给钱200文到800文不等。这些钱虽然只够饥民买一些最简单粗陋的食物充饥果腹，但是由于传教士赈济工作的持续性，使灾民能得到长期而稳定的救助，在漫长的旱灾中得以存活下来。此外，在灾区的选择上，传教士们常基于两点考虑，即选择因地理位置偏僻官府救助不能到达的地区和灾情特别严重的地区。
不仅在灾荒之中，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出力颇丰，救济生灵无数。在灾后，他们更积极为未来预防灾情而建言。李提摩太认为灾荒发展到如此惨烈之程度，和当时官员的救荒无能，民众科学知识的缺乏有关。李提摩太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官员和民众不努力抗灾救荒，却向各路神仙祈雨的荒唐之举，他指出：“儒家士人的傲慢，僧侣的懒散，道士与风水先生的迷信，是造成中国千万人走向死亡的真正的元凶。”
早在1876年7月，李提摩太在济南会见山东巡抚丁宝桢时，就将发生旱灾的原因归结为滥伐林木、滥用地力、农业知识落后等原因，并建议进行某些经济改革，以防止未来再次发生自然灾害。灾后李提摩太亲自翻译了《农学新法》一书，介绍了基本的农业化学知识。此外他还在山西为地方官员讲解科学知识和西方文明，以期影响他们去修建铁路、开掘矿藏、改善自然环境，避免灾荒再次发生。
借助于在“丁戊奇荒”中出色的赈济工作，在华传教士赢得了一大批中国信徒，并改善了传教士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李提摩太在山东青州赈灾一年，就有了七百多名信徒和一两千名热心宗教者。李提摩太也因其赈灾行动而名声大振，结识了当时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如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曾国荃、丁宝桢等。日后李提摩太能对中国政治发挥影响，成为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与他在此次赈灾行动中所获得的社会声望有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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