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活生生的、联系中的身体降格为机械的肉体，福柯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知识与真理得以生产的重要途径。也是权力控制并规训身体的主要方式。 [关键词]福柯；知识；权力；身体；肉体
[作者简介]欧阳灿灿，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广西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2)01－0168－05
披览已有的福柯身体政治思想(the politics of the body)研究，要么把福柯置于尼采以降的身体思想发展史中来考察其学理渊源与发展，要么将其与同时代其他学者如后马克思主义者并置比较其身体思想的特点，或分析其微观政治学中身体与空间的关系，或大量地将身体技术(techniques of the body)思想运用于具体的话语实践，或在论述权力与话语思想时分析其身体观。此类研究注意到了身体与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但并未细致分析此关系究竟如何产生及有何特点。笔者认为，福柯是从历时性与微观分析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的。福柯比较了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身体与知识关系。并从微观上考察了现代社会身体与知识、权力关系的生成方式及现代社会身体特点。对于现代社会知识为何针对身体并落实为身体实践以及知识如何体现为针对身体的权力的问题，福柯的回答是通过凝视与区分身体，把鲜活的、联系中的身体降格为机械的肉体。分析福柯理论视野中身体与知识及权力的共生关系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福柯在关系情境中研究身体的特点，而非仅仅是通常所认为的系谱学方法，而且能有效运用于具体的话语实践与文化研究案例分析。
一、身体与知识关系的历时性比较：从世界是身体体现性的到世界与身体的疏离
对福柯来说，知识产生的历史是身体与事物相分离的历史。在前现代社会，以身体及体验为摹本寻求事物间的相似性在西方文化中起着创建机制的作用，而在现代医学中，知识的生产则是辨别事物之间同与异、在远离身体体验与想象的基础上把鲜活的身体降格为肉体的过程。由于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变也意味着知识与身体关系的转变，在梳理现代知识生产与身体关系之前，我们先考察这一转变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古典社会的身体是联系性的、情境性的身体。此时，人们认识世界是通过人与物的交流进行的，身体体验的相似性是知识形成与再生产的方式。借助人与事物在空间上的邻近与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世界像链条一样被串联在一起。在形成知识的过程中，身体及其体验处于本源性位置，世界则是其摹本。福柯把这一关系网络的中心归纳为“人”，更具体而言是人的身体。福柯提出：“由于笔直站在宇宙的表面之间，他(人――引者注)就与天空联系起来了(他的脸之于他的身体，如同天空的面貌之于以太；他的脉搏在静脉中跳动，恰如星星按照自己的固定轨道循行在天空中；他头部的七个口子之于他的脸，如同七颗行星之于天空)；但是，他还是所有这些关系都要依靠的支点，所以我们又在人类动物与所居住的地球的类比中发现它们(它们的相似性丝毫无损)：他的肌肉是土块，他的骨头是岩石，他的血管是大河，他的膀胱是大海，他的七个主要器官是隐没在矿场深处的金属。人的身体总是一幅全图的可能的一半。”人以自己的身体与体验为出发点来解释并认识这个世界，身体与镜像化的世界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通过脸与身体的关系人们认识了天空与以太，经由跳动的脉搏人们认识了按照固定轨道运行的星星，而七颗行星与天空的关系犹如人脸上的七窍与脸的关系。通过这些类比，世界与人进行密切的交流，世界复制、反映了身体及其体验并形成人们对世界的知识。
福柯进一步指出，上述身体与世界的类比又可分为两种：认识事物同一性的交感与认识事物差异性的恶感。交感运用身体空间及身体体验的类比发现事物的同一性。比如，古典时期人们看到跳动的火苗总是不停得往上伸展，就认为火焰想亲近空气，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升入空气的目的和欲望：人们发现被火烧过的东西或燃尽的余灰总是干的，而空气总是湿润的，于是得出结论，火在燃烧过程中失去干燥性而获得湿润性，火就变成了湿润的空气。通过此类解释，人们认识了火，解释了空气的来源。并以自身的感性经验解释了火与空气之间的交流和转化。故福柯说，交感解释了世上物体如何运动和相互交流的，最遥远的事物也能相互接近。
交感使事物成为互相联系的体系和网络，恶感则使事物被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保持了差异性。如，古典时期的人们认为，“植物相互之间有仇恨……据说油橄榄和葡萄树都仇恨卷心菜；黄瓜逃离了油橄榄……由于它们借助于太阳的温暖和泥土的潮湿而生长的，所以，不可避免的是：任何粗壮的和不透明的树对其他植物都是有害的，拥有几条根的树也一样。”在解释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独立性时。所运用的也是身体的体验，事物相互排斥就如人们对其他人产生了恶感一样。在现代人看来可笑的这些解释中，却隐含了人们以身体体验为原点认识并解释世界的努力，也体现了意大利美学家维柯所称的前现代社会的诗性智慧。
世界是身体性的体现，知识产生于身体体验的类比，此时语言既是符号性的，也是身体性的。福柯强调古典时期语言的符号性特征，仍是为了突出与身体的相似性关联。符号是标明身体与世界相似性的记号体系，明确了认识事物的方式和途径，犹如藏宝的人在埋藏地点做了记号，日后就还能找到这个地方。记号是最可靠的办法，它确定了认识的形式(认识只能遵循相似性的路径)和认识的内容。抛开相似性直接面对事物是无意义的。在符号体系中，标明可见性的形式优于不可见物，因为符号指明了认识可见物的方式。以此逻辑组织起来的知识体系表明了以身体体验为基础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身体处在网络的中心。在福柯看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前现代社会的知识呈现为情感体验性的讽刺诗、符号、数字、晦涩的词和象形文字。
《堂?吉诃德》的出现则标志着进入了以辨明同一性与差异性为知识目标的现代理性时期。堂?吉诃德仍执着于对语言符号与事物之间相似性的信念，试图以“身体”、“激情”和“想象”为原点寻找语言与世界的相似性，但他最终发现，世界已完全不是他所认识的世界，他对词与物相似性的信念彻底破灭并遭人嘲笑，身体与事物的相似性关系终止。“(精神性的活动)不再在于使事物相互接近，不再在于着手追求可以展示事物内部某种亲缘性、吸引或者秘密地共享的本性的任何事情，而是相反，在于识别，即在于确立事物的本性，以及与一个系列的所有连续程度的关连的必然性。”以语言为形式的知识冷静客观地展现事物之间的同一性与差异性，并建立世界的理性秩序。激情与想象被剔除，一切事物和现象都被分类并纳入网络之中。语言与知识远离了身体体验变得透明与中立，事物与身体体验、语言与事物的相似性关系只存在于文学世界和疯人的大脑中。
当社会进入理性时期，知识生产不再以相似、 类推或仿效为基础，而是体现在以识别和区分身体为主的权力关系中，身体变成了被审查和研究的对象。一旦知识繁衍的原则仅表现为标示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知识与权力就产生了。因此，古典时期的“身体”与现代社会的“身体”有着显著差别。在古典时期，它是连接世界的中心点，是联系性的，而现代社会的“身体”则成了被知识所凝视与分割的肉体。
二、对知识与身体关系的微观分析：会说话的眼睛凝视身体、产生知识与权力
现代社会知识的形成，凝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知识是在审视的目光下形成的，比如医学知识中就贯穿着对身体进行的社会监控(权力)与医学监控(知识)。借助凝视，人们力图从芜杂的现象中辨明“什么在说话”和“说的是什么”，把身体纳入符号化的体系，建立一整套以对身体的把握和掌控为目的的知识，并影响人们的认知和实践。
首先，知识体现了针对身体的权力关系，表现在凝视对身体的空间化、秩序化区分上，有生命的身体被降格为与物体无异的客观物。在呈现复杂的病理、使不可见被表述为可见之物的过程中，以目视为主的解剖学至关重要。为了从空间角度确定疾病与生命的表述关系，身体被剖开，通过疾病空间与身体空间迭合。使原本不可见的病理呈现出来。疾病的空间序列与区域被精确地展现在视野中。医生除了运用目视了解病人的身体，还从历时性的角度来记录疾病的发展，目的是使深藏体内的东西浮出表面，成为一种可见的、有序的序列或网络。
对身体的凝视还表现在精神病学对个体身体的区分上。福柯指出，19世纪之前非理性与理性并非截然对立。相反，非理性的疯癫与理性构成了一种隐秘的互生关系。疯癫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是对人喜剧式的惩罚。疯癫所表现出来的自由想象与激情的一面也颇具吸引力，通过它表现对死亡和荒谬的嘲弄，借助疯癫来曲折地认识自我、反思现实。但从工业革命开始，对劳动身体的渴求不仅强化了对身体的生产能力的要求，还从整一性的理性主体的角度把理性升华为一种道德，疯癫与懒惰都被视为是可耻的，疯人被分离出来，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禁闭疯人的习俗。同时人们还以理性的目光审视疯癫，简化了其混杂的内在，单纯视为理性的对立面，试图把握其成因与结构，加以区分与命名。因此，在精神病学领域，在理性秩序的无形压力下，疯癫者与普通人、非理性与理性的交流被迫中止，身体受到了精神病学与医学的区分和命名(不正常的人、疯子、病人等)。
此外，知识体现为针对身体的权力关系，还表现为知识尤其是医学知识是一种无视个体身体的人文价值和意义，仅从器官的角度进行计算和分析的实证性科学。医学在明确疾病时，严格排除了身体体验的相似性比附和自由联想，从精确的计量和理性分析的角度规定了从症状到症候的转化程序。症状是疾病的呈现形式，是不可见的疾病的直接译写，而症候则是宣告性的和可预测的，处在理性的控制范围内。医师通过分析，把疾病的不确定性视为可分辨的确定性程度的总和，观察、分析每一个事实，再与其它事实比较，并在事实系列中找到其位置，以此将症状转化成症候，从而使疾病成为可度量和可控制的。这样，个体的存在就被转化成了一连串病理性事实；不仅在空间上确定疾病的区域与序列，还从时间的角度把疾病整合进已知的知识体系；对个体的认识从身体性的感知变成对病理的推测和分析，变成对某一知识序列和疾病空间发展之迭合性的感知。
临床医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典型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即把未知的事物转变成可由理性把握的视觉性与空间性知识。这也是福柯认为临床医学知识具有语言式的结构的原因。所谓语言式的结构，是指对疾病的呈现和描述是辨别事物同一性与差异性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在分解单元性事实的基础上，每一事实单元既具有与其他事实相异的独立性，又整体构成一个彼此联系的网络系统，如现代语言符号既具有同一性又彼此不同从而形成了语言体系一样。因此，福柯说在临床医学的方法和规范之上有一只会说话的眼睛。
在医学的凝视中，病人转变为疾病，再转变为可陈述物，活生生的个体彻底消失，这导致两个后果。一是医生凝视的目光穿越并渗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医学空间与社会空间相重合，人们开始想象医生的无所不在，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凝视的要求调整并规范自己的身体实践；二是医学凝视忽略了人的整体存在状态，把身体进行分割，把病人看成疾病，这对个体存在而言，无疑是极大的贬抑。医学知识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伴随并体现了对身体的权力关系，否则医学体系就无法成立。
总起来看，临床医学知识把未知的疾病转变成可见的和可把握的症候，以审视的目光测量身体，把人整体性的存在降格为无生命与情感的肉体，降格为空间化的器官组合，把生命存在缩减为语言结构式的病理概念。在把疾病纳入一种知识体系中时，也过滤掉了对病人的人文价值方面的关怀。
三、现代社会身体的特点：与知识和权力共生的、被分裂的“肉体”
无论是福柯从历时性角度分析身体与知识关系的转变，还是对现代临床医学中知识生产方式的微观分析(对身体进行语言结构式分析)，身体都是情境性的，被考察的不仅是物质性身体，也是文化性的身体。福柯对前现代社会的分析，从身体与世界的关系网络人手，而对现代社会中身体特点的考察，也突出了区分、命名身体的“语言式的结构”这一关系网络。福柯对身体研究最突出的贡献是，其明确了身体并非与其他物体无异的实体，而是文化性的，联系着丰富复杂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话语。较之于古典社会，身体在现代社会发生了改变，那么它究竟有什么新特点?身体在新的关系网络中又处于什么位置?
随着现代知识的持续再生产与理性主体的形成，人的身体也从“身体”降格到了“肉体”。不仅从认识凭借转变成被认识对象，而且在理性目光的凝视下，从与世界混沌一体的状态中脱离出来，被分类与命名。身体成了一种被分裂与规训的“肉体”。它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身体的被生产性。现代社会中权力体现为个体改变并维护自己的非暴力性的身体实践，“权力不是否定性的。而是一种生产性的、使关系网络成形的力量”。权力生产、塑造身体及身体实践，使之打上权力的烙印。人们在具体的社会语境中，必然会在权力凝视下形成身体意识，不断修饰、改造自己的身体。易言之，是权力造就了标准化的、工具式的以及机器式的身体。
身体的被生产性还体现在，权力一方面产生合乎理性的身体欲望和需要，另一方面也以压抑的方式生产非法的欲望、需要、行为和言谈。为了发挥身体的生产力，权力十分注重使身体变得既驯服又能发挥传导权力的力量，这表现在权力对身体欲望和需求的培养和导向上。以手淫为例，18世纪之前对手淫几乎不加限制，身体及其欲望被视为自然的存在。而此后，社会通过家庭媒介建立起对性加以控制的系统，对性行为(尤其是孩子)进 行严密监视与管束，性与手淫才成为一个严肃的问题。性和手淫一方面成了分析和关心、监禁和控制的对象。同时也在监视者以及被监视者的身体中强化了个体的性欲望。福柯指出，监视者和被监视者甚至能在这种针对身体的权力行为中获得隐秘的快感。权力对身体施压使人们形成了自我的身体意识，并指导身体行为和身体实践。体操、健美运动、裸体主义和身体崇拜都是这种权力关系的产物。在以凝视为主要身体技术的劳动和监管活动中，他者的凝视既塑造了理性主体，也使主体及身体都驯服于权力的规范。与肉体惩罚相比，这种身体的技术更加有效。既能使身体的生产能力得到规范和激发，也能使权力迅速蔓延和繁殖。
第二。身体的缺失性。权力把身体纳入了一种体系化的规训体制中，使之获得有关自我的意识，把凝视内化成自我规范，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和缺失，并指导身体实践。这种针对身体的塑造会一直持续下去，因为规训的身体是具有缺失感的，而且这种缺失感不会因某一次身体实践而得到一劳永逸的满足。“为了使规训得以稳固和持续，人们会意识到自己的缺失。保持这种缺失感的一种手段是把被规训的身体置入一种等级体系(军队、隐修院等)中，在其中身体持续地、合理地处于臣服状态。这种臣服是缺失感的媒介与效果。缺失感使臣服合理化，臣服又反过来再生产缺失感。”激发缺失感是现代社会规训身体的秘密武器。消费社会对身体隐秘的规训，就是通过不断产生无法满足的缺失感来使身体臣服于消费话语的。
第三，身体的分裂性与工具性。身体成为客观认识的物质对象或器官的组合，它不仅与存在的整体性相分离，也无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需求，与自我及其他身体相分离。由于身体之间缺乏情感交流，相互联系只是源于共同参照同一个分类与命名体系，英国身体研究者弗兰克(Arthur W.Frank)把这些特点概括为单元性(monadic)。即使在集体性的活动如军事训练中，身体也是与其他身体相分离的单元性“肉体”，个体仍会感觉到与他人的疏离。原因在于，身体始终存在于权力规训性的凝视之中，它不断据此来修饰或改变自己。换言之，正是异己性的目光使身体成为单元性的封闭之物。
现代社会的身体具有被生产性、缺失性、分裂性与工具性，但并不是说它在知识与权力等构成的网络系统中只是附属性的，相反，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非人格化实施，必须身体实践才能实现。传统认识论在知识实践外预设了一个纯粹理性的主体，并回答知识如何可能：它源于主体对客体的客观理性认识。但在福柯看来，并非主体支配知识的生产，而是知识的实践产生了主体，并最终落实为身体及身体实践。较之于主体，身体在身体政治与知识生产实践中才是根本性的。如著名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思?巴特勒所言：“福柯描述的‘灵魂’是一种权力工具，使身体获得形式与框架，打上了印记并因此而带入存在。”灵魂是对身体实行规训时所生成的附加结果，而不是最终目的。在身体、知识与权力的网络系统中，身体一方面是知识与权力生产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知识与权力生产的最终。因此，它在上述关系网络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责任编辑：舒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