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受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影响，许多干部不敢讲真话。而作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却敢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当时，独树一帜力主发展生产力，正因这大胆且独树一帜的观点，他被人称为“生产书记”。阎红彦主政云南时期，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人们称这个时期是云南的黄金时期，阎红彦也因此在逝世多年后还受到云南人民的深情怀念。
以发展生产为中心的“生产书记”
1909年9月13日，阎红彦出生于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一个贫农家庭，1925年入党。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后，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三人先后担任总指挥，也是陕北红军的创始人之一。抗日战争爆发期间，阎红彦担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政委。1945年9月，阎红彦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三纵队副司令员。1949年2月，阎红彦被任命为二野第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2年起，阎红彦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有第一书记）、副省长、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政委、中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9月，阎红彦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阎红彦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浮夸风盛行，不符合实际的宣传报道比比皆是。阎红彦实地调查后批评当地干部说：“这样搞高产，不是实事求是嘛！”他要求干部保持冷静头脑，产量一定要搞实在，千万不要人为地层层加码。
1959年夏秋之际，四川群众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阎红彦带了一个工作组到仁寿县，了解和解决那里群众发生的水肿病问题。当时，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忌讳说浮肿病是缺粮造成的。对此，阎红彦深感痛心。他找县委的负责人谈话，解除大家的顾虑，要大家实事求是地反映情况。这样，事实真相很快就弄清楚了。阎红彦连夜召开各种会议，了解缺粮的情况，报请省委批准，调拨500万斤粮食给这个县。
1959年秋，阎红彦调到云南工作，任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成为云南的一把手，由此独当一面地开展工作。阎红彦是在刚刚参加完庐山会议后就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亲眼目睹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因直言上书而遭罢官的厄运。而在此时云南的形势严峻，但阎红彦却从不回避。1958年，云南提出全省基本实现“公社化”，以及“大炼钢铁铜”、“大购大销”、“大办公共食堂”等举措，使云南的经济遭到了严重困难。全省掀起的“民族融和风”，在“直接过渡区”划分阶级等“左”的错误，也加剧了民族地区的矛盾，造成了边疆民族地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十余万人口外流的严重不稳定局面。
早在四川工作期间，阎红彦就对干部中的不敢讲真话，搞浮夸的作风很反感，大力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来滇工作后，阎红彦发现昆明的副食品严重匮乏，老百姓没有饭吃，农村浮肿病蔓延，于是大胆地提出：“我们的制度，千好万好，没有饭吃就不好。我们的政策，千正确万正确，不能发展生产就不正确。”“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阎红彦强调，边疆工作必须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他说：“不利于发展生产的政策，就肯定不是好政策。”“生产的发展，是关系群众生活的最大实际，是广大群众最根本的要求。”“抓住生产，就抓住了民心！”“脱离生产，必然脱离实际，也就必然脱离群众，就会失掉民心。”“生产好了，群众满意了，什么事都好办。”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阎红彦在当时独树一帜地力主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被人称为“生产书记”。这既使干部佩服，又使不少人感到不可思议。
上书毛主席痛陈人民公社弊端
云南是一个边疆多民族的山区省。国境线长达4000多公里，边疆地区7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有13个民族跨国境而居，他们分别脱胎于封建领主制、奴隶社会和原始社会末期，生产靠刀耕火种，生活原始落后。1958年“大跃进”中，边疆地区大搞反对边疆特殊论、民族落后论和条件论的所谓“反三论”，实行“一大二公”，“一步登天”，强迫少数民族从互助组、初级社“跑步进入人民公社”，还普遍办起了公共食堂，引起边民大量外逃，严重影响了生产、生活和边疆稳定。阎红彦经过调查研究，指出“反三论”的观点不是没有常识，就是说假话，是主观主义。1960年，他主持制定了“照顾大局，服从稳定”的边疆工作方针。1962年又组织工作组，“全面审查以所有制为中心的边疆各项政策”，把所有制退到1958年以前的“实际”上去，实行促进商品生产发展的政策。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逐步扭转了云南的困难局面。
1961年，全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云南各族人民生产生活也十分困难。由于“左”倾错误思想束缚，人们对许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既不敢正视，更不敢触动。什么“社队规模越大越优越”，“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等，人云亦云，不讲真话。阎红彦看到这些情况，痛心疾首，焦虑万分。他根据自己的调查，结合省委其他同志的调查，又在大理州弥渡县经与省、地、县干部研究后，于1961年5月，上书毛主席，痛陈得失利害。信写好后，不少同志都为阎红彦担心，劝他不要急着上书。但阎红彦认为，“不了解情况办错事是可以原谅的；明知不对，考虑个人得失，投机取巧，就是品质问题。”
云南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
1962年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重点是研究农村工作。会上集中批判了“单干风”，并要求今冬明春在全国农村“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一场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会议期间，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和省委书记、省长于一川分析当前形势，认为：云南情况比较好，没有乱，恢复得比较快，生产是发展的势头；从云南的实际出发，还是以生产为中心，着重抓好经营管理，壮大集体经济。
1962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国城乡发动了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了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阎红彦参加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后，阎红彦和云南省省长于一川来到邓小平家中。阎红彦从几年云南工作实践中，感到这次会议“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不符合实际，认为“没有饭吃，搞哪样阶级斗争！”并大胆主张“该集体的坚持集体，该单干的坚持单干，有人怕一动百摇，我们应百摇不动。”“该集体不集体是路线问题；不该集体你硬集体也是路线问题。有人说调整右了，可以检查，但是，按空气办事是危险的。”邓小平说：你们的情况不同，就按你们的办。
三年的自然灾害过去后，在阎红彦的领导下，云南经过通盘调整，出现了政治上安定，工农业生产迅速上升，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可喜景象。
经过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云南1962年基本完成了经济调整，1963年正式成为粮食调出省，1964年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超过历史最高年。粮、猪、羊、大牲畜都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烤烟、糖大幅度增长，油菜子增长近一倍。1964年全省造林面积是1961年的5倍。从1964年9月起，猪肉在全省平价敞开供应，除粮食、棉布外，数十种凭票供应的商品完全放开。农民人均分配收入，1964年比1961年增加了31.4%(边疆农民增加6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65年比1957年增加64.7%。1965年工业总产值和全民所有制企业劳动生产率创历史最好水平。1964、1965年成为令人赞誉不绝的云南自新中国成立后最好的年份之一。
“文革”爆发前后，
在艰难的环境中不忘发展经济
1966年下半年，“文革”造成地方党政系统指挥失灵，阎红彦担心农业生产出问题，便通过部队和人武部系统紧抓秋收、秋种、秋征。结果这年农业夺得了丰收，粮食总产量比1960年增加三成。
1967年1月8日，阎红彦不堪迫害，愤然自杀。在1967年到1976年间，云南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粮食库存被折腾光了，粮食由调出变为调入。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指出：“阎红彦是个好同志，我了解他，他在云南的工作搞得很不错，这个人正派，耿直刚强，要不是林彪、‘四人帮’迫害，他不会死。”
1978年1月24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举行阎红彦骨灰安放仪式这天，北京天气非常寒冷，但是参加的人特别多，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及过道、走廊都挤得满满的。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将军，在追念阎红彦的一生时，无不热泪盈眶。老将军莫文骅在《悼阎红彦同志》一诗中写道：“赤胆忠诚英雄志，高风亮节众所钦。‘莫须有’罪遭戕杀，反诬自缢乱伪真！千古奇冤宁有此？拨开云雾见新春。”这正反映了阎红彦一生刚直不阿的铮铮铁骨。这首诗正是阎红彦的人生写照，也是缅怀他为党为民的真切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