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是不能用金钱购买的。但时至今日，这样的东西已经不多了。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在准备着待价而沽。 你能买到的 监狱牢房升级服务：90美元一晚。在美国加州的圣塔安娜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购买一间整洁、安静的牢房，没有其他囚犯来骚扰他们。
在独自驾驶时驶入多人乘车道：8美元。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圣地亚哥、休斯敦、西雅图和另外几个城市为了缓解交通拥堵，允许独自驾车的司机交钱来购买在多人乘车道驾驶的权利，允许的程度会根据当时的交通状况而异。
一位印度代孕母亲的服务：8000美元。寻找代孕妈妈的西方夫妇将这件事外包给了印度，而价钱却比美国当前国内价格的1/3还要少。
射杀一只濒临灭绝的黑犀牛的权利：2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猎人杀死一定数量的黑犀牛，以此激励牧场主饲养并保护这一濒危物种。
医生的手机号码：1500美元，并且年年在涨价。只要患者愿意缴纳从1500美元到2.5万美元不等的年费，越来越多的“礼宾部”医生开始向患者提供医生的手机号码以及同一日预约服务。
向大气排放一公吨二氧化碳的权利（即所谓碳补偿）：10.5美元。欧盟市场允许企业购买并售出二氧化碳排放权。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外国人只要向美国一个高失业率地区投资50万美元，并创造10个以上的全职工作机会，就有资格拿到绿卡，得到美国的永久居留权。
你可以出售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起上述这些“商品”，但是今天赚钱的方式越来越多。如果你想要赚点外快，下面有一些新奇的途径。
出售你的前额空间（用来展示商业广告）：1万美元。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单亲妈妈为了给儿子筹措学费，同意在自己的额头刺上一家网络俱乐部网址的永久刺青，以此得到了1万美元报酬。
参加制药公司药物安全性测试的人体试验：7500美元。根据测试药物效果这一过程对人体的攻击性和带来的不适感的不同，这一薪酬随之上涨或下调。
在索马里或阿富汗为私人军事承包商效力：最高1000美元一天。薪水根据应聘者的资格条件、经验和国籍而异。
在美国国会山通宵排队，为一个说客保住参加国会听证会的位置：15到20美元每小时。这些说客会付钱给排队公司，公司则会雇佣无家可归的人或者其他人来排队。
读书：2美元每本。如果你是一家整体学习成绩不好的达拉斯学校的二年级生，读本书也能让你赚2美元。为了鼓励阅读，学校将会为学生读的每本书而支付给他们阅读费。
市场必胜论遭质疑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30年间，市场以及市场价值，已然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占据了我们的生活。我们没有怎么深思熟虑便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它几乎是自己空降到我们头上来的。
随着冷战结束，市场和市场思维开始享有无人能敌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对生产和分配进行管理的机制进程，能够像它一样如此成功地创造财富和繁荣。然而，即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它们的经济体系内实行市场机制，还是有一些其他事情正在发生。市场价值正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正在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引领，买卖逻辑已不再仅仅适用于物质产品，而是开始渐渐统领整个人类生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市场信心充盈、管制放松的市场必胜论时代。这一时代起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都坚称，他们相信市场――而非政府――是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一理念持续到90年代，便是克林顿和布莱尔宣称的自由友好型市场，他们调整了市场面貌，却巩固了市场是获得公众利益的主要途径这一信念。
如今，这一信念已遭到质疑。金融危机带来了很多影响，包括对市场有效配置风险的能力的质疑。同时，人们已在更广大范围内形成一种共识，即市场已经脱离道德，而我们需要以某种方式将这两者结合起来。但人们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该如何去做。
最危险的变化
有人认为市场必胜论核心的道德失败在于贪心，贪心引发了不负责任的风险承担。由此，解决途径在于抑制贪婪，对银行业和华尔街的高管更多地强调诚实和责任，并颁布可行的条例来防止类似危机的再次发生。
这顶多算是一种局部诊断。尽管贪欲的确是金融危机的形成因素，但还有一些东西对金融危机影响更大，并且十分危险。
过去30年间，最具决定性的隐性变化并不是贪欲的增长，而是市场及市场价值理念在潜入原本并非由市场规范管理的生活范围。
来看看吧，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医院和监狱数量，以及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的业务是如何激增的。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数量实际上多于美国地面部队。而公共治安力量的陨落，代之以私人保安公司的增加，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私人护卫的数量几乎是警察数量的两倍。
再来看看那些制药公司，他们贪婪地想要开拓直接向消费者提供处方药的市场，这在现在的美国开始流行，但在很多其他国家这是明令禁止的。
现在，从校车到学校走廊再到食堂，商业广告铺天盖地；公园和公民空间可以出售“命名权”；传媒业中新闻与广告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用“设计”好的精子与卵子来进行繁殖的方式在“热销”；企业和国家对污染权正进行买卖；美国的选战金融体系正在渐渐允许选举中的买卖行为……
市场统治了原本不应用金钱来衡量的东西，比如健康、教育、公众安全、国家安全、刑事司法、环境保护、休闲娱乐、生育后代等等。30年前，没有人会想到用市场来分配这些资源，但如今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被排挤的价值
为什么要去担忧我们正在步入一个万事万物皆待出售的社会呢？两方面原因：一个是不平等，另一个则与贪污腐败有关。
首先，在一个万事万物皆为出售的社会，对财产较少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生活将会更加艰辛。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裕与否就显得愈发重要。如果富裕的唯一好处在于能够买得起游艇、跑车和花费不菲的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就不会像今天这般关系重大。但是随着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便显得愈发重要。
而第二个关于我们应该慎重考虑将所有事物都出售的理由更难以描述。它无关不平等和公平性，而与市场的腐蚀性趋势相关。给生活中的美好事物贴上价签将使它们堕落腐化。因为市场并不仅仅配置物品，市场会对被交换的物品表达出一定的意见。给读书的孩子阅读费或许能促使他们读更多的书，但也可能导致他们将阅读视作一种讨厌的工作，而非充实内心途径。采用国外雇佣军来为我们战斗，或许能够保全本国公民的生命，但也可能玷污了公民身份的意义。
经济学家们经常认为市场是呆滞的，所以市场无法影响在其中交换的物品。但这不是真实的，市场在这些物品上留下了它的印记。甚至有时，市场价值将值得关注的非市场价值排挤掉了。
当我们决定哪些事物可以用来买卖时，或明或暗地，我们便觉得将这些事物视作利益工具和应用工具是恰当的。但是，并非所有事物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评估。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人类。奴隶制很可怕，因为它将人类视作一种商品，并以拍卖的形式进行买卖。这种待遇没有将人类视作拥有尊严和值得尊重的个人，而是将人类当成获利工具和可使用的物体。
同样的道理可以用在其他值得珍视的物品和实践上。不管领养的过程有多困难或是这对未来的父母有多么的等不及，我们都不允许买卖儿童。即使买家将会负责任地照顾孩子，我们也会担忧儿童市场将会形成并促进一种对儿童的错误的评价方式。儿童不能被认为是供消费的商品，而是值得关爱的生命。
那么，对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来说呢？如果你被召唤去行使陪审团责任，你不能去雇佣一个替代品来帮你履行。即使其他人有多么焦急地想要购买，我们也不允许公民出售他们的投票权。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公民责任并不是私有财产而是公共义务。将这些公民责任外包出去就是在贬低它们，是在以一种错误的方式来评估它们。
金钱不应该买到一切
这些例子阐明了另一个要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一旦被转化为商品，其意义就降格了。所以为了明确市场属于哪些方面，而市场又该与哪些领域保持一定距离，我们不得不先明确如何对那些还存有疑问的“商品”进行估价――医疗卫生、教育、家庭生活、自然、艺术、公民责任等等。这些并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这些商品的道德意义和评估它们的恰当途径来进行辩论。
在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中，我们并没有举行这样的辩论。结果，我们便毫无意识、毫无计划地从市场经济走向了一个市场社会。二者是有区别的。
市场经济是一种有价值的、有效的工具，用来管理生产活动。市场社会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一社会中，市场思维模式渗透进人类努力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关系被市场的形象所改造。
当代政治中缺乏的是关于市场的角色定位和延伸领域的重要辩论。我们到底是想要一个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市场社会？在公共生活和个人关系中，市场究竟应当扮演何种角色？我们应该如何来断定什么物品可以用来买卖，而什么又该由非市场价值观念来管理？金钱的触手不该伸向什么地方？
我相信这样一场辩论是可能的，但是仅仅只在我们都愿意拓宽公共讨论的范围，并更为明确地抓住美好生活中那些相互矛盾的观点之时。
市场推理也以它自己的方式掏空了公共生活中的道德争论。市场的魅力部分在于市场里人们不需要对他们满意、偏爱的事物进行评判。人们不会去问某些评估事物的方式相比于其他来说是否过高，或者是更为值得。
如果有人想要花钱购买性或是一个肾，而同时一个成年人又愿意出售这些，那么经济学家们会问的唯一一个问题便是――多少钱？市场不会指手画脚。它不会区分哪些是值得的偏好选择，哪些是不值得的。一桩交易由其当事人自己来决定被交换事物的价值有多大。
这种对于价值的无判断立场居于市场推理方式的核心位置，并可以解释市场的大部分吸引力。但是我们对市场道德和精神上的争论一直不起劲，再加上我们对市场的信奉，已经强制索取了一份沉重的代价：它抽干了公共讨论的道德能量和公民能量。
一场关于市场的道德界限的辩论能够帮助我们去判定，市场在哪些领域可以为公众带来福祉，而哪些领域又是市场所不能进入的。我们需要共同思考市场的合适位置，进行公开讨论，探讨为我们珍视的那些社会产品应该如何正确评估。
不过，期待这样一个公共讨论能够在每一项争议问题上都达成协议，是愚蠢的想法，即使是在公共讨论最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么想也很荒唐。但它会营造出一种更为健康的公共生活，也让我们更加明白，居住在一个任何事物都准备出售的社会中到底要付出什么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