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当时，由于政治失利，政治左派开始将目光转向正在蓬勃兴起的文化事业。传统的精英文化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其代表价值、德行和高尚，俯睨众生，拒绝同流合污。而此时的消费文化呈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文化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电影、时尚、广告等等都被纳入到文化的范畴之中。于是，一些人认为这一文化是在同资本主义跳着狐步舞，失去了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的锐利。由于新兴文化对传统精英文化的冲击和消解，面对甚嚣尘上的消费文化，文化保守主义者言辞激烈地大加挞伐。然而在政治左派看来，与蓬勃发展的文化相伴而生的是文化民主化的进程，这为政治解放提供了新契机。于是，部分左派人士转向文化，将文化当作与资本主义对抗的手段，试图从现实的政治失利中重新振作起来。就其初衷而言，新的文化理论在此出现是为了跳脱经济和阶级范畴的局限，从而将“艺术、快感、权力、性、语言、疯癫、欲望、精神、家庭、身体、生态系统、无意识、种族、生活方式和霸权”等都纳入到左派事业之中，以证实其政治相关性，由此拓展、深化和推进左派的政治事业。左派调用各种文化资源，是在寻找新的突破口和契机，从各个方面全方位地挑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因此，文化理论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知识事件，同时也是政治事件，是在文化场域内开展的一场正面的斗争。正如雷蒙?威廉斯所说，是要进行一场“长期的革命”，以重新激活左派事业为终极旨归。
近些年来，在这场理论盛宴的欢饮声中，也不乏反思的声音。在国外，后期德里达、萨义德和布鲁姆等都对“理论”所遭遇的问题进行过集中思考；在国内学界，以王宁、陆建德和盛宁等为代表的学者也纷纷对“理论”的现状和走向进行过论述。在这些反思中，英国的伊格尔顿的表现尤为引人瞩目，这不仅是因为他是英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三巨头”之一，更为重要的是，这位“倒戈相击”者早期曾是理论的旗手，对各种新潮理论可谓是信手拈来。事实上，早在《后现代主义的幻想》(1996年)中，伊格尔顿就已经开始对“理论”进行反思。如果说那时他针对的只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话，那么《理论之后》(2003年)则是对大写理论的全面“清算”。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宣称“文化理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这一断言可谓是震聋发聩。这篇满是惋惜之情的文字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近些年来对理论进行反思这一思潮的集中表达。
在伊格尔顿看来，“政治失忆症”是所有问题中的最大问题。“政治失忆症”就是忘记了理论的历史和政治维度，政治事件被转化为纯粹的知识事件，这在很多方面都有所表现：文化理论失去了批判性，不再关注现实政治；民粹主义盛行，使得精英主义成为一种思想的罪恶，这也为80、90年代消费文化的肆掠开辟了道路；文化概念不断扩张，当然这使得文化不再囿于象牙塔，而是和日常生活重新连接了起来，但付出的代价是批判意识的丧失。随着这些思想的崛起和泛滥，文化理论也逐渐同其原初的理想脱节，理论渐渐取代了失败的左派政治本身。也就是说，文化理论不是致力于改变政治现实，而是将政治悬置了起来，努力为自己在体制中寻找安乐窝。随着激进运动的退潮，以批判形象出现的文化很快也被消费文化的逻辑收编，文化研究的关注对象发生了改变，以至于“自慰的政治性远远超过了中东问题的政治性。……身体成了极其时髦的话题，不过它通常是充满淫欲的身体，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体。让人有强烈兴趣的是交媾的身体，而不是劳作的身体”。因此，“理论”高歌猛进之时，却忽然发现忘记了自身为何而来。文化理论以其强大的同化能力将一切政治事件转化为文化事件。文化理论的产生本意是为了将马克思主义重新激进化，不想最后却完全超越、甚至取代了政治本身。理论成为一种时尚的知识消费品，在“符号的嬉戏”和“能指的狂欢”中，理论举行着庆祝自己“死亡”的盛典。理论不再关涉现实，这一切都是伊格尔顿所不愿意看到的，这个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对在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受压迫的人们始终充满同情，他从来没有忘记现实对激进政治的召唤。
在对文化政治的大力吹捧中，民族和阶级的范畴渐渐失效。在反对殖民统治的过程中和民族国家史上，民族和阶级曾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在新崛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中，民族和阶级的观念却被抛弃在一旁。后殖民理论将重心从阶级、民族转向了族群性(ethnicity)，而族群性却是典型的文化事件，因此，这一转变标志着文化取代了政治而成为重心。在这种“后革命时代”的氛围中，通过片面夸大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后殖民问题被“去政治化”。同样，在上世纪60年代末，女权主义很好地把全球化与个人、政治与文化连接在了一起。然而既然一切都是文化事件，一切讨论也就无需诉诸实践。结果就是，尽管激进文化话语空前繁荣，但复杂而晦涩的哲学话语将大批人拒于千里之外。这些讨论开始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群体的“精英”或“学院”话语，从社会动员力而言，只可能遭遇失败。在伊格尔顿看来，这种对实践的拒斥，正是“后革命时代”到来的标志。
值得一提的是，历经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浩劫之后，由于对集权主义的恐惧，所有的宏大叙事都遭到拒斥。在这一思潮下，人们逐渐开始怀疑、否定和拒斥宏观的社会变革构想，转而鼓吹福柯等所倡导的微观政治。再加上对普世性的否弃，宏观政治不可避免地开始让位于软弱无力的微观政治。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那种全球性政治也开始遭到全盘拒绝。在伊格尔顿看来，尽管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无产阶级不仅仍然存在，而且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阶级分析以及着眼于全球的革命和解放事业仍应是斗争的目标。
正如他的老师威廉斯一样，伊格尔顿同样是左派中坚分子，坚信“长期的革命”。然而，面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左派却在不断投靠其对立面或被收编，上述“政治失忆症”正在成为全球范围的普遍现象。在当下繁荣的文化研究的表象之下，“政治失忆症”的问题日趋严重。这种表象上的激进主义，实质性的政治内涵已被抽空，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新左派”学者汪晖所论及的那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在当下这已演化为新的资本主义收编策略。
在《理论之后》中，伊格尔顿同时还指出，在大写理论的狂欢中，“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真理、本质、主体性、客观性和道德等用来构想政治行动的基础性概念遭到解构，这也是文化理论中的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因此，在这样一个“后革命时代”，要让理论重新“政治化”，当务之急就是重新激活、召回和调用这些“坚实的底基”。在这一系统的破坏或解构性活动中，福柯毫无疑问是精神导师。作为后结构主义的扛鼎者，在福柯的权力理论来看，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源于特定的立 场，都是话语和权力的建构。也就是说，在真理的背后，是压制、征伐和硝烟弥漫的权力厮杀。真理永远都是与胜利者为伍，正是在这一语境下，“绝对真理”不是被斥为教条主义，就是被认为是导向威权主义的罪魁祸首。这使得激进根本无从谈起，政治破产也就在所难免。但在伊格尔顿看来，依然存在绝对主义的真理，尽管其论证在说服力上差强人意。他采取了一种语境主义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命题在特定语境中非真即假；因为人始终只能从特定的框架来观察世界，无法跳脱具体的语境，因此真理并非是相对的。
同以上紧密关联的还有文化主义思潮，这也是另一种要警惕的倾向。以化简的方式，文化主义将人看作是文化动物，以文化来解释一切，革命也被化简为局限于文化和知识领域的斗争。在《长期的革命》中，威廉斯曾提出“文化革命”的观念，但威廉斯一直谨记的是，“长期的革命”由民主革命、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这“三驾马车”构成。也就是说，文化革命只是“长期的革命”的维度之一，在进行文化革命的同时，仍然不能忘记、忽略、甚至否定其他领域内的革命的重要性。因为社会进步是立体的工程，有赖于三个层面的同时推进。对这一点，无论是伊格尔顿，还是威廉斯，都是赞同的。
文化主义在理论上的另一后果就是对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的反对。“文本之外，别无他物”就是该倾向的最佳宣言，所有一切都是文化的建构，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意义。在资本主义的逻辑中，所有的一切最好都是柔韧的，以便迎合不断流动的资本。伊格尔顿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的错误在于，他们看不到人的身体是创造性的，它具有“在改造它周围物质客体的过程中改造它自己的能力”，它因此永远“大于”它自身。也就是说，在自我维度上，主体是自我创造的、自决的；在社会纬度上，它又是非自我同一的、他性的。如果没有了作为思想者和执行者的主体，文化研究沦为纯粹的符号的狂欢和能指的游戏也就不可避免。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真理、本质主义和主体等概念是相关的，它们是理论的基石。在“文本之外再无它物”的幌子之下，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中还论及了道德的缺位。在伊格尔顿看来，左派所承诺的政治解放本身就是价值问题，抛弃道德也就是对左派政治目标的背离。需要指出的是，道德并不只是义务和禁止，更是人自身本性的实现。然而，当下的文化理论一直在回避道德的话题，因为在他们看来，道德试图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私人问题，从而构成了对政治的消解。因此在“政治正确”的学术氛围中，道德被束之高阁再正常不过。但症结在于，如果缺乏人性这一道德感召力，任何政治事业都不可能有生命力。在伊格尔顿看来，女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就是将道德和政治结合的良好典范，它们使道德和政治的问题衔接在了一起。事实上，只有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的理论，才会在最为广大的社会群体中具备动员力。为了实现对更美好远景的期许，也为了让充满道德意味的乌托邦愿景早日化为现实，需要召唤、驱动和鼓舞大众去奋斗。
需要注意的是，《理论之后》主要是聚焦于理论的内部问题，但理论的式微这一现象实际上还可以从知识生产的外部生态来关照，而对此，伊格尔顿显然重视不够。在英国文化理论兴起之初，由于其独特的历史生成背景，一直都在鼎力彰显理论的“实际效用”(practicality)，希望理论“能对社会产生切实的影响”。然而，在当下全球范围内，随着大学“争创一流”冲动的不断膨胀，各种对教学和科研进行量化的考核方式也开始不断完善，知识分子沦为“知识劳力”，思想活动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体制的严重制约。在这一语境下，无论是文化理论，还是其他形式的智性思考，都不可避免地演化为为稻粱谋的蝇营狗苟之事。正如学者芭芭拉?克里斯蒂安(Barbara christian)所言，近些年来，原初所奢望的现实政治已完全转化为学院政治，成为了追名逐利和学术晋升的手段，关注、介入和变革现实的使命被遗忘。理论本身成为了目的，众多学者不断地创造新名词、翻新理论和追逐学术新潮，目的只是着眼于在学术市场上获得更多的资本。对于这一点，伊格尔顿未曾提及。当然，如果过分地寄希望于知识分子，企图通过他们的知识生产来改变现实，实质上不过是浪漫的乌托邦主义，终究会陷入绝望。因此，纠偏不仅仅应从理论自身出发，外在学术生态和历史语境同样亟待检视。
伊格尔顿在《理论之后》一书中对所谓的“理论”事业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反思，这次理论的“回航”，目的显然是要调整航向、去芜存精，让理论在左派的解放“事业”中更好地承担起自己的职责。但如果仅仅是望文生义，就此对“理论的死亡”深信不疑，并籍此不负责任地攻击理论事业，并鼓噪回到“前理论时代的纯真状态”，毫无疑问，这种行为是对伊格尔顿本意的曲解，必将会危及理论及其历史使命。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在理论之‘后’，因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对生命的反思。”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反思的精神”，理论永远不可能“终结”，而是一直在途中。因此，这次反思表现出的不是虚弱，而是强健有力；不是抛弃，而是刮骨疗伤；不是退却，而是在寻找突围，以便让文学批评和理论更好地介入生活。
(责任编辑 吴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