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问题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自2001年陆学艺、王春光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①”的概念以来，学者们掀起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热潮。本文将国内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概括为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整体状况、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建议等几个方面。
一、新生代农民工阶层分析
学者们都认识到了农民工的代际分化，认为我国的农民工已经分化成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不同的群体。还有的学者根据农民工拥有资本和雇佣方式的不同，认为农民工已经完全演变成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占有相当生产资料并雇佣他人的业主（老板）、占有少量资本的自我雇佣的个体工商业者（个体户）和完全依赖打工的受薪者（打工仔）。[1]进一步的研究表明，目前农民这一群体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原群体内部的同质性已被打破，出现了在资本占有、经济收入、社会声望、价值取向等方面有很大差异的等级群体。[2]
本文认为，“新生代”这一概念在2001年由王春光首次提出，其后许多的学者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进行了研究，在社会发展的10年历史进程中，新生代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应该有所扩展，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以及产生的新需求。现有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把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看待，而忽视这一群体已经出现的分化――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表现不一致。因此，本文的任务在于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以及影响他们留城意愿的因素。
二、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整体状况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文献，整体上一致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有着更强烈的留城意愿。[3]有学者认为，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主体的城市二代农民工在城市接受教育，毕业后直接留在城市就业与生活，对定居城市有着强烈的愿望[4]；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经济背景、文化观念及行为上存在着显著差异，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烈的留城意愿[5]。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问题上，已有的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正如农民工内部已经分化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两个不同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本身也已经发生了分化，在留城意愿的选择上并不是一个高度一致的整体，在他们内部存在着留城意愿和能力的差别。现有的研究都把新生代农民工当成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没有在新生农民工内部区分出是哪部分群体的留城意愿更强烈。第二，学术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研究多立足于城市或研究者自身等“他者”的视角，难以与农民工主体进行视角互易。应该说，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视角探讨其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城市融合有着现实和政策的意义。
三、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
学术界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比较多，他们认为，下列因素影响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
1.个体特征
有学者认为年龄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年龄越小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能力越强，自我认同感及未来归属城市的倾向越强。[6]有的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性别构成比例、文化程度、社会网络构成等各方面都显著不同于第一代农民工，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比第一代农民工有更强烈的留城愿望和城市利益诉求。[7]
2.制度因素
制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一项重要因素，主要包括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工稳定预期的社会制度等几个方面。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确定了农民与市民的身份区别，这一制度安排，一方面，确立了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农民身份的认同，认为自己必然是要回到农村去的，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意愿[8]；另一方面，计划经济时代的二元户籍制度安排造成了市民（包括一部分城市决策者和执法者）对农民工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偏见和行为上狭隘偏激的歧视，增大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9]。有学者认为城乡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把新生代农民工包括在内的整个农民工群体都限制在非正式的劳动力市场，低廉的工资水平、工作的不稳定性影响了他们的留城意愿。[10]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缺失是影响他们留城意愿的重要因素。[11]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城市制度安排中，没有为进城农民工描绘出任何稳定的前景，忽视了给新生代农民工稳定预期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行为导向作用，从而弱化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12]
3.其他因素
有学者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亲属规模、相识规模及配偶状况对他们的留城意愿有显著影响。[13]有学者认为劳动强度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重要考虑因素，劳动强度越大，他们越趋向于返回家乡。[14]也有学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分布居住状况及特征、居住社区成员之间的个体差异性影响着他们的留城意愿，社区成员如果以农民工聚居为主，成员之间缺少差异性，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就会比较弱。[15]还有的学者认为越是长距离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越不愿意会家乡，因为中国区域间经济差异很大，距离越远，往往经济差异也越大。[16]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纷繁复杂，学者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只是完成了第一步工作，对影响因素的列举，没有对这些发现的相关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因此，需要对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比对分析。另外，众多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缺乏整体感，是一个完全分散的状态。
四、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建议
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是为了更好地为那部分愿意留在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创造城市融入条件。因此，学者们在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的政策建议。有学者指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要加快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步伐，给第二代农民工创造市民化的宏观环境，让他们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同时加大职业培训[17]。也有学者认为社会政策的整体改革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的基本前提，要改革城乡二元体制和“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18]还有的学者指出应该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来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提出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浙江模式”[19]，“分层分类”保障模式[20]。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学者们多是从制度或者政府的角度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城市融合的建议。但是，我们在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因素的梳理中不难发现，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因素还包括很多方面，而不仅仅是制度的影响。不可忽视的是，我们也应该从新生代农民工主体自身的角度提出一些建议，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之间的融合。
注释：
①新生代农民工是指1980年以后出生，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
参考文献：
[1]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2]任远，邬民：《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述评》，《人口研究》2006年第5期。
[3]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4]侯力，解柠羽：《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的障碍研究》，《人口学刊》2010年第6期。
[5]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期。
[6]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7]吴红宇，谢国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利益诉求及角色变迁――基于东莞塘厦镇的调查分析》，《南方人口》2006年第2期。
[8]侯力，解柠羽：《城市农民工二代移民社会融入的障碍研究》，《人口学刊》2010年第6期。
[9]徐建玲，刘传江：《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5期。
[10]王春兰，丁金宏，杨上广：《大城市青年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及存在的若干问题―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11]李迎生：《农民进城与扩大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社会保障制度》2001年第5期。
[12]魏城：《中国农民工调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13]王毅杰：《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14]董延芳，刘传江，胡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人口研究》2011年第1期。
[15]杜鹏，李一男，王澎湖，林伟：《城市“外来蓝领”的就业与社会融合》，《人口学刊》2008年第1期。
[16]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7]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年第1期。
[18]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2010年第3期。
[19]刘志军，陈姣姣：《从“二元”到“双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浙江模式”探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20]郑功成：《农民工的权益与社会保障》，《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8期。
作者简介：匡乐叶（1986－），女，湖南邵阳人，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行政管理专业0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