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从短期看是迅速扩大的公共开支，从长期看是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从根源看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公共债务危机不仅进一步加重经济复苏的难度，而且对世界政治也特产生深远影响。对我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冲击和影响，更要分析债务危机形成的原因，防范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以保证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全球公共债务；中国公共债务；形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2－068－07
2010年，正当人们庆幸美国“次贷危机”风云淡去、全球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的时候，一场席卷欧美各国的公共债务危机又突然爆发，并大有燎原之势。时至今日，危机还在蔓延、发展和深化之中，这场危机究竟是阶段性的，还是长期性的?对危机未来趋势的判断取决于对危机性质的深刻认识。
一、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蔓延过程
1、危机前兆
全球公共债务危机从2009年底至今，前后历时已经整整两年。危机阴霾首先浮现在大西洋北部的一个岛国。2008年10月冰岛宣布无力偿还巨额外债，整个国家陷入破产境地，随即冰岛克朗大幅度贬值，外汇储备迅速减少，主要银行陷入危机，外汇交易冻结。这个曾经是一个以渔业为主、但也是世界上“幸福的国家”，近十年来，迅速崛起了一个崭新的现代服务业―金融业，其优厚的投资报酬率吸引了大量的外国资本，外国资本占有80％股份，甚至很多政治家也因利益驱动卷入其中，并引发政治丑闻。2007年冰岛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3万亿克朗(约合193，7亿美元)，但其外债超过1383亿美元，人均负债20万美元。如此规模的外债一旦出现问题，自然是政府根本无法救助的事情。2009年11月，由于负债累累，迪拜酋长国宣布将重组其最大的企业实体迪拜世界，将其债务偿还延迟6个月。随即，迪拜重要债权人的欧洲各大银行股票遭到抛售，欧洲股市受到重挫。
2、危机开始
不过，对全世界而言，冰岛危机和迪拜危机还只是一个“新闻”，真正让世界为之头痛不已的是随后的希腊。2009年年底和2010年年初，标准普尔公司等三大评级公司连续数次下调了希腊主权信用等级，理由是希腊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负债率早已超过安全警戒线，这一消息立即引起整个欧元区震动，欧元大幅度贬值。2010年5月2日欧盟财长会议决定联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未来3年内为希腊提供总额1100亿欧元贷款，其中欧元区出资800亿欧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300亿欧元。希腊同日宣布了大规模财政紧缩计划。18日，首笔援助希腊200亿欧元资金拨付。7月5日，希腊财长宣布希腊已走出债务危机泥潭。然而，事后的发展态势表明，这只是一个开始。根据欧盟统计局资料，2010年希腊赤字占GDP比率达10.5％，公债余额占GDP比率达142.8％。如此高的赤字率和负债率足以解释希腊危机为何至今尚没有结束。
3、危机蔓延
当欧盟各国满怀信心救助希腊的时候，人们发现，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英国及葡萄牙等“欧猪五国”(PIIGS)也同样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漩涡之中。2010年9月爱尔兰政府宣布，由于救助本国五大银行最高可能耗资500亿欧元，预计财政赤字古GDP比率会上升到32％，公共债务占GDP比率将达100％，此消息一公布，爱尔兰国债利率随即飙升，爱尔兰十年期国债利率高达9％，是同期德国的三倍。11月21日，爱尔兰政府正式请求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救助，28日，欧盟成员国财长通过了总额850亿欧元的救助方案。和冰岛一样，危机前的爱尔兰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96―2007年，爱尔兰经济增长速度平均7，2％，享有“凯尔特之虎”美誉，人均GDP在欧盟仅次于卢森堡。但这样的经济增速是建立在房地产的不寻常发展基础上的，1995－2007年，爱尔兰房价平均上涨3-4倍，房价相对于家庭收入的系数从4上升到10，房地产占GDP比重从5上升到10％。而房地产的发展又是建立在银行信用的基础上，最终，房地产绑架了银行，银行又绑架了政府。但欧盟对各国危机发生的根源和危机的严重性并没有清醒的认识，2010年5月12日，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改革建议只是简单地希望强化欧盟财政纪律来解决和预防公共债务危机，而不能理解各国财政的困境。
4、危机深化
到2011年，欧美公共债务危机越演越烈，形成了新一轮的降级风潮。1月14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主权信用从BBB－降为BB+，前景负面；3月15日，穆迪将葡萄牙长期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从A1下调至A3；3月30日，标准普尔将塞浦路斯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降为A－，短期评级由A－1降为A－2，前景负面；4月10日惠誉将爱尔兰主权信用等级从AAA降至AA+，前景负面，爱沙尼亚长期外币发行人违约评级从A－降至BBB+，拉脱维亚评级从BBB－降至BB+，立陶宛评级从BBB+降至BBB；4月18日穆迪将爱尔兰主权信用评级由Baal下调两档至Baa3，距离垃圾级仅一步之遥，前景负面，爱尔兰政府担保的多家银行、保险公司及住房贷款按揭机构的长期存款信用评级下调，其中，爱尔兰银行及爱尔兰联合银行连降两级，至此，所有爱尔兰银行均已降至垃圾级；6月2日穆迪将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CaM，前景负面；6月14日标准普尔将希腊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下调至CCC，展望负面；7月5日穆迪将葡萄牙长期政府债券信用评级下调至Ba2，前景负面；7月12日穆迪将爱尔兰政府债券评级由Baa3下调至垃圾级Bal，前景负面；7月13日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至下调CCC；7月14日穆迪下调爱尔兰主权债务信用评级至Bal级，前景负面；7月25日穆迪将希腊本外币债券由Caal直降三级至Ca级；8月5日标准普尔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至AA+，展望负面；8月24日穆迪下调日本政府评级至Aa3，展望稳定；9月19日标准普尔将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从A+降至A，前景负面；10月4日穆迪下调意大利主权债务评级至A2，前景负面；10月7日惠誉下调意大利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至A+，展望负面，下调西班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至AA－，展望负面；10月17日穆迪对法国发出降级警告；10月18日穆迪下调西班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至A1，前景负面；10月31日，希腊总理帕潘德里欧宣布欧盟最新救援希腊危机方案举行全民公决，欧盟援助希腊计划陷入僵局，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大幅震荡，欧美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最终由于法国和德国还对希腊下达最后通牒，才在4日决定取消全民公决；11月24日穆迪下调匈牙利政府债券评级至Bal，前景负面；11月24日惠誉下调葡萄牙的主权债务评级至BBB－，前景负面；11月25日标准普尔把比利时的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到了AA，展望从稳定调为负面，该国自2010年6月13号大选以来一直没能组成政府；12月6日标普将包括德国和法国在内的17个欧元区国家中的15个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公共债务危机大有欧洲全境蔓延之势。
不仅欧洲各国存在公共债务危机，美国和日本也存在公共债务危机。2011年1月27日标准普尔将日 本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A－，展望稳定；标普及穆迪同时警告将下调美国信用评级。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达14.29万亿美元，已经达到14.3万亿的法定债务上限。经过两党激烈的讨价还价，8月1日国会两党通过了提高上限的协议。实际上，过去10年中，美国已先后10次上调过债务上限。但8月5日晚，标准普尔还是宣布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由AAA调降到AA+，展望负面，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8月24日穆迪将日本国债评级从Aa2下调至Aa3，并下调大部分大量持有日本政府证券的日本银行的信用评级，以及日本12个地方政府的信用评级。11月28日新一轮降级风波再起，惠誉将美国国债评级展望调整为负面。
二、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
导致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短期看：危机源于迅速扩大的公共开支
顾名思义，公共债务危机就是由于财政开支过大，最终导致入不敷出、无力偿还。而在收支两个因素中，收相对稳定，因此，公共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近年来各国公共支出的快速增长。由于此次公共债务危机恰好发生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因此，各国政府的“救市”行动被普遍看做是此次公共债务危机的直接原因。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浮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到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各国政府相继出台救市计划。在随后的一年中布什政府连续超过5次注入超过共约5000亿美元的救市资金，但最终无济于事，直至2008年9月7日美国财长保尔森宣布由国会7月份批准成立的联邦住房金融署接手“两房”日常运作。2008年9月15、16、17三日，“次贷危机”再次全面爆发，到2008年9月末，美国有117家中小银行面临倒闭，lO月份国会通过一项总额为7000亿美元的金融危机救援方案(此前曾遭国会否决)。2009年2月18日，奥巴马就任后宣布一项直接针对900万“房奴”的耗资最高可达2750亿美元的《屋主可负担能力和稳定计划》(Homeowner Affordability and Stability Plan，HASP，3月4日发布细则)。由此可见，仅仅金融救市计划就会耗费上万亿美元的开支。当然，金融救助只是美国国债规模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2001年和2003年小布什政府推出的大规模减税计划，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等全球大规模局部战争也都耗费了大量国防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期，美国的国防开支大概为3000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过去10年上升至7000亿美元左右，占GDP比重4％，除此之外，近年来欧美各国相继开始的老龄化社会产生了大量的公共福利开支，并成为未来公共开支持续增加的最主要推动因素。
美国“次贷危机”还由于金融业务关联迅速波及到欧洲各大市场，仅2008年10月13日英、德、法各国政府首次联合推出银行业拯救计划近2万亿美元(其中，德国5000亿欧元，约合6400亿美元；法国3600亿欧元，约合4910亿美元；英国370亿英镑约合630亿美元；西班牙1000亿欧元，约合1073亿美元)。此外，由于受“次贷危机”的影响，国际贸易减少，全球经济陷入低迷状态，各国政府除了推出金融救市计划之外，还更广泛地推出了经济刺激计划，例如，中国政府就在2008年11月5日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一计划还带动了两倍的地方政府投资计划。
2、长期看：赤字财政成为一种增长方式
如果把公共债务简单地归因于2007年以来金融市场的动荡，那么公共债务似乎依然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市场机制是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政府自救无力的情况下，可以经过一场“破坏性”的调整，一切又可以重头开始。但是，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自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诞生以来，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干预方式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正常运行的必须手段，即使在里根和撒切尔时代也没有停止过。而宏观干预又几乎等同于需求刺激，经济萧条的时候需要需求刺激，无疑会增加财政赤字，而经济复苏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公共开支同样无法减少。从美国经济运行历史来看，资本主义经济从来就没有能够摆脱周期性波动，同时，美国几乎全部都是处在赤字之中。巴斯和威尔斯(Barth and Wells)在观察美国1789－1996年的债务时发现，这208年中105年有赤字，其中26个是周期性因素，40个因战争，1950－1996年有24年既无经济衰退，又无战争，但仍出现赤字预算，赤字占国民生产总值(GNP)比率有长期上升趋势。
3、根源看：资本主义危机转换不可避免
发达国家普遍的公共债务问题说明公共债务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这个问题根源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它从以下几个方面加速了其宏观经济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转化为公共债务负担。
(1)全球范围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在2007年危机前美国居民收入增长实际上已经处于停滞状态，财富积累差距扩大。1970-2007年，占人口五分之一的美国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长了60％，而占人口五分之四的美国低收入阶层收入下降了10％，沃尔玛一家公司收入比占人口三分之一的美国低收入群体(1亿人口)的收入总和还多。在居民收入增长停止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情况下，只有债务才能维持消费需求水平。一些学者批评美国的消费透支模式，却没有注意到这种消费透支模式的无奈根源。在危机爆发之前，美国居民消费占GDP比率为70％，总债务占GDP比率高于380％，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率高于90％，只有净外债占GDP比率尚不足25％。在当代，全球范围内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劳资关系扩展到了多层次的分配领域，更广泛的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不仅加剧了经济虚拟化，而且也加重了社会救济负担。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人口统计数据，美国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数是35岁以下年轻人的47倍，即170494美元比3662美元，两者分别比1984年上涨42％和下降68％。年轻人的主要资产是依靠房贷购得的房产，由于失业，年轻人不得不依靠贷款继续上学，利息负担和房产贬值，使得年轻人的财富比1984年缩水31％，而老年人一般是在房产泡沫之前买房，凭借其它收益，其财富依然增长57％，加上与年轻人失业相比，老人工作时间更长，自1967年以来，老年人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是35岁以下年轻人的4倍。1984年以来，美国社保收益始终占老年家庭年收入的55％，而退休金也与通货膨胀挂钩。
(2)全球经济高度虚拟化。随着金融全球化，全球经济加速虚拟化，那些在实体经济领域里运作困难的资金大量挤入虚拟市场，而经济虚拟化反过来会由于资产价格急剧上升进一步加剧实体经济的困难。过度的虚拟化从两个方面恶化了财政状况：一是金融资产价格的上涨会立即推动商品价格的上涨，使虚拟资产价值缩水，实际消费水平下降，作为一种结果，公共开支水平将会大幅度提升。二是随着金融资产的运作风险 提高，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不断加大，而所有的危机最终都要转化为财政负担。发生公共债务危机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金融市场大多相对发达，彼此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以至于2007年金融危机首先在这些较发达的国家产生了最直接的冲击，而那些金融业相对不发达的国家反倒因为缺乏这种联系而在稍晚一些时候才受到影响。
(3)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不平衡。发达国经济体系的公共债务危机也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平衡的发展趋势也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发展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突出地表现在全球制造业的大转移和发达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在这个背景下，2009年，中国工业生产年增长27％，而发达国家则是下降12％。发展不平衡不仅为发达国家的公共开支提供了充分的融资来源(例如中国和日本等国主权基金对美元资产的巨大需求)，而且也由于投资环境的竞争大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开支水平。美国经济学家蒂布特(Tiebout)早在1956年就发现，公共支出水平决定公共服务水平，而公共服务有助于增加投资吸引力(资本的用脚投票成为地方公共支出扩张的重要因素)，从而引发各地财政支出竞争，经济竞争的手段从私人成本竞争转向公共支出政策竞争。欧盟内部的不平衡进一步补充说明了不平衡发展是如何推动公共开支规模不断扩大的。由于地区发展不平衡加重，欧盟内部各国的财政压力迥然不同，欧元区无法形成统一的财政政策。
三、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发展趋势
1、债务规模持续扩大
根据穆迪公司(Moody)的报告，2007年危机以来，全球公共债务规模从2007年的29.7万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49万亿美元，八成新增公债来自美、日、德、法、英、意、加七国集团。全球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从2008年的63％上升到2010年的8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2010年，日本政府负债率在200％以上，意大利、希腊在100％以上，美国、法国、葡萄牙均在80－100％之间，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也均在60％以上。未来全球公共债务规模还将不断扩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压力。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各国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不断提高、局部战争增多、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政府利息负担。美国的公共债务不仅过去一直处在增长之中，今后还将持续增长。美国联邦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在二战之后曾经高达122％，此后快速下降，到20世纪70年代降至40％以下。但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滞涨”。里根总统下决心改变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而改走“供应学派”的道路，结果财政赤字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创下历史新高。克林顿政府借助于科技泡沫最终将美国财政扭亏为盈，但好景不长。2000年美国公共债务为6.9万亿美元，占GDP的57.3％。2007年公共债务上升到10.8万亿美元，占GDP的64.4％。2011年8月美国联邦净公共债务已经超过14.6万亿美元，占GDP的100％左右。目前美国的财政支出包括三大部分：社保、医保、医疗险、失业等方面的法定支出(约占55.3％)、国防、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相关的政府自主支出(约占39％)，净利息支出(约占6％)，这三个方面无法削减的就是第一项，而这一项不仅比重大，2010年达到2.09万亿美元，而且随着美国社会老龄化而呈现上升态势。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10年6月的一项估计，到2021年美国财政支出增长36.4倍，占GDP比重为22.7％到23.8％，财政支出赤字率为1.2％到4.7％，其中社保、医保、医疗救助等刚性支出将会增长106倍，占GDP12.2％－12.4％，而同期GDP只能增长24.7倍。国债规模将会以平均每年1万亿美元的速度增长，至2021年达到25万亿美元的规模。相应地，利息支出也将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美国国债利息支出为4130亿美元，GDP占比为2.8％。预计到2021年，国债利息支出将升至1.13万亿美元，占GDP比为4.7％。
经济全球化不仅使欠发达国家继承了传统的经济依赖性，而且也使欠发达国家走上了与发达国家一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大量采用凯恩斯式的需求刺激模式，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短期的成功实践进一步增添了政府强力干预的理由。而实际上这些新兴经济体的成功并非政府主导的结果，而是源于大量的外资进入和国际产业转移，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体系，其自我积累能力实际上很微薄的，由于利润微薄，新兴经济体更是强烈依赖居民的“强制储蓄”和巨额的公共开支来保持经济发展，由于投资盈利能力甚至达到35％，全球大量私人资本进一步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增加其财政脆弱性。
2、公共债务已难持续
全球公共债务在规模持续扩大的同时也正变得越来越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是：全球公共债务负债率早已处在非常高的水平上；各国财政收入已经难以承受如此庞大而又不可缺少的公共开支。
到2011财年底，日本国家和地方的长期债务总额将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4％，居主要发达国家之首。2010年G7政府债务总额占GDP比率达到109％，至2011年，全球政府债务将由2009年的35万亿美元增至45万亿美元，美欧日发达经济体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率将达114％。2010年欧元区财政赤字占区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6.9％。
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约有14.3万亿美元的联邦负债，其中，约2.5万亿美元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债务、以及房利美和房地美等得到政府信用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约6.6万亿美元的债务。2010年，美国居民、非金融企业以及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总债务共计约36万亿美元，约相当于同年GDP的246％。如果再加上金融部门共14万亿美元的债务(内含“政府支持企业”约6.6万亿美元的债务)，美国债务规模高达50万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343％。从收支结构上看，美国的财政支出主要分为强制性支出、可自由支配支出和利息支出。强制性支出主要是社保、医保和公共医疗补助，三者合计占比约40％，可自由支配支出主要是国防支出，占比约20％，利息支出占比约7％。诸多开支中，只有国防开支削减具有较大的可能性，减赤计划也正是要求10年内削减国防开支至少3500亿美元。但这必然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军事霸主地位和全球警察功能。近来不少文献都认为，福利开支是欧美日国家公共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但资本主义为什么会出现福利政策呢?要知道，正是福利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内部的巨大矛盾，挽救了资本主义，收入分配调节和技术进步都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支出呈现上升的刚性，而收入却呈现下降的刚性，美国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税(占80％以上)，其次是公司营业税(约占10％)，危机背景下，尽管财政状况不断恶化，美国也不能增税，2010年，奥巴马政府不得不延续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减税近9000亿美元)，因为增税不仅对经济复苏不利，而且也是极大的政治风险。
四、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长期影响 1、公共债务危机将进一步加重经济复苏难度
公共债务是经济矛盾的转化形式。经济系统的所有者债务都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旦某个领域爆发危机，所有部门的债务风险会迅速转化为主权债务风险。由于实体经济乏力，克林顿政府曾经不得不依靠经济泡沫推动经济增长，纳斯达克指数从1998年10月的1300点上涨到2000年3月的5100点，2001年9月，纳斯达克指数从5100点跌回至1300多点。相应地，美国国债规模再一次扩大，1990年美国国债3.2万亿美元，2000年上升至5.6万亿美元，10年间涨幅75％，而从2001年至2011年，美国国债总额从5.8万亿美元上升至14.3万亿美元，涨幅高达147％，几乎是上一个10年的两倍。由此可见，公共债务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转化。反过来，公共债务又将加剧资本主义危机，未来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是主权债务，未来资本主义危机将越来越多地与公共债务联系一起，“商品市场危机――金融市场危机――公共债务(市场)危机”呈现交互发展的趋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会以多种形式频繁爆发出来，如实体经济的相对过剩危机、金融体系的投机冲击与流动性风险、虚拟领域的泡沫危机、政府干预的公共信用危机，甚至是国际货币战争和军事战争等等。
2、公共债务危机对世界政治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债务危机产生了深刻的社会经济震荡。希腊的公共债务问题不仅直接影响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由于紧缩财政，民众的生活水准大幅度下降，一年之中，希腊自杀率同比升4成，自杀求助热线电话骤增9倍，这些人多为“男性，35－60岁，财政拮据无力养家糊口”。2011年11月10日，欧盟委员会发布经济预测报告称，2012年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仅为0，5％。受欧洲公共债务危机的影响，希腊、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乃至美国都陆续掀起罢工和“占领华尔街”的浪潮。2011年11月20日，随着西班牙反对党人民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不到一年时间，遭遇欧洲债务危机打击的爱尔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欧猪五国”都实现了政府更迭。更严重的是，持续不断的公共债务危机也正考验着西方传统的民主和人权价值观，正如著名学者李敖所指出的那样，对待游行抗议，这些政府在这个时候都成了“王八蛋”。
公共债务问题的严重性在于，一是不同于金融市场救助。它是政府自我救助问题；二是，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使得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各国政府的救助能力。正因为如此，2011年11月9日，德法两国曾经试图讨论建立核心欧元区的问题，将希腊作为一个“包袱”扔掉。此后在14日，迫于政治压力，德国总理默克尔又表示欧盟各国必须结成更强大的政治联盟，通过建立高度一体化的“新欧洲”来解决当前债务危机和经济困局。那么，公共债务危机真的是“新欧洲”能够解决的吗?显然不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相互救助的努力都将被一个残酷的现实所折磨：自顾不暇。在美国“次贷危机”和欧美公共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两度有人猜测全球资金将会流向新兴经济体，然而事实证明，国际资本更相信自己的判断：新兴经济体自身却存在很大的问题：俄罗斯经济至今萎靡不振，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强劲增长势头放缓，印度深陷通货膨胀，巴西则在大型基础投资融资和控制通胀之间进退两难，所有金砖四国(BRICs)的股市都遭遇了长时期更大规模的暴跌和低迷。2011年12月6日，标准普尔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虽然展望面为稳定，但也只是稳定维持在较低的长期AA－和短期A－1+的水平上。因此，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未来全球治理模式、各国政治过程和社会福利制度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五、全球公共债务危机的中国启示
根据中国审计署的公告，2010年底，中央政府负债规模11.7万亿，地方政府负债规模10.7万亿，公共债务总规模约为22.4万亿元，政府负债率为56.3％。而渣打银行的一份报告将中央债务、政策银行债务、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铁道部债务、新一轮银行股份制改组成本等算进来，认为2010年底中国政府债务大约为28万亿人民币，约为GDP的71％，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的公共债务被普遍认为没有风险的，至少没有偿付性风险(reimbursement risk)，主要理由是：(1)财政收入份额每年占GDP约30％以上，并且持续增长，2010年增幅是21.3％。(2)政府掌握巨额可变现资源，如国有资产、城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3)中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高增长态势，中国的负债率是比较高的，但是高增长会支撑更多的财政收入。由于中国公共债务被认为是安全的，所以，学术界更多地关注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冲击与影响，如中国持有的美元国债缩水问题等等，而较少关注中国公共债务自身的风险问题。
但中国也是存在公共债务问题的，特别是根据债务转换的观点，银行体系持有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也极有可能导致中央政府层面上的公共债务问题。2009年3月，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央不得不打破几十年来的法律禁区，鼓励地方成立融资平台，并代理地方正式发行地方债2000亿元。中央4万亿计划推出后，不到一年地方负债达7万亿。此外，如果说西方一些国家的公共开支往往打着“人民”和“拯救经济”的旗号服务于金融资本，那么“城市经营”、“高铁计划”等投资背后也暴露了市场经济背景下集团利益在推动公共债务方面特殊的作用。未来中国的隐性公共债务风险更值得关注，因为它很容易产生问题，却又很容易被忽视。隐性债务包括：(1)各种不良资产，如未偿付的央行票据、国企债务、养老和社保债务、地方非正式担保、银行剥离和未剥离的不良资产等等。(2)没有资金支持的民生工程承诺。(3)各种企业负债可能转化为公债的风险，长期依赖低劳动力成本、低利率成本、低环境成本、低道德成本而生存的中小企业，如果大规模破产，就有可能增加政府的财政“维稳”负担。(4)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低社会福利、高积累的基础上的，随着民众对民生和福利的要求越来越高，例如降低个税负担、减少路桥收费等，将会给政府带来财政负担。(5)类似于“郭美美事件”对慈善基金的影响也会挤压政府间接筹资渠道，从而间接增大政府的财政压力。(6)市场经济环境下的贫富分化是各市场经济国家的共性，而贫富差距悬殊状况持续可能导致政府转移支付压力持续上升，贫富分化可以说是全球金融风险的根源。
对中国来说，不仅要应对全球公共债务危机对中国所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更要分析公共债务危机形成的基本制度原因，应充分认识到，那些连高收入的发达国家都不能抗拒的公共债务危机，远不是什么行政管理问题，而是有着较深刻的制度背景的。因此，未来中国公共债务的可持续运用和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根本上防范未来公共债务危机发生的可能。
责任编辑：张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