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了， 我们还是什么也没有 陶格的衣橱里有一双很久没洗的袜子，卷成一团儿，窝藏在角落里，散发着悠悠的臭气。 那是我的。 陶格发来短信：“你的袜子我要扔了。”
我回复：“你敢！下班我去拿。未经允许，不许丢我任何东西。”
这一天，我下班很早，钻进地铁的时候，天空还有大片可爱的桃红色。
一个星期前，17点的天色还没这样明亮，我还不用操心晚餐的内容，陶格会在17点30分准时发催命短信。那时，他会每天说“我爱你”说到我想吐。直到他换了新台词：“嫁给我吧，小樱。”
我说：“不。”
我在1号线的第16站下车，陶格的家就在地铁旁种着凤凰木的小区。那套两居室的老房子，全部向南，晴好天气，可以记录阳光的运动轨迹。不过，它也是陶格仅有的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有房，有车，六位存款”，是网上公认的爱情底线。我26岁的大好年华，哪能随便打折。
陶格说：“我们四年的感情，还不足以弥补这些吗？”
我回他：“你看看，多可怕，四年了我们还是什么也没有。”
陶格还没下班，房门的钥匙我至今没还。那双袜子就放在客厅的茶几上，洗过了，很白，用鼻子就知道是雕牌超能皂。陶格留了字条：“我加班，不等你了。现在谁给你洗衣服呢？”
我留言：“海尔全自动。”
Free的双重含义
没有陶格的日子，还真是自在，和一干女同事合租了公寓，仿佛重回大学宿舍一样热闹。
第一天火锅，第二天K歌，第三天泡吧……原本我是为追求更高级别的爱情而重回单身，没想到迅速演变成追求自由的独身典范。
小A说：“我挺你，爱可以无价，嫁一定要有价。”
小B说：“女人不一定非要和男人绑在一起。你挺勇敢的。”
小C说：“一个人其实挺好，You are Free！”
只是Free这词儿，有相当拧巴的双重含义。一个是自由，一个是免费。人一旦自由了，就很难免费。免费了，就别想自由。现在自由自在的我，自然没了免费闹钟、免费厨师、免费家政服务……当我一个人站在凌晨2点的厨房，猛灌凉白开的时候，还真有那么一点怀念把某人一脚踹下床，说我口渴了的夜半好时光。那时他会裸着身子，一路穿过客厅，给我倒一杯水。白净净的身体，有顺从而疼爱的曲线。
夜色迷离，我躲在阳台给陶格打电话。他在另一边半睡半醒地胡言乱语。
我说：“陶格，我渴了。”
他说：“哦，我给你倒水去。”
然后，我们在电话里都笑了。毕竟爱了四年，彼此留下太多标签。那是我和陶格分手的第32天，思念如洪水猛兽。我想念他沾着油盐酱醋茶的蓝格子睡衣，被我画了八撇胡的嘴巴，还有躲在阳台上的寂寞烟灰缸以及他被我海扁时的各种姿态……我的心脏像掉进甩干桶，瞬间拧成麻花。不过还好，所有的缅怀都在清晨到达之前，统统被抛远了。
那样冷冽柔美的光线，只适合深吸口气，对过去说一句，“去你的，都滚吧。”
我的幸福，在谁的脸上
室友小A、小B、小C，小面积地散布了一下我单身的近况，隔壁公司的罗海生就送来了很有诚意的“凤梨酥”。罗海生说：“这是去台北的时候买的，维格饼家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层次、品位顷刻拔出了等级，让我不得不质疑与陶格的四年，是否有虚度之嫌。罗海生是会计行的总监，年轻有为的业内精英。他说：“我早就注意你了，全大厦只有你一个人上班不穿丝袜，三个月不换口红……”
我发现，男人喜欢把女人的“懒”，当作个性表达。不过我懒得和他解释，就像我懒得换口红颜色。越自信的男人，越爱臆想。他有房有车有6位数，我欢迎他把我臆想成十全十美的戴安娜王妃。
五月，罗海生约我去看IMAX 3D《诸神之战》。他有客户送票，不必赶集排队，但他开着漂亮的“日产”，需要找位子泊车。我站在影院门前等他回来，却刚好看见陶格。他站在蜿蜒的购票队伍中，环抱着一个陌生的长发女孩。
“嗨，陶格，这是谁啊？”我故作惊讶地问。
他怀里的女孩便心领神会地笑了：“你是他的前任女友吧？我叫蒋新然。”
“你的马克杯落在我那里了，记得来拿啊。”陶格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总是这样马虎，以后可怎么办呢？”
那一刻，三个人都在这份自然而然的关怀里，呆住了。时间有15秒的空格。
我尴尬地咳了咳：“我有男朋友啊。”
还好罗海生很合拍地出现了，一身低调名牌，鼓动着我要命的优越感。我挽起他的胳膊，依在他肩头。陶格应该看出来了吧，在我和他分手后的第122天，轻松自如地找到了各项达标的男朋友。我要怎么表现幸福呢，吻他吧。我踮起脚，捧起罗海生的脸，“啪”的一声：“亲爱的，看电影去。”
我与罗海生的第一个吻，就这样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交待了。我所有应该展露的幸福，大概都在脸上表现得一览无余。我听见身后，隐隐传来某女对某男的感慨：“哇，要不要这么响啊！对啦，你刚才怎么回事？”
爱的限度
其实，像罗海生这样的优质男人，高薪的代价就是工作很忙。尽管我们的公司相邻，他还是留下许多空白的周末给我。我把它平均分配给和室友娱乐、自己听歌以及骚扰陶格。因为我还有马克杯、鼠标垫、皮带扣、书包带……散落在陶格的房子里。
是的，他的房子太老了，老房子喜欢藏东西。偶尔它们会跳出来，陶格就会给我发短信。他说：“你怎么有这么多东西丢在这儿啊？”
我轻轻摸着屏幕上的短信，不知该怎么答。
那一夜，我睡在罗海生32楼的双人床上，落地窗透进大把闪烁的夜色。他张着好看的嘴，说了句让我恶心的话：“会做饭吗？我饿了。”
我答：“不会。”
他问：“那至少会煮咖啡吧？”
我答：“也不会。”
他像陶格一样，揉着我的头发，却说着满拧的话：“这样可不行哦，看来，你以后要多学学了。”
我突然心血来潮，一脚把他踹下床说：“我渴了。”
罗海生却黑着脸，从光亮的地板上爬起来：“玩也要有个尺度，下次不许这样了。”
我的心里溢出一丝难过。其实，罗海生说错了，这不是我玩的尺度，而是他的爱情限度。与我的第一次，他为自己加了砝码，为我上了锁。
我还能说爱你吗
这一天，我去陶格家取东西。我忘了是马克杯，还是钥匙扣？其实，我不用想得这么麻烦，因为那天来开门的，是蒋新然。看来她是比陶格还要勤快的人，把老房子打扫得像新房。我所有遗留的东西，都装在一只硕大的纸箱里，像被驱逐的难民。
陶格第一次对我露出遥远的微笑。他隔着蒋新然挥了挥手。
蒋新然说：“都在这儿了，放心，一样没留。”
我说：“谢谢你啊。”
“我和陶格要结婚了，当然要打扫得干净一些。”蒋新然话峰一转，透出中大奖的得意神色。
和陶格分手的第142天，我抱着最后遗落的物品，走出那个种着凤凰木的小区。错过了高峰期的地铁，空荡荡地，一路呼啸在地下横冲直撞。
我把那只巨大无比的盒子，留在了站台上。后来，它上了新闻，因为里面一只闹钟锲而不舍地响，招来了警察和爆破组。
其实，是我有意在离开陶格家的那个晚上，把它们一件一件藏在老房子的角落里。也许，分手这个决定，在我心里从来就没有那么坚定吧。从离开的第一天起，我就相信不会再遇见一个像陶格一样爱我的男人了。我早就知道，追逐那些很美很贵的爱情是件危险系数极高的事。所以，我总是试图在远离的路上，留下回去的线索。
电梯在攀升了32层之后，我突然按住了暂停键，把自己困在里边。一楼的保安在对讲机里焦急地问我发生了什么？而我只是想蹲在电梯的角落里，给陶格发短信。
我问：“我还能说爱你吗？”
他回：“能。但是我已经不能了。”
看来，是该我学习怎样煮咖啡做早点的时候了，我还要学会忍耐与勤劳，懂得什么叫贤惠，我要安心下来，仔细守住梦寐以求的稳妥与富足。我26岁的大好年华，终于物超所值提前享用了46岁的生活，却也丢掉了，那么那么爱我的陶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