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组织撰写“皇甫平”系列评论的 《解放日报》1989、1990年已连续两年在农历大年初一，都由我在头版的《新世说》栏目撰写一篇千字文的小言论祝贺新春。而1991年庚午岁尾，在我了解到了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谈话的精神后，我就感到，只写一篇小言论已不足以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最新指示精神。
所以在2月13日，也就是小年夜，我找来有关同志共同研究。我把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视察时的谈话精神说了一下，提议我们合作写几篇署名文章。
当时我便把自己构思好的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评论提纲说了一下。就是抓住“辛未羊年”做文章，以“十二年一个轮回”，作回溯前瞻，又从“六十年一甲子”作更大时间跨度的回顾和展望，提出1991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
“十二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一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回顾这12年的改革过程，“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评论开笔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已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着实让人眼球为之一亮。媒体已经有19个月没有用这样的口吻谈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了。评论这短短几句，是“六四风波”以后第一次鲜明地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作出正面评价，产生了比较大的社会反响。
在文章中我们又前瞻了此后的12年，那正好是2003年。届时，我国已进入小康社会，继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实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目标的第二步目标，我们国家将发展得更好。同时，我们又回顾和前瞻了60年一个甲子的轮回。从1991年往前看60年是1931年的辛未羊年，当时的“九一八”事件，再次昭示了我们落后挨打；而从1991年再向后看60年，正好是2051年的辛未羊年，那就到了本世纪中叶，我国将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目标，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经过这样大开大阖的论述，来阐明1991年是我国一个重要历史交替点，1991年应该成为改革年。“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开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
“改革年”这个提法来自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基，他是在传达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时提出这个重要概念的，他还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我体会，他提出“改革年”可能是针对当时国务院有关1991年是“质量年”的说法。
这就是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发表在1991年2月15日，即辛未羊年大年初一，正逢全国休假迎新春，所以相当多的读者还没有充分注意到。但邓小平同志看到了。因为当天《解放日报》头版上半版刊登邓小平与上海市委、市政府领导迎新春的新闻报道和大幅照片，而下半版就加框刊登“皇甫平”署名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大概过了三个星期左右，1991年3月2日，发表了“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发展市场经济。
邓小平同志在1990年底、1991年初的两次谈话，都强调我们要在发展市场经济问题上进行思想解放和理论突破。我理解，邓小平同志要推动改革开放的深入，到了90年代的此时此刻，说穿了就是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上求深入、求突破。我国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基本上是一种增量改革，就是在公有制经济外增加一块新的发展空间，可以搞私营经济、个体经济，也可以搞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经济。但当时还没有触及到计划经济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而90年代的改革要由体制外转向体制内，由增量改革转向存量改革。这样，就必须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必然要破除搞市场经济就是搞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
文章提出“解放思想不是一劳永逸的”，“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这篇文章的点睛之笔，是指出上世纪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就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文章联系当时中国和上海的实际宣传了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时的讲话精神：“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并批评“有些同志总是习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文中鲜明提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并指出这种“新的思想僵滞”具体表现为，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等等。这几个“新思想僵滞”的表现，是根据当时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概括出来的。
在我们党关于改革开放的话语系统中，思想僵化是专指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的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观念、理论观点。当时邓小平同志讲过，有不同看法，基本上是怕出问题，怕出问题不一定就是思想僵化，所以我们经过推敲，认为用“思想僵滞”的提法，要委婉一些，也更准确一些。
这第二篇文章是“皇甫平”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后来上海市和全国评好新闻奖，都是以这篇评论作为代表作。
这篇文章引起的社会反响更大。赞成的人很多，包括经济学家吴敬琏等，看到文章后都非常兴奋。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甚至恐慌。
3月22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第三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发表。
文章从上海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争议说起，从国际饭店屋顶上最早竖起的日本东芝的霓虹灯广告，引起很大的反对声音，到后来在虹桥土地使用权拍卖，引起很大的阻力；针对曾经出现过的这些争议和反复，文章指出开发开放浦东、设立保税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一定要迈开步子，敢于冒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这样的对外开放，是不是让外国资本家把钱都赚去了?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会不会使上海重新变成旧社会“冒险家的乐园”?针对这三个思想障碍，我们深入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开放不坚决不行”的思想。这篇文章鲜明提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出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当时我们深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个“凡是”，已变成一个“凡事”，即凡事都要问一问“姓社姓资”，这是阻碍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一个要害问题。所以，在这篇文章中，很有针对性地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我们在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倡改革开放不要问“姓社姓资”的意思，只是说不要对改革开放的举措乱扣“姓资”的帽子。
这第三篇文章见报后，由于尖锐地提出了“姓社姓资”问题，“左”派就认为抓到“辫子”了，纷纷撰文“批判”，大张挞伐，这就把一场争论的“导火索”给点燃了。我们这篇文章是3月22日发表的，4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就在《当代思潮》杂志上发表。接着，《真理的追求》、《高校理论战线》等杂志也连篇累牍发表批判文章。这些文章歪曲“皇甫平”评论原意，如出一腔，无限上纲，乱扣帽子，纷纷质问“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四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发表在4月12日。
文章是根据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关于干部问题的讲话精神撰写的，文中引用了战国时期思想家苟子在《大略》篇中说的一段话：“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那种很会讲话、很有思想、又能够干实事的人，是国宝级人才；而那种讲话木讷、不善表达，但很能干事的，是国器型人才；还有一种人很有观点、能出点子，但不大会干实事，这也是可用的人才，可以用他出点子和雄辩滔滔的才能；而那种话讲得很好听，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这种人却是国妖。苟子说：“治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就是说当政者对于国宝级的人需要非常恭敬、很好地用他，对于有用的人才要大胆任用他，对于国器型人才需要很好爱护他，而对国妖式坏人则必须坚决清除。
我们在文章中强调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要破格提拔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进取精神的干部。文章尖锐提出，对“那些口言善身行恶的‘国妖’、两面派、骑墙派一类角色，毫无疑问绝不能让他们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这是对邓小平同志关于要从组织人事上保证推进改革开放重要思想的积极呼应。
就这样，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以每篇发表时间间隔二十天左右这样的节奏，在头版重要位置连续发表了四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四篇文章主题一以贯之，内容相互呼应，文风鲜明犀利，及时宣传并深入阐发了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形成了一个有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完整的舆论先导系列。
在最初酝酿时，我们曾打算还要写第五篇，专门论述怎么看待姓社姓资?改革开放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引发了争议。后来，因为港澳工委来电话催促我尽快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我忙于移交工作，办理赴港手续，这篇文章的写作也就被搁下了。
为什么给系列评论取名“皇甫平”
为什么这组系列评论会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呢?
在酝酿写第一篇文章时，我曾开玩笑说，20世纪50年代的“马铁丁”、“龚同文”都是由三个人组合的署名，文章很有影响。我们三人也组个“马铁丁”式写作组吧。
但我们在讨论第一篇评论文章时，并没有涉及署名问题。第二天初稿出来后，我才考虑署名问题。所以，“皇甫平”这个署名是我独自在大年夜拟定的。我为什么要署一个“皇甫平”的笔名呢?
当时海外不少媒体都对“皇甫平”作了解读，一般都是把“皇甫平”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在当时的交锋和争议过程中，我也不便把自己的深层想法和盘托出，所以一段时间内形同默认了“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
一直到了1994年4月，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创“解放风格”》时，才透露了“皇甫平”署名的深层含意。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见1994年刊登该文的《新闻记者》杂志)2003年2月，即“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12年后的癸未羊年，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来采访我关于“皇甫平”文章发表经过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当初如何拟定这个署名的具体想法讲出来。
我当时对记者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各地演讲谈到“皇甫平”署名，又对“辅佐邓小平”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
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要把邓小平同志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宣传出来，以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从而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可见，“皇甫平”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直到2006年在发表我撰写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被《财经》杂志主编阴差阳错又用了一次，而那是后话了。
后来我们就用了其他的署名了。如到了第二年(1992年)春节，我们发表宣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精神的署名评论就用了“闻颀”。1992年4月以后，我组织发表在《解放日报》的四篇评论文章，署名就叫“吉方文”，就是‘《解放日报》文章”的意思。1993年我奉调履任《人民日报》副总编以后，分管评论、理论宣传，我又主持开辟了―个重点评论栏目，署名“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的意思。这个笔名很直白，没有什么其他含意，《人民日报》直到今天还在使用。
“皇甫平”系列评论引发的思想交锋
“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收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
这四篇文章当时在国外也引起反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 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他们很敏感。
当时对这些系列评论文章正面反应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上面说到，1991年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4月中旬反驳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该文一开头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好家伙，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接着，《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文章写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度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也加入了围剿“皇甫平”的行列，该刊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到了八九月份，有些报刊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过程中，新华社站出来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理所当然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做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
理论界当时也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这些“高论”很是纳闷，“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都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那位作者：除非他把这段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去了。
1991年8月中旬，有人突然跑到上海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还讲到第三篇文章还是一个理论作者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一年的“七一讲话”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同时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此后一个阶段，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而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的内容。江泽民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
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开始起草有关改革开放的社论，这就是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由来。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
当然，这只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插曲罢了，其具体隋况这里恕不详谈了。
自觉巧妙地进行针锋相对斗争
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之前我曾预料到会引起争论，也做好了冒一点风险的思想准备。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应。作为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发起者，我当时还是承受着巨大压力，连我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到6月初也被突然取消了。当时我已经交接完工作，《解放日报》连欢送会都已开过了，我的行装也已准备就绪，飞机票都买好了。但上级来了一个电话，取消了对我的任命。好在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近三十年，大家对我很了解，所以这件事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大家反而都很同情我。我仍旧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还是主持《解放日报》全局工作。
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论干部的精神状态》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必须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红旗落地”，并非由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唯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当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原子能发电，包括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原子能破冰船、超音速飞机等等，都是由苏联最 早造出来，这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因此20世纪50年代，社会主义声誉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但是，由于体制原因，苏联后来在科技进步的民用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做好，它只有军事竞赛带来的科技发展，这就支撑不住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长期生活得不到提高，农副产品都买不到，苏联的失败，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它搞改革开放的结果。其基本精神是与“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脉相承的。
这一年12月，我从一份内参资料中看到，有人在给中央的“上书”中公然宣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应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的人士，集中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时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经常把上海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人士请来开“神仙会”，请他们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那些精彩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观点，也常被我化作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解放日报》的思想性、理论性不断增强，导向性、指导性更加鲜明。
后来，我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
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开始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基同志并没有直接关联。后来，我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以后，几次遇见朱?基同志，他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倒是1994年春，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五大改革措施，我当时用“任仲平”署名同当时借调北京起草《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的有关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上下一心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的重点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朱?基同志是湖南代表团的代表，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这篇文章拿到会场，在湖南团大组会大加赞扬，他说“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作者就是从上海调来的“皇甫平”，他们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那天，他讲了一大段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话，而且还特意把“任仲平”同“皇甫平”联系起来加以表扬，这就表明了他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态度。我和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的这篇“任仲平”文章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文章一等奖，对1994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全面改革，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中宣部也曾通报予以表扬。
邓小平南方谈话“皇甫平”摆脱困境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从武昌、深圳、珠海到上海等地，一路走来大讲改革开放，反复强调改革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同志抓住1991年思想争论和交锋的要害，尖锐地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这个角度看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同志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简明生动语言，激励人们“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为党的十四大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高度评价的：“今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地回答了这些年来经常困扰和束缚我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谈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和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在1992年2月4日，即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周年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重头评论，在全国拉开了率先宣传、深刻阐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3月份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中央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
从4月份开始，我们又在《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四篇署名为“吉方文”的评论文章：
第一篇是《论走向市场》，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刘吉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被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选为参考文件。
第二篇我们写了《论加速发展》，集中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
第三篇是我们在1991年想写而没有来得及写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全文转载了。
第四篇是《论换脑筋》。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要换脑筋的问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换计划经济习惯思维。当时《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
这些情况生动地表明，同一年前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时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国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生气蓬勃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1992年10月，在中共上海市第六届党代会上，我也以高票当选为市委委员。过了几个月，1993年4月，中央就决定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
20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再看那场思想争论和交锋，我更深刻地认识到，舆论要在社会历史的紧要关头发挥先导作用，就要勇于和善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敢为天下先，成为时代的晴雨表、社会的风向标。这是新闻工作者应尽的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