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问题几年来持续发酵，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性。基于选取的不同认识视角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会千差万别，形成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印象。 债务问题的衍生与解决同受一个系统效应的影响，更同时牵动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欧洲债务危机源于希腊国家的主权债务问题。在其深化、蔓延的演变历程中，欧债问题自有其特殊性，基于选取的不同认识视角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千差万别，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当前对于欧债的认识上，评论家与研究者在部分问题上依然存在争论，这事实上是了解危机根源与欧洲本身的另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以“双速欧洲”模式统和欧洲？
这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命题，实际上，这一构想的矛盾长时间并真实地存在于欧盟成员国中间。受困于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派在上世纪70年代的逐渐失效，欧洲于80年代中期才重又获得一体化的内部驱动力。
但在当时条件下统和欧洲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西欧各国由于战后各自的福利国家计划形成了经济高赤字的特点；多边框架下集体行动的巨大困难；共同体外延扩大，成员国增加；石油危机、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对贸易保护政策的鼓励。其中，尤其在1981年～1986年新加入的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三国的影响下，欧洲共同体发展的步调受到极大限制。因为三国同属南欧较为不发达国家，增加了共同财政负担，加之英国固有的疑欧倾向，使得欧洲内部对发展模式的设定产生了分歧。
一体化重启后，欧洲议会即分化出了以德国、意大利为核心的“最高纲领派”和以英国为主的“最低纲领派”，也被称作“鳄鱼”与“袋鼠”之争。这反映出成员国对共同体发展方向与规模的不同立场。为解决这一矛盾，欧洲委员会特提出“双速模式”。所幸由于英国在欧共体预算和农业制度安排、欧洲单一货币发行问题上很快与欧洲达成了谅解，欧洲总体上一直在以一个速度前进。
时至今日，欧洲一些国家深陷债务纠纷之中，而作为欧洲发动机的德国却频频被批评为不负责任的不作为，使得原本维持一个速率的马达停转。这样，“双速欧洲”甚至“多速欧洲”的旧话重提，再度成为政治精英纾困救市的一项备选工具：既然各国经济状况良莠不齐，尤其是相当一部分“欧盟”国家的财政质量长期不能满足欧盟标准，很难保持统一，不如放慢部分国家的前进步幅，甚至暂时放弃部分国家的成员资格也许有益于危机的解决。从这个角度上说，为具体国家圈定三六九等与时下刺耳的“将欧猪国家踢出去”的呼声共享同一逻辑。但问题是：为什么当初那么随便地把“小猪”领进来？
希腊主权危机并不重要？
由此也引出了希腊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欧元区大费周章地援救希腊，将救助希腊视为欧盟理念在实践上的生存之战，实在夸张。的确，希腊国内生产总值仅占欧元区GDP的2.5%，并且可以预见其比重还将不断缩小。但在欧元区架构下，希腊等国的问题有着独特的溢出效应，在制造业、劳务输出、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绑架着整个欧盟。虽然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加起来只是欧元区GDP的5%，但其银行体系却占用了欧洲央行2420亿资产流动性的55%。一旦危机发展成为整体性的银行业危机――比如说，连带性的欧洲银行体系崩溃，后果将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在不远的将来全球经济二次探底。
希腊可以看做是欧元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风向标。当市场前景看好，欧元势头强劲，欧洲陶醉在自我创建的后现代文明场景之中时，又有谁会想到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样的国家将会成为“麻烦制造者”？只有危机爆发、资源紧缺的时候，希腊等国原本自己的麻烦才成为大家的麻烦。截至目前，爱尔兰已接受了850亿欧元援助，葡萄牙接受了780亿欧元援助，希腊接受了1090亿欧元援助。这些救济款为缓解当事国的金融困境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无疑也加重了欧元区整体的负担，欧盟理事会清醒地知道这些国家不得不救。
也许真如萨科奇所说：“当时的希腊急急忙忙加入欧元区就是一个错误。”
英国对于欧洲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卡梅伦去年曾说欧洲债务危机同样是对英国的威胁。因为英国出口的40%的商品全部销往欧元区，加之英国还是欧盟的三驾马车之一，所以英国人在这场危机中也表现出一定的紧张情绪。但是英国毕竟不是欧元区的一员，针对危机的处理，其最近的一些宣示也被欧洲同僚们看做是不怀好意的风凉话。毕竟，联系到历史上英国与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之间的悲欢离合当可体察英欧间的复杂感情。1972年希思政府即加入欧洲蛇形汇率机制，六星期后匆匆退出。1978年卡拉汉政府宣布英国暂不加入汇率机制。撒切尔执政之初将20%的储备放在欧洲货币合作基金，承诺适当时候加入汇率机制，而1985年条件成熟时又拒绝加入。1990年英国最终加入汇率机制，可到了1992年“黑色星期三”之后又再次退出。直到今天，英国还在就是否应加入欧元区而争吵。
如此变幻莫测而丰富多彩的英国立场让德国人看得揪心、令法国人瞅着头晕。这让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怀疑起英国的“居心”。尽管德法领导人为解决危机提供了若干的规模宏大计划，英国却保持了其一贯的绅士般的镇定，所以人们看到2012年3月2日，欧盟27国领导人在布鲁塞尔召开峰会，英国和捷克拒绝加入其他25国签署“财政契约”。
德国能做得更多？
诚然，德国是欧洲联盟现行经济政策的最大受益国：单一货币、统一大市场、邻国经济模式的结构性互补、欧盟宪法条约制度性的保障，这些共同成就了今天的德国。某种意义上讲，是德国产业化链条的过于蓬勃发展、德国人的过于勤奋严谨造就了南欧诸国对于德国制造业的依赖，固化了50岁退休、退休后晒太阳的生活理念。在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形势下，所有人都将目光对准了德国。
过去的德国只是一匹听从法兰西车夫驾驭的马，忠实地拉动着欧洲这辆大车。欧洲经济的发展动力也是源自德国经济的持续向好、德国制造业对欧洲出口的便利条件。可以说，没有了对欧出口也就失去了德国经济提振的一大动力、那些严重依赖德国的欧洲小国也就失去了经济周转的活力，增加了换汇成本，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最终将引发欧洲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更不用提德国与欧洲之间的关系问题：二者的依存度下降必将导致欧盟理念的崩塌。
实际上，德国目前在出口问题上对欧洲的期待正在下降，2011年前九个月，德国对希腊的出口额为39亿欧元，对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出口额分别为32亿欧元、54亿欧元和265亿欧元，而同期德国对俄罗斯的出口额为257亿欧元，对土耳其和中国分别为154亿欧元和478亿欧元，并且这一趋势还将延续下去。身为“救世主”的德国自身债务也已占GDP的80%，这匹又要赶路还要把握方向的小马在跟前能吃到的草是越来越少。
欧债可与美债等量齐观？
美债问题的衍生实起于党争。与欧债危机不同，美国在面对危机时尚可以采用量化宽松、增加税收、提高债务上限、组织借款和谈判等多种方法。虽说美国国债现已达到全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90%，存在恶性通货膨胀的风险。但只要美国还占据着霸权地位，哪怕其经济状况再疲软、债务负担再严重，它都可以持续透支信用来换取更多的时间和机会――理由很简单，只要能兑现利息，主权债务就不再是问题，因为债券持有人更愿相信自己的投资会有回报。若美国经济崩溃，其庞大的经济总量必然会绑带全球其他地区的经济遭到更大打击。因此，美国在处理自身债务问题时并没有欧洲式的紧迫性，相反两党还以此作为攻击对方的有力武器。所以有人即认为美债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欧洲因其自身条件所限，拿不出过多的工具来撬动横亘在面前的债务负担：消化债务和分配金融稳定项目下的贷款都需要欧洲央行的帮助，但欧洲央行本身又不被欧盟授予危机处理的全权；增印纸币、强迫欧元贬值的做法在成员国当中会引发不同的效果；对外谈判经常不能以一个声音说话，一旦有外国政府表示愿意出手相助时，德国与南欧诸国的口径又颇不一致。欧洲迫切需要解决的是统一其分散的财政政策，加强其成员国间的政策配合，完善金融稳定救助方式（包括欧洲金融稳定基金、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和IMF备用贷款），赋予欧洲央行以更大的自由度和权力，保证欧洲在自救的议题上有更大的政策调整空间。
讽刺的是，由于欧洲面临着更多的难题和不确定性因素，美国人反倒更关心起欧债来了。美联储主席伯南克3月21日说：“欧元区所面临的困境已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欧洲需求的减少已经延缓了其他经济体增长的步伐，并使得世界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也因此而降低。”伯南克提醒美国金融机构和货币市场基金要高度警惕“欧债危机”的“传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