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回顾和总结中国文化产业发展10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对于实现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刊在本期和下期发表我国著名文化产业研究理论工作者范建华、齐骥两同志的长篇学术文章《理论与实践――中国文化产业十年总揽》。文章从10年来中国文化产业领域的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厘清和辨析了许多理论问题，阐述和总结了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历程，是一篇认知和解读中国文化产业10年发展不可多得的权威解读，为此，本刊不吝篇幅，给予发表，以飨读者。??
摘要：对十年来中国文产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的全面梳理，是在我国文化产业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进行的。这一研究以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任务，指明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为起点，把自2002年到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十年历史进程中，文化产业概念研究、发展战略研究、文化体制改革研究、文化产业发展实务研究以及文化产业学术载体、档案和里程碑事件研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十年间文化产业的理论脉络、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
?关键词：文化产业；研究；理论；综述
?中图分类号:D6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95-09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历史机遇，也进入了加速成长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环境看，近十年来，文化产业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保持着重要的经济贡献。从国内环境看，近十年来，我国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自从2000年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以来，无论是在产业形态、产品类型、消费市场、经济社会效益，还是在观念革新、理论研究、社会认知、区域布局等领域，文化产业发展一直保持高速成长态势，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十年来，文化产业学术思想和学术体系也经历了从形成到发展的阶段。从学界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界定到对“文化产业”以及与其相近的诸如“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概念的探讨，从对文化产业发展历程的阶段式关注到对文化产业发展全方位的理论探讨，从对文化产业理论前瞻式探索到将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应用到产业实践中，以及对文化产业实践进程中的应景式、针对性、专题性学术研究，文化产业理论的积淀和学术的发展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而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代节点，如何将文化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融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洪流中，支撑起产业成长的基本框架，成为破解文化产业未来跨越式发展的重点所在。
十年来，文化产业学术界深入研究当前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存在的困境，积累的经验，通过理论研究总结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成败得失，归纳文化产业市场建设中的经验亮点，提炼适应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和发展路径，需要把文化产业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以应用研究促进基础研究，以基础研究带动应用研究，加强文化产业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创意成果的孵化，通过知识转移平台、创新孵化平台、文化发展平台等搭建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与现实生产之间的桥梁，使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建设在具有国际视野、中国特色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了文化产业的学术框架，构建了文化产业的理论基础。
一、文化产业概念研究
十年前，党的十六大第一次从党的文件角度，理清了人们对文化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径。十年来，尽管学术界关于文化产业的定义展开了不同的讨论，并且在不同地区也有不同的侧重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或相关的产业名称，但最基本的就是必须体现文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必须兼具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这也是文化产业概念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一）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及文化创意产业等相近概念的辨析研究
关于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辨析和定义探讨，一直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领域的热点。王永章提出，我国所强调发展的“文化产业”与英国等国家所倡导的“创意产业”在出发点、主体、性质和管理部门等方面存在的显著不同，并指出在当前我国所处的阶段，应更强调发展文化产业，并“亟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加强对文化产业、创意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的研究，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弄清各自归属的产业边界，廓清思想认识上的误区。”[注：王永章：《“文化产业”与“创意产业”辨析》，《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1日版。]祁述裕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两大概念从产生到时代变迁上进行了探讨，提出使用“文化产业”的称谓，还是使用“文化创意产业”的称谓，没有好或不好的区别，只是使用哪一个称谓更好。祁述裕认为，“文化产业”这个概念在当代中国有很强的针对性，继续沿用也可，但使用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更有时代感，也更有前瞻性。[注：祁述裕：《文化产业，还是文化创意产业？》，《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胡惠林对文化产业和创意产业的概念进行了甄别，并提出，“创意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的提法，混淆了文化产业和其他产业的政策界限，模糊和削弱党委宣传部门和政府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对文化产业的监管能力。[注：胡惠林：《对“创意产业”和“文化产业”作为政策性概念的一些思考》，《学术探索》2010年第2期。]章建刚则从概念与政策趋向的差异对其进行了区分，并提出从实践中对文化产业或创意产业无需进行刻意区分，作者指出但我们可以把这种分别看做一个政策风向标：如果文化内容监管立法迈出较大步伐，因而文化市场可以更大幅度开放，那么采用文化产业概念就堂堂正正；而如果感到文化市场开放时机尚不成熟，那么就可以适用创意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概念进行过渡。[注：章建刚：《文化产业，抑或创意产业？》，《学术探索》2009年第5期。]（二）基于概念的文化产业要素研究
除了对文化产业基本概念辨析的研究以及基于概念界定衍生的理论考究之外，关于文化产业基本概念及其演变过程，对文化产业概念从不同维度进行的梳理和提炼以及基于特征的概念辨析也十分普遍。例如柳斌杰认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是企业，而企业发展的关键则是市场竞争主体和战略投资者”[注：柳斌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应从五方面入手》，《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年5月19日版。]。范建华认为，“文化产业最为核心的要素应该是资源、人才（创意）、资本和市场，其中，资源是基础要素，人才（创意）是核心要素，资本是关键要素，而市场则是文化产业价值实现的根本要素”。[注：范建华：《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53页。]祁述裕则认为，“经济是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状况的最基本的因素，除经济之外，文化资源状况、文化环境（包括文化市场状况）、科技发展水平、文化政策和文化管理体制是诸多因素中最值得关注的。”[注：祁述裕：《影响文化产业发展的诸要素》，《中国文化报》2008年10月10日版。]此外，黄永林、罗忻认为，“文化资源、文化创意、文化科技和文化园区等核心要素”对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根据文化、创意和科技在文化产业中依赖程度的高低，可以将文化产业分为传统历史类文化产业、新兴科技类文化产业和现代创意类文化产业。”[注：黄永林、罗忻：《文化产业发展核心要素关系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5期。]褚晓琳提出，文化产业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需具备“科技含量高、融合性强、产业化程度高和可标准化”[注：褚晓琳：《文化产业“促转变”四要素》，《中国文化报》2010年10月20日版。]四个基本要素，才能在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三）基于概念的文化产业演绎规律研究
从文化的商品属性获得认可到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文化产业的演绎规律同其概念的形成过程类似，在基于文化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的经济运行规律前提下，承担着满足人们日趋多元化精神需求的基本功能。当前学界对文化产业概念演绎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不同视角的分类上。例如金元浦提出“从总体上看，文化产业可区分为作为哲学政治观念的‘理论―意识形态文化产业’和作为经济制度、发展模式的操作性应用性文化产业两大部分。”[注：金元浦：《试论当代的“文化工业”》，《文艺理论研究》1994第2期。]对文化产业进行了基本理论划分。海江、谭翔浔通过对中外文化产业概念在理论与实践上的梳理分析，阐释了文化产业的基本内涵、外延以及多元供给特征，提出了“核心文化产业、本体文化产业、亚文化产业”[注：海江、谭翔浔：《对文化产业概念的辨析》，《学术探索》2005年第2期。]等概念。曾贵梳理了文化产业概念提出和产业发展的基本过程，作者将文化产业界定为“文化产业是指为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创造性地利用文化资源，形成文化价值，并采用工业生产手段大量复制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总和。”[注：曾贵：《基于文献综述的文化产业概念反思》，《创新》2010年第5期。]王广振等对文化产业概念的中西方语境进行了着重分析，并通过对“文化产业”的词源、观念史和实践史等事实进行梳理，透过事实得出概念性认识，并梳理了“文化产业”作为“新生概念是从事实成为观念、从观念成为规范性的概念”[注：王广振、曹晋彰：《文化产业的多维分析》，《东岳论丛》2010年第11期。]的过程。
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十年来，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一直是理论关注的重中之重。战略研究关注的是具有全局性的宏观问题，在针对文化产业战略要素的研究、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不同维度和研究以及对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的人才战略、市场战略、品牌战略、“走出去”战略等突出问题成为战略研究关注的核心。
（一）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宏观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种战略资源，具有高度的战略价值。文化产业的兼具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以及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力量，使得它在世纪之交迅速成为现代国家重新安排国家产业调整和建构新的产业结构布局的重要选择。[注：胡惠林：《文化产业的战略价值》，《人民日报》2009年6月18日版。]而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首先是基于文化产业战略要素的研究。在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前提和基本原则方面，胡惠林提出“文化发展战略确定应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只有选择了这样的战略前提，中国文化产业的安全才是有保障的。”[注：胡惠林：《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其主编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理论文献研究综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版）是对文化产业战略研究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梳理与评述的学术研究成果，作者在综述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在借鉴和运用地理分析方法来进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分析的研究尝试，为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熊澄宇提出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核心是“人的综合发展”，作者认为“文化产业的发展就是人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来理解和设计文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可能更为清晰、更为直接。”[注：熊澄宇：《文化产业研究战略与对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版。]尤芬等用熊彼特的技术创新长波理论解释了文化产业的长波周期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结论，技术的不断更新与突破决定着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这一点对未来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即“文化产业发展第三个长波周期中的发展战略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注：尤芬、胡惠林“《论技术长波理论与文化产业成长周期》，《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二）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专题研究
对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研究除了从宏观角度进行综合分析和科学判断之外，对其从不同维度上进行融合理论的研究和探索以及从人才、品牌等核心战略要素的研究是当前研究中较为成熟的方向。就前者而言，学界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等行业门类的结合，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的结合以及文化产业与一二三产业结合方面进行了综合探讨。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方面，范建华指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都是国民经济中消耗自然资源相对较少的产业，其互动发展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注：范建华：《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陈柳钦认为，“文化是旅游的内涵和灵魂，是旅游的焦点和轴心，旅游则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文化与旅游融合凸显产业发展空间，是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注：陈柳钦：《文化与旅游融合：产业提升的新模式》，《学习论坛》2011年第9期。]创新是产业升级和转型的命脉。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是当前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文化科技领域的研究中，于平提文化科技自觉是解放文化生产力的关键，作者认为，“关注高端文化创新，将使文化改革与发展的效能得到大大提升，将使文化转型更具前瞻性也更具影响力”[注：于平：《文化科技自觉引领下的高端文化创新》，《福建艺术》2010年第4期。]。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理论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向勇的“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和范周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理论”。向勇在《文化产业人力资源开发》（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9月版）一书中从文化产业的经济本质、创新本质、传播本质和集群本质出发，将文化产业人才分为创意人才、技术人才、经营人才、营销人才、渠道经营人才、管理人才和研究人才等七类人才分门别类地加以论述。范周进一步指出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中，“基地建设是文化产业知识转移的平台，项目开发是文化产业人才的孵化器，园区模式是培育复合型人才的杠杆”[注：范周：《文化产业的振兴催生文化产业学科的发展》，《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三）文化产业“走出去”战略研究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实施“走出去”战略，在此次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注：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0页。]李怀亮将消费资本的概念运用到文化遗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中，并在相关研究中，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角度对国际文化竞争问题进行了探讨。李怀亮认为“目前文化产品进口和出口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的趋势可以用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偏好相似理论进行解释，规模经济是美国文化产业领先世界的主要原因，不同的“文化折扣”导致了中美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的巨大逆差，中国不能让自己的文化产业听任国际市场的摆布”[注：李怀亮：《论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问题及对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由此，建立一个公正、透明、可参与性强的，旨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多边贸易体系成为中国文化产业国际贸易研究亟待关注的问题。花建提出，“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核心要素，是要研发出大批既代表中国民族文化、又为国际文化市场所欢迎的优秀产品。”[注：花建：《“走出去”：中国文化产业的必由之路》，《社会观察》2005年第4期。]齐勇锋等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进行了系统探讨，指出了“依托国际销售渠道和发行网络走出去、基于自主知识产权输出策略走出去、以国际合资、合作生产的方式走出去”[注：齐勇锋、蒋多：《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探讨》，《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等六种模式。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发展显然是属于赶超型和后发型的，对于文化产业“走出去”模式和相关战略问题的探讨，无疑有利于“走出去”实践的推进，而只有从国情出发，充分研究和探索政府干预市场的作用机制和公共政策创新，才能够使理论对实践起到真正的推力作用。
（四）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前瞻式研究
在关于文化产业发展战略的理论研究中，学者基于当前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规律，对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判断和战略思考。例如张晓明在《 树立可持续的合理化构建理念》（《中国文化报》2009年第73期）一文中对未来文化体制改革作为文化产业发展主要动力的角度，提出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这个时候特别需要讲究战略、战术和方法。作者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方法――渐进式改革是唯一可行的改革方法。周文彰从文化发展战略的角度提出未来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重点，“一是要健全和完善文化产业的基本要素，二要推动跨地区发展，三是政府要实实在在地引领文化产业的发展等产业发展中务实的要素。”[注：周文彰：《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几个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范建华对未来十年文化产业发展的趋向进行了系统解读与前瞻判断，提出了未来文化产业内容生产、生产方式和消费市场三个两极化的方向。[注：范建华：《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论》，人民出版社2010年6月版。]
三、文化体制改革研究
十年间，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到全面铺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梳理和总结改革的经验和模式，分析和指出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为改革进程提供规避的借鉴和参照的路径。
（一）文化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
文化体制是现存一切文化关系的制度性反映和总和，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在文化领域体现其基本意志、基本制度、基本目标的一种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通则和制度。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之间便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在文化体制改革研究中，李长春提出的“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阐述了当前文化建设发展中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的十个方面重要关系，提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创新与加快发展的关系，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增强文化发展活力，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并指出，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推动文化科学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注：李长春：《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建设发展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求是》2010年第12期。]柳斌杰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柳斌杰指出“打造‘航空母舰’就要坚决打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传统体制，以市场为依托，以资本为纽带，以优势企业为龙头重新布局”[注：柳斌杰：《打造“航母”，淘汰“小舢板”》，《人民日报》2009年8月17日版。]，欧阳坚系统地总结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在贯彻落实105号文件的过程中积累的经验：“第一，扎实推动转企改制工作，是贯彻落实好改革配套政策的关键环节。第二，政府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大力支持，是贯彻落实好改革配套政策的重要保障。第三，从本地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理解和执行政策，是贯彻落实好改革配套政策的重要方法。”[注：欧阳坚：《文化体制改革获得配套政策强力支持》，《2009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09年4期。]傅才武等对三十年来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进行了一个宏观上的总结和评价。作者立足于政府、市场和文化单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提出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效率、既得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安全三个基本问题，并指出，“文化体制改革中的基本问题是效率、既得利益格局与意识形态安全”[注：傅才武、陈庚：《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一个宏观分析框架》，《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2期。]问题。
（二）文化体制改革的难点研究
范建华针对当前文化改革的困境提出了国家文化宏观改革的基本思路。作者认为，“在旧有文化宏观管理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对文化建设的大包大揽和对人们精神文化的指令性消费，替代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即落后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注：范建华：《文化与文化产业发展新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6月版。]，在这一困境下，只有改变党对文化的管理方式，探索“大文化”管理体制，建立统领文化发展的“大部制”是其改革突破口所在。李顺德指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四个难点在于需要突破“精英文化情结、思想僵化情结、部门利益误区和计划思维误区”四个方面，只有“处理好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文化产品的商品形式与意识形态内容的关系、体制改革中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注：李德顺：《文化体制改革的四大难点》，《深圳特区报》2003年12月4日版。]才能使我们的管理及其思维方式提升到与市场经济实践相适应的层次上来。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领域研究中，齐勇锋指出，“文化体制改革遇到的难点，从产业领域看主要集中在传媒领域，目前已经组建的几十家传媒集团是我国文化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大多还都按照“事业体制、企业化运营”的二元体制结构在运行。对于这种过渡性的、很不规范、同时也缺乏法律依据的事业集团体制形态如何进一步改革，各方面的认识还不一致。”[注：齐勇锋：《文化体制改革难点探析》，《改革内参》2007年第10期。]杜学文对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五年过渡期结束后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反思，指出入世以来“文化管理体制并未取得根本性转变、场竞争力有待大幅度提高和市场体系需要进一步健全”[注：杜学文：《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调研与思考》，《学术论丛》2008年第1期。]等文化体制改革中仍面临的突出问题。
四、文化产业运行实务研究
近十年来，国家文化竞争力不断提高，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文化产业作为国家文化竞争力的具体体现，在国家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已成不争的事实。对文化产业运行实务的研究开始从区域宏观领域研究深入到文化产业园区、集群等运行实体研究，随着文化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门类，针对文化产业规划的专题研究也开始成为新的研究领域。
（一）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研究
在文化产业区域发展的整体布局研究方面，昝廷全等提出“区域文化产业在不均衡状态下寻求均衡发展”的理论，指出，“中西部地区需要在加强政府的‘领航员’角色和努力培养市场机制两方面寻求平衡点，区域之间要形成关联性较强的产业联合体，做强做长产业链，提升竞争力。”[注：昝廷全/赵永刚：《区域文化产业在不均衡状态下的均衡发展》，《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在运营经济学理论对文化产业区域发展进行分析方面，徐艳芳用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文化产业发展规模的确定和发展目标的提出是受区域文化产业要素禀赋结构制约的，其中资源和市场是核心。在发展规模的确定上，其他要素往往要迁就于资源和市场，以资源和市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目标比较容易实现，也有利于产业要素的升级。”[注：徐艳芳：《论比较优势理论对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文化创意产业》2011年第4期。]在区域文化产业的联动机制上，齐骥指出，“综合配套”可以为制度创新提供主要动力，文化发展综合配套区的建立“将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集聚辐射、经济拉动、体制示范等作用，对全国而言，将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注：齐骥：《综合配套：文化产业深水区的核心命题》，《文化创意产业参考》2009年第3期。]。
此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受到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在区域发展模式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别。李炎等对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丰富并不代表产业化运作的易行。作者进一步提出，“西部地区文化产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经济全球化和现代传媒业带来的具有后工业时代特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冲击，因此，目前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的发展只能走混合型、伴生型、资源整合型的发展道路。”[注：李炎、林艺：《差异性竞争：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模式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5期。]吕方对共同具有吴越文化特征的长三角文化产业如何实现协调发展进行了理论分析，作者认为，吴越文化以其“经世致用”的价值内涵和精致典雅的文化气质促成了长三角区域强势经济圈的形成。徐萍通过对我国区域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指出“我国中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低于东部和西部地区，呈现中间凹，两头翘的特征”[注：徐萍：《我国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水平及特征》，《统计观察》2007年第1期。]，并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按照不同区域划分为文化需求和规模双领先、需求领先规模不足、规模领先需求不足、需求规模均不足四种类型。
（二）文化产业规划理论研究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文化产业战略主体的一种长远的整体性谋划、要求和政策安排。制定和实施文化产业规划，充分发掘文化资源优势，推进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实施，加速城市品牌的文化重塑，提升区域文化竞争力，已经成为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和重要支撑，因而也成为各国各地区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陈少峰从分析文化产业的本质特点以及中国未来文化产业发展趋势等角度出发，提出各级政府在制定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时的基本对策，作者指出“以数字文化产业为核心的合理产业选择，促进企业总部集聚和打造文化产业集聚园的方法，结合各地资源特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以及以文化产业提升制造业”[注：陈少峰：《做好“文化产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的对策思考》，《文化产业导刊》2010年第6期。]等方面的思考，并提出在制定未来文化产业五年规划时应当如何避免不合理做法的建议。范周通过纽约、东京、巴黎等世界城市的文化规划案例分析，指出，“对于面向全球、着眼未来的文化发展战略规划来说，‘世界城市’的建设标准和文化要素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注：范周：《“世界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维度》，《中国文化产业》2010年第6期。]在对文化产业规划制定过程中的问题研究中，齐骥通过实证分析和案例分析，指出被人们过度关注和期待的“十二五”文化产业规划“并没有站在更高的起点和更深的层次上去考虑这一问题。而关于‘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目标的确立，也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面子’工程特征”[注：齐骥：《“十二五“规划的面子与里子》，《中国文化产业》2010年第6期。]。基于此，在未来针对文化产业规划的研究中，要更加注重在评价指标和考评体系上的理论研究，从而为文化产业规划目标的制定提供良好的学术参考。
（三）文化产业集群研究
产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驱动器。文化产业集群通过分工专业化与交易的便利性，有效地结合起来，通过吸引人才、资本、技术等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必要条件在一定地理空间和区域内实现集聚，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对当前文化产业集群的研究中，学术界“基本吸收了一般产业集群的概念、话语和理论，偏重于从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和新经济社会学角度去解释。如集聚规模效应、外部性、交易成本理论、知识溢出效应等”[注：李蕾蕾、彭素英：《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研究谱系和前沿：走向文化生态隐喻？》，《人文地理》2008年第2期。]，基本上以波特的“钻石模型”、帕德莫尔的“GEM模型”、库克的“二系统模型”、拉多塞维克的“四要素模型”四种模型作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集群机理、发展模式、聚合形态进行综合分析。例如《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研究》[注：参见蒋三庚，张杰，王晓红：《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研究》，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010）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类型、动力机制、发展模式、集聚区管理、集群指数、金融支持等问题作了探索性的研究。其重点放在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特征、内在共生机理和金融支持等方面。《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理论与实践》[注：参见张京成、李岱松、刘利永：《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2011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模式、体制、机制、布局、对策等方面进行了科学、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其对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产业模式划分为政策主导型、区位诱导型、垂直关联型、水平关联型和龙头企业带动型物种集聚模式。此外，在相关研究中，《创新集群国家创新体系的推动力》（2004）通过介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集群经验，归纳了创新集群的路径和方法。但在当前国内关于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中，以现状综述和案例解读的为多数，缺少对现实发展困境的思考和发展模式的反思；另外，对于产业集群的表现形态和业态布局更缺少深入的分析。
五、中国文化产业学术载体和学术档案
十年来，从对文化产业理论的关注和研究到记录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建立文化产业的学术载体，梳理文化产业的学术档案，文化产业学术界不断通过搭建文化产业的学术平台的方式，已经在学理层面对文化产业有了较为系统的、完善的、科学的认识并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效地支撑。
（一）文化产业学术档案研究
“文化产业档案是指文化产业部门在生产、经营、服务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注：范丽珍：《依法加强文化产业档案管理的必要性》，《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3期。]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中国文化产业学术年鉴》和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的《中国文化产业年鉴》是对中国文化产业领域年度学术研究和产业发展状况全方位的综合记录。前者按年度持续反映了中国文化产业理论走向和研究水准，后者则翔实记录和反映了年度国家文化产业年度发展状况，是文化产业研究领域中大型综合性、权威性、资料性年刊和我国文化产业研究领域信息容量大、资料索引全、可供长期保存和反复查阅的大型工具书。
（二）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丛书
在文化产业学术研究著作方面，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与文化部、上海交大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字2002年起开始共同编辑国家文化产业报告，并以《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的形式每年度进行发布，该报告将产业分析与政策分析结合，既有对全国文化产业发展形式的宏观分析，又有对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权威年度报告，既有对过去一年的评估，又有对新的一年的预测，有效地引导着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方向。此外，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的《北大文化产业前沿报告》、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中国文化产业评论》和中南大学中国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的《中国文化品牌报告》，也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领域权威的系列丛书。在案例研究方面，文化部文化产业司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典型案例选编》和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与四川省文化厅合作编撰的《文化建设案例集》以实证研究的方式对典型个案进行深入解读和剖析，揭示文化产业发展中的规律和特征，强调经验的总结和提升以及对现实问题进行跟踪史研究，有效地推动和引领了业界的科学发展。
（三）文化产业学术期刊和报刊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的《中国文化报•文化产业周刊》是国内较早以文化产业为专题研究的报刊之一。随着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家战略，国家级主流媒体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研究更加集中并以纷纷开设专栏、创办专刊的方式对国家文化产业发展进程进行综合报道和深入解读，如《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分别开设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专栏，解读和报道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主编的《中国文化产业》杂志创办于2006年，是文化产业领域第一本公开发行的学术理论月刊，以独特的文化产业新闻视角和聚焦热点的专题性策划为主要特色，是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品牌价值和理论创新的刊物之一。中国政法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编的《文化产业导刊》杂志创办于2010年，传导政策、指导发展、引导投资为传播宗旨，主要研究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产业组织、企业行为、市场绩效、盈利模式、管理经营等文化产业领域热点问题。
六、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问题及反思
十年来，从党的十六大召开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基本任务到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不断丰富并建成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历史进程和实践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从总体上而言仍不尽完善。
（一）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不足
随着文化产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产业，人们对文化消费多元化的需求更加强烈，文化产业进入迅速发展的历史时期，而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却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速度，文化产业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还难以做到完全统一，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文化产业的基础研究上而言，对文化内涵、外延、统计标准的划分难以完全统一，对文化产业的概念、范畴、标准和要素的不统一使其研究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第二，从文化产业的研究方法上而言，对文化产业研究的定性研究较多，定量分析不足，难以将文化产业的理论研究、实践探索和经验判断有机结合。第三，从文化产业理论成果的转化上而言，文化产业研究的动态反馈机制缓慢，对实践的梳理，对产业发展中的成败得失的总结，对引领产业发展的前瞻性探索不足，难以直接为宏观调控提供准确依据。第四，从文化产业的研究主体上而言，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快餐式”的研究者，学者往往盲目跟从产业热点和现实焦点问题研究，难以秉持“坐冷板凳”的研究精神，难以对文化产业进行跟踪式、长效性研究。
（二）学科背景和理论基础的根植性复杂
由于“文化产业”的概念是舶来品，对文化产业的概念认知、学科建设和学术构架的历史并不长，因此文化产业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相对于传统学科而言更为多元化，这对于文化产业理论体系的整体构建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由其他学科研究转向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将文化产业学科与原学科进行嫁接，如人文历史背景的学者更关注与文化产业的历史研究和概念考证，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则侧重文化产业资本运作及市场体系建设研究，传播学背景的研究者和艺术学背景的研究者更侧重从文化产业的行业门类及内容本体创作角度进行研究， 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本身需要具有多学科、综合、交叉、渗透性质，学科背景的多元化提供了较好基础，但另一方面，文化产业研究者将跨学科背景的理论经验引入到文化产业研究中，拓展了文化产业研究的方法和领域，但对文化产业学术体系的系统化构建而言，文化产业本身学科基础的薄弱却影响了学术研究专业性的纵深化推进，这也致使跨学科的文化产业理论演绎难以深入到文化产业本体层面。
（三）学术成果和理论研究的转化率不高
文化产业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是指导和引领产业的实践。诚然，文化产业学术研究们可以帮助人们解释、描述或预测许多文化经济现象和问题，但不可能直接用于解决文化产业发展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况且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发展要素是问题错综复杂和变化无常的，但是，如何有效提高文化产业的学术成果转化率和理论研究的应用性，则是学术界的使命和责任所在。在以往文化产业研究中，更加注重管理理念性成果研究，其转化的标志是为组织决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并将其中的观点吸纳到决策中，形成组织政策、管理制度或激发相关活动等，这一研究成果的转化周期性较长，并且成果转化的应用是间接性的。而以文化产业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新材料、新设备为主体的直接应用型技术性研究，则在当前文化产业理论中处于非主体地位，这也制约了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效率。因此，如何实现管理性成果和技术性成果转化的动态平衡，提高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是文化产业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向和重点。
（四）学术框架的本土化构建任重道远
西方文化产业理论由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激烈批判到伯明翰学派辩证地看待并支持文化产业，再到知识经济时代学界开始对文化产业普遍的理解和认同，尽管从内涵到概念日益趋于发展目的的一致性，但仍未形成统一的文化产业概念，而作为舶来品，中国文化产业学术框架的构建不仅难以绕开西方文化产业理论体系，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西方理论体系框架下的引进与本土化延展。因此从总体上而言，在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的初期，基础理论研究“秉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传统，致力于对文化概念的解释，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文化资本的阐释，对文化消费的理解，对文化经济化趋势的反思”[注：马健：《中国文化产业理论的系统建构》，《东岳论丛》2011年第8期。]，尽管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距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学术体系仍有一定距离。面对当前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时代环境和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机遇，如何科学地回答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进程中，文化产业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文化产业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战略理论并提出前瞻性的理论思考引导实践探索？这也成为当前和今后我国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Theory and Practice: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I)
??QI Ji
?(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y,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
Abstract:
This surve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ies and practices in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is made in a new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course of China’s 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tarts with a review of the 16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in 2002 in which cultural industry was proposed and its orientation was clearly defined. The study aims at the reform of cultural system and the concept,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the practices, the academic carrier, the archives as well as the landmarks of cultural industry, with a systemic summary of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research focus and orientation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Key?words: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theory; review
?〔责任编辑：李 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