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无痕的天空四代大学生如是说 不可违抗的天意 我是西北大学1951届企业管理系的毕业生，能在西大读书，我认为那真是上天的旨意，不可违抗啊！
那时候西北大学的名字是“国立西北大学”。我生于江苏，随父母迁居上海，从上海光华中学毕业后，考入光华大学念土木工程；我的几个哥哥都在西安工作，一日大哥拍来电报说三哥出了车祸快不行了，命我速去看望。原来由于我寄给三哥的信件邮资不足，邮政局通知三哥前去取信并补足邮资，结果就在路上出事了。后来三哥走了，我从那天起就被深深的痛苦和自责所折磨，直至今日仍不能释怀。祸不单行，上海家中又传噩耗，据说是敌机前来轰炸，父亲躲入防空洞不及而被弹片击中，当场撒手人寰。母亲悲痛之余走投无路，决定北上避乱，随大哥一家居住；我亦无心返沪，遂听从大哥意见考取了西北大学的插班生，改读企业管理。这样，我便开始了在西大的读书生涯，毕业后定居西安，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而今已是尘满面，鬓如霜。
当时的西大条件很苦，比起上海的阶梯教室和推拉黑板，西大雪花纷飞的礼堂，赫蒂安的长板凳让少不更事的我觉得很沮丧，寝室是平房，土地面，席子吊顶，没有玻璃的窗户，加上家里的变故，我只觉得无心学习，前途一片暗淡。
解放初的西大校园里男生占了绝大多数，女生少得可怜；同班同学间年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曾工作过，不少是结过婚生过孩子的。我记得有人甚至抱着孩子来教室听课，要放在今天，恐怕不止是校园新闻了。周围同学家境大都不错，由于西安地处内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都未烧到西安，绝大部分的家庭里都没有遭受过苦难，日子过得还算宽裕。1966年后，由于许多同学都是地主家的孩子，因此吃了不少苦头，这都是后话了。
西大的老先生们
也许正因为年龄关系和家庭优越，师生关系并不那样中规中矩，师道尊严比我想象的要淡漠许多，学生的大胆妄言也是出乎我意料的。当时财经学院院长是袁若愚，一个胖人，满口滔滔不绝的陕西话，他上课时最喜东拉西扯地闲谈，这也不能全怪他，当年除了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论这类政治课外，我们的专业课诸如企业管理、合作经济、应用统计、高级会计学、成本会计等都没有教材，全凭老师自己发挥。我初到西安，陕西话听得懵懂，并不完全清楚他在说什么，但是座下却常有人毫不客气地打断他说：“喂，别乱谝了行不行？请言归正传吧！”袁老师竟也不生气，反而讪笑着应诺道：“好，好，咱们这就开始讲课。”
另一个讲合作经济的老师叫甄瑞林，是丹麦留学回来的，当时丹麦搞合作经济搞得十分有效。这个甄老师，课上讲得投入，但只要下课铃一响，立刻走人，不管讲到哪，哪怕一句话讲到一半，也不会讲完，一定留待下回分解，所幸他记性极好，下节课总是恰好接上。几十年后西大校庆我又回母校，所见老师中唯独这甄老师一人，其思维和口齿却不再清晰，我试图和他交流，竟都没能成功。心下怅然若失，自叹岁月无情。
我在校期间，时任校长是鼎鼎大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他每天早晨在校园里散步，兴致勃勃地和老师们打招呼，也饶有兴趣地看学生们的生活。我说不清在一个史学大家眼里，校园里每天的场景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但他老迈却坚定的身影却始终深深烙刻在我心里，不知道今天的大学校长还会不会有这份闲情逸致了。
体育老师王耀东是另一位校园风云人物。他曾与国民党元老、西点军校毕业的孙立人一起在第五届远东运动会上为祖国夺得了篮球运动史上国际比赛的第一个冠军。但他的事业却奉献给了讲台，他足、篮、排样样精通，还讲授各种体育理论，常年精神抖擞地活跃在运动场上。去年他以101岁高龄寿终正寝，西安许多媒体都作了浓墨重彩的报道。
当年的课程相比今天无疑是单调得多了，但由于校长的个人影响力，他时常能请来许多星光灿烂的人物为我们做演讲。比如他把重庆谈判的缔造者、时任陕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请进了大礼堂，报告的主题似乎是“我的故事”，具体内容我已淡忘了，只记得他说：“同学们，我今天来这里还是坐的洋汽车，我盼望着有朝一日我能坐上咱们国家自己生产的汽车，大家都能坐上中国制造的汽车。同学们，国家强大了才有这样的实力，爱国强国靠你们！”那慷慨激昂的声音在礼堂里久久回荡。
疑古史家、学术耆老顾颉刚也曾被请上西大讲台。印象中他浓重的苏州口音让不少同学十分迷茫，我虽然听得懂，却可惜对于历史所知甚少，也是听得一头雾水，现在想想真是件遗憾的事。
不要文凭就毕业
建国伊始，战火平息，经济建设当务之急，相关人才也显得十分短缺。我所在的企业管理系一下变得炙手可热，许多原先就读于法律系、政治系的同学纷纷转入我们财经学院。企业管理的毕业生自然也成了许多单位争抢的对象，以至于我们解放后的第二届毕业生几乎都提前一年结束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甚至有不少人一有好的单位，连毕业文凭都不要，撒腿就跑了。当然更没有毕业照什么的，散了就散了。最后我记得袁若愚院长坐不住了，他出面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尽量不要提前毕业，还告诉我们文凭还是很重要的，不要贪一时之快，还是耐心等到拿了文凭再离校比较好，日后会有用的云云。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文凭的地位水涨船高，而今的大学生很难想象我们当年辛辛苦苦读了几年书，硬是放弃文凭走人、急着去工作的情景吧。
走出校门的时候真是荣耀得很，那时的大学生毕竟因稀而贵，谁知好景不长，几年后风云突转，文凭变得一文不值。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我真是觉得抬不起头来，巴不得在西大读书这一段经历能够从我的人生履历中被干干净净地抹煞掉。读过大学？简直羞于启齿，生怕染上了“臭”气。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哪里能料想到今天的局面呢！
上学时有了就业的可靠保障，学习就没有什么压力。我当时还在课堂上给现在的老伴儿写信，有时她来学校找我，我请她吃饭，不过最好的也就是鸡蛋面条；如果她找到寝室来，我的室友们就会笑嘻嘻地离开，尽管当时还不知道有“电灯泡”这样生动的比喻。其实，我们俩独处时也不过正襟危坐地谈话而已，决不会像今天的小青年般卿卿我我。
留恋火烫的青春
说起来那个年代的年轻人，人生观都充满了热忱和虔诚。刚得解放，告别了所谓“万恶的旧社会”，对未来充满了无限憧憬和向往，我们同学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体育、不是游戏、甚至不是学业，而是政治，我们都坚定地笃信马列主义，幸运地意识到自己将走进一个新的时代，将过上前所未有的好日子。我们对于新中国因此有着发自肺腑、不掺任何杂念的热爱，骨子里也尽是火热的激情。
我记得有次学校运动会上我崴伤了脚，一瘸一拐走不了路，适逢五四青年节，同学们集体上街游行庆祝，他们看我有伤，便叫我待在寝室休息，那怎么行！纪念五四这个伟大的日子，我怎么可以不去参加？不管三七二十一，脚踝肿得老高，生疼，我还是咬着牙跟大伙游行去了。走在队伍中，挥着标语喊着口号，不禁热血沸腾起来，崴了的脚早已经置之度外了，雄赳赳气昂昂走过西大街，走过钟楼，只觉得中国未来就在自己肩膀上了。
工作以后，当时结伴而行的三个老同学、好哥们再次聚首，把酒诉衷肠，颇多感慨，还在学校礼堂前合影留念。后来照片洗出来了，却忘记标明日期，多少年过去后，我怎么也回忆不起来那是哪年哪月的事了，我们三人中的一个已经过世，另一个中风瘫痪说不了话，没有人告诉我答案，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当时共我赏花人，如今检点无一半！我也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偶然念及当初那段朴素单调却激情燃烧的岁月，心中五味杂陈。大学给了我终生的朋友，给了我无比虚荣的光环，也给了我避之不及的耻辱，一切的一切，都已尘封于历史，化作一团平淡。当遥远的回忆若隐若现的时候，我觉得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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