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潮流的先锋文学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受过先锋文学洗礼的中国文学由此改变了面貌。它不仅打破了中国文学“一体化”的格局，以形式的意识形态扭转了政治与文学的权力关系，中国文学的内在结构和文学性焕然一新。在这个意义上，先锋文学的历史性贡献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先锋文学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之后，文学在形式上又回到了朴素和平易，文学和普通读者又缓慢地建立了联系。格非是著名的先锋文学作家，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标志性的作品留在了文学史上。新世纪格非完成了他的长篇三部曲，三部长篇虽然仍有先锋文学的遗风流韵，但其主要成就是面对百年中国精神难题的正面强攻。在文学的精神和力量遭遇挑战的时刻，格非以自己的方式维护了尊严和正义的文学。
《春尽江南》的出版是2011年长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它的出版使三部曲尘埃落定。不仅显示了格非面对百年中国的精神难题，试图勾画一个民族20世纪精神蜕变史的雄心，同时也显示了一个作家足够的才情和耐心。在一个浮躁无比的时代，这份耐心足以令人感佩不已。
在《人面桃花》中，格非将历史作为小说的注脚与远景，从独特的人物心理挖掘开去。情节铺展张弛有度，坚韧的叙事充盈着古典的诗意。作家将辛亥革命的风云激荡投影在一个江南女子的传奇命运上，其中既包含有四两拨千斤的巧妙机心，也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独特运思。革命改写历史，小说重述革命，在作家构筑的乌托邦梦境中，时间的历史感消弭在人物命运流转的缝隙里。从普渡到花家舍，犹如在夕阳的残照里留下了淡淡的一抹剪影。身为江南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秀米本该是待字闺中，精通女红，读私塾，懂诗韵，待婚嫁年龄找一门当户对人家嫁了，相夫教子，安居乐业。所谓“梦回莺啭，乱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炷尽沉烟，抛残绣线，恁今春关情似去年”。不料，人生的命运，不经意间，在那个洒满阳光的午后发生了改变一父亲的离奇失踪只是打开了命运的一个豁口，革命志士张季元的到来，才真正打破了她既定的人生轨迹，这位不速之客身份暧昧，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张季元行踪诡秘，几个月后留下一本日记匆匆离去，也正是这本不可告人的日记给秀米带来一场深刻的隐秘心理危初――原来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不仅与母亲隐藏有奸情，对自己更是有干般幻想。
尚未出阁的秀米何曾见识过此等情境?在经历内心的狂澜后，秀米秉承母命，远嫁他乡，不料途中遭劫匪所抢，被绑缚至一湖心孤岛。小说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此情节关口，格非再次展示了他招牌式的空缺：劫匪究竟有没有上陆家索要赎金，陆家人究竟有没有按劫匪的要求交赎金。母亲后来说根本没收到秀米的任何音信，而劫匪则确认陆家一再推诿不肯拿钱赎人，――作家着意的或许并不在此空缺的设置，而是由此衍生出的乌托邦的小说主题。
湖心小岛花家舍林木葱郁，风光迤逦，犹如世外桃源。秀米被劫掠到此地，环岛四顾，山水空潆，云雾缭绕，既像是流年似梦恍如隔世，又像误入桃花源的着洞天福地。但反讽的是，此等画卷般的诗意空间，竟是一帮打家劫舍之徒经营的乐土，表面上的井然有序、人事祥和实则是严格遵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有着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花家舍，既寄托了居岛者的孤独与寂寥，也承载着一帮人的光荣与梦想。人性的悖论或在于，人人都向往众生平等、共享其乐的大同世界，但另一方面，谁又都想高人一等，比他人更为优越――简言之，乌托邦冲动本身即包含着反乌托邦的因子。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乌托邦非但不能完全实现，即使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成为现实，也注定会是一个肤浅的悲剧。从这个意义上说，看似世外桃源的花家舍或许也可称得上是一个准乌托邦。
很难说张季元们苦苦追求的就是人间正义的乌托邦胜境。其实人心莫测，乌托邦也因人而异，每个人心中的乌托邦也不尽然相同。正如张季元日记所示，没有女人，革命又有个什么用?在他看来，革命宏图里如果没有女人的婀娜身姿，再激动人心也不过是废纸一张，革命的机巧与荒诞在革命者真实的自述里显露无遗。也恰恰是通过这种世俗性的个人表述，我们得以触摸革命芜杂而斑驳的纹理。革命假各种乌托邦之名大行其事，乌托邦为革命提供最具历史感的正当性，而革命又反刍现实，在乌托邦的远景冲动中贲张血脉，释放激情。小说写花家舍最终的付之一炬，所有的猜想与遥望都在灰烬中坍塌，乌托邦终成一片废墟残骸，“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人面桃花》上演的是民国版的游园惊梦，历史在这一刻顿生错愕。
亲眼目睹过花家舍的荣辱盛衰，体验了乌托邦奇境，秀米追求的已不再是世外桃源般的安逸宁馨。东渡日本，放逐肉身于异域，秀米与其说是渴求革命真理，不如说是为自己凤凰涅?浴火重生作准备。由是，历史故纸堆里的革命叙事有了血和肉，情与义。当然，秀米具体为何远走日本以及归来后怎样招兵买马，小说均以留白处理，给读者以无尽想象空间。但走向暴力革命道路的秀米终究未能完成张季元们的遗志。以惨败入狱结局，禁语失声告终，梦里留恋桃花地，怎奈现实太艰辛。去年今日，物是人非，《人面桃花》的寓意或许就在于，人类对乌托邦的向往与寻觅不过是人心自我困境的折射。
第二部《山河入梦》，承续人面红影，残留桃花遗香。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梦”的旅程从一辆颠簸跌宕的封闭车厢开始。在波谲云诡的特殊整治年代下，作家刻写人心黑暗，世事无常，其间又夹以权术争斗的插曲，读来给人以凄然隍惑之感。妙龄女子心头笼罩一片紫云英的阴影，革命后代胸中怀想的是工业乌托邦。最终，一个走向不归的逃亡路，一个躲进幽闭的湖心小岛，两相飞信传书，互诉衷肠。从小说人物命运结局看，作家命意或许并不简单止于书写一个现代版的红颜薄命与落难书生。但既然是山河入“梦”，我们就无须去计较小说情节的真实与否――以政治年代的禁忌来质疑人物行为的可信度或许也在情在理，但对本身即是虚构的小说而言，真实性其实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这段梦的旅程中，两颗相距遥远的心由远而近，在想象的孤寂旅途中相遇相惜。但温柔与暴力，浪漫或丑行，《山河入梦》向我们讲述的又何止是一对苦命鸳鸯的悲情故事?
当年一县之长的谭功达，或出于冷香惜玉之意，或出于一时兴起，救弱女子佩佩于困境，让她在一夜间完成从一个澡堂卖筹子的女服务员向县办公室文员的华丽转身。而不谙世事的佩佩，当时不过才十八九岁，一个刚成年的少女又哪里懂得政治的诡谲?佩佩习惯了我行我素，任性而为，来到县政府办公室也依然故我，在几次碰壁之后，终于知道在政府大院不可造次，在权力的中心更不能恣意妄为。如果说佩佩的天性中藏有几分乖戾，那个花痴县长似乎也好不到哪去。在那个饥荒盛行的年代，谭功达却要兴修水利，大建土木。这位书生意气十足的县长，似乎根本不懂百姓疾苦，也无视同僚的善 意规劝。在他看来，为官一任欲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就是要快步迈向苏俄似的工业化――塞想法最初正是源自去俄罗斯高加索的参观访问――但那烟囱林立电灯闪烁的工业化图景，在他下台的那天也遥遥无期，终究未能实现。最后的结局是幕僚倒戈，部下反目，到头来竟落得个被革职查办两手空空，潦倒落魄一无是处，这恐怕是执拗的谭县长万万没想到的。表面看，谭功达的困厄遭际是其不善权术的必然结局，但从某种角度说，又何曾不是其性格悲剧结下的苦果?
在那个政治化的年代，人不过是权力的玩物，无论是权倾一时的达官贵人，抑或是平凡普通的小老百姓，谁都无法置身事外――权力的秘密或许还不在于它的支配性和强制性给人造成的命运转折，而是其任意性给人带来的恍惚与眩晕。醉心工业化乌托邦的谭功达，执念的是一己不切实际的荒谬想法，他看似是那个时代的主导者，但何曾又不是历史的局外人?从这一意义上说，《山河入梦》提供的或许是一幅历史的他者镜像，通过它，不仅历史的乖张面目一一呈现，我们身处的残缺现实也无可隐遁。
佩佩直至走向逃亡，也无法参透为何自己会莫名其妙的有贵人相助，而后来又稀里糊涂地被歹人陷害?正如在小说的最初，谭功达的那一决定对当事人来说，难以断定究竟是幸或不幸。而谭功达孜孜以求的社会愿景，居然在花家舍目睹了最真实的传奇：花家舍公社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大有天下大同之格局与意味。后来谭功达才知道，那个神秘的幕后人就是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驼背八斤，当八斤将花家舍的来龙去脉如实相告时，不知昔日的谭县长是否有某种被捉弄的感觉呢?正如佩佩心头那片挥之不去的紫云英最终也未能烟消云散那样，花家舍留给谭功达的，也依然是疑窦丛生。所谓造化弄人，谁又能轻易幸免呢?“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即使算不上小说名字的最好题解，也大致勾勒了主人公命途多舛的一生。
《人面桃花》重述革命风云，《山河入梦》环绕政治权术，“政治与爱情”是两部小说的内在结构，《春尽江南》则直截了当得多，不但让男女主人公组建家庭，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短兵相接，且还育有一子。但《春尽江南》显然不仅仅是探讨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它探讨的是这个时代精神跌落的问题。百年中国的精神难题在《春尽江南》里具有了新的时代意蕴。
之前两部小说，作家还执念于乌托邦梦境的构造，到三部曲的收官之作，作家完全放弃了这种企图。当然，从某种角度说，江南从来都是文人墨客云集地，书香继世，干载文脉绵延不绝。《春尽江南》极力舒展文人化的抒情，小说虽接续未了的先锋余韵，但叙事圆熟，收放自如。就题材和内容而言，《春尽江南》的故事并不鲜见，甚至情节安排也未出人意料一小说不仅有男女暧昧、偷情、强奸、嫖娼等诸多吸引眼球的通俗小说的元素，同时也将拆迁、教育、房价等诸多社会问题熔于一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恰恰是在不回避当下、直面生存现实的层面才显见了格非直面当下的勇气和担当。故事的男主人公谭端午，80年代曾是个舞文弄墨的诗人，也赢得过美人芳心。时过境迁，结婚成家后的他，不再像当年那样意气风发，对日常琐事无暇以顾，对生活大事又无能为力，只能聊读书以度日，成天翻阅《新五代史》，终日沉浸在德彪西的贝加莫斯卡中不能自拔，而将与一个蛮横不讲理世界相抗衡的任务交付给自己的女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谭端午可视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他同时也与现代文学中鲁迅笔下的魏连殳、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巴金笔下的汪文宣、曹禺笔下的方达生等从属于一个精神谱系。在异常强大而又无比严峻的现实面前，谭端午成了当代的“零余者”，在文史馆拿着微薄的薪水，成天在故纸堆里打发时间光阴。
端午的妻子庞家玉以前是个爱好诗歌的女文艺青年，并且名副其实地为“艺术”献过身。与谭端午组建家庭，一直也是家玉在付出，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她的艰辛来支撑。但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谭端午是将自己作为一个家庭“受害者”的角色来看待的，他认为家玉整天家长里短，对自己恶语相向，完全没了当年的诗情画意，简直跟粗俗不堪的市井小人无异，似乎自己的退步忍让才不失为一贯的谦谦君子。端午不能体悟的是，家玉偶尔的尖锐不过是以坚硬的外壳来保护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脆弱罢了。换言之，端午迷恋的或许只是家玉的风月之情，家玉饱经生活沧桑的风霜之美，端午欣赏不了，他也无心欣赏。
倒是家玉的合伙人对其有一番中肯的评价，他认为家玉本质上并不适合律师的工作，她太认真太投入了，家玉的痛苦在于，她始终无法参透法律工作作为一个社会game的奥秘。脏话挂在嘴边，真情埋在心底，工作全身投入，一丝不苟，生活粗枝大叶，不修边幅――家玉的这种人格分裂其实是一种牺牲，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活策略。相形之下，我们发现在粗粝蛮横的生活面前，在诸多棘手的现实问题面前，人的精神危机显得那般孱弱那般的不合时宜。正如绿珠对端午的评价：你们这种人，永远会把自己摆在最安全的位置。通俗点说，在一个本身即是精神分裂的时代，端午希冀的人格完整统一其实包含有某种自私的成分在内。从某种意义上说，家玉的真正悲剧不是其自我选择的人格分裂，而是丈夫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的这种生活策略，于是表现在家庭生活中，其委屈与无奈只好化作女人的歇斯底里发泄出来。如果说端午的消极遁世有几分无能与无奈，那么家玉的强作欢颜逆势而上更透露出彻骨的辛酸与悲凉来。
在一个众神狂欢的时代，深陷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泥淖的现代人被各种欲望所主宰，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已毫无任何古典的诗意可言。就像故事的具体发生地鹤浦小镇，勾勒的是一个时代渐行渐远的背影。在城市化、全球化的现代性幻象中，我们再也难觅东方古拙乡村的淳朴与诗意。男主人公谭端午的哥哥，原本小有资产，在市场打拼竞争的过程中，遭遇精神疾患，最终被送入自己当初修建的精神病院，自己竟然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这个寓意让我们目瞪口呆震惊不已。
一个作家的力量不仅在于直面当下现实，真实呈现生活的细部，更重要的还是怎样穿透琐碎庸常的生活表象，把握人的精神世界――这其实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在经验普遍同质化的今天，多数小说家可能都面临故事枯竭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格非的《春尽江南》不仅对复杂的社会现实驾轻就熟，更重要的是，他准确把握住了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困境，由人的精神困境来展现这个时代的真问题。他以不动声色的笔墨揶揄了那个貌似纯情的时代，而在处理龌龊的现实时又显得无比尴尬，于是我们看到，在《春尽江南》里，几乎处处都能体验到主人公深入骨髓的无所适从感。
较之《人面桃花》与《山河入梦》，《春尽江南》对知识分子现实窘境与精神溃败失落的尴尬处境描绘得更为酷烈。与前两部小说所呈现的作为后发现代国家的中国不同，《春尽江南》所面对的是一个国民生产总值仅次于美国的中国。改革开放主导的GDP神话，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一跃带进强国之林，神州大地处处霓虹闪 烁歌舞升平，今日中国早已超越谭功达当年的设想，他当年的工业乌托邦根本不在话下。但表面的浮华盛景难以掩盖扎堆的社会问题，贫富悬殊触目惊心，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矛盾尖锐，道德伦理秩序普遍失范，普通民众心理日益失衡。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下知识分子的任何批判似乎都失去了力量，更不用说那苍白无力的形而上哲思。而精神困境也在于知识分子这个阶层自身的问题，因此在失败者谭端午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一种透彻骨髓的无力感。《春尽江南》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这不单表现在作家以巨大的勇气选择与现实正面的短兵相接，更在于它接续百年中国的精神难题，不回避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当然，作家或知识分子或许不是百年中国精神难题的解决者，他们能做的或许就是提出问题或呈现问题。小说一再写到谭端午捧读的《新五代史》，众所周知，欧阳修笔下的五代礼乐崩坏，“天理几乎其灭”。读过小说，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欧阳修“呜呼”的喟叹正是格非的当世唏嘘。也诚如格非自述的那样，三部曲是一场抵抗遗忘的回忆之旅，究其实质，回忆之旅构筑的乃是叩问人的精神困境的“桃花春梦”。我们发现，无论是考究的人物名字，抑或是奇崛的造境设喻，三部曲无不给人以森严之感，而这种悲戚的色调恰恰是与人物悲剧性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格非身居繁华帝都，遥望童年与故土，抵抗遗忘也只能依托文字，虚构传奇，把玩历史。如果说乡愁可以凭栏寄托，那么格非汲汲构建的梦里江南，纸上春秋，便是其眺望故乡的灯绳，经由它频频回首，烛照历史不可测的幽深。三部曲面对百年中国的精神难题，通过检阅三个颇具代表性时代的人的精神处境，完成了一个世纪的凭吊，虽然这难题也是三部曲难以解决的，但它唤醒了新世纪的迷梦――恰如《春尽江南》的英文翻译：Whenspning left Jiangnan，读罢小说，或许我们该问的是When spring come back to Jiangnan?恰如纳博科夫在论及文学艺术与常识时所言，“有时，在事物进程中，当时间的溪水变成一股混沌之流，历史的洪荒漫过我们的地窖，认真的人们总要在作家与国家或宇宙体之间需求内在关系，而作家自己也开始为他们的职责而忧心忡忡”，从这个意义上说，三部曲的写作之于格非，也就成了具有某种献祭意味的仪式――它既是对历史的救赎，也是对现实的超越，包含着无限虔诚与卑微，无尽苍茫与?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