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的开端和结尾都是叙事理论研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很有趣的话题。毕竟任何叙述文本都需要一个开端和结尾，文学文本中尤为重视。人类需要故事，而绝大多数叙事作品也十分重视故事的讲述，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相对的开端和结尾，叙述也?在开端或结尾处开始。事实上，中西自古以来的文学实践创作中都很重视开头与结尾的作用与技巧。我国传统的古诗文及戏剧的做法中提出了大量的首尾观念。梁刘勰论文提出：“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滕前句之旨。”元陶宗仪论乐府提出风头、猪肚、豹尾之说，即开头要漂亮，中间要浩荡，结尾要有力。清代李渔论戏剧：“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终篇之际，当以媚语摄魂，使之执卷流连，若难遽别。”即开头要新奇引人，结尾要使人执卷留连，注重临去秋波那一转也。如此等等。
最近几十年来，叙述的开端和结尾的研究逐渐受到叙述学界的关注，涌现出许多有关叙述开端和结尾关系的新理论。克莫德认为结尾的意义赋予开端意义：普林斯强调“结尾通常决定开端，差不多是这种情形，至少开端由结尾决定，因为开端从一开始就已经被结尾的思想所定位”。萨义德观点独树一帜，他坚信开端行为往往确立了下文叙述的范围，纳托尔也指出开端的意义并不亚于结尾的意义，甚至拉比诺维茨也断言开端的选择将决定结尾等。本文的焦点不再拘泥于开端结尾孰者为要的争执，而是从开端和结尾与文学虚构的关联入手，探究它们在叙述中的功能和特征。
一、文学虚构的始与终
虚构被明确定位为文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它意味着一种表达方式，意味着一种交流与行为方式，它本身是非实在性的，但又与现实、想象密切相连。中外理论家有着类似的观念：如主张把虚构看做一种意识的运行模式，这种意识是现实世界的入侵者，虚构就是一种跨越疆界的行为，并且指出虚构以一种游移不定的方式展示其自身，它的边界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联系到具体文学作品。虚构至少包含以下二三个方面的含义：虚构是一种意识行为模式，指向交流；虚构是一种跨界意识行为，具有意象性；其运作的有效性是一个变化的、需要不断论证的问题。
如果说文学作品的核心是结构和存在，那么文学的虚构与存在有关，就是存在模式与结构模式的交互关系。就虚构这一意识行为模式而言，那些已经生成的模式即已具体化到文本结构中的模式，可以为我们显示以往人类的存在模式，而将来如何生成的模式，将对存在发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换言之，我们可以从已经生成的结构模式考察过去人类的存在模式，但今天的结构模式却是一个未定的、正在生成的模式，作家们日趋复杂、变异的文本实践探索似乎在说明：结构模式不只是存在本身的模式，而是反映出存在的更多可能性。
虚构又作为一种跨界意识行为，可以自由跨越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如生死世界与现存世界、真实世界与可能世界；跨越?体性世界与私人化世界，如跨越宏大历史与个体历史、集体经验和个体经验等。但这种跨界行为是有目的的，不是随便、任意的胡乱跨越。伊瑟尔曾说作为越界，虚构性是纯粹意识的一种行为，这利意识的意向性被不确定性所穿透，因此它只能维持实现目标的?体方向。虚构为所要抓获的事物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只是一个有待实在化的空洞理念，需要想象之物去填充，虚构作为一种媒介释放想象，从而使意识行为丰满。虚构的符号化过程，就是虚构主题化、组织化的过程。对于叙事作品而言，这一过程就是叙事结构的建构，这其中开端和结尾作为不可或缺的结构要素，便成为叙述学考量的重要问题，
从虚构与叙述结构的关系来看，开端和结尾会影响虚构的客观具体化。开端结尾有主题呈现、吸引读者、推动结构、意义凸显等明确的目的和交流指向，与虚构这一意识行为模式有关。通过叙述结构，开端和结尾自然成为虚构始终。对叙事文本而言，虚构的具体的操作首先就是选择或创造一个开端和结尾，开端和结尾将给虚构的意识行为划定一个相对具体的叙述边界，确定一些具体意象，并由此使话语可以打开、闭合，在此基础上。作为一种叙述的虚构意向性行为才有一个明确的空间和时间。
事实上，所有的开端与结尾也都是虚构行为。叙述需要通过虚构创造一个叙述者、一种叙述声音，需要通过虚构创造小说世界的时间逻辑、空间关系、历史语境、人物事件等，进而把真实和想象联系起来，从而能够建立一个虚构的叙述整体结构。在此意义上，叙述开端与结尾成了虚构这一意识行为的载体。叙述策略在故事与话语的交融的整个过程中不断变化，当开端意味着打开话语，选择故事，提供主题化意象，中间发展就是把故事与话语完美融合的过程，结尾则更强调虚构的终结，它强化了主题，彰显出故事和人物行动的意义。
虚构不断跨越边界。开端与结尾的千变万化为虚构的跨界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虚构借助想象可以越界，在自然世界、现实世界、心灵世界等之间自由穿越，开端与结尾就是给这种穿越画出一个特定的轨迹。虚构从根本上说是无法无天没有边界的，而开端与结尾则为叙述虚构的某种确定性，必须从一个起点开始。最终又抵达某个终点。于是，虚构的叙述实践，无论其多么大胆，多么恣意妄为，多么先锋和前卫，都必须通过开端和结尾来为自己确立某种确定性和起始。如此来看，开端和结尾将虚构具体化和边界化了。故事无论怎样发展。人物不管命运如何，情节哪怕错综复杂，它们都是带着开端和结尾的“镣铐”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在这个意义上看，开端与结尾似乎决定着叙述虚构的很多层面。
所以，开端在虚构中看起来只是一个起点，其实很值得分析。我们知道，文学虚构通常虚构得异常真实，是一个典型的“真作假来假亦真”的把戏。如果一个故事虚构得完全没谱儿，脱离人们的常识和生活经验，它就不会引发读者的兴趣。因此，开端对于虚构的真实性具有重要功能。我们注意到，在虚构事件出现和人物出场前，开端通常会借助各种手法来加强虚构的权威性和真实性，常常借助于各种托言、假言，如发现手稿、译稿、日记、档案、笔记等，来为虚构的叙述树立可信的来源，建立某种权威性。即在虚构与真实对立情况下，虚构的客观具体化行为不得不向“真实”的具体实体靠近，依附于似乎“真实”的叙述设置。当虚构从欺骗的形式转变为认知的一种基本构成方式之后，开端便以更加多姿的形式为叙述提供各种入口。现代作家无论是纳博科夫的《艾达》、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还是王蒙的《相见时难》、刘心武的《钟鼓楼》的开端都在表达一种新的范式。尤其是《尤利西斯》，甚至在整个结构上都是对史诗《奥德修斯》的模拟和嘲讽。正如克莫德所言，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研究了范式与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了事实对虚构的抵抗，以及人类的自由和不可预测性对于情节的抵抗。可见，当人们发现以往的叙述方式或理解方式不适用于今天，就会怀疑其有效性。这或许就是作家为什 么在创造新范式的同时，也不断利用旧有范式来虚构人物与事件，展示现实生存环境的复杂与微妙。
因此，叙述开端或结尾的变化，实际上是文学探寻生存轨迹及其意义的必然路径。时间和空间在开端和结尾中被加以安排，生存的意义从中呈现出来。可以说，虚构通过开端和结尾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并使他在一种兴昧盎然的阅读过程中看出扑朔迷离的虚构故事后面的人类生存现实。进一步，开端与结尾意味着连结、连续、整体，同时也意味着划界、分割、断裂，开端和结尾为虚构的模式提供了有效性的边界和根据，文学虚构便在其中产生了。
二、虚构秩序与意义显现
人类自一开始存在就需要故事，需要叙述，更需要通过虚构来创造故事和展开叙述，以探究人类生存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但无论是口传相授，还是结绳记事，所有的叙述都存在一个开端和结尾，正如弗兰克?克莫德在《结尾的意义》中所指出的，人类需要一个像《圣经》中从《创世记》到《启示录》那样的叙述模式，一个包含着开头、结尾和中间的和谐模式，从而把意义赋予历史，满足人类生理上或心理上对秩序的需求。这里，克莫德强调了三个要点：第一，开端和结尾是一个完整的叙述虚构必不可少的要件，通过开端和结尾，完整的叙述结构才得以完成。这就意味着虚构最终必须建构某种形式的完整叙述结构。第二，克莫德指出，正是这样的完整结构，才把故事所蕴涵的深刻意义揭示出来。如果虚构得毫无章法且结构凌乱，势必会严重影响到故事意义的呈现。第三，克莫德还点出了虚构的叙述结构与读者阅读期待的关系，即作为文学阅读主体的读者对虚构的某种心理。如果虚构的叙述不能以某种方式吸引和满足读者，那么文学接受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下去，这就是满足对秩序的要求。这三个方面决定着文学虚构的高低成败，它们既是虚构的叙述文本的虚构性规则，也是从作者到读者的虚构的叙述交流的规范。
文学虚构尽管是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但是虚构最终不是要达到虚假的彼岸，而是要通过虚构重返真实世界。虚构中的真实首先是一种读者对虚构文本产生的真实感，而真实感又有赖于虚构的结构性。如前所述，虚构不是杂乱而无规则的天马行空，其真实是借助于完整和谐的结构来呈现的。因而结构的和谐就不会只有形式的意义，而是具有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本体论意义。如伊瑟尔所言，和谐的虚构出现是由于生命的不可接近。它们需要寻求赋予现实以意义，以至于最终使现实成为我们所设想的样子。看来，虚构所建构的和谐的叙述结构，乃是文学揭示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一个路径。我们知道，现实世界中充满了矛盾和混乱，它们仍是叙述虚构的种种素材。但是，如何经营这些材料，从中彰显出某种意义，是文学虚构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各种复杂的材料被赋予一种理性的次序，起承转合就必须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于是，叙述的开端和结尾便带有一种整体和谐的功能，借助可能性来揭示必然性和真实性。中西文化不同，对和谐的追求道路各异，如西方毕达哥拉斯学派看重的和谐之美，中国儒道推崇的中和之美，但对于和谐追求目标是同样的，即力求人与自身、他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共处。既有的经典文学的开端结尾模式中形象地说明了二者是殊途同归。如西方小说有从中间开始的传统，中国小说则更强调从头开始的传统，但没有开头结尾就无所谓中间发展和高潮的存在，可见和谐的叙述结构依赖于如何开始和结束。
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在虚构的和谐关联中，其实隐含了复杂的矛盾、冲突和抵牾。从某种程度上说，和谐乃是冲突性的扩张导致的最终形态。根据法国叙述学家托多洛夫分析，小说叙述有一些规律性的结构模式。小说中最低限度的完整情节，一般从一种平衡向另一种平衡变化。一开始的叙述情境是相对稳定的，随着人物和矛盾的纠结，另一些力量介入进来，就形成不平衡状态。之后又由于反方向的力量重新介入，最终叙述又回到平衡，但两次平衡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在托多洛夫的表述中，指出来叙述虚构的要旨在于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如固有的古典情节理论可以清楚地加以说明。那就是故事始于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由于人物冲突而陷入危机，达到高潮后迅速转向结局，矛盾冲突得以解决。古典戏剧学的术语是：系结、发展、高潮、解结，19世纪德国戏剧家弗雷塔格概括为一个倒U形亚里士多德情节曲线。后来在戏剧的叙述表述中把这种锁闭结构的规范情节剧称之为“佳构剧”(well-made play)。诚然，虚构在小说叙述中是千变万化的，并不一定限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古典情节结构。但问题在于，透过这样的典型叙述结构，我们深入地触及到虚构的结构完整和和谐要求。换言之，小说虚构千姿百态，变化无穷，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小说的虚构性叙述最终必须服从于结构的完整与和谐要求。这既是虚构本身的规范，也是小说的美学要求。在古典情节中开端和结尾时从平衡到平衡，就是一种完美的叙述结构，它不过是各种虚构的叙述结构的一种典型形态而已。
开端和结尾作为起讫，是一个叙述结构和谐完整的重要构建。它们对叙述的意义不仅在于某种形式上的美学意义，就像一些形式主义美学所强调的那样，我认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和谐结构是叙述本体意义呈现的必然要求。面对?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人生、复杂纷乱的生活，人类需要通过特定的故事结构来昭示存在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和社会历史的价值。因此，开端和结尾在赋予故事中人物关系和事件以因果联系和逻辑关系方面，具有不可小觑的功能。每一个叙述整体都是对生活的某个方面的理解，每一次开头结尾的更新都意味着作家在设想生活的另一种可能的场景，可能的结果，可能的理解。一如萨义德所言，人类对于整体有一种虚构和情感的需要，它促使人们把事物置于次序之中：“尤其是当寻找一个开头时，非常频繁地把它置于一个道德和虚构的框架之中，开头暗含结尾，或者相反。结尾蕴涵开头。”人类又不断给自己设限，通过语言符号把各种观念具体为思想、行为的范式，通过文学作品的实体展示文学自身观念结构，同时也表现多种社会观念结构，或批评，或反讽，或模仿。
至此，我们触及到一个叙述收尾、和谐结构与文学虚构的相关性问题。让我们回到亚里士多德关于文学的一个经典界说上来。他在《诗学》中说过一段意味深刻的话：
写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发生的事。历史家和诗人的差异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希罗多德的著作可以改写成韵文，但仍是一种历史，有没有韵律都是一样：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情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首先要追求这目的。 在以上陈述中，亚里士多德早就指出了虚构之所以更富于哲学意味之所在。它揭示的不少个别偶然的事情是更带有普遍性的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是呈现出生存必然律和可然律的事情，所以虚构具有照实记叙已发生事情的历史没有的哲学意味。把这一判断挪移到此处我们讨论的问题上来，我们有理由相信，以带有叙述结构和谐的开端和结尾来建构小说，其虚构的可能性世界一定比缺乏和谐的叙述更能触摸到那些“有普遍性的事”，因而可以更有力地揭示我们生活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无论是在叙事作品和生活中，还是在词语中，意义都取决于连贯性，取决于由一连串不同成分组成的一根完整链环。正如米勒所言，“由于人们对连贯性有着极为强烈的需求，因此无论先后出现的东西多么杂乱无章，人们都会在其中找到某种秩序”。而叙述文本?是一个可供人们分析、欣赏的艺术整体，无论作品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有什么样的开头与结尾形式，它?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叙事作品通过创造其独特的时间逻辑、空间关联、因果联系等来实现。如名著《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名言涵盖了整部小说的主题，结尾再次深化了这一主题：幸福的与不幸的家庭各自的原因与结果――不幸由于内心的不平静，信仰的无法实现；幸福来自获得信仰，来自内心平静。作家通过卓越的文学虚构，把安娜的爱情悲剧事件的前因后果与列文的感情次第变化，安置在同一个连贯的文本结构之中平行发展，最终再获得一种完整艺术叙述和哲学追问。
所以，小说的叙述魅力就在于将生活中混乱无序的各种事件巧妙地安置在一定逻辑或次序之中，在给人以整体感的同时呈现出某种意义来，尤其强化开端结尾所力图诱导的主题意象。纵观大量中西小说，很多作家都喜欢运用的框形叙述手法，无论是《弗兰肯斯坦》(玛丽?雪莱)、《黑暗的心》(约翰?康拉德)、《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还是《金粉世家》(张恨水)、《故乡》(鲁迅)、《活着》(余华)都有一个完整的结构，那个神奇的无处不在的“我”在开头与结尾的呼应中建立起了叙述的框架，也推动了叙述的次第展开与最终的闭合。而叙述之所以能够在这样一种框架中建立某种秩序，主要因为“小说中的所有语言都可归至一个单一的来源、基础或者逻各斯”，亦即小说?是要指向一个主题，一个中心思想或至少一种意象、象征意义，这成为开头和结尾存在的重要前提，因而我们完全可以把每一个故事的开头和结尾视为一次对无序生活的沉思。通过开头结尾确立的时间框架、因果关系或逻辑顺序，在想象和记忆中去把握一个虚构的相对和谐的世界，一个相对的整体，从其中分析和发现意义和可能性。克莫德说得好，有开头的事物就必须有一个和谐的结尾。秩序也会出现。
?之，小说这样的叙述文学之所以能向现实中存在的纯然状态，即不规律、不完整、不完美的状态提出各种改良或改造的构想，甚至否定它们再造一个乌托邦式的世界，是虚构叙述与开端结尾为创作主体提供了客观化基础。虚构使之能够人为地创造各式各样的开头和结尾，创造无数相对独立而又极其丰富的人性世界，它的圆整与持续能使我们把一切事物置于其中，得以妥善安排、反复考量，从而在开头与结尾的两端之间建立思想与现实和谐的或妥协的种种路径。但虚构作为一种表达和交流方式，无论带来何种秩序模式，那些来自开端结尾确立的虚构叙述中的意义呈现及其安慰力量，对于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