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时间”的概念是贯穿于西方哲学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描述世界的基本方法和角度。康德在继承莱布尼茨的基础上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但是受其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的影响，他的时间观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经过胡塞尔、柏格森等人的过渡，海德格尔提出了存在论的时间观，深入探讨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从而使时间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也将现代西方哲学引向了更加广阔的领域。
?关键词：时间；认识论的时间观；存在论的时间观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2-0001-06
可以说，“时间”概念的发展逻辑体现了西方哲学史内在的发展逻辑，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因此，厘清时间概念的发展逻辑对进一步理解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康德之前，有两种重要的时间观。第一，是以牛顿为代表的物理学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已经有了雏形：时间是计算前后出现的运动得到的所计之数，是在这当前化之际所道出的东西和所意指的东西，“被运动的东西在其运动中当前化，而在这当前化之中所道出的是‘现在这里，现在这里，等等’。所列计的都是现在”。［1］（P11）这种物理学的时间观认为时间是“可逆的”，而且总是根据事物的运动过程来领会时间，如中午就是太阳当空之时；最后就是月亮盈圆之期等等。在牛顿的理论中，“空间”好比一个客观存在的巨型的空箱子，而“时间”则如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因此，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作为二者的内容而转进了箱子和河流之中。这种时空关系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哲学的莱布尼兹，莱氏之前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们在认识论上都更强调“空间”即广延的作用，时间的作用在于能够在运动中带出空间。第二，是莱布尼兹的时间观。他在其著名的“单子论”中打破了空间广延的绝对实在性，认为“单子”是不可分的“单一实体”，它必须是没有广延、没有部分、没有量的规定性的东西。它既不是物理学上的点（原子），也不是数学上的点，而是“形而上学的点”，“物理学的点仅仅表面上看起来不可分；数学上的点是精确的，但它们只是一些形式；只有形而上学的点或实体（由形式或灵魂所构成的东西）才是精确而又实在的，没有它们就没有任何实在的东西，因为没有真正的单元就不会有复多。”［2］(P7-8)由于单子不具有广延性，因此它不是物质性的东西，只能是精神性的实体。可以说莱布尼兹的时空观是对传统时空观的一种颠覆，但是他却没能在理论上更进一步――把时间观念从空间概念解放出来的同时，没能从空间的观点转移到时间的观点上来。因此，莱氏的时间观所体现的“能动性”只能隐含在其单子的能动性之中。
康德的时间观则弥补了莱氏的缺憾，他把时间和主体的能动性结合起来，认为时间和空间都是主体的一种接受能力，同时体现主体的能动性。众所周知，康德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蓄水池”，康德之前的理论都流向康德，而其后的理论也势必从康德流出。因此，本文主要探讨一下受牛顿和莱布尼兹影响的康德的时间观，及康德之后时间观的发展逻辑，尤其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时间观。
一、康德认识论的时间观
“时间”的概念是康德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关于时间的论述体现在其人类认识能力批判的《纯粹理性批判》之中，而在“纯批”里对时间的探讨则集中于其“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中的“原理分析论”、“概念分析论”以及“先验辩证论”中。康德在先验感性论阶段认为，“时”“空”都是“先天的直观形式”，二者是感性杂多得以形成的主观条件。在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中，时间则是知性范畴作用于感性杂多的媒介。康德进一步指出，时间是外感的先天直观形式而空间则是内感的先天直观形式，并且空间最终要依赖于时间。在其先验图型说中，康德指出时间对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的形成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时间的系列、内容、秩序以及包容性分别是量、质、关系和模态的范畴对感性杂多进行综合的图型，并且进一步在“纯粹知性的原理中”认为重要的实体概念都是在时间中的永恒存在者。“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时间的‘先验阐明’，撇开了数学何以可能的问题而跳到了力学何以可能的问题。时间的先验阐明的这一实际的缺位表明其时间观在‘形式框架’的理解和作为‘能力’的理解之间的冲突，它处于传统空间化的时间向力学化、能动化的时间的过渡中。由此切入到康德的时间图型，揭示出时间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构成知识方面比空间具有更加深刻的本源作用，它与创造性的想象力其实就是一个东西”。［3］(P14)
(一)先验感性论中的时间观
首先在先验感性论阶段，康德认为空间是外感官的形式，即感知一切外部现象的先天直观条件；时间是内感官的形式，即感知一切内部现象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不过是内感官的形式，即我们自己的直观活动和我们内部状态的形式。因为时间不可能是外部现象的任何规定；它既不属于形状，又不属于位置等等，相反，它规定着我们内部状态中诸表象的关系。而正因为这种内部直观没有任何形状，我们也就试图通过类比来补足这一缺陷，用一条延伸至无限的线来表象时间序列，在其中，杂多构成了一个只具有一维的系列，我们从这条线的属性推想到时间的一切属性。只除了一个属性，即这条线的各部分是同时存在的，而时间的各部分却总是前后相继的。由此也表明了，时间本身的表象是直观，因为时间的一切关系都能够在这一个外部直观上表达出来”。［4］（P36-37）而由于一切外部现象最终都要纳入到内部来感知，所以时间又是感知一切内、外现象的先天直观条件。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对空间而言处于优先的地位。这充分体现了康德的时间观对传统时间观的超越。在这里所谓的“先天”不是指“时间的先在性”而是指“逻辑的先在性”即在认识过程中源于主体的那些要素，它们在逻辑层面上是先于经验的东西而不依赖于后天经验的知识；所谓的“直观”指“空间时间表象不是从经验抽引来的经验概念，它们属于人类意识本身。意识本身的表象可以是感性方面的，也可以是知性方面的，感性和知性是两种不同的认识能力。感性接受对象，与对象直接接触，感性的表象都是特殊的，变化的，外感官的表象都是具体的。感性的表象，只要是与对象直接接触（除了感性表象，没有其他可能与对象直接接触的表象），总名之曰直观”；［5］（P49-50）所谓“形式”是与“质料”相对而言的，“先天直观形式”指的是时间和空间，直观的质料则是自在之物刺激感官而后天获得的，包括：知觉、印象、感觉等等杂多材料（如色、声、香、味、冷、硬等等）。
邓晓芒将感性论中的时间和空间总结为：“先验的观念性”和“经验的实在性”的统一，即时空一方面是主体本身的先天直观形式，另一方面又是形成感性直观对象的条件。“‘先验的观念论’就意味着‘具有客观意义的观念论’（而不同于贝克莱的主观的观念论或主观唯心论）；‘经验性的实在论’则正因为是‘经验性’的，所以这种实在论被限制于现象界而不会延伸至自在之物，在这种意义上，‘经验性的实在论’就意味着‘只有主观意义的客观实在论’（而不是独断论‘绝对的客观实在论’）。”［6］(P212)对此，著名的康德专家康蒲•斯密也有类似的论述：“我们的主张表明了时间的经验性的实在性，即对每次可能给予我们感官的一切对象而言的客观有效性。而由于我们的直观永远都是感性的，所以在经验中绝不可能有不是隶属于时间条件之下的对象给予我们。反之，我们反驳一切对时间的绝对实在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以为时间即是不考虑我们感性直观的形式也是绝对实在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以为时间即使不考虑我们感性直观形式也是绝对依附于事物作为其条件或属性的。这样一些属于自在之物的属性也永远不能通过感官给予我们。所以时间在这里就有时间的观念性”。［7］(P366)
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34-35页，康德在阐述时间概念时用了“时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和“时间概念的先验阐明”这样两个标题。在形而上学阐明中，康德指出“时间不是什么从经验中抽引出来的经验性的概念。因为，如果不是有时间表象先天地作为基础，同时和相继甚至都不会进入到知觉中来。只有在时间的前提之下我们才能想象一些东西存在于同一个时间中（同时），或处于不同的时间内（相继）”，“所以时间是先天被给予的”，［4］(P34)在解释“时间的先验阐明”时，康德说把先验阐明的内容至于形而上阐明的第3条之下了――“在这一先天必然性的基础上，还建立起了时间关系的那些无可置疑的原理、或一般时间公理的可能性。时间只有一维：不同的时间是不同时的，而是前后相继的（正如不同空间不是前后相继的，而是同时的一样），这些原理不可能从经验中引出来，因为经验既不会提供严格的普遍性，也不会提供无可置疑的确定性。”康德又在先验阐明的标题之下对其进行了补充：“在此我再补充一点：变化的概念及和它一起的运动（作为位置的变化）的概念只有通过时间表象并在时间表象之中才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的时间概念解释了像卓有成效的普通运动学说所阐述的那么多的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4］(P35-36)在这里康德偷换了一个概念，即将“使经验成为可能的诸原则”当成了“使算术成为可能性的诸原则”。
因此，康德所谓的“时间的先验阐明”就没有达到他的自我期许：“我所谓的先验阐明，就是将一个概念解释为一条原则，从这条原则能够看出其他先天综合知识的可能性”。［4］(P30)而康德在“空间的先验阐明中”，他的目的就是“使作为一种先天综合知识的几何学的可能性成为可理解的”。因此，先验阐明与形而上学阐明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所谓‘先验阐明’与‘形而上学阐明’的区别，就在于‘形而上学阐明’还只是将概念本身的涵义阐明出来，并不涉及这个概念在认识论上的功能和作用；而‘先验阐明’则是要回答认识论的问题，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总问题’―― ‘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就涉及空间和时间对于其他有关对象的认识作为可能性条件所起的作用。”［3］(P14)在这里，我们能够很明显地看出：康德时间的“一维性”、“前后相继”等 所谓的“无可置疑的原理”皆非算术的原则，而只能是时间概念本身的内涵，也远没有为数学何以可能提供基础。因此，邓晓芒称：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时间的“先验阐明”相对于“空间的先验阐明”是不对称的、缺位的，与其说是对时间的先验阐明，不如说属于范畴的“先验演绎”。 康蒲•斯密对此也有清楚的分析“在康德的所有著作中《导论》一书的一段唯一的地方康德是似乎肯定的，虽然在简短而十分不明确的方式上，算术和时间有关系，正如几何和空间有关系一样。在《纯批》一书第二版中是找不到这种对算术的见解的。第二版增加的时间的先验阐明里，只谈到纯粹力学。”［7］(P169)
以上谈的是康德在“先验感性论”里作为先天直观形式的时间观念，但是康德认为主体的感性直观形式既是“先天的形式框架”又是“能动的主体性”，这当然也体现在康德的时间观中，而关于时间观中所体现的主体的能动性，则集中体现在“先验逻辑”的“原理分析论”之中。
（二）原理分析论中的时间观
在康德感性论的时间观中，试图将时间“类比”为“一条延伸至无限的线”。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康德试图把时间“空间化”――或者用空间来定义时间。但是，康德也承认“只除了一个属性，即这条线的各部分是同时存在的，而时间的各部分却总是前后相继的。”这说明康德的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因为时间在康德那里的层次要远比空间深远得多。时间不仅具有空间的“接受性”，还是主体本身的存在方式，主体同时间一样是“前后相继”的。因此，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中，康德只把“先验的时间规定”而非空间作为范畴的图型，因为空间只能作为“感性概念的图型”。这就必然过渡到了康德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的“时间图型说”。 在康德的先验分析论中，时间则是知性范畴作用于感性杂多的媒介。
康德在第一和第二版的先验演绎里，论证了范畴对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从而提出了知性的最高原理“先验统觉的综合统一”，即将范畴运用于经验。这就要求“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下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概念是同质”，然而，范畴是普遍的、知性的，而经验和直观是特殊的，这好比于“圆”之于“圆盘”，虽然我们能从诸如“圆盘”等东西中直观出“圆”来，但二者是不同质的。因此，康德说“纯粹知性概念在经验性的（甚至一般感性的）直观相比较中完全是不同质的，它们在任何直观中都永远不可能找到”。［4］(P138)那么，如何把直观归摄到那些概念之下，从而把范畴应用于现象之上呢？康德指出，这需要一个“第三者”“它一方面必须与范畴同质，另一方面与现象同质，并使前者应用于后者之上成为可能”，这个作为第三者的“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智性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这就是康德的“先验的图型”。康德进一步说“时间作为内感官杂多的形式条件、因而作为一切表象联结的形式条件，包含有纯粹直观中的某种先天杂多。现在一种先验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先天原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了这个先验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有时间而言，先验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因此，范畴在现象上的应用借助于先验的时间规定而成为可能，后者作为知性感念的图型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4］(P139)因此，时间就是范畴与直观的中介，也是范畴统摄直观的中介。这样时间图型就既具有了直观的被动接受性也具有了范畴（知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那么康德的时间图型与“知性”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将把知性概念在其运用中限制与其上的感性的这种形式和纯粹的条件称为这个知性概念的图型，而把知性对这些图型的处理方式称之为纯粹知性的图型法”。［4］(P140)由此，我们看出时间图型来自于“知性”，但这里的“知性”应该指的是广义的“知性”，即包涵知性、先验想象力等，而先验想象力则是时间图型的来源“图型就其本身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是想象力的产物”。因此，这里的“时间”就摆脱了空间的限制，并且具有了自身的能动性，这里所谓的能动性就根源于先验想象力。但是，先验想象力如何作用于时间图型，康德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语焉不详，“我们知性的这个图型法就现象及其单纯形式而言，是在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一种技艺，它的真实操作方式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测到、并将其毫无遮蔽地展示在眼前”。［4］(P141)
时间图型能动性的最终根源的不可知，这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康德根深蒂固的认识论立场――认为人的认识只能是被动性的接受框架和能动的主体的外在结合。因此，康德自己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使他在哲学史上扬名立万，同样也因其严格区分现象界和本体界，把人的认识与人的自由割裂开来，恰成为他的包括时间观在内的整个理论更进一步的障碍。同时，这也是后人诟病和发展康德的时间观的起跑线。
二、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时间观
从第一部分分析我们知道，康德的时间观处于传统空间化的时间观向能动化的时间观的过渡时期，因此具有“直观形式”和“能动性”的二重性。而康德之后的哲学家的努力方向则是克服时间的形式框架，从而达到能动的时间观。
费希特着力发展了在康德理论中隐含的、但却被康德否认的“知性直观”的作用，认为时间图型就是一种“知性直观”。并依靠自我意识的能动作用把认识活动和时间活动结合起来，这样就弥合了在康德那里处于分裂状态的“现象”和“物自体”。谢林则进一步引申了《判断力批判》的结论，得出了最高的“艺术直观”，“艺术”在谢林那里就意味着“主客统一”。费希特和谢林注重“直观”，而黑格尔则把逻辑（概念）发挥到了极致，把时间的能动性逻辑化，时间的能动性以及现象界和本体界的通达在逻辑那里得以最终的实现。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发展了康德时间观的能动作用，通过“内时间意识”能动构成作用克服康德现象和物自体的割裂，从而使时间具有了本体化的倾向。伯格森去除了康德时间观的空间成分，发现了“纯一”的时间，即所谓的真正的“绵延”，柏格森认为，这种真正的时间之流才是最真实的实在。当然，在这诸多的理论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时间观。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时间观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作为对存在者之存在显露出来的内在可能性的第一次坚决探讨，必然通向时间这个有限超越的基本规定，而另一方面，此在中的存在领悟仿佛是自发地把存在放到时间上来筹划。”海德格尔进一步说，康德为形而上学奠基也必然经过流俗的时间概念而被逼回到对作为纯粹自我激动的时间的超验领悟，这种时间本质上是与纯粹统觉一致的，并在这种统一中使某种纯粹的、感性的理性之完整性成为可能。因此，海德格尔认为康德时间观的意义并不体现在所谓的“先天直观形式”，而是体现在时间实际上是“此在”的主体能动性的来源，“并不是因为时间作为‘直观形式’而起作用，也不是因为《纯粹理性批判》一开始就把时间解释成这种直观形式，而是因为从人的此在有限性这一根据出发的存在领悟必须把自己放到时间上来筹划，这才使时间在和先验想象力的本质统一中获得了《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核心的形而上学作用。”［8］(130-131)“曾经向时间性这一度探索了一程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或者说，曾经让现象本身被迫而走到这条道路上的第一人与唯一一人，是康德。只有当时间状态成问题之处已经确定下来的时候，才能成功地引进光线来照亮图型说的晦暗之处”。［9］(P27)这种对康德的阐发虽然有“穿靴戴帽”之嫌，但是恰说明了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观的重视和继承，并在自己的理论中，将时间上升到了具有本体论和存在论意义的重要概念。
海德格尔在《存在于时间》里，对此在结构进行分析，试图揭示此在的整体性结构。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结构的基础在于此在存在的“时间性”。这样时间性将被展示出来，作为我们成为此在的这种存在者的存在的意义， “海德格尔的看法不是人必须生活在时间之中，而是人必须作为时间性而生存，人的生存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时间性。”［10］(P191)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此在包含有一种先于存在论的存在，作为其存在者层次上的结构。此在以如下方式存在：它以存在者的方式领会着存在这样的东西。确立了这一联系，我们应该指出：在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之际，此在由之出发的视野就是时间。我们必须把时间摆明为对存在的一切领会及解释的视野。必须这样本然领会时间。为了摆明这一层，我们须得源源始始地解说时间之为领会着存在的此在的存在，并从这一时间性出发解说时间之为存在之领会的视野。”［8］(P20-21)当然，海德格尔认为他这里的时间不同于从亚里士多德到伯格森的时间，认为他们的时间都是“流俗的时间”，其实质仍然是空间的概念。
《存在与时间》的第一部分的第一篇是对此在的准备性分析；第二篇是关于此在与时间性的关系。在第一篇中“海德格尔以下述事实为其指导性线索：人的本质就在于其生存；人驶向其生存就是‘世界’；正因如此，作为此在的人的存在可以被描述为‘世界中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作为在世界中之存在的人是唯一能在其自己的存在方式中使自己透明的存在者”，“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他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发问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11］(P287)因此，时间性是此在存在的意义，我们要想领会和阐释存在就必须以时间为着眼点，即时间是对存在一切领悟的境域。
在第一篇准备性分析的基础上，海德格尔在第二篇中具体阐述了此在和时间的关系。海德格尔认为此在存在的基本结构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即“在世”，在‘在世’这个名称中的‘世’绝不意味着尘世的存在者以别于天国的存在者，也不意味着‘世俗的东西’以别于‘天国的东西’。‘世’在‘在世’这个规定中的意思根本不是一个存在者。也不是一个存在者的范围，而是存在的敞开状态。此在这样一种“处于敞开状态”的在世，就是“烦”。而烦就表现为一种时间性，正如海德格尔说“时间性自行表明即为本真的烦的意义。”烦意味着此在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令人“忧心忡忡”的世界，因而陷入“常人”公共地阐释事物的方式之中，“生存性和被抛、沉沦一起说明了为什么此在的存在本身应被理解为烦。”［11］(P290)在烦之中，此在容易迷失自我，从而沉沦和异化――失去其存在的本真性。而“畏”则是人沉沦和异化的根源，在畏之中，人们茫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海德格尔称之为“不在家的状态”。然而，此在本身具有超越其现有的存在状态而达到“能在”或“将在”的属性，所以此在本然地会向其“本真的在世”复归，这是靠此在的最后一个范畴――“死”来实现的。海德格尔把死描述成人之为此在的一种真正的但也是终极的可能性，“死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是此在存在的潜能成为完全有限的东西，人完完全全并且不可挽救地是有限的，因为它自己的死是那样一种根本性的可能性：它从一开始就在人生上面打上了自己的印记，从而是此在从其开始生存就必须承担的一种存在方式。”［11］(P290)因此，此在在洞察到“死”的必然性时，就会完全激发其内部的潜能，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超越摆脱“非本真状态”。“先行到死中去”、“向死而后生”是此在实现自我超越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人的存在最终必定内在地就是时间的和时间性的。此在通过先行于死，通过将死预先包括在其每一步的人生筹划之中来实现自我的超越。而同时，“通过在其一切筹划中先行于死，此在将其存在恰恰作为其自身的存在接受下来，作为其本己的‘个人’的生存接受下来，以至于此在真的来到自身”。［11］(P291)这里的“自身”就是“将来”，即此在让自身来到自身――即朝向将来。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时间性不仅仅延伸到将来，而且也具有“曾在”的性质。他认为，只有当它在已经存在的情况下，此在才能向其自己的死筹划自身，为了意识到其最本己的存在，此在必须与其自己的死一起，也接受它已经所是的被抛、实际性。如果与此在已经所是的东西没有关系，死就不可能是它自己的死。因此，此在不仅本真的是将来的，也本真地是曾在的。至此，我们已经看到，此在的来到是向已经作为曾经存在的自我的来到；另一方面，只有当将来不断来到时，此在才是其所是。为了弄清楚此在的“将来”和“曾在”，还必须转向时间的近处即“当前”。“在海德格尔看来，当前的真正意义就在于‘使…在场’。作为使…时间化，此在使事物在场。这是源始地显示给此在的当前的基本意义。先行的决心这样开展着此（Da）的当下处境：生存在其行动中可能繁忙与实际处境中实际上手的东西。就是说，只有使这种存在者在场，让周围世界在场的东西来照面才是可能的。”［11］(P292)因此，海德格尔的时间性不是由过去、现在、将来而组成的直线的时间之流，而是“将来”、“曾在”、“当前”诸环节“作为展出的统一性”而具备的一种“境域”。［9］(P430)也就是说，就此在的存在而言，其过去、现在、将来都总是“在场”，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并且，此在的过去和现在的意义都在于它向将来的超越，或者说都指向将来。
正如阿兰•布托所讲的那样：《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表明此在的存在的时间意义，并非是《存在与时间》的最终目标，它仅仅是一条道路。”［12］(P41)《存在与时间》的第三篇《时间与存在》想实现从此在到存在的转折，将时间作为理解存在的境域加以表示，然而遗憾的是由于海德格尔自己的不满意而始终未能发表。在这部没有发表的著作中，我们能够看出海德格尔放弃了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入手探讨存在与时间的关系，而直接从存在之在场状态来谈起，这让我们依稀看到了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影子。
总之，康德在批判地继承牛顿和莱布尼茨时间观的基础之上，实现了由传统空间化的时间观向能动的时间观的过渡；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都试图发觉时间的能动性，在伯格森那里“绵延”作为“纯一”的时间，与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密不可分，从而使时间真正具有了主体的能动性；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同他的整个“有根的本体论”的哲学体系一样，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使现代的哲学家们在“存在论”的话语体系下拥有了更加广阔的理论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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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Time――from Kant to Heidegger
?LI Li
?(Sanya College, Hainan University, Sanya, 572022, Haina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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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ime, an important concept throughout Western philosophical history, is the basic methodology and perspective for humans to understand and interpret the world. Kant, on the basis of Leibniz’s findings, integrated time with the initiative of the subject. However, influenced by the ingrained idea of epistemology, the time concept of Kant took on the features of both “forms of intuition” and “initiative”. Husserl and Bergson carried on the research of time. Later, Heidegger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ontological concept of time, expou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istence and time. Heidegger’s pushed the research of time to an unprecedented height and has thus widened the vision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Key?words:time; time concept of epistemology; time concept of ontology
??〔责任编辑：谢青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