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在谈论《2666》――那个写过《荒野侦探》的作家留下的书名，或这组数字。 人们开始四处寻找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就像这部《2666》中，欧洲四国的文学评论家，不厌其烦地寻找那个神秘的隐居作家阿琴波尔迪。
中国的读者面对拉美文学时瞳孔重新放大――最近还有两次：2010年，智利作家巴尔加斯?略萨摘得诺贝尔文学奖，并随即访问中国；2011年，在中国身份上可疑了40余年的《百年孤独》终获马尔克斯授权正式入华。而这一次，是早该在中国露面的《2666》。
2011年年底，西语版1125页的《2666》到了中国，成为一部厚达868页的足以挑战你的文学智识和阅读耐性的大部头小说。波拉尼奥用了5年时间，带病写完后躺在床上，死了。目前能找到的他生前最后一次访谈是2003年3月2日(距他去世4个月13天)接受智利《水星报》文化副刊的专访。这让人不禁想起《2666》中，悬念叠加悬念，直到最后才出场的核心人物阿琴波尔迪，俨然就是波拉尼奥的化身――女男爵对他说：如今你是名人了，应该做个新闻发布会。也许你觉得发布会太过分，但和有声望的文化记者来一场独家采访总是可以的吧。隐居的阿琴波尔迪回答：这种事情只能在我最坏的噩梦里发生。
《2666》成为波拉尼奥的遗作。他和他喜欢的普鲁斯特一样，在病床上结束了最后的写作岁月，只是寿命比普鲁斯特还要短两年，死时不到50岁。他死后，他那陌生的名字和书名，一起登上了欧美文学奖的名单。来自评论界的高度赞誉，却没能赶在他在世时及时给出：《2666》是全景小说，它不仅是作者的封顶之作，而且是给长篇小说重新定性的作品，它把长篇小说提高到一个令人眩晕的全新高度。也是在他死后，他那些被遗忘太久的作品，开始被批量译往拉美以外的各个国家，包括中国。
“我的名声在死后”。波拉尼奥是最了解波拉尼奥的作家。
正是因为波拉尼奥，更多的人开始回头或转向，钻到拉美文学里来。荒野里的波拉尼奥
他写作，以拉美作家的身份。他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鼻祖们不屑一顾。他对波德莱尔和博尔赫斯青眼有加。他有至少10种版本的《恶之花》，并声称世上最爱的两样东西是做爱和博尔赫斯。他6岁起去书店偷诗集，对情色文学和哥特式小说有着浓厚兴趣。他迷恋聂鲁达，在自己的小说中屡屡为他设置出场机会，却又公开写诗反对聂氏的抒情泛滥。他流浪各地，习惯“比瘦弱的老鼠还穷”的生活。他变换各种卑微的工作――洗碗工、服务生、码头装卸工、垃圾处理工……但最喜欢的行当，是在巴塞罗那城外野营地当守夜人。他爱上过海洛因。他疾病缠身。他依然写作。他把多年潦倒又激荡的生活，印刻进一部部颇具自传意味的小说。他死后，有人在他的小说封底印上：40岁之前，他写诗，革命，吸毒，流浪，生病――总之，他几乎什么都干过，除了写小说。而40岁之后的10年，除了写小说，他几乎什么都没干。
罗贝托?波拉尼奥，诗人，作家。1953年生于智利圣地亚哥。在这个他反复强调为“斯大林和迪伦?托马斯逝世的年份”和世界交集，他相信自己脱胎于一个流着革命热血的天才诗人的基因。13岁随家人移居墨西哥，20岁时，依然渴望“在路上”。他变身大巴车上的切?格瓦拉，一路向南返回智利参加左派政治运动，虽然结局是他被指为恐怖分子，短暂入狱后又逃回墨西哥。此后，他和好友桑迪耶戈在墨西哥以激发拉丁美洲年轻人对生活与文学的热爱为动力，推动了融合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及街头剧场的“现实以下主义”(Infrarrealism)运动。
“我梦想我是一个年迈多病的侦探／去寻找那些已经迷失了很久的人们／有时我偶然看向镜中／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尽管波拉尼奥用尽临终前的全部精力，写出了一部野心毕现的大部头小说，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诗人――他在{2666~中描述少年阿琴波尔迪：他不像男孩，像海藻；他借胡戈之嘴谈到父亲：父亲就是一条最黑暗的地道／我们盲目地行走其间／寻找出口；他借系主任之子盖拉之嘴说：只有诗歌还没有被污染，只有诗歌还在商业之外……
波拉尼奥并非像马尔克斯当年那样与诗歌无缘才写出《百年孤独》，他的际遇显得更为尴尬――眼见自己无以糊口，才拿起写小说的笔。1990年，就像大多与文学无关的普通青年一样，儿子的出生，让文艺青年波拉尼奥决定“干些更有赚头的职业”――从写诗正式转向小说。据说，他在那时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肝病在恶化。
写作，并不富裕地在角落写作。直到1998年，一部署名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长篇小说《荒野侦探》问世，引起拉美文坛关注。来自西班牙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让波拉尼奥得以更专注地书写他真正的“野心之作”――《2666》。5年时间，荒野里的诗人在床榻与案几之间同疾病和文学不断抗争，待1000多页的《2666》初稿甫一搁笔，命运竟像他那篇悲怆的演讲题目一样――“文学加疾病等于疾病”――握笔的主人因肝功能衰竭死于西班牙，年仅50岁。
“我的名声在死后。”波拉尼奥仿佛自动“隐退”，让作品走出拉美，显影于世界文学帷幕中央。2007年，《荒野侦探》在欧美文坛引起的波澜，不亚于新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两年后，《2666》出人意料地拿下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此前该奖从未颁给翻译作品和已故作家。自此，波拉尼奥的名字走出“荒野”，成为拉美文学新的前景关键词，并延伸进各个国家的文学阅读结构中。
爱上波拉尼奥的人，已没有机会再“鲜活”地感知他。但他先知般地留下了最好的方式――他总能让读者在作品中找到自己――在《荒野侦探》里，他是诗人阿杜罗贝拉诺；在《智利之夜》里，他是神父尤卢西亚；在《2666》里，他既是“仿佛有着儿童特征的怪异牲口”般的哲学教授阿玛尔菲塔诺，又是被迷宫般寻找的隐士小说家阿琴波尔迪……他同病魔妥协，却不跟文学解约，他用文字立起一面面镜子，让人们偶然转向镜子，“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2666指引下的《2666》
打开《2666》，扉页上只有一句话：在令人厌倦的沙漠里有一片恐怖的绿洲(波德莱尔语)。对读者来说，这不是沙漠：它绝不生涩甚至充满阅读诱惑――文学教授、诗人、拳击手、连环杀人犯、军官、贩毒集团、乞丐、妓女……构成一部人间杂剧；这也不是绿洲：它确实不是一部易读的小说，时间跨度逾百年，主要人物近百个，宏大叙事从拉美延至欧洲，还不忘讲到日本和中国。
波拉尼奥不像他的前辈们，钟情文字想象里的魔法幻术。他从飞毯跳下，双脚落地，成为一个谙熟于精妙结构的文字建筑师，让五个部分(《文 学评论家》、《阿玛尔菲塔诺》、《法特》、《罪行》、《阿琴波尔迪》)看似独立成章互不关联，内在却若隐若现彼此勾连。他又效仿赫拉巴尔最善于扮演的说书人，事无巨细，从宇宙的洪荒到大象的毛发，从上个世纪到下个末世，顾左右而言他地铺排出一个多幕剧的台前幕后。有时，他还像一个烟雾师，驾轻就熟地为五个“巨大的故事”撑起一层膜，氤氲着带引你穿梭情节，却又一戳不散。
《2666》的中文译者，也是最早将略萨译介到中国的西语专家赵德明坦言，此次与波拉尼奥的相遇，像是“跟着一个文学不明飞行物进行了一次神奇的迷宫体验”。“《2666》信息量太大，涉及面太广，历史、地理、军事、心理、犯罪、海洋生物学、几何学……无不涉猎”。英文版的责任编辑斯特恩则把《2666》比作一部知识分子的《哈利?波特》。
如果说《2666》是波拉尼奥喷薄而出的对文学的野心，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次全景想象，那么早一步完成的《荒野侦探》就是一面他用内心擦得锃亮的自我透视镜。从《荒野侦探》可以轻易看出，悬置诗歌写作的诗人终究割合不下诗歌――波拉尼奥把当年自己那段动荡的诗人岁月，裹挟进拉美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文学斗争，写了一部为荒芜青春立传的意识流小说。同样研究拉美文学的戴锦华教授认为，曾出现在《荒野侦探》中的一些东西到了《2666》里变得更加清晰：那是一种漫游、一种穿行、一种始终在路上的状态。但它和格瓦拉的在路上不一样，这个旅途是周而复始的，是徘徊的，是没有路标的。
有人说，波拉尼奥是借《2666》讲“罪行”，又借《罪行》讲人性的恶。第四部分《罪行》是全书的高潮，也是最令人崩溃的一章。波拉尼奥用长达150页的内容，连续白描了200多个墨西哥妇女被奸杀的案例。面对200多具尸体，他选择极其冷静、专业、缜密的细节描述，让人惊悚到麻木的同时，这一部分也被西班牙的评论家称为“法医”文体。一个诗人，却允许自己无休止地“誊写起犯罪记录”，又将这些罪行设置成整部书的核心，意欲何为?赵德明认为：就像“2666”这四个谜一般的数字一样，有人说，它源于新约《启示录》，意味着邪恶和反基督。而在波拉尼奥的另一本小说《护身符》中，一座坟墓的年代恰好也是这组数字，它和那200多起罪行一样都隐藏着寓意：人类疯狂地发展，炫耀地消费，贪婪地生活，最终让人类走向自我毁灭。波拉尼奥在这一百年的跨度里看到一片荒漠，而人性之恶的膨胀则是荒漠中“恐怖的绿洲”。
波拉尼奥像在激烈地书写冷漠，又用冷静克制的笔调，白描漫无边际的鲜活事件。这种冷与热的交织，就是波拉尼奥本人的写照――孤绝的现实，肆意的创作，对生命和痛苦的漠然，彼此互为参照。我想起波伊斯传奇的一生，他的妻子总结为：他一生都是死的，但他始终都非常活跃。就像《2666》的冷与热，就像波拉尼奥的死亡与活跃。
“爆炸”后“牺牲的一代”
在这本砖头一样厚的中译版《2666》腰封上，赫然写着“超越《百年孤独》的惊世之作”。这一举动，就像在波拉尼奥的名字前加上“著名拉美作家”的定语一样，显得多余和不够淡定。
对整个拉美文学来讲，波拉尼奥们和马尔克斯们应算两代文学人――波生于1953年，马生于1928年。波拉尼奥所面对的世界，显然已不是马尔克斯面对的那个世界了。马尔克斯写作时面对的就是那个魔幻的现实，可波拉尼奥的写作时代，现实已经随着历史发生了易容。
《百年孤独》产生的背景是要摆脱孤独(马尔克斯在接受诺奖时的答谢词中曾明确表达：我写孤独是为了摆脱孤独)。那时的拉丁美洲是被世界文化漠视的，孤立一隅的，这背后是一种渴望，渴望团结和友爱，渴望冲破这种孤独。到了波拉尼奥这一代，时代环境大变，他们经历了很多大事件，尤其是1973年的军事政变，迎头一棒，把这些狂热的文学青年的理想和渴望给打碎了。波拉尼奥曾在一次访谈中说道：我们为之拼搏且慷慨献身的，是一个已经死去50多年的理想。确实，他们没赶上好的时代，无论从社会环境还是文学环境上。赵德明认为，面对这种情况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当时这批1950年前后出生的智利文学青年，都经历了惨痛的政治上、信仰上、理想上的打击。那种苦难他们是有切肤之痛的。好在他们都想通过文学来纾解他们从时代那里受到的伤害，他们甚至已经超越了文学。”
一直以来，文学评论家们对于拉美文学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应属“拉美文学大爆炸”，或者如马尔克斯所说“拉美小说爆炸”。这个兼具口腔快感和文学快感的词，至今人们在描述拉美作家时还是乐此不疲地使用，并认为它几乎是马尔克斯的同义词。事实上，那段耀眼的文学巅峰时代，也离不开马里奥?略萨、胡里奥?科塔萨尔、胡安?鲁尔弗、何塞?利马等重要作家的集体出演。
一个时代的过度耀眼，往往有着遮挡下几个世代光芒的“危险”。而文学上的代际伦理，往往更容易撰写弑父传说。
马尔克斯之后，一批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作家，成为评论家笔下的“后爆炸文学一代”。这个名单里有伊莎贝尔?阿兰德(她即便写得再好，再想颠覆上一代，至今得到最显眼的评价也还是“穿裙子的马尔克斯”)、卡多?皮格利亚、马努埃尔?普伊格……他们开始在小说里注入新的视角；他们认为“爆炸文学”与“后爆炸文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处理的是“高端文化”还是“大众文化”；他们指责大爆炸一代巅峰式的魔幻写作缺乏必要的社会责任感。
是的，这份名单上没有波拉尼奥的名字。严格来讲，他和“大爆炸”还隔了一代。不严格地讲，他可以称为“后后爆炸”一代，虽然他的《荒野侦探》和《2666》都再次引爆了欧美文坛对拉美文学的关注。
在临终前4个月接受智利《水星报》采访时，波拉尼奥谈到“大爆炸”和“后爆炸”之后活跃于当下西语文坛的代表作家大多同自已有着相似的血统特征：几乎都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后，成名时间约在1980-1990年间，每人都出版过数部长篇小说，几乎都获得过几项国际文学奖。可波拉尼奥却说：“我们是牺牲的一代。我们个个都想写出大师之作，都想超越前辈作家。”
赵德明认为，波拉尼奥所说的“牺牲的一代”，正是指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他们共同经历了70年代的战乱、独裁和贫困的岁月，在物质和精神生活方面都做出了牺牲，心灵都有政治运动造成的创伤。同一个平行时代下的中国，50年代出生的作家尤其能理解这种感触。作家张炜曾说：“50年代生人的一代经历的是极为特殊的生命历程。无论是这之前还是这之后，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这些人都将是具有非凡意义的枢纽式人物。”赵德明认为，这话用在拉美50年代出生的作家身上也完全适用。在拉美文坛上，波拉尼奥就是这种枢纽式的人物，他们要超越的就是“大爆炸”时代的那些作家。
上世纪60年代末，写了《世界末日之战》大觉过瘾的略萨提出“总体小说”的构想。他说他烦透了小说要讲节制，厌倦了《绿房子》那样家长里短的写作，他认为小说有一种无限增殖的癌细胞特性，应该让它无限地生长下去。后来的《2666》表明，波拉尼奥几乎代替略萨做到了这一点。在这部无限增殖的细胞巨著里，波拉尼奥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拉美作家，他先落地，又跳起，从拉美现实跳到欧洲大历史里，他在死前，已经用全球性的视角和全景小说的构想，为自己砌起了可预知的名声。
有意思的是，波拉尼奥并没有明确表示要超越“后爆炸”们。他那副嘲讽过马尔克斯“热衷于同如此多的总统和大主教深度搭讪”的高傲心肠，更是看不上“穿裙子的马尔克斯”。他公开宣称，被誉为“后爆炸文学的开创者”的女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个商业写手。”
《2666》英文版译者娜塔莎?威默曾撰文：“爆炸文学的模仿者数量可以兵团计，然而在波拉尼奥和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看来，他们不过是在贩卖某种异国情调的陈词滥调：什么独裁者、族长、鬼魂之类的东西，只是为了出口而已。这种状况在拉美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很大程度上，独裁者已经成为过去。资本主义、世界银行、跨国毒品交易这些邪恶的新面孔取代了军事独裁者、敢死队和政治迫害。大爆炸年代的幽灵和恐怖已经逐渐从本土淡出。”
这段话似乎正是波拉尼奥本人的心声，而他成功地把这些都运用在了《2666》里。
“2666”，虽然波拉尼奥直到闭眼都没有正式交代出它的含义。但《2666》，像拉美文学新立起的一面镜子，让你――认出了罗贝托?波拉尼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