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寻找现实世界的普遍真理以获得人的现实解放，其关键在于抑制人的本能冲动，磨砺人的理性。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主体的本质。启蒙发轫于理性的自主运用，但理性主义的体系却扼杀了人的现实生命和未来希望，一切都成为必然。启蒙走向自身的背反，其根源在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导致了“钵中之脑”的幻觉。阿尔都塞把主体性从幻觉中拯救出来，并扭转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被逻辑地往前推进为“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进而阿尔都塞通过揭示主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批判性地考察了主体所身处的历史处境，这是对主体性的又一次启蒙。
关键词：主体性；启蒙；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56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51－04
哲学不是与人无关的玄之又玄的学说。“人是哲学的奥秘”，“认识你自己”，主体性的自我反思是所有哲学的应有之意。什么是主体性?主体性和现代性是什么关系?主体性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们的哲学危机、科学危机等危机意识又是什么关系?谁是主体，主体到底是谁?这些问题一直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的脑海里徘徊，主体性构成了哲学家脑海中的“幽灵”，挥之不去，困惑不止，追问不断。而对主体性的进一步反思正是阿尔都塞哲学的重要内容。阿尔都塞的主体思想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主体观的超越：其一是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其二是对主体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揭示。毋庸置疑，阿尔都塞的思想是具有当代意义的，它是主体思想的又一次启蒙。
一、启蒙精神和主体性的确立
从历史上看，人类总是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启蒙，但是启蒙的结果却并不如初始宣言和口号所说的那么乐观，正因为启蒙的结果不那么令人如意，人们才继续反思启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启蒙走向了反面，哈贝马斯主张“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但启蒙则需要重新反思。那么到底什么是启蒙?启蒙和主体性是什么关系?启蒙到底产生了什么效果?
康德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就广义来说，启蒙运动是要使人摆脱外在权威，从不经反思的依赖和听从他人到“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使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自己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智。“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首先，就起源来说，启蒙运动源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启蒙要求把人从蒙昧中拯救出来，要求凸显人的价值和尊严，张扬人的高贵性，因此启蒙所带来的现代性就是主体性的确立。世界不再是与人无涉的绝对自存的存在，世界是人所观察、思考到的世界。人不再仅仅是世界上与其他事物无差别的一个成员，人是人所注目的世界的基点，人正是以自己的“眼光”来关注世界获得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的。世界不再是我之外的外部世界，而是我的周围世界，我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世界中一个成员，而是世界得以理解为世界的先验基础。由此，主体性得到了确立。
其次，就启蒙的实质来说，启蒙的目标之一在于获得普遍的真理，这个真理是清晰明白、内在圆融、没有瑕疵的存在的显现，没有瑕疵是说在真理的体系中不存在任何跳跃性的逻辑鸿沟。因此，向外寻求世界本原的古希腊的思维方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认知的需要，因为这样的思维方式其前提具有独断性：人们在获得关于世界的认识之先首先独断地认可了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性，而这个前提却还是未反思的。知识缺乏坚实的基础，人类需要的是找到一个“阿基米德点”，从而能认识“整个世界”。真理作为思想体系只有以思为基础才是圆融无碍的，由此，主体就是我思，就是理性，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所在，而人所具有的情感、意志等都被视为非本质的本能冲动，人应该抑制自己的本能，发挥自己的理性，这样人才能把握和理解世界，获得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而人只要获得了世界的普遍真理，人就获得了解放。启蒙的实质就是反对宗教迷信和救赎式的解放，主张发挥自己的理性获得普遍的真理和人的现实的解放。
最后，就启蒙的效果来说，启蒙运动把一切都放到理性法庭以经受理性的审判，未经理性法庭审视过的一切东西都是可疑的和缺乏合法性的，由此人是理性的人，社会是理性的社会，世界是理性的世界。所有存在都是有秩序的，这个秩序的根源在于理性。“理性的作用不过是形成具有系统的统一性的观念，形成具有牢固的概念联系的形式因素”，理性是一切存有的前提，是存有成为存有的先验基础，“从启蒙的意义来看，思维形成统一的科学的秩序，并且从原理中推导出对事实的认识，从而可以按照意愿得出公理、先天的观念或极端的抽象。”启蒙使人从外在事物的强制和神学权威中摆脱出来，思想建基于思的基础上形成为有根基的并且内在圆融的体系，从思想的秩序中人类可以理解世界、理解社会、理解自身。通过倡导人们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启蒙运动把人从封建蒙昧和宗教专制中解放出来。思想的解放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合理化的进程，“以启蒙思想为基础的体系，是认识的形式，它可以准确地反映事实，卓有成效地帮助主体支配自然界”，就人类社会而言，“体系的原理是维持自我生存的原理。未成熟性就表现在没有能力维持自我生存。在奴隶主中逐渐出现的市民形象、自由的企业家、管理人员是启蒙思想逻辑上的主体。”在上述含义上，不论是在与自然还是在与社会打交道过程中，人都挺立为独立思想的主体。由此，人作为主体的独立性和高贵性也得到了凸显。
总之，启蒙就是思想解放的运动，通过启蒙运动，主体力图摆脱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摆脱外在世界和宗教神学的束缚，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认识世界和做出决断。启蒙与主体性的确立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启蒙精神的实质就是寻找现实世界的普遍真理以获得人的现实解放，其中的关键在于抑制人的本能冲动，磨砺人的理性。启蒙所确立的主体性就是理性。理性是主体的本质。
二、启蒙的背反与“钵中之脑”的幻觉
启蒙是要把人从黑暗和迷信中拯救出来，把人带到光亮中去。然而其结果却令人忧伤。人们力图找到坚实的据点以获得普遍真理和人的解放，然而人们却失望地发现我们必须一次次地重新起步，探寻新的立足点，以获得稳固的立足之地。那么启蒙运动怎么走向了它的反面，启蒙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和它的初衷相违背?启蒙运动确立的主体性存在什么困境?
在表层看来，相比于神学蒙昧和封建专制等外在客观强制来说。启蒙带来了积极的效果。其直接效果就是思想解放。启蒙主张人勇于运用自己的理性，从而人不再是湮没无闻的世界成员，而是世界得以向我们展现的先验基础，主体也成为独立思考的主体，主体的尊严和独立地位就显现出来。在理性主义时代，人的形象就是孤独的沉思者。人的理性和精神自由翱翔，赋予世界以秩序和意义。以理性为基础。世界被逻辑地建构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一切都是被预先规定了的，事物的规定是先于人的经验而被理性预先规定好 了的。事物也只有在理性的视野中才有意义。这种理性化的逻辑化的体系是必然的体系，在必然的体系中偶然性是没有价值的，必然性是理性的真理，偶然性则是本能和冲动的一闪而逝的意见。在必然的体系中，一切都是可预期的，没有偶然。体系或集团的必然是理论的焦点。而偶然只能作为瑕疵而被舍弃，即使在个人身上存在偶然，这种偶然也不是理论所要关注的对象。“这种科学并不关心哪个人是否死了，而是关心集体是否遇到意外事故。归结为公式的是巨大数目的规律。而不是个别现象，在理性中也不再包含普遍的东西和特殊的东西的一致，理性一向只把特殊的东西看做普遍东西的状况，而把普遍的东西只看做它所掌握和包含的特殊东西的方面。”由此，个别和特殊全部被扬弃在普遍性中，人不再是活生生的、个别独特的人，人就是人的普遍，这个普遍就是理性，凡是与理性不相符合的特点都被斥为非本己的必须被磨掉的污点。由此，人就成为了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中的逻辑链条的一个环节，虽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然而人的整个生命却被浸透在逻辑体系中。在理性主义体系中，“一切东西都可以变成可以重复的、可以代替的过程，变成体系概念模式的单纯例子……单个的人也可以变成这样。”人就是人的概念，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甚至连人的希望也远离了，因为在理性的体系中一切都是合乎理性的必然发展。希望被异化为理性的目的和合乎目的的发展过程。世界上不存在新事物，“产生的事物是预先决定的，所以新生的事物实际上是旧有的东西。没有希望的东西不是定在的东西。而是知识，就是以图像的符号标志，或以数学的符号，表示出的和继承下来的作为图式的定在”，我们的认识不再是存有的活生生的展现，而是凝固化了的知识，“从而启蒙精神就倒退为神话学，但它也从未想到要摆脱神话学。因为神话学的形式中包含了现存事物的精华，它反映了作为真实的世界的循环过程、命运和统治，而放弃了希望。明确的神话图像和清楚的科学公式证实了实际东西的永恒性，同时说明了单纯定在失去的意义。”由此，启蒙发轫于理性的自主运用，但理性的体系却扼杀了人的现实生命和未来希望，一切都成为必然的，“不得不如此的”，于是，启蒙走向了自身的反面，与神话的天命类似，启蒙导致的是理性的必然体系，其中活生生的人被抽去水分和营养变成为无差别的、干瘪的理性的人。
启蒙力图以自由、进步的观念来引领人类的发展，然而启蒙却倒退为神话学，具体说来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世界不再是活生生的变化发展的世界，世界成为被认识、被控制的世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原初的共在于世，不再是生生不息和互动往来的和谐的状态。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挺立自身及其盲目扩展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以自己为单主体。去利用、控制和征服自然，由此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人征服自然，不加限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进而带来人生存条件的恶化，人的生命质量的下降。“不仅对自然界的支配是以人所支配的客体的异化为代价的，随着精神的物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甚至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神化了。”人是概念的人，人运用理性建造了理性的大厦，然而人却禁锢在理性主义体系之中，这种理论的异化在现实社会中就表现为人的物化，人生产了物却被物所奴役，“工业主义使灵魂物化了。经济结构由于全面计划已变成自动的，商品是按照决定人的行动的价值进行交换的。自从自由交换结束以后，商品就失去了它的经济性质，而具有了偶像崇拜性质，这种偶像崇拜的性质一成不变地渗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商品的偶像崇拜及其无所不及的渗透到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的是传统价值的弱化甚至崩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正义状态，而是以物的价值来衡量人的价值，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如果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启蒙和理性主义精神的缺失在于知识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管，在于“知识就是力量”的无边界的盲目使用，那么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启蒙和理性主义精神导致的是知识与权力的联盟，“知识就是权力”，“这种权力在惩罚个人时所表现出来的野蛮性，完全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性质，这一点正像价值完全不能体现出使用的东西的性质。事物和人通过无偏见的认识所采取的无法抗拒的分裂的形象，又反过来证明了精灵神怪中的特殊曼纳所产生的，以及巫师的幻觉和医生诊断中所体现出来的支配力和原则。”在权力的支配中，人的真正本质消失了，于是“镶入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努力削弱而变成压制人民的制度的启蒙精神，自己就慢慢地消失了。”
那么启蒙精神为什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其内在理路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困境?启蒙和理性精神主张在主客二元分立的基础上，以主体的反思来把握客体，主体在这一边，客体在另一边，主体通过自身的沉思冥想来获得关于世界的真理。这样的思想理路把认识限制在主观主义的领域中达到了思想体系的内在圆融，然而却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困境。主客体二元分立和逻辑静观的方式对于我们把握在我之外存在的具体事物是合宜的，例如牛顿对苹果落地的苦思冥想得出万有引力定律，但是这样的思维方式用于把握世界之整体却是不适宜的，因为我并不是孤绝于世界之外的独立存在，我就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苹果是在我之外的存在，我和苹果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我可以静观，沉思，然后说出某些道理，然而我和世界的关系不是决然的外在的，世界不是我的外部，我就在世界之中。我和世界的关系绝对不等同于我和苹果之间的关系，因此，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最本初的并不是静观认识，而是一同存在一同成长，是生存优先于逻辑的，或者说逻辑认识是从人的本原生存中脱落而来的，是对人和世界共同成长的凝固化的认知。显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是观物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观人的思维方式，它导致了概念的凝固化，其中存在的原初活力被知性分析为各个具体的规定性。
主客二元分立以获得客观真理的思维方式被普特南称为“外在实在论的真理观”，这种真理观中主体成了上帝的眼光，他举了“钵中之脑”来反驳这种真理观。在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达到主客二元之间的互相符合，不论是主体符合客体，还是客体符合主体，就是真理。这种真理观的获得假设了我思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就像“钵中之脑”一样，是个与世隔绝的存在，那么我思得出的所有思想内容就像“钵中之脑’接受电脑脉冲所得到的所有自以为是自己本有的感觉一样都是幻觉。普特南驳斥“钵中之脑”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它与“全部全称命题都是假命题”、“我不存在”这类命题一样是自相反驳的假说，真正的‘钵中之脑”是无法说和想自己到底是不是“钵中之脑”的。“可能世界中的人们虽然能够想和‘说’我们所能想、所能说的任何话语，但(我认为)他们不能指称我们所指称的东西，尤其是，他们无法想或说他们是钵中之脑(即使通过心想‘我们是钵中之脑’)。”由此，主观和客观，思维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绝然外在的。主体就是在世界之中，世界在人的语言、理论之中得到表达。 启蒙要使人摆脱人的不成熟状态，寻找人生的意义和生存的境界，然而相对于客体性的主体性却在封闭的理性主义体系中成为僵死的无生命的存在，人的现实生命被理性压平为普遍的概念和必然性，人的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生命没有了，知识取代存在的显现，知识的无止境的利用、掠夺代替了人和世界的共同生长，权力的压制代替了人与人之间的正义和和谐。启蒙走向了自身的背反，其根源在于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并不适合于把握无限的世界，不适合把握世界和人之间的关系，不适合用来理解人，从根本上说来，这种思维方式导致的就是“钵中之脑”的幻觉。那么如何从幻觉走向真实的主体性之维度?这就不得不提到阿尔都塞了。
三、“主体何以可能”取代“认识何以可能”
阿尔都塞的主体思想不再是把主体当成是隔绝于世的现成存在，而是“个人从来就是主体”，“主体是被意识形态塑造的”，通过揭示主体独立存在和主体运用理性建构同一性体系的幻觉，来回到主体的真实处境――作为表象体系而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在两个维度上实现了对传统主体观的超越：其一是对现代主体性的批判。其二是对主体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揭示，从而阿尔都塞把主体性从幻觉中拯救出来，这是对主体性的又一次启蒙。
这次启蒙扭转了哲学的提问方式，“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被逻辑地往前推进为“主体何以可能”的问题，“认识如何可能”首先是建基于“主体何以可能的”，否则即使我们摆脱了经验的超验使用，摆脱了理性未经审视的僭妄。主体的理性还是没有根基的，因为承载理性的主体性还没有得到批判性考察，由此，我们还只能得出独断的结论。主体不再是现成给定了的存在。例如康德，把主体、理性现成的摆在那里，然后对它加以静观，得出主体理性的不同功能和适用范围。主体存在，人是被抛人世的。在文化层面，主体被意识形态、实践、语言所塑造，同时，在认识论层面，人也能动地创造意识形态、实践、语言。主体不再是世界的一个基点，而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主体就是在世界之中，主体通过理论、语言、实践、意识形态等中介现实地存在。
具体说来，阿尔都塞是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来界定主体性的。意识形态与主体：“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功能，意识形态只有借助于主体才能发挥功能，主体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县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这样个人与主体出于论述的需要被区分了，实际上个人总是作为主体的承担者，与主体同在。通过呼唤和对呼唤的应答：肢体动作或者语言，个体就转换成为主体。“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毗其一。
其次，就意识形态的功能来说，意识形态具有双重的功能。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承认的功能，即“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因而个体就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事实加以接受，对于主体就是这样。个体把主体当成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加以承认，“你我从来都是主体，并且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以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确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主体”。因此，主体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后果。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上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加以否认。”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否认功能：意识形态永远不会说自己处于意识形态之中。
最后，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或者说“个人从来都是主体”。个人从出生就是主体，个人是被寄予着家庭的期望和感情出生的，并且将被冠以父姓。个体在家庭的意识形态中被置放在特定的位置，“所以，甚至在出生前，孩子从来都是一个主体”。这就是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同谋关系，而阿尔都塞试图要打破这种同谋关系，寻找到事情的本真和真实，这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揭露，正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认和否认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和主体的永恒性，阿尔都塞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个人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同谋之外，个人能否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从而重新塑造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更加健康有序的关系?阿尔都塞主张我们要走到意识形态的外部，即在科学知识中揭露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我们竭力摆脱意识形态，摆脱任何显而易见的东西。并且没有主体在说话，“所有的科学话语按照定义都是没有主体的话语”，从而显现社会的真实原貌，即没有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正是这样做的，阿尔都塞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揭露者和竭力摆脱者――虽然我们都处于意识形态之中。完全地摆脱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但是阿尔都塞竭力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揭露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并与意识形态在内部拉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就是科学，因为意识形态是不会揭露意识形态本身的。
除了对意识形态与主体的一般性言说外，阿尔都塞还举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实例，以此来向我们显示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具体的传唤与被传唤的关系。这是通过大主体与小主体的镜像结构来实现的：上帝作为绝对主体传唤个人为小主体，小主体在上帝的传唤下认出自己，大主体需要把自己的形象和理念反射到小主体身上，小主体需要大主体的保证以达到主体之间的互相承认和主体的自我承认。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结构：“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而且还是一种双重反射的结构：这种镜像复制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索，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发挥功能。”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镜像复制结构中，绝对主体是中心，小主体是绝对主体的镜像反映和臣服者，因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实心球，这个球的圆心就是绝对主体，而其他部分都是围绕着圆心并以圆心为马首是瞻的依赖者和顺从者。这个实心球具体就表现为“四重组合体系”：“主体落入了被传唤为主体、臣服于主体(指大主体――笔者按)、普遍承认和绝对保证的四重组合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里‘起作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起作用’的，除了一些‘坏主体’时而会招惹(镇压性)国家机器出动某些分支前来干预。”这就是大主体的传唤和小主体的承认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阿尔都塞的主体与他人所说的主体之自由自觉的主动性不同，还带有意识形态的臣服性，因此是自由地臣服于意识形态的主体。“个人被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服从主体(指大主体一笔者按)的诫命，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全靠自己’做出臣服的表示和行为。”这样，阿尔都塞就打破了人们对于主体之出乎自己、为了自己的主动性的幻象，主体的存在是为了主动地臣服，即为了他者。这是阿尔都塞通过意识形态镜像结构所揭示给人看的，因此阿尔都塞强调社会关系，强调基于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阿尔都塞寄希望于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来变革意识形态，重塑社会空气，以更健康的意识形态形式来影响人和改造人。
总之。人类对主体性的探索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在这项事业中。我们发现“每一步都是一个进步，都是启蒙的一个阶段。但是一切早期变化，从早期泛神论到神话，从母系制度文化到父系制度文化，从奴隶主的多神论到天主教的教权等级制度，用新的、即被启蒙的神话学代替了旧的神话学，用一大群神代替了母系制度的女首领，用对羔羊的尊敬代替了对死者的尊敬，在具有启蒙精神的理性的光辉照耀下，每一个客观的、在事实中有论据的赋予，都成了神话学式的。”于是对主体性的历史性探索就落脚到主体自身处境的批判性考察中了。这种处境包括语言、实践，也包括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主体与意识形态关系是我们以后进一步研究主体性必须注意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1]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江怡主编，理性与启蒙[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3]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