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29日早上，我到雍村饭店参加一个纪念“笔耕”文学评论小组成立三十周年的座谈会。先领得本次会议发的一个袋子。坐下后打开，呵，一个异型精装的红皮大书，沉甸甸的，书名：《陕西文艺三十年》。这就是那个传说了几年的《陕西文艺三十年》，当年约我写了好多篇文章呢，终于出来了。急忙翻看，有文有图，彩印，估计没少花钱。但是，看前看后，没有见到文章的署名，也就更无作者介绍。当然，也没有见到我的名字。提都没有提。但在这本书的版权页上，可以看到“组委会”、“编委会”、“主编”、“执行主编”乃至“总策划”等机构与人员一应俱全，连“名誉主任”之类的也都没有忘记单列一行，但就是没有一位该书的具体作者。
几年前，我所供职的单位陕西省作家协会通知我参加一个会，党组书记雷涛同志在会上说（大意），接到通知，要编一部反映改革开放三十年陕西文学艺术成果和现状的书，作家协会是大协会，我们要组织人写，写好，这个书最后要正式出版，谁写的文章署谁的名，给作者有样书，有稿酬云云。我记得，这样的安排写作以及作者权责利的会议，省作协至少召开过两次以上。我承担了绝大部分稿件的写作任务，历时数月完成。我记得是从天热的时候开工，写完的时间，经查我电脑中的《陕西文艺三十年用稿》文件夹创建的时间记录，是2008年12月29日18点20分26秒，这说明，已经到年底了。我送交的完成稿有纸质打印的，还有电子版的，皆有署名。
当天下午，我在电脑上查看了当年为《陕西文艺三十年》写的文稿。共有十一个文件，其中一个是《省作协稿件目录》，打开这个文件，在同样题目的下边用括号注明“邢小利提供10份”，以下为目录，也是另外十个文件的名称，它们是：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文学期刊简介 柳青文学奖简介 陕西作家群及其创作 “陕军东征”及争议 路遥《平凡的世界》评介 陈忠实《白鹿原》评介 贾平凹《秦腔》评介 白鹿书院成立及其文学研究和文化活动 陕西文学三十年大事纪（1978―2008） 这十个文件或者说十篇文章，皆为我所写。打开这十个文件，除《陕西省作家协会》、《柳青文学奖简介》、《白鹿书院成立及其文学研究和文化活动》这三篇，我署名于篇末并用圆括号标出外，其他七篇皆在文章标题下署有我的名字。之所以有这样两种署名方式，是当时还不清楚这本书的编排体例，就把偏于客观介绍类似于辞条的文字署名于后，而把含有评论性和整理研究性的文字署名于前。
《陕西文艺三十年》一书中，有这样六个条（题）目与我有关：陕西省作家协会 文学荣获的省级奖 陕西作家群 陕军东征 博士直谏陕西文坛 白鹿书院的成立 这六个条（题）目中除“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外，其他五个条（题）目仅从题目看，就可以看到与我原来提供的文稿的直接关系。而“博士直谏陕西文坛”这一条，虽然我原来的文稿中没有提供，但众所周知，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突发的思想交锋――博士直谏陕西文坛及其他》一书穿插全书的介绍博士直谏陕西文坛事件始末的文字，共两万多字，就是我写的。后来我把它单独成文，删节稿发表在《作家》杂志2001年第11期，全文收入我的评论集《长安夜雨》第一版和后来的增订本中。我的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直谏事件的整个过程，摘录了当年所有参与论争的评论家、作家和读者的主要观点，还介绍了当时许多背景资料。如果不是紧密追踪这一事件的演变过程，不熟悉当时各人的观点，不关注也不了解当年的有关背景，是根本写不出这个过程的。
我拿这六个条（题）目的文字和我的原稿文字对照看，《陕西省作家协会》、《陕西作家群》、《陕军东征》、《白鹿书院的成立》四篇，除个别地方文字有异外，基本是我文章的原样；《文学荣获的省级奖》《博士直谏陕西文坛》两篇，其中的许多文字是我的，而有关内容，除了我写的有关文字，没有人比我更熟悉，没有人比我掌握得更准确。
当然，我所提供的稿件并不是全被完整地使用的，有的他们还是做了一些“编辑”工作的，换句话说，是被肢解切割或曰重新排列组合了。这样一来，有的文章就“疏离”了邢某人，变得不大像邢某人的了，变得像是他们的成果了。如我提供的《柳青文学奖简介》一文，就只被“摘录”了一大部分。“摘录”时，又把我原来文字中的“优秀长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的“优秀”二字取掉了，这个“优秀”是柳青文学奖评奖条例“奖项设置”中规定的，就像早年（1980年前后）中国作家协会评选年度中短篇小说奖时，就把奖名叫“优秀短篇小说奖”或“优秀中篇小说奖”一样，“优秀”二字是奖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随意取掉的。另外，不可思议的是，还把原稿中的获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温亚军《硬雪》”的《硬雪》弄成了《硬伤》，这可真成了“硬伤”。此外，更令人吃惊也更为可笑的是，旁边配有一张彩色照片，下边的说明文字为“贾平凹为首届柳青文学奖获奖者颁奖”。我是首届柳青文学奖组委会成员兼秘书长、评委，也是那个颁奖会的实际负责人之一，怎么看着这张照片“面生”呢？稍稍细瞧一下，噢！原来这不是什么“贾平凹为首届柳青文学奖获奖者颁奖”，甚至也不是“柳青文学奖”颁奖会，而是“第一届红楼梦文学奖”颁奖会现场，是别人向贾平凹颁奖。照片背景墙上赫然有四个大字“第一届红”，“第一届”三个字小一些，“红”字很大，大红的颜色，看到这个“红”字，我就知道是“红楼梦文学奖”了。再看一下照片正中贾平凹与授奖者二人皆双手捧着的获奖证书，上面分明写着“红楼梦奖 《秦腔》 贾平凹”字样，这跟“柳青文学奖”怎么扯得上呢？贾平凹的《秦腔》获得了第一届“红楼梦文学奖”，其颁奖会是在香港举行的，而首届柳青文学奖颁奖会是在西安市长安区举行，两者差得也太远了。这也是一个“硬伤”吧。《陕西文艺三十年》，署的是“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又自称为陕西文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总结性”大书，竟有此类硬邦邦的“硬伤”，岂非咄咄怪事！其他的“硬伤”也罢，“软伤”也罢，我还是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不说那么多了。
令人惊诧的还有：我随便一翻，翻到了“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条目的最后，看到有对这个机构两届主席团人员的介绍。第一届主席团从主席、副主席介绍到秘书长为止，第二届主席团则介绍到秘书长还介绍到副秘书长为止。难道是第一届主席团没有设副秘书长吗？非也。鄙人当年就是副秘书长之一，是主席萧云儒与其他主席团成员会商后当面任命的，并报有关部门备案的。至今在百度网上随便一搜，还能搜出这样的结果来。我现在就在百度上这么一搜，搜出了多条结果，打开网址https://jigou.省略/www/qita/115347888.html就可看到如下文字：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领导成员：
主 席：肖云儒(法定代表人)
副主席：刘建军、李 星、李敬寅、孙豹隐、权海帆、畅广元、罗艺峰
秘书长：王治明
副秘书长：李国平、邢小利
单位地址：西安市西一路197号省文联五楼
添加日期：2008-1-11 11:53:00 作者：新闻来源 阅读：108次
两位副秘书长被拉掉得不剩下一人？这是“历史总结性”大书哎，怎么看起来像是算“历史总账”呢？此为“硬伤”乎，“软伤”乎，抑或是“内伤”乎？哈！从这个介绍看来，那时的陕西省文联还在西一路，还未搬到小寨东路。当然是历史了。但是历史――啊，不要说得这么严重，是历史的痕迹，或者是历史的垃圾，也不是想抹去就能抹去的。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如果这个伟大的组织只是介绍到秘书长为止，副秘书长级别太低，不值一提，或者是大书编辑体例如此，那也罢了，可是紧接着的第二届主席团却介绍了副秘书长。为什么呢？有意失误乎？无意忽略乎？
话说到这里，真显得邢某人境界太低了。低到一眼居然看到了那个抹掉了的早已不存在了的“副秘书长”头衔。天啊，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当然，“《陕西文艺三十年》是一部力求全面反映陕西文艺辉煌业绩和优秀成果的大型图文集，编辑工作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该书《后记》语），对所收文稿的作者一句都不提怎么也说不过去，肯定是要有一个说法的。于是我就找啊找，忽然眼前一亮，在该书《后记》的第三自然段，找到了这样的说法：
由于《陕西文艺三十年》是一部历史总结性的著作，虽然由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编纂，但其中征稿的难度也非一般所能想象，不得已的情况下，引用了一些论著、述评和报道中关于三十年来文艺事件、思潮、活动的研究成果，虽只是摘录，但未能一一注明，也未能一一标示，敬请谅解。
这段话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呢？什么逻辑呢？“由于”“是一部历史总结性的著作”，“引用”“研究成果”，就不“一一注明”“一一标示”了吗？懂不懂学术规范？讲不讲学术道德？学没学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告诉你，“引用”“研究成果”，“虽只是摘录”，也是要“一一注明”出处的，否则，就是侵犯他人的著作权，就是抄袭，就是剽窃。再说了，是“摘录”了多少呢？是一句、一段，还是半篇一篇？话得说清楚啊。一个“敬请谅解”，就完事大吉？就能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在这绕来绕去的逻辑中绕到自己的口袋中去了？
还是这一自然段，再往下看吧。这个《后记》写得实在是独具匠心：
同时也因为本书是一本工作性著作，编著者均未署名，在综合的过程中，经数人转稿易笔，很多稿件的原稿已经无法辨别，所以部分作者提供的稿件也未能一一属名，期待同样的谅解。
开始打模糊战了。请看，这个句群有如下几个层次：一，“本书是一本工作性著作”。以“工作性著作”糊弄善良的作者。请问，“工作性著作”就不给作者署名了吗？哪里的规定？“工作性”，是你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工作，我的工作归你管吗？一句“工作性著作”，就把真正的作者一笔抹煞了，而你们则“工作”成功，然后大名在上，一个都不落，一处都不落？二，“编著者均未署名”。“编著者”是何许人也？是编委会中的名誉主编、主编、执行主编、副主编、委员这一串子吗？但是看来说的不是这些人。一是“编”和“著”有严格分界，“编”是编辑，编辑别人的东西；“著”是写作，是自己的创造。一个是编者，一个是著者。“编著”也连用，那就是有编有著，既编一些别人的成果，也有自己的创造。如对某种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可称为“编著”。但编辑者对文稿的编辑技术处理包括个别文字加工，不能称“编著”，因为那是编辑的分内之事。编委会中所提的那一串子从名称上看，只能是“编”者。二是这些人也都署名了。那么这里所说的“编著者”是谁呢？是文稿的写作者吗？唉，让人糊涂，你们前边不是说你们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引用”“摘录”“一些论著、述评和报道中”的“研究成果”吗（如此，也只能说是“编”，而不是“著”），表明是在图书馆或资料室这样的地方做的功课，这里怎么又冒出一个“编著者”？用语如此含糊其词，其实就是文稿作者或称原作者嘛。但请注意，《后记》这里的言外之意是，既然都不署名，所以不给你们署名就别怪我了；三，在“综合的过程中，经数人转稿易笔，很多稿件的原稿已经无法辨别”。担心前边的话即“编著者均未署名”在什么地方站不住脚，又来了这一层，在他们艰苦劳动的“综合过程中”（――“综合”什么呢？综合别人的稿件吗？），“经数人转稿易笔，很多稿件的原稿已经无法辨别”了。前边不是说此书是你们“摘录”“引用”的吗，这里怎么又出现了“原稿”？唉，一不小心又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鲁迅语）。“原稿”是谁提供的？但不幸，关键是，“原稿已经无法辨别”了。精明的“编纂”者啊，既然如你们所说，“编著者均未署名”，“原稿”中无法辨别的也只是内容啊，只能影响你们的“综合”工作啊，影响这本“大型图文集”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工作的全面性”啊，与原稿的作者并无鸟关系，何来下边话中的乞求因为你们未给作者署名而“期待同样的谅解”呢？唉，人说谎的时候总是前言不搭后语的，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但是，《后记》的作者还是精明的，煞费苦心的，在这个问题上他还忘不了推卸责任，导致“原稿已经无法辨别”的责任不在哪一个具体的个人，它是在“数人转稿易笔”的过程中弄成这样的。模糊大法运用得得心应手，“数人”又是“转稿”又是“易笔”，让你抓不住任何一个具体的人去找他论理，晕去吧。四，“所以部分作者提供的稿件也未能一一属名”，请注意，这里无意间又说漏了嘴，说明还是有“部分作者”“提供”“稿件”的。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个“部分作者”是多少？那么，这个混乱的前后矛盾的长句子究竟想表达什么？唉，还是不要枉费心机地这么绕来绕去的嘛，直接说好了：没有给你们署名，“期待同样的谅解”。看到最后这个“期待”的乞求，我心里生出了一丝怜悯，难啊！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啊！既要把别人的“研究成果”“引用”“摘录”为自己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工作的全面性”以及“历史的总结性”这样的“大型图文集”，又要抹煞作者的署名权，所以，绕啊绕，辩啊辩，此地无银三百两，一将功成万骨枯，机关算尽太聪明，却也难啊，这话怎么绕就是绕不圆，还是破绽百出。最后，我还想提出一个疑问：这个“原稿”怎么就在“数人转稿易笔”的过程中弄得“无法辨别”了呢？是磨擦掉了颜色或字迹？是铅笔写的吗？凡会写作的人都知道，正式稿件不能用铅笔写。况且，现在的人写作，大多都用电脑写吧，稿件都是打印的吧？现代技术打印出来的稿件会掉色以致“无法辨别”吗？这不是说“鬼话”吗？
让我们再回到2011年12月29日早上那个会场。说实在的，我当时只是草草地扫了一下这篇《后记》，感到这篇奇妙之文虽然“巧言如簧”，反复乞求谅解，但骨子里透着一股轻佻而又蛮横之气，一句话，活都是他们干的，功劳都是他们的，与“原稿”啊“作者”啊什么的都没有关系，简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贪了也就贪了，占了也就占了，如今往往就是这么回事，但更为匪夷所思的是，你欺行霸市也就罢了，我一口气好忍，算了，你却硬要给作者栽脏陷害，说什么“征稿的难度也非一般所能想象”啊，什么“编著者均未署名”啊，掩耳盗铃的同时还显出一副清白并且受苦受难的作态。完全是以不实之词诬赖作者欺骗世人嘛。
我看到主席台上刘斌正在讲话。刘斌不仅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还是这部大书的组委会主任和编委会名誉主编。我相信，刘副部长并不知道作者被一笔勾销以及如何被一笔勾销的情况。我应该向他反映才是。不想，刘副部长一讲完话，就离开了会场，而且送行的有多人，我上去说什么显然不合适。我看见主席台上坐着黄道峻，他是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兼秘书长，系大书组委会副主任，向他反映情况就是向省文联领导反映情况。等到会议开幕式结束，大家下去照相之时，我正准备上主席台找黄道峻，他已快步出门而去。这时我们省作协的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雷涛还在主席台上，我赶紧上去，向他汇报了《陕西文艺三十年》用了我的稿子但没有署名也不提名的情况，又说：“当年，为了给这部书写稿，你在作协会议上还做过动员。”雷涛书记当即表态：“这个不行，他们不对，我们要向省文联去一个正式函件说说此事，问问他们。”当天中午，雷涛书记见了我又说：“要写一个正式的文给他们，要写上我们保留以法律手段维护著作权的权利。”我到楼下找到黄道峻，把他请到一边，说：“你们省文联编的《陕西文艺三十年》，书中收了我好几篇文章，但没有给我署名。这是我当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的。省文联应该有个说法才对。”黄道峻表情严峻，未置一词，去照相了。
我没有照相，上楼听下来会议的发言。萧云儒、李星和费秉勋各人在回忆笔耕组的历史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居然记忆有异，发生了一些争论。费秉勋先生说：“李星说笔耕组已成为历史，他一不小心，就成了创造历史的人物，言重了。从茫茫宇宙来看，笔耕组的事只是比一粒微尘还小的尘埃，渺小得不值一提。但是说到历史，我感到历史都是人写的，都是人说的，各人站的角度和想法不同，写法和说法也不同，所谓的历史就极不可靠，甚至是不可信的。以笔耕组来说，才短短的三十年，原来的人基本上还活着，而且这些人今天又都坐在了这里，可是各人的说法就大相径庭，弄得笔耕组的历史云遮雾罩。比如笔耕组的组长，我记忆中只有一个，那就是王愚，没有其他人。更没有双挂组长一说。现在萧云儒说他也是组长，是双挂组长，我没有印象。还有李星说他当过副组长，我印象中也没有副组长这回事。读陈孝英的自传，孝英还在他的自传中说他当过笔耕组的第二任组长，这也是没有的事。当年，笔耕组就是一个文学评论爱好者的松散的群众组织，没有官的意识，也没有官的设置，所谓组长，就是一个召集人；后来成立了评论家协会，设了官，现在又来追溯、纪念笔耕组，俨然成了历史，各人就强调各人的作用，甚至说了些没有的事。”
笔耕组诸位先生忆往说今感慨历史的话，有的对我很有触动和启示。想到我的文章和文字被人盗用，因为其中一些文章和文字还没有发表过，现在没有署名，也不注明，有一天我要把这些文章或文字发表出来，世人还会以为我是抄袭、剽窃别人的，我说都说不清。所以，自己就文稿署名之事的申诉并非无事生非、无理取闹，而实在是事关自己现在和未来的名誉和清白。
回到家，我再次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照《著作权法》，我认为：《陕西文艺三十年》使用了由我撰写通过省作协转交的研究文章五篇，另外一篇系从他处抄袭了我的文章（详见前述），侵犯了我的著作权；不给署名，侵犯了我的署名权；出版后既不给样书，也不给报酬，侵犯了我应该享有的著作财产权。
著作权被侵犯，除了向省作协和省文联这两个相关单位的领导汇报、反映问题之外，我还应该向该书的出版社提出我的维权要求。2012年1月3日下午，我给《陕西文艺三十年》的出版单位太白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韩霁虹打通了电话。我说：“最近我看到了一本书，叫《陕西文艺三十年》，其中所收四篇文章基本是我写的，一篇文章是从我的文章中切割出来的，一篇文章袭用了我在他处文章中的文字。但是都没有署我的名，也没有注明。我认为，这侵犯了我的著作权。你是出版该书的出版社领导，所以我在这里先用电话向你报告，请你知道一下情况，并向社里的其他领导转达。我需要一个关于这件事的答复。”韩霁虹很客气地介绍了这本书的出版情况。她说，这本书是省委宣传部拨的款，省文联具体操作的，在出版社买了书号，书是他们印的。她还说了某领导的名字。我说：“我这里不问这本书是如何出版的，不管谁买书号谁印。我想，就是联合国编的书，用了谁的稿子，也会署作者的名字吧？党的一级领导者是领导群众的，但一定也是更讲规矩更讲法的。他们出书，是跟你们出版社签订了出版合同的，这个合同应该是通用的范本，一定写有不能侵犯第三方著作权这一条。现在该书侵犯了我的著作权，包括署名权等。你们出版社是该书的出版方，无疑负有责任。”韩霁虹表示，情况一定向社里汇报，并向有关方面询问，最后会给我一个答复。
唉，本人毕竟在评论圈里混了二三十年，有朝一日我将我的这些文章和文字收入集子时，万一有人反说我是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的文贼，我如何辨别得清？所以，我的要求很简单。样书（有我署名的）可以不给，我买；稿酬没有，也可以不要。但是，是我的文章总得给我署个名吧？或者实在不想让邢某人的名字出现，那就请将现在已出之书“摘”（再受一次累，再“摘”）掉我的文章和我的文字，你们再发行。当然，如果能按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大书能再印一千册或五百册，把我的文章署上我的名字，还能给我样书和稿酬，我自然很高兴。不过，基于我年过半百的人生经验，对此，不敢存以奢望。
旧历的新年快要到了。古城从昨天开始，下了今年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雪花已经下了，麻花还会远吗？所以，在这深沉的寒夜，我记下这段令人难忘的往事。是为备忘。
辛卯年腊月二十九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