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千古一帝，为后世所称颂，以现代眼光来审视也是一位极成功的男人，其背后的女人长孙皇后就是位不可多得的伟大女性。 长孙皇后13岁嫁给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册封为皇后。她有才有德、通达理仪，善于借古喻今，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并保护忠正得力的大臣。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长孙皇后为稳定当时的形势，跑到一线亲自犒劳慰问将士，“左右莫不感激”。她病死前还嘱咐唐太宗，对兵变的功臣房玄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因为“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这说明她不仅有过人的胆识和理性，而且还有很强的政治头脑。
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后被封为皇后，李世民便常常和她“论及赏罚之事”。长孙皇后虽然很有见地，但她对朝政大事从不干预。她常说：“我一个妇道人家，怎能随意议论国家大事？”唐太宗有事还是会讲给她听，而她总是保持沉默，“竟不答”。
不过，长孙皇后也并不是永远保持沉默，必要时还是要说的。她常以妻子关怀体恤丈夫的温馨心态，对太宗进行温柔而不伤体面的提醒。《资治通鉴》里记载着这样几件小事：
长乐公主是唐太宗与长孙皇后的爱女，她出嫁时，想多陪送一些嫁妆，比永嘉公主加倍。永嘉公主是唐太宗的姐姐，出嫁时正逢唐初百业待兴之际，因而嫁妆比较简朴。而长乐公主出嫁时已是贞观盛世，国力强盛，要求增添些嫁妆本也不算过分。
可魏征听说此事后，认为长乐公主之礼若超过永嘉公主，于情于理皆不合。唐太宗对魏征的意见不以为然，就随口告诉了妻子。长孙皇后听后不但不气愤，反而还很高兴，赞叹道：“妾亟闻陛下称重魏征，不知其故，今观其引礼义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随后又说：“妾与陛下结发为夫妇，情深意重，仍恐陛下高位，每言必先察陛下颜色，不敢轻易冒犯。魏征以人臣之疏远，能抗言如此，实为难得，陛下不可不从啊。”不久，长孙皇后还派人赐给魏征绢四百匹、钱四百缗，并温言勉励他。
还有一次，魏征不知因何故在朝堂上惹怒了唐太宗。唐太宗回到后宫，怒气冲冲地说：“我早晚会杀掉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得知是魏征在朝堂上又当着众人的面让太宗难堪了，便没说什么就退了下去。不一会儿，她换了一身庄重的朝服来到唐太宗面前。看到穿着盛装的妻子，唐太宗很惊讶。不料，长孙皇后一本正经地向他下拜说：“我听说君主贤明，臣下就会正直，今天魏征敢直言，就说明陛下是贤明的君主，我岂敢不祝贺！”唐太宗听了先是一怔，然后是欣喜，忙把她扶起来。
长孙皇后的哥哥长孙无忌是“玄武门之变”的参与者，并在“玄武门之变”中立了大功。唐太宗当了皇帝后，想让长孙无忌来辅政，长孙皇后坚决反对。她认为这样做会重蹈汉代吕（汉高祖刘邦的皇后）、霍（汉宣帝刘询的皇后）的覆辙，使朝廷和自己家族都卷入本可以避免的政治漩涡中。唐太宗只好作罢。
皇后是后宫的管理者，长孙皇后为管理好后宫，总是以身作则，处处起表率作用。史书上盛赞她的简朴。不仅她的服饰用品非常简朴，而且她所使用的一切物品都以够用为限，从不铺张。对自己的儿子，她也提出克制物欲的要求。当时太子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奏请增加东宫器具用品，长孙皇后不留余地地拒绝了，并直截了当地告诫说：“太子患无德与名，器何请为？”
后宫妃嫔众多，为了争宠总免不了钩心斗角，长孙皇后对后宫妃嫔极其宽容。每逢后宫有人惹怒了皇上，她会先顺着皇帝的意思将其“治罪”，等皇帝怒气消了，又替其开脱，“终不令有冤”。当时，有个妃子生下豫章公主后不幸死了，皇后就将豫章公主收养在身边，视为己出。下边的妃子、宫人生病了，她会派人送药，并亲自前去看望抚慰。正是这些感人的细节，使得后宫呈现出一派祥和温馨的气氛。
长孙皇后闲暇之余，还搜集了古代妇女的事例，亲自编撰了一本《女则》，共十篇。她写这本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检”，并没有留传后世的用意。直到她去世后，这本书才被呈奉给皇上。唐太宗读后痛哭不已，拿给身边的臣子看，说：“此书可传于后世，是上天割断我与皇后的情意，使我失去贤内助，我悲痛伤心呀！”
在长孙皇后病情加重时，她身边的人都很着急，太子李承乾建议大赦天下，为母亲祈福。长孙皇后坚决反对，说：“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吾素非为恶。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她深明大义，终不愿因为自己而乱了国家的法度。她在弥留之际，还殷殷嘱咐唐太宗要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占据显要位置，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唐贞观十年（636年）六月，长孙皇后去世，年仅35岁。她的人生历程虽然短暂，但她的完美形象永留于世，为后人所传诵。（责编：王 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