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革命始于1917年,是适应新文化运动中思想革命的要求而发生的。 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它不仅摧毁了贵族文学,也开始创造“人的文学”。文学革命为现代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揭开了中国文学史的新篇章。本人就此谈些不成熟的看法以抛砖引玉。
一、 文学革命是现实的黑暗与民主因素成长相碰撞的结果
明清以来,经济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动: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和商品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开放性与封建经济封闭性的矛盾在发展、激化。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进步的和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文学上出现反封建尤其是反封建礼教的文学作品;这为文学革命的兴起准备了良好的氛围。
近代以来,尤其是维新变法昙花败落后,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北洋军阀统治黑暗,很有必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一场深入的反封建斗争。
与此同期,由于辛亥革命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打击,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一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无瑕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加之部分实业家投资近代工业,使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短暂的春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壮大了资产阶段,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队伍,面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尊孔复古的逆流,队伍中一批有志于社会改革的知识分子,深感思想革命的重要,他们掀起了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的思想革命深入开展,必然要求文学革命。思想革命与文学革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发展了富于一定传统而又有时代特色的民主主义。
二、 文学革命与历史上其他文学变革一样,是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伟大壮举
《诗经》开创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先河,《诗经》中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它推动诗人、作家去关心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疾苦,从汉魏乐府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了这种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历代进步文人在创作中倡导“比兴”风雅,实质也就是倡导《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却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的发展越来越骈俪化,但在骈文鼎盛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从齐梁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文学应“宗经、征圣、明道”主张,到唐初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直到打跨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散文新传统的古文运动,成为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韩愈、柳宗元开恢复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其理论与创作影响源远流长。但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统治,北宋初柳开等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浮靡文风。到北宋中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次掀起古文运动,以建立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风格为基本目标,使宋代古文创作克服了浮靡文风的同时,又避免了宗经复古弊端。形成一种平易自然,流畅条达的成熟风格,扭转了古文复兴之后,脱离现实的倾向。由于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轼等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与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新的传统,支配中国文坛。文学革命中内容被反帝反封建的内容所代替的,但文学革命继承了古文运动中,关注现实,解放文体等优良传统。
近代以来,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随着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文学领域中维新派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等掀起了“诗界革命”。“一代霸才”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古岂能拘牵”深深影响了文学革命主将等后来人对现实的关注,对民主的追求,及文体的解放。20世纪初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陈去病、柳亚子等反封建的文学主张“竖劲”,“荡人心魂”的文学风格,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潮流,摆正了当时社会背景下文学与社会的关系,对文学革命起到了启蒙性的作用。而文学革命中平民文学、写实主义文学以及白话文为文学正宗的主张。扎根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沃土。文学革命的内容具有反封建性,文学革命者以封建叛逆者的面孔出现,他们对封建礼教的忠孝仁义,对束缚人性的宗、族、神、夫权,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但从中国传统的文学中吸取现实主义文学精髓,他们反封建,但并不完全反传统。所以“古文运动”、“诗界革命”、南社及文学革命体现出来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而且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不仅继承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传统,而且发展了这种传统,做到了与时俱进。他们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实质一脉相承,都是恢复现实主义传统的伟大壮举。
三、 文学革命的兴起是对“同光体”王国维“文学至上”等文学流派的否定
同光体是晚清宋诗运动的第三期,同光体之名得自陈衍1901年言:“同兴体者,苏堪(郑孝胥)与余戏称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后来论者于此多有论议。称“同光”乃出于标榜上承道咸以来宋诗的传统自居。这一学派创作多始于光绪中叶以后,同光体即是指光绪宣统至民国后的宋诗派。其创作宗旨也是矫唐趋宋,承接了宋诗派诗风。
同光体诗人多为倾向维新而后又身经列强辱国,革命兴起变故相寻的士大夫。他们目睹清廷败亡,无所作为,惟余遗老可做。他们预感古典诗运衰微,则思学宋人“力破余地”精神。以外国探险家“觅新世界,殖民政策,开埠头本领”,去开拓最后一寸领土,以在丧乱之时代延长古典诗歌的生命于万一,其缺陷正如同为学宋的南社文人柳亚子所言:“一二罢官废吏,身见放逐、利禄之怀,耿耿勿忘,既不得逞,则涂饰章句,附庸风雅,造为艰深以文浅陋,”也正是同光体计人们固执地将诗歌创作拽向一种逼仄狭小的境地,违背了文学发展大势,他们在文学观念上自绝于时代,他们怀着孤芳自赏的遗老遗少心理一步步走向他们理想中的荒郊野外,文学革命一起,同光体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
如果说同光体诗人粉饰太平,歌功颂德的话,但他们对现实并不是熟视无睹,而王国维的“文学至上”观则是毫无社会责任可言,王国维虽然写出了《人间辞话》、《评论》等优秀作品,但他主张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至上”观,严重脱离社会,脱离现实,他自己也不愿投身激烈的变革洪流,当文学革命一兴,则其“文学至上”观点与做法,就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反映了传统诗文流派在时代巨变中的无所适从。
综上所述,文学革命的兴起既是中国历史进程中民主主义的发展与专制黑暗对抗的产物,又是“西学东渐”与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果,既是恢复现实主义流派的伟大壮举,又是对“同光体”及王国维“文学至上”等脱离现实,背离时代趋势的文学流派的否定。从历史与时代中吸取营养,有其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源。以上几点不成熟的看法,肯请老师、专家批评、指教,多多提出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