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不知是多少遍读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了。其伟大之处在于严肃和谦逊。要随时提醒自己做到这两点。做到这两点并不就等于伟大，但至少表明了一种姿态。武术家李小龙说，谦虚近乎真理。说得好。真正的谦虚从来就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表面的，它浸透于骨髓之中，成为人的某种本质。谦虚也提―种底气，前提是对博大的向往，或者本身就已经非常博大。越没有底气的人，越不会谦虚。河上的水手，习惯于朝河心扔石头测量水深，声音越响，水花溅得越高，证明这条河越浅，反之则深。这条道理用在人的身上，完全适合。
―个作家相当重要的品质，是诚实。只能背一百斤，就要在作品的姿态上老老实实地表现出来。如果本来只能负重百斤，偏要做出能背两百斤甚至三百斤的架势，既令人生厌，也必将把写作者自己压垮。这是里外不讨好的事情。某些作家因为写出了一部较有影响的作品，就把自己的创作说得神乎其神，他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一部作品能产生一些影响，完全是通过诚实的劳动得来的，绝不是事先策划?这其中没有任何一点神秘的因素。我想他们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而已。
绝不能投机取巧。绝对不能。艺术没有投机取巧的事。它的严肃和高尚，决定了它必须面对最真实的人生。不管写什么题材，都要有自己的生命体验。有没有写作者的生命体验，是艺术和非艺术的根本区别。我之所以不喜欢某些花里胡哨而且获得很高声誉的作品，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在其中看不到作者的态度。只要是真正的艺术，哪怕是冷如钢铁的文字，都逃离不了作者的态度。前些日读《行走的刘索拉》，这本书对什么是艺术的个性，阐释很质感。刘索拉谠到弹琴时用了―个有意思的词，叫“摸琴”。这真是一个好词，“摸”相对于“弹”，好就好在能见出演奏者的态度。
2
写―个好的开头太难了。我说的好的开头，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能够让自己进入的门。作者从这道门走进去，展示他的人物和故事。那道门绝不是孤立的，门内必须还有门，还有窗户、天井等等，那些小门、窗户和天井的意义，暂时还不清楚，但它一定是存在的，而且一定要让人看到，或者让人感觉到(作者自己感觉到是首要的，之后是读者感觉到)。否则，门外是空地，门里也是空地，小说就没法往下写了，即便写，也是硬写，不会有多大价值，因为它构不成艺术浑然―体的风格。
总之，头没开好，作者就打不开那扇门，作者在门外绕圈子，说不定绕了无数圈，写了很长的文字，甚至还觉得写得很顺手，表达了许多内容，其实根本就没进^这部特定小说的门。
所谓失败之作，就是这样造成的。这太让人痛苦了。
写作过程中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证明是可以补救的，但毕竟是艰难的回头。
近段时间，我就这样被折磨着。一部中篇写了多次开头，结果都是一笔勾销。整个上午，整整一天……整整十天，我都在找那扇门，可依然没有找到。我看到了那把锁，就是没找到钥匙。
这几乎让我产生了一种惰性：反正写不好，干脆不写。
今天又是这种情况。下午五点过，我疲倦得不行，就去床上睡觉。睡前，顺手拿起《伍尔夫日记选》，随便翻到一页，就看下去。都是以前看过的，现在重读，还是让我震惊。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她的认真、倔强、执著、激隋、对荣誉的孜孜以求，都是可怕的。可怕的人，许多时候也是可敬的人。在伍尔夫面前，我很不像话。在对待创作的问题上，我应该有她的那股子狠劲儿，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伍尔夫说，所谓结构，就是环环相扣的感觉，其次才是逻辑。这话说得非常好。
要寻找到那种环环相扣的感觉，首先就得打开那扇门。
3
大家都在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永恒，因此都在想方设法地描写那些能够永恒下去的东西，爱情、友情、亲情……凡有过创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要写好这三样东西，非常困难，真的把这些写到位了，不是大作家也差不远了。鉴于此，许多人知难而退，终于找到捷径，写性。绕着弯子都要往性上靠。可真要把性写好，照样是难的，于是又自我降低要求：只把身体那部分写出来就行了。只写这部分是不难的，如果动物有文字，它们也会写，而且肯定比人写得更畅快，更真实，也更虔诚。既然动物没有文字，人就占大便宜了，干这种活儿，也能生活下去了，而且说不定还能够永恒下去。
遗憾的是，所谓“永恒”者，只有在事物剧烈的对立中才会存在，没有对立，就没有永叵。这种尖锐的对立，不是简单地从身体上，而是需要从社会的大背景中，从人的精神深处，去寻找。
人的一生是如此短暂，能不能永恒又有什么关系呢?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怎么能够把自己看到的景象、闻到的气味――那最真实可贵的东西――抛开呢?为了“永恒”而无视波澜壮阔的现实图景，是作家的愚蠢，也是作家的耻辱。
4
人跟自己最亲近，可为什么往往又最陌生最疏远呢?这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对喧嚣的迷恋，二是对真实的恐惧，三是妄自菲薄。喧嚣的不仅是生活方式，还有地位、名声等等。绝大多数人的一生，都只能干好一件事，这件事需要我们付出忠诚和勤奋，否则根本就干不好。世间万物本没有重量，是因为吸引力才有了重量(在太空行走，据说一秒钟能走八公里)。^体是如此，人的心灵也是如此。我们要想飞得更高，就得想办法减少吸引自己的力量，升官、发财、玩耍、美食、女人，都是吸引力，如果不能舍弃一些，我们就只能紧贴地面，做―个侏儒，做―个平庸的人。对真实的恐惧是人的天性，想想我们一生中究竟听了多少真话、说了多少真话，就会承认这一点。我们不愿意也不敢于面对那个真实，因为真实往往是冰冷的、坚硬的，不仅会割伤别人，也会割伤自身。在这个冰冷而坚硬的真实面前，连纪德也会说：“走吧，离家出走吧。”他这个“家”，就是指“自己”。当然，纪德并没有离家出走，否则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熟悉的那个纪德。他留了下来，躲在那间宁静而光明的屋子里，认真地审视自己，并将它公之于众。作为写作者，妄自菲薄不只是性格问题，还是创造力问题。任何一个作家，内里都必然有一种骄傲感，并在自信当中完成每一部作品的写作。骄傲和自信基于自我的宽阔度和深刻度，基于宽阔度和深刻度之下对事物毫不矫情的把握。
毕飞宇讲过一件事。二战时期，德军压境，朱可夫向斯大林提出自己的看法，说德军的下一步会怎么走，我们该如何应对。斯大林问他：你敢肯定吗?朱可夫答：“我不知道，我想可能是这样。”
朱可夫这句话几乎是对作家说的。在开始每部作品之前，作家就应该说这两句话，第一句：“我不知道。”第二句：“我想可能是这样。”然后，依照自己的判断，好好地、诚实地呈现出那种可能性。
5
一部小说，让你感动，让你沉郁，让你震撼，让你快乐，让你纯洁……那么，这感动、沉郁、震撼、快乐与纯洁，就既是内容也是形式；一部小说，它让你不知所云，让你无动于衷，那么，它就既没有内容，也没有形式。现在，已没有任何一种 形式让我们吃惊。只有深邃的情感和思想才会让我们吃惊。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越发地不应该丧失探索形式的激情。
―个稍有出息的作家，都不会着迷于身边人对你的赞美。那种赞美只是你灵魂的回声，也就是说，是你自己首先需要，身边人才给你。这很可怜。让赞美的声音来自远方吧。
一个有上进心的作家，隐藏在他背后的更深的精神，是对整个民族的忧患。这一点太重要了。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知道，我以前写的东西多么孱弱，多么渺小。再读一读《愤怒的葡萄》，就知道自己的孱弱和渺小有多么触目惊心。《愤怒的葡萄》以强悍之笔，写出了“拖拉机”是怎样吃人的，阅读的过程，让我如同自己一次次生逢绝境。在漫长而无望的迁徙途中，一些人死去，更多的人活了下来，那是生之艰和生之力。作者对经济恐慌和工业革命的控诉，只是背景和底色，如山峰一般凸显的，是人的自我拯救。这部书帮助我深化了思考：关于家园，关于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关于“我”及“我们”，关于人在绝境中如何求生，并且要生活得高贵，等等。
6
废名在回忆周作人时说：“……去年偶尔在一个电影场上看电影，系中国影片，名叫《城市之夜》，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为得要孝顺父亲而去做舞女。我坐在电影场上，看来看去，悟到古今一切的艺术，无论高能的低能的，总而言之都是道德的，因此也就是宣传的，由中国旧戏的脸谱以至于欧洲近代所谓不道德的诗人，人生舞台上原来都是负担着道德之意识。当下我很有点闷窒，大有呼吸新鲜空气之必要。这个新鲜空气，大约就是科学的。于是我想来想去，仿佛自己回答自己，这样的艺术，一直未存在。佛家经典所提出的‘业’，很可以做我的理想的艺术的对象，然而他们的说法仍是诗而不是小说，是宣传的而不是记载的，所以是道德的而不是科学的。我原是自己一时糊涂的思想，后来同知堂先生闲谈，他不知道我先有一个成见，听了我的话，他不完全地说道：‘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这一段话，我觉得相当重要。我的意思是，废名的话重要，知堂的话也重要。如果艺术仅仅以道德的面目出现，成为了宣传品，它宣传的必然是伪道德，是“只有我正确”的那种道德。艺术是感染人的，而不是教育人的；艺术教育人，也一定是在被感染之后。首先就抱着教育人的想法去从事艺术，出来的东西肯定是宣传品而非艺术；那是对艺术的糟蹋。可是，最高级的艺术，它必然又真的是道德的，真的具有宣传性，它的“记载”，是以道德作底子；艺术到底不同于一加一等于二，不可能不带着某种倾向。更何况，如知堂先生所言，科学也是很道德的；或者说，科学也是需要道德的。
再想到温源宁(民国时期，温与徐志摩、罗昌三人并称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外国文学系教授导师的“梦幻组合”)所写《吴宓先生，一位学者与君子》，里面有这样的话：“非常可惜，吴先生竟然会被白璧德式人文主义所吸引而深陷其中。事实是他所有的观点全都浸染上了那种理论色彩。伦理学和艺术被糟糕地搅混在一起。人们常会尝到困惑，也不知道他是在谈论文学还是在谈论道德。”很显然，温源宁将道德和艺术截然分开了，像水与火那样分开了，事实上它们是没法分开的。没法分开的东西要强行分开，温源宁应该感到困惑，因为“糟糕”的不是吴宓，而是他自己。
7
中韩作家对话会上，韩国朋友提出了一个议题：“全球化语境下的本土立场和个人记忆。”这个议题很饱满。前不久我参加的杭州笔会，也探讨过类似话题。这证明，中韩两国的文学界人士，都深刻地认识到了全球化语境对文学独特性和原创力形成的冲击。我首先想说明的是，面对任何一种冲击，单纯的抗拒是毫无意义的，抗拒的实质，代表了一种深沉的接纳。我们站在那里，让大浪喧哗而过，审视它的姿态，感受它的力量，分辨它的性质，如果其中的某些东西，不仅触及了我们的身体，也触及了我们的心灵，证明它是有价值的。既如此，为什么要抗拒呢?在当今，要文学不受全球化语境的影响，从里到外地不起一点儿变化，已经很难实现。变，不一定是创新；不变，也未必就是坚定。
但究竟说来，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核心部分的文学，是需要一条根脉的。这条根脉就是本土立场，以及在本土的阳光雨露滋润下，生长起来的个人记忆。正因为有了这条根，大浪袭来的时候，我们才能稳稳站立，才不会随波逐流。文化的差异性，是其存活于世的强大理由。
中国有句很时髦的话，叫“与国际接轨”。这句话最早起源于经济领域，但经济的强势，使之无限蔓延，覆盖了文学。于是，我们手忙脚乱地从西方输入写法，输入主义，输入叙事策略。当然，作为一门艺术，这些都必须学习和借鉴，但不能在“与国际接轨”面前发抖，不能从情感到思想，都脱离自己日日面对的空气和土壤，做随风倒的墙头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产出了许多被认为叙事策略相当高明，却无法让人闻到民族气息、生命气息，更无法感同身受的苍白如死尸般的作品。我们强调书写“普遍的”人性，而事实上，既然同为人类，就必然有方向一致的歌哭悲欢，无需强调，便会自然呈现；但强调的后果却是可怕的，那就是藐视自己的民族经验和生活经验，制造出放在哪里也不能生根的空中楼阁。我们为一些枯瘦的理论，牺牲了蓬勃的生机。
我不知道韩国文学是否有着同样的焦虑。从这次拟定的话题来看，想必也有。但在我的视野里，我充满敬意地观察到，韩国一批富有志向和才情的作家，和中国的部分优秀作家一样，在默默地、成就卓著地思考和描述他们脚下的大地。去年初，曾把我一部小说介绍到韩国去的苑英奕女士，将她翻译成中文的一部韩国小说，即黄皙?先生的中短篇小说集《客地》寄给我，让我较为系统地认识了一位韩国作家。而在此之前，我已读过金源一先生的长篇小说《深院大宅》。两位作家所记录的战争给民众带来的伤痛，产业化进程对百姓形成的挤压，都立足本土，把深情的目光，投向那些被侮辱、被损害以及被忽视的人，并从情感上去深刻地理解他们，以真诚和朴实到友人夜谈似的语言，直面人的困境，求证人的尊严。《深院大宅》里的许多场景，比如对窘迫生活的描写，对饥饿的描写，没有强烈的个人经验和对民众将心比心的体察，是写不出来的。我作为一个从没去过韩国的异国人，读到这样的文字，也能时时触发内心的疼痛和感动。这证明，立足于本土的优秀文学作品，必定能走出本土，成为共同的精神财富。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韩国，有“民众文学”的概念，在今天的中国，有“底层文学”的概念，两者的内涵大同小异，它们倾心关照的，努力呈现的，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那是一个没有声音的群体。而发出他们的声音，抚慰他们的心灵，是作家的责任。如果追溯上去，早在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里，产业化如何将农民变成流民，就有了锐利而宽广的表现。人类次第经历着不同的阶段，每个地域、每个时代的人们，也因此有了各自的命运。全球化语境不是同化这种命运，而是忽略这种命运，作家要做的，或者说考验作家的，是发现的能力和直面的勇气。被阳光忽略的，没有被黑暗忽略，被公共话语忽略的，没有被文学忽略，文学的伟大使命，就在于在黑暗深处谦卑地捡拾和擦拭^生的碎片，见证生命的奇迹和心灵的高贵。这是文学的力量。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从来不认为文学会消亡。
我很欣赏金思寅先生的一句话：“有时候，相对于那些过分完美和光滑的东西，多少有些质朴和粗糙的东西反而更能感觉到人的气息和温暖。”与这句话相比，他的另一句话或许更加重要：“没有坚定的自我管理和严格的自我约束，那就永远不可能抵达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