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是湖南省的“西北门户”，与湖北、贵州、重庆三省市接壤，为“湘、鄂、渝、黔咽喉”之地，民间素有“一脚踏三省”之戏称，总人口273.93万人，苗族占33.1％。“谴溯历史，湘西在历代正史的表述里是沉重的遮蔽：周代的“荒服”、大秦国的“五溪蛮”、汉代的“羁糜州”、宋元的“土司制”、清代的“流官”制、民国则视之为“匪区”。因而当凌纯声于1933年奉蔡元培之命去湘西调研时，除了一部《苗民防览》对湘西略有提及。汉族正史从来没有正面表述这片蛮夷之地，“故湘西苗疆，今尚可称为民族学工作的处女地”。
对于他者而言沉默的湘西，唯一悄然进行的是镇压与反镇压：“两个世纪以来，满清的暴政，以及因这暴政而引起的反抗，血染了每一条官路同每一个碉堡”。当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大门之后，内忧外患下的帝国终于被动地承认四方蛮夷的存在，并以民族共存呼吁中华的一致团结对外。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湘西苗族传统通过两个不同身份和学科的主位表述者的表述为中国甚至世界所理解，湘西的主位表述浮出历史代表，他们就是沈从文和石启贵。
一、湘西的双重表述
作为湘西苗族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两位表述者，沈从文和石启贵的相同点在于都是湘西苗族人，都在用非母语即汉语表述湘西苗族传统，其对传统文化的表述皆取得了国人甚至世界的认同。而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用文学的方式表述而后者用民族学的方式表述。
沈从文用文学的方式描写着湘西世界。其表述基调可以透过他人生几个重要的转折加以认识：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凤凰的亲身经历使得沈从文对苗族传统怀有不可言说的爱和认同，他一直以“乡下人”自称，“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的血液的我……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再也不配说是出自你们一族了”；入伍后亲身经历军阀统治愚昧的杀戮，陆?、沈万林等亲友的死使得沈从文出走湘西：“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读‘子曰’的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认清了“所谓政治只是许多人混在一处，相信这个，主张那个，打到这个，拥护那个，人多即可上台，上台即算成功”。除了在抗日回乡期间用“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来勉励陈渠珍、龙云飞等同乡为民族生存、为民族尊严而战之外，他一生远离政治，不依附任何团体。这样的局外人身份造成了他社会地位甚至作品处境的尴尬，但正是长期的局外人身份使得沈从文超越浮华，远离党派斗争，避开盲目的价值判断，感受生命的脆弱与坎坷，从而怀着一颗悲悯的心表述湘西，那个使他一生魂牵梦绕的边城。
虽然简单地将沈从文的湘西表述分门别类似乎太过武断，毕竟他的湘西题材的作品更多的是对湘西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表述，强行分类不免有削足适履之感，但为了透过作品了解他的表述基调和情感取向，遂将其对湘西世界的表述分为以下三类：
1 边城净土：《边城》《长河》等。
2 巫楚神韵：《龙朱》《月下小景》《神巫之爱》《阿黑小史》等。
3 梦断桃源：《湘行散记》《湘西》《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凤凰》《虎雏》《媚金、豹子与那羊》等。
从上文的分类中可以看出，较之对城市上流社会“绅士淑女”庸俗自私的批判，他高度赞誉湘西苗族传统中人性美、人情美：那洋溢着慷慨磊落、坦诚率真的边城净土(见第一类作品)；那张扬着人神杂糅、巫楚神韵的人生观、爱情观(见第二类作品)，固然由于汉民族文化的强行渗透，物质文明的粗暴进入，“寄生者”生活方式的侵蚀使得“乡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见第三类作品)，但贯穿沈从文对湘西苗族传统的表述基调是高度的认同与忧伤的悲悯。
早期民族学家、苗学研究的先驱，苗族教育家、政治家石启贵则用民族学视角研究苗族。1948年，石启贵写成40多万字的《湖南土著民族风土纪实》，1951年完稿20多万字的《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在语言文学方面，他写了《苗文音符》《苗字切音》《苗语初析》《苗话问答》《苗族声韵学》《苗语文法解》《苗字虚实用法》《苗、汉名词会通》《苗、汉训古学》等书稿，并从实际出发，创造苗文，撰写了《苗文草创》《民族速记学》《苗族歌韵大全》《解放民歌集》《跃进水库诗歌集》等书稿，遗憾的是这些书稿大多在政治运动中被毁。保留下来的是1986年由石启贵先生的子女整理，以他1940年《湘西土著民族考察报告书》为基础，参考补充他1951年《湘西兄弟民族介绍》及他的有关文章整理而成的《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和2008年民族出版社出版的8卷10本巨著《民国时期湘西苗族调查实录》。
石启贵对于苗族传统的表述，笔者从《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加以阐述。全书分十二章，即：地理概貌、历史纪略、经济梗概、生活习俗、婚姻家庭、政治司法、教育卫体、文化娱乐、诗赋词章、宗教信仰、语言文字、苗疆建设。这是第一部由苗族知识分子自己撰写关于苗族的民族志。他坚持长期深入实地调查，获取客观真实的第一手材料，足迹遍及吉首、凤凰、花垣、保靖、古丈、泸溪、麻阳各县的三百多个苗寨。经他调查过的七八十岁以上的苗族老人，就数以千计。他调查苗族的历史、民俗、宗教信仰、山水物产、教育文化、医药卫生及生产生活等状况，并实地拍摄了照片。
较之《湘西苗族调查报告》的猎奇和隔膜，《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资料翔实，言之有据。增加了不少凌纯声等未记载的内容，揭示和阐明了外人所不能认识的事项。因石启贵本人是苗族，生活在苗区，深知苗族人民的情况和处境。贯穿全书的表述基调是自豪与自卑的杂糅下对于苗族发展的急切呼声，其表述内容可概括为：他认为弘扬苗族优秀文化是很必要的，但更不能忽视的是发展苗区经济，摆脱贫困，争取政治平等。
作为湘西苗族的首位民族学表述者，石启贵在坚持长期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采取了客观冷静的表述视角，其对于苗族传统的历史追溯和未来预想皆作了秉笔直书的表述：苗族，原为上古之初民，举世知之。先汉族而据中原，有史皆载。自涿鹿败后，渡江南迁。伏处于深山密林之中，偏安于穷乡僻壤。艰窘生活不言而喻。惜乎事绩史书未详，大抵所载，是炫汉官功勋也。
二、文学表述与民族学表述反思
作为湘西苗族传统表述，沈从文和石启贵分别从文学和民族学的角度表述了湘西与苗族传统文化。其学科特性决定了湘西苗族传统表述的双重特性即想象与纪实的互补、主位与客位的融合。
1 纪实与想象
相对于石启贵民族学的纪实表述，沈从文的湘西苗族传统表述带有明显的想象成分。严格意义上来说，沈从文不理解苗民的社会生活，他虽然听到一些苗族故事，并在日常生活中接触过湘西的苗人与苗族传统，但是他没有直接进入过真正的苗族尤其 是“生苗”的生活场景中，从而以文学特有的想象性成全了其对湘西苗族传统的表述：“沈从文对这些部落苗民的内心生活，却没有什么第一手材料，只好全仗自己发挥想象力，把所知道的苗民部族的传说，从这类传说中得出的种种梦幻式的想法。”
这样的想象性书写可通过石启贵的纪实表述形成明显的互补，具体可从还愿和蛊婆表述个案中窥斑见豹。
沈从文笔下的还愿这样表述：锣鼓喧阗苗子老庚酹傩神，代帕阿妹花衣衣裙正年轻，舞若凌风一对奶子微微翘，唱罢苗歌背人独自微微笑。傩公傩母座前唢呐呜呜哭，在座白人举箸一吃两肥猪，师傅白头红衣绿帽刺公牛，大缸小缸舀来舀去包谷酒。
石启贵笔下的还傩愿具有纪实色彩：还傩愿，苗谓‘撬弄”。傩神是普通之代名词，并非神号……俗谓圣公为傩公，圣母为傩娘，固有傩神之名称也。此神根始，出于桃源。在湘西边县，占最强大之势力，不仅苗人情奉已深，而文明汉族亦已深信祟奉也。惟无庙宇为祭祀所，人们祭时，往往是就家庭中，设神坛；安神像奉之。社会上，几乎造成还傩愿之一种风俗。其程序如下(笔者缩略)：神坛布置――发鼓一法师次序及名称――贺客情形――请客上熟――其他。
两相对照，可以明显地看出石启贵的表述具有民族志特色。对还傩愿的历史背景、发展源流、当前影响甚至仪式流程都有详细的表述；而沈从文的表述则明显地流于表面，带有浮光掠影的猎奇色彩。固然由于“文学成魅，科学去魅”，文学的特有想象不能用人类学的纪实来苛求，如果用忠实为参照一切文学则显得索然无味。但既然是关于民族传统的表述，过度的浪漫化的渲染则会误导读者。据笔者生活经历了解，苗族的还傩愿虽有饮酒作乐、杀猪祭祀等，但女人却不能作为仪式的直接参与者。因而沈从文对于苗族传统的还愿表述就显得想象有余，忠实不够。
这样对于湘西苗族传统的幻想性表述也可见于其对蛊婆的描写，沈从文对此作了大量书写。“因年龄、社会地位和其它分别，穷而年老的，易成为蛊婆”，“好事者激起公愤，必把这个妇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晒太阳，名为‘晒草虫’，或用别的更残忍方法惩治”。虽然在同篇文章，他怜悯地写道：“这种妇人与其说是罪人，不如说是疯婆子，她根本上就并无如此特别能力蛊人致命。这种妇人是一个悲剧的主角，因为有点隐私性的疯狂，致疯的原因又是穷苦而寂寞的。”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使得读者对于蛊婆似有还无一筹莫展，增加了他者对于湘西苗族的想象材料。
同样对于蛊妇有无的表述，石启贵追溯由来，列举现象，举出具体案例，认为：“查妇蛊之说，本无凭考，证据乌有，妄传斯说，无异空造海市蜃楼。”为此他列出专门章节为巫蛊辟谣，义正词严地批驳了他者对湘西苗族妇女的诬告与想象。
2 主位与客位
主位和客位是人类学表述的一组悖论：客位由于其固有的身份隔膜所以总显得与被表述者存在一定的距离，加上后现代对于民族志书写权威的解构，从而使得人类学意义上的表述陷入制造民族志的困境与危机；主位似乎是较为理想的表述者，却又由于“靠得太近，导致了模糊”，往往陷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处境，从而理想的表述者是“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超越者。
反思上文的这两位湘西苗族传统的表述者，石启贵的苗族血统和长期生活于苗族地区使得其成为最为理想的主位表述者，这样的身份同时暗含着石启贵的表述视角的相对固化，他纪实地表述湘西苗族传统却也囿于此。在《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中，石启贵凸显更多的是主位观察者对苗族传统文化的焦虑和困惑。他引用了大量谚语，凸显湘西苗族经济落后，生产力低下。“可怜可怜，边疆苗蛮。岩多于土，山多于田。夏种秋收，若不堪言。时届腊冬，无米过年”；从其《编书自感》可以看出：编书不是为邀功，原促改良进大同。石启贵表现出强烈的改革色彩，反映出落后地区需求发展的迫切之声。一言以蔽之：对于湘西苗族的传统文化，石启贵强调“改革”多于“保留”。
而经历了中西文化、苗汉文化撞击的沈从文对于苗族传统文化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反思自己在军营生活中眼见愚蠢的杀戮。看尽都市世界人性的扭曲和人性本质的失落，在其文学表述里虽然也有对湘西世界梦断桃源的痛心疾首，但他看出苗族传统文化的变动中的固守、流动中的永恒。对于苗族传统他更多的是隐忧背后的爱，有着高度的认同感：“然而仔细一想，这些人根本上又似乎与历史毫无关系。从他们应付生存的方式与排泄感情的娱乐方式上看来，竟好像古今相同，不分彼此。这时节我所跟见的光景，或许就与两千年前屈原所见的完全一样。”
三、从边城走向世界
石启贵对于湘西苗族传统的表述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透过其百科全书式的表述世人了解、认识湘西苗族。这样的表述丰富了世界民族志表述，契合民族学追求地方性的学术伦理。但形成悖论的是，如果仅仅聚焦少数民族志的表述，再多民族志数量的堆积，没有与他者互动、对话的契机，这样的追求将与人类学固有的追求普适性眼光背道而驰，使得人类学仅仅成为研究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实录和记载。
沈从文放弃一时一地的应景之作，由于关注着人类的命运，遵从艺术的呼唤，他没有仅仅成为湘西苗族传统的“地方性”作家。首先，从表述身份来说，他本身就是主位，但由于其出走边城，接受他文化的影响，因而有了客位的冷静，获得了“入乎其内，却又出乎其外”的最佳表述视角。其次，他的湘西世界固然有想象成分，但并非幻想。文学特有的虚构与想象使得其作品超越精确的拍摄和忠实的记录，从而不再纠缠细节的完全还原，其小处失真的背后传达了更高层次的真实，其对湘西苗族传统的表述达到了传神的真实。正如金介甫所剖析：他(沈从文)对苗民的这些气质赋予道义上的意义，说明苗族的坦诚率真，并未被汉文化所造成的文质彬彬、贪得无厌、等级森严等约束玷污。在沈的笔下，苗民思路奔放不羁，对世界有直截了当的美的鉴赏力，所以他们的日常生活显得富于创造性，他们对于生活的激情在各种节日里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时常达到发狂、着魔的程度，这似乎表明他们成功地和神达到浑然一体的程度。
在这种意义上的湘西表述，已经成为人类学视野下礼失求诸野的最佳阐释。从文学的角度看来，沈从文之作为“湘西”一地的文学代表，其地域所属上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因为他既不标志“湖南(文学)”，也不等于“苗族(文学)”。他所源自和所表现的就是湘西，一个包括了自然风貌(沅江流域)、民族风情(苗汉杂处)与历史风气(军阀混战)的综合地域；他的地域色彩并不只是为伟大祖国提供一种贡物，而是为有可能使中国借助其全体人民的文化而复苏的新文化添砖加瓦。综合两者，在文学人类学意义上，沈从文的湘西作品深刻地刻画出了现代中国农村生活的整个面貌，甚至写出了20世纪人物的生存处境，金介甫认为可以看成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寓言。
从边城走向世界，来源于沈从文长期的局外人身份，来源于他对人类的悲悯感。就如其在自传中提到，大量莫名其妙的屠杀如果报之以血仇，这样的解决方式就会落入以暴治暴的恶性循环。与其说是他回避了这样的问题，毋宁说是他在探寻更好的传达方式：“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这样的普世性视野和悲悯基调正是文学人类学的终极追求，正如徐新建教授所言，文学自古到今都力图通过个别去观照人类整体，透视普遍人性。它希望通过地方的仪式、神话、民歌等表面看属于区域和族群的事项，去描写和揭示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