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喻友信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但由于他1949年以后行迹不明，导致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者对喻友信的生平事迹了解得很不充分。着眼于此，该文首先考察了喻友信的中英文姓名、字号、籍贯与出生年份等情况，然后回顾了他在文华图专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求学经历，接着介绍了他在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十六年如一日的工作生涯，最后介绍了他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关键词 喻友信 图书馆学家 早期活动 学术成就
1 引言
中国图书馆史研究在图书馆学人研究方面尚有不少缺憾。这主要体现在我们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一些重量级图书馆学家，如戴镏龄、查修、喻友信(又写作：喻有信)等人所知甚少。我们不清楚他们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无法描绘出他们的职业生涯。这大概是因为他们或者很早就离开图书馆界，或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远赴海外，跟中国大陆的图书馆同仁交流不畅。
以喻友信为例，他被列为中国图书馆四代学人的第二代“文华的一代”，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目前所见，在当代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研究著述中，似乎仅有汤旭岩的《图书馆法规研究综述(旧中国部分)》一文对喻友信略有提及：“喻友信，安徽芜湖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毕业，1937年前后任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主任。”由此可见，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界对喻友信的生卒详情、求学经历、工作履历与著译成果等知之不详。这显然跟喻友信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地位不相符。因此，我们有必要搜寻各种文献资料，更加深入具体地考察喻友信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成就，为读者展现一个真实的喻友信。
2 喻友信的姓名与籍贯
2.1 喻友信的中英文姓名
要查考一个人的生平活动，我们首先要弄清这个人的姓名、字、号等等。要考察喻友信其人其事，我们当然也要先了查清他是否有字、号、英文姓名等。
我们找到了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于1936年编印的一本小册子《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这本小册子的文字系竖排，其中的“办公厅职员表(以到校先后为序)”部分共列有四个人，第三个便是“喻友信”。“喻友信”下方与“别号”对应之处则印着“鸿先”二字。这样看来，喻友信有一个别号叫“鸿先”。
不过，我们在民国时期杨家骆编撰的《图书年鉴》一书中却找到了另一种说法。该书分为若干篇，各篇均重新排列页码，即仍从第1页开始算起。其中，第三编为“全国图书馆概况”，介绍了当时中国各类图书馆的相关情况，其中便提到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为喻友信，并如是介绍：“管理员喻友信，字鸿先……”。据此，“鸿先”似乎却是喻友信的字而不是别号。但不管怎么说，喻友信又称喻鸿先，这一点确凿无疑。
在193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发行过喻友信的一本图书馆学译著《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列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Boone Li-brary School Series)。该书附有英文版权页，其中印有如下字样：“Translated into Chinese bv CharlesY.S.Yu”。由此可以知道，喻友信的英文姓名为“Charles Y.S.Yu”。同时，由喻友信为该书所写的《译者序》也可以知道，他的妻子名为刘凤英，可惜我们不知其生平详情。
2.2 喻友信的籍贯与出生年
查清了喻友信的中英文姓名与字号，我们需要考察一下他的籍贯与出生情况。关于喻友信的籍贯，学界均认为是安徽芜湖，这点毋庸置疑。不过，我们在民国时期杨家骆编撰的《图书年鉴》中找到了更多线索。该书提到：“管理员喻友信，字鸿先，安徽人，永久通讯处为芜湖枣树园九号，年二十五……”。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信息。
首先，喻友信的永久通讯处为芜湖“枣树园九号”，这应当就是喻家老宅所在地，因此喻友信的籍贯肯定就是安徽芜湖枣树园九号。
其次，杨家骆的这本《图书年鉴》最早在1933年1月初版，列为“中国图书大辞典百种之第六十七种”，到1935年3月便印至第五版。既然该书称喻友信“年二十五”，而中国人计算年龄一般使用虚岁，那么我们就可以推知喻友信应当是出生在1909年(1933-25十1=1909)，但尚无法查知其具体出生日期。
由上可知，喻友信应当是于1909年出生在安徽芜湖枣树园九号。
3 喻友信的求学生涯
3.1 喻友信在文华图专
杨家骆的《图书年鉴》中提到喻友信乃是“武昌文华图科毕业”[4]，但《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则称喻友信为“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卒业”。那么，喻友信是在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还是在独立办学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就读?他何时入学又何时毕业?我们没有找到直接的文字说明。
我们在喻友信为其译著《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撰写的《译者序》中发现了线索。该序写道：“在三年前的时光，我在文华图书科读书，学校有种文华图书科季刊。我因刚进校未久，对于图书馆学仍是个门外汉，不懂得什么?……”这篇序文写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即1933年12月19日。由此可以推知，喻友信乃是在1930年秋考入“文华图书科”。
喻友信的“文华图书科”一说值得商榷。因为“文华图书科”则仅存在于1925年至1929年，附属于武昌华中大学，在此之前的1920-1925年间则是称为“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而从1929年8月起则正式定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因此，喻友信实际上应当是在1930年秋考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就读。
不过，喻友信并非文华图专图书馆学本科学生，而是图书讲习班的进修生。这点在1931年8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7卷第1期刊载的《会员消息》中有所体现：“喻友信(鸿先)已在文华班卒业。服务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学院图书馆。”由于“文华图专1930到1938年间办理了4期时间1年的讲习班。”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喻友信在1931年秋就已经从文华图专图书讲习班结业。
3.2 喻友信在哥伦比亚大学
学界通常认为喻友信后来曾留学美国，却无人具体指出他就读的大学与专业。不过，我们在金云铭撰写的回忆录《书城60载忆旧录》中找到了相关线索。
金云铭(1904-1987)又名金文名，别号宁斋，是福建福州人，曾任福建协和大学图书馆主任、福州大学图书馆主任、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长等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金云铭在《书城60载忆旧录》提到，他在1948年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图书馆硕士学位，“同班的中国留学生读图书馆学的有东吴大学的喻友信和金陵大学的胡绍新，其余是修读历史和哲学的。”。既然喻友信跟金云铭是同班同学，均是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因此喻友信肯定也是在1948年进入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学院就读。
据金云铭介绍，他当时仅需“一年十八学分，分三学期读完(在美国连暑期也算一学期)”，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完成硕士论文《纽约城大学图书馆报告》并通过答辩。由于金云铭毕业之后才于1949年9月获知福州解放的消息，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他与喻友信应当都是在1949年夏毕业，并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4 喻友信与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
喻友信从文华图专毕业，到位于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一般称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工作。这一点可以从喻友信发表的《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概况》一文中获得佐证，因为该文发表在1932年12月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4卷第3、4期合刊上。假若喻友信没有在离开文华图专之后前往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任职，他如何可能写出这篇文章?
1915年9月，原本设在苏州的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在上海分设法科(后发展为法学院)，而图书馆也几乎同时成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隶属于教务长，设有图书管理员一名，掌管全馆事务，实际上就相当于图书馆馆长。同时，该馆还设有图书委员会，除教务长与图书馆管理员为当然委员之外，还聘请校内教授或校外名流充任委员。
据1933年初版的《图书年鉴》，“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内设管理员一人，助理二人……管理员喻友信……”。1936年刊印的《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一览》也指出，喻友信在东吴大学法学院担任的职务为“图书馆管理员”。由此可见，喻友信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管理员，负责该馆日常事务，实际上就相当于图书馆馆长。
喻友信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任职期间，努力跟外国法学杂志进行交换来提高该馆馆藏刊物的数量与质量，以便为东吴大学法学院师生的教学与研究活动提供便利。可惜这种交流不够稳定，换来的刊物不全。他还努力搜集民国以前各朝各代的法典律书，以备研究中国古代法制史之用。在喻友信的努力之下，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其外文法学书籍，在全上海都算得上是最为丰富，为全校师生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很大便利。
在工作实践中，喻友信深感欧美各种分类法均不适合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这一专门法学图书馆使用，于是决定按照馆内藏书的实际情况，以杜威十进法为蓝本，另行编订一种仿杜威法学分类法，并时加修订。
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工作期间，喻友信还积极参加中国图书馆协会的相关活动。1936年7月20-24日，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在青岛山东大学礼堂举行。1936年7月20日《青岛时报》上刊载了一份《中华图书馆协会出席年会会员名单》，其中上海与会者中便有“喻友信”之名。在这次年会上，喻友信提议选举一个执行年会议案委员会以便实现年会议案，并与其他四人不约而同地提案呈请教育部明令中等以上学校增设图书馆学课程。
大约到1948年秋，喻友信前往美国留学，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到1949年夏毕业。据说喻友信还兼修法学专业，可见他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的工作经历对他有着很大的影响。至于他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的活动，我们没能找到更多文献资料，无法加以阐述。喻友信可能就此离开了中国图书馆界，而这也正是此前中国图书馆史研究者对他了解极少的重要原因。
5 喻友信的图书馆学成就
喻友信不仅长期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更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巨大贡献，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的著译主要涉及图书馆管理与利用研究，国外分类法评介，以及编撰法学论文索引与研究图书馆立法问题等三大领域。以下分类介绍。
5.1 图书馆管理与利用研究
在文华图专就读期间，喻友信就开始发表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相关的著译。据喻友信自己所言，他刚考入文华图专时，就想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发表著述，但因刚刚入门，自己写不出什么文章，只能找点英文书籍来翻译。于是，喻友信在图书馆里找到了美国图书馆学家哈勤斯(Marga-ret Hutchins)、江生(Alice Sarah Johnson)与威廉斯(Margaret Stuart Williams)合著的Guide to the Use 0{Libraries; a Manual fo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一书，先将序言与第一章译成中文，以《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为题发表在1930年12月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2卷第3、4期合刊上。后来，他觉得有必要将该书全部译成中文，以便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图书馆的利用方法，并于1931年将其翻译完毕，其中一部分又续载于1931年6月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3卷第2期上。
后来，经过徐家麟的校对与修改，这本《图书馆使用法的指导》终于由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于1934年刊印，并列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全书除了原书的绪言与二十九章正文外，还附有喻友信于“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图书馆撰写的《译者序》。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图书的分类、书籍的排列、卡片的制作与利用等等，对于读者十分有益。
1932年秋，喻友信前往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他很快就撰写了《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概况》一文，发表在1932年12月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4卷第3、4期合刊上。喻友信在文中分沿革、组织、经费、设备、管理、藏书、分类与目录等八个部分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东吴大学法律学院图书馆的相关情况，并附上该馆制定的《图书借阅规则》，对于其他高校图书馆管理者来说颇有借鉴意义。
大约在1934年，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组织徐家麟、喻友信、章新民、吕绍虞、徐家璧、严文郁、邢云林、耿靖民、钱亚新、戴镏龄、吴立邦、李钟履、李继先、毛坤等14人合作翻译原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鲍士伟(Arthur E.Bostwick)编纂的Popular Librar-ies of the World一书。喻友信翻译了其中的《保加利亚》与《坎拿大》两篇。《保加利亚》为保加利亚教育部图书馆专家丹契夫斯基(Margaret S.Demchev-sky)所撰，而《坎拿大》为俄塔华迦勒基公立图书馆(Carnegie Public Library，Ottawa)主任希克斯(w.J.Sykes)所著，但其最后一段实为章新民所译。喻友信的这两篇译文先是发表在1934年6月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6卷第2期上，其后《世界民众图书馆概况》全书由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于同年刊印，列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丛书”。
在1934年6月出版的《学风》第4卷第5期上，喻友信发表了他翻译的《图书馆起源小史》一文。 这是一篇仅两页长的短文，是喻友信于“二十三年四月十二日”即1934年4月12日在他工作的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翻译的，原文题名为A Note ontheOrigin of theLibrary，为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图书馆(Library of University College，London)工作人员约翰?L?桑顿(John L.Thornton)所撰，发表在《威尔逊通报》第8卷第4期上(Wilson Bulletin，V01.8，No.4)。
在1934年9月11日出版的《学风》第4卷第7期上，喻友信发表了《省立图书馆应负之使命》一文。喻友信在“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九日”即1934年5月9日撰写了这篇文章，“以志毋忘国耻纪念”。喻友信在文中提出了省立图书馆的三大使命，即推广全省各县县立图书馆、扶助全省各级学校成立图书馆与提倡全省各机关各会社设立图书馆，并比较详细地说明要完成这三大使命所需要注意的各个问题。
在1934年10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0卷第2期上，喻友信发表了《图书馆员应有之真精神》一文，探讨了图书馆工作人员应当具备的精神风貌。这对于今天的中国图书馆来说，依然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在1935年4月1日出版的《学风》第5卷第3期上，喻友信发表了他于“民国廿三年六月十七日”即1934年6月17日翻译的《美国国会图书馆规程》一文。该文译自美国Thompson与West两家书店合编的《美国法典诠注》(United States Code An-notated)一书。此书于1927年出版，共分为61册，而喻友信此次仅译其中的第五章。喻友信认为，翻译该文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组织大纲，对政府与热心图书馆事业之人亦有所帮助。
在1935年12月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3期合刊上，喻友信发表了《图书馆中一个实际的问题》一文。该文主要讨论图书馆开架或闭架的问题。喻友信通过分析读者前往图书馆的不同心理与目的，指出图书馆开架的实际效果比闭架更大、更好。
1937年，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印行了喻友信所著《实用图书馆学》一书，列入“现代图书馆丛书”。该书内分图书馆通论、图书馆学论与图书馆杂论3编，并附有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于1930年5月9日公布的《图书馆规程》等。
5.2 分类法研究
早在1934年8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0卷第1期上，喻友信就发表了《论图书分类法标记》一文。
从1934年12月开始，喻友信开始选译美国图书馆学家布利斯(H.E.Bliss)所著《图书馆的知识组织}(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 Libraries)的部分章节。在“民国廿三年十二月廿日”即1934年12月20日，喻友信首先翻译了该书第10章Decimal Classification，题名为《评杜威分类法》，发表在1935年2月1日出版的《学风》第5卷第1期。在“民国廿四年四月十八日”即1935年4月18日，喻友信又选译了该书第11章，题名为《评克特氏展开分类法》，发表在1935年9月1日出版的《学风》第5卷第7期上。随后，在“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一日”即1935年6月1日，喻友信又翻译了该书第12章The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题名为《评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发表在1936年2月1日出版的《学风》第6卷第1期上。
1935年6月出版的《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第2卷第1期上，喻友信发表了他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卅日”即1934年4月30日翻译的《麦尔斐杜威小传》一文。此文原为杜威分类法的编辑Porkas Fel-lows所写，刊载于1932年3月出版的《威尔逊通报》第6卷第7期(Wilson Bulletin，Vol.6，No.7)上。全文分“早年时代”、“首创图书馆学校”、“和平湖俱乐部”、“十五年前之回顾”、“杜氏人格及其影响”五部分简要介绍了美国著名分类学家杜威的生平活动与留下的历史影响。
5.3 法学论文索引与图书馆立法
由于长期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工作，喻友信自然而然地走出了一条将所学图书馆专业知识与法学相结合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实践道路。在1935、1936两年，喻友信一直在编撰一份《法学论文索引》，分六部分连载在《现代司法》杂志的第1卷第9、11、12期与第2卷第1、2、3期上。在1936年6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1卷第6期上，喻友信发表了《私立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近年来馆藏实况》一文，介绍了该馆收藏的法学书刊。
到了1940年，喻友信编撰了一份《比较宪法论文索引》，发表在《法学杂志》第11卷第2期上，按国度列举了在中国刊物上发表的美国、苏俄、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宪法的研究论文。同期，喻友信还发表了《各国宪政鸟瞰》一文，介绍了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意大利、瑞士、瑞典、土耳其、比利时、日本与泰国等13个国家的宪政情况。
在1941年，喻友信又编撰了一份《宪法论文索引》，发表在同年1月出版的《法学杂志》第11卷第3期上，分为通论、五权宪法、主权论、人民权利义务、国民大会、中央政府、联邦制、国会与议院、总统、行政与外交、立法、司法、监察、省县、地方、国民经济、教育、土地政策、颁布问题、宪法杂评等21类，列举了中国刊物上发表的中国宪法研究论文。
编撰法学论文索引之余，喻友信还研究图书馆立法问题。在1937年出版的《法学杂志》第10卷第2期上，喻友信发表了他翻译的《日本图书馆法规》一文。在1939年出版的《法学杂志》第11卷第1期上，喻友信发表了所撰《战时图书馆立法》一文，讨论如何在战争年代充分利用图书馆保存国家文化。在1938年1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3卷第3期上，喻友信发表了《我国图书馆应有之法规》一文，讨论中国的图书馆立法问题。在1939年11月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14卷第2、3期合刊上，喻友信发表了《利用图书馆作广告在法律上之检讨》一文，从法律的角度考察利用图书馆作广告的问题。
除以上三类之外，在1948年出版的《基督教丛刊》第14卷第21期上，喻友信发表了他于“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即1947年12月16日撰写完毕的书评《评桂中枢氏的(桂氏字汇>与“方位检字法”》。《桂氏字汇》(Kwei’s Key to Chinese Characters)是桂中枢(Kwei Chungshu)创编的一本工具书，由上海青年书局在1947年出版。该书搜集汉字均按编者自创的“汉字列法”编排，每字后注汉字读音，有释义。正文前有方位检字法、方位目录法、汉字编列法、汉字拼音法、电码增编法、部首分类法等介绍文字。喻友信认为该书提供的“方位检字法”简易可行，有助于促进教育普及，因此加以评介推荐。这大概是喻友信在中国刊物上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因为我们没能找到比这更晚发表或出版的喻友信著译，而喻友信又在1948年秋赴美留学，从此销声匿迹，音讯全无。
6 结语
自从喻友信于1948年秋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攻读图书馆学硕士学位以后，他的行迹便不为人们所知。他彻底脱离了中国图书馆界的视线，我们无法查考他在硕士毕业之后是否返回中国，还是就此呆在美国或前往其他地方?他从事什么工作，取得何种成就?他何时退休，何时逝世?这些问题都成了我们至今都无法解开的谜团，只能有待后续考察。
不过，我们毕竟已经弄清了喻友信的字号与英文姓名，介绍了他在文华图专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求学经历，考察了他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长达16年的工作经历，并且分类介绍了他在图书馆管理与利用研究，国外分类法评介，以及法学论文索引编撰与图书馆立法研究三大领域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填补了学界对喻友信的研究空白，使得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喻友信在1949年之前的生平活动与著译成就，从而能够更好地把握喻友信在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史与图书馆学研究史上的地位与作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尽管它还有所缺憾，但我们的考察显然是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泉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泉州，36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