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林举吉林乾安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青年理论评论家班学员。先后在《散文海外版》《作家》《散文选刊》等四十多种刊物上发表各类文字近百万。曾获长白山文艺奖、吉林文学奖、全国电力系统优秀著作奖等，代表作《玉米大地》。
科学，像一部伸向天空的脚手架，把我们从大地上举起，使我们离大地越来越远，而离天空越来越近。依靠科学建立起来的生活大厦，就是我们强大的物质基础，因为它越来越庞大，所以我们便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天空的能力和资本。
后来的基因技术以及相应的基因工程，经过基因改造的植物、动物，克隆的老鼠、羊以及动物器官等，一下子打开了人类的想象空间。这让一些人类的“精英”们意识到了一种令人心动的可能，那就是在某一些时刻，由人类自己解决地球上的造物问题。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不耕，也不种，也不积蓄在仓中，你们的父尚且养活它们……”为什么要养活它们？因为它们应该在地球上生存。它们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结果，它们的存在是生物多样性的必然要求，是自然中不可忽视的“天伦”。
别管我叫爸爸
你不过是从我而出
一个真实的谎言
你或可固执地认为
我就是你的妈妈
但我的性别天生暴躁
他会让你马上闭嘴
别管我叫爸爸
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
在你满腹狐疑
想找他问个究竟的时候
他正在去天堂的路上
一个人暗自忧愁
不知如何回答上帝的审问
――诗歌《科隆儿》
现代社会的一切，都应该从科学开始。因为科学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也改变了我们的心性。
科学，像一部伸向天空的脚手架，把我们从大地上举起，使我们离大地越来越远，而离天空越来越近。依靠科学建立起来的生活大厦，就是我们强大的物质基础，因为它越来越庞大，所以我们便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挑战天空的能力和资本。人类生活到今天，已经没有人能够不相信、不感谢和不依赖科学。科学使每一个人都获得了益处，每一个人都自觉和不自觉地欠了科学一笔债务或一份人情。面对眼前的生活，已经没有人能够张开反对或否认科学的口。与此同时，我们的时代还在不断地发出赞颂科学的信息，让我们相信，也许有一天，科学将依靠科学的力量把我们带到上帝身边，或直接代替上帝为我们制造一个人间天堂。
对于大多数人，当他们仰望科学的时候，并不知道科学的来处，一些零零星星的细节，终究无法让他们摸到科学的根源。所以，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从头说起，说一说科学精神到底从何而来。
上帝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们不一定死”。
人类随后就传来这怀疑的声音。那是从远古世界里发出的第一缕探索与发现之光，也是第一个蕴含着科学精神的先导之声。科学始于叛逆。科学就是要破除任何形式的迷信，挑战任何形式的定式和权威，到底能不能“死”，还是要通过“吃”来验证。于是，人类便第一次开始了对上帝的试探，用自己的生命做了第一例“科学”试验。结果，就真的没有死。人类不但没有死，而且双眼从此明亮起来。从此，人类就误以为，自己已经冲破了上帝的“恫吓”，取得了最初的胜利。最初的不信，最初的怀疑，使人类获得了探寻的智慧和勇气。人类开始走上了一条探寻之路――不懈地探寻着生命的秘密、天国的秘密、上帝的秘密以及经由上帝之手所有造物的秘密……
其实，上帝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并不是说吃了当时就得死，而是说，从“你们”吃了果子的那日起，就自行解除了与上帝所订的永生之约，从此不再有不死的权利，死是一种难逃的结局。人，从来就不知道上帝到底承诺给了我们什么，又将因为我们自己的行径而收回什么。人类像一群弱智的孩子一样，拿着父母还没有来得及因为我们的不良表现而全部没收的玩具，反以为这是因为我们表现良好而得到的奖赏。
那时人类的神情一定是猥琐又可怕，好笑又可气的。先以盗窃者的身份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再以窥视者的身份到处打探和窥望……后来，一定是那副在伊甸园里躲躲闪闪、鬼鬼祟祟的样子惹恼了一向宽容的上帝。于是，上帝便一挥手把人类赶出伊甸园。
在以后漫长而又沉寂的日子里，人类一直回味、想念着伊甸园里那些美好的时光，一直想往着天堂，也一直想知道天堂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分散于四处的人们聚到一处，取土烧砖，用石漆当灰泥，修筑了“巴别塔”，并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可通天……”
这通天的塔和通天的想法，再一次让上帝不得不亲自出手，瓦解了人类的联合。上帝变乱了人的语言，让人类不知道彼此在说些什么，更不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也许，人与人之间真正的隔阂正是从那日而生。同时，上帝又把聚在一处的人类遣散，如同泼水，一扬手把一盆浑水洒于全地，让它们如滚滚的泪珠儿，在地上四处飘荡。但数千年的流徙，还是没有息灭人类对天空的向往和好奇，终于有一天又如被飓风吹散的蚂蚁一样，重新调整触角，把目标指向天空。这一次，人们向天空进发的信心和规模比以往都大得多，航天卫星、载人飞船、月球登陆、太空行走……这一次连上帝都没有办法了，只能借着一个前苏联宇航员的口软软地说：“孩子呵，你们不应该来这里！”
然而，科技的进步，并没有让人们听清上帝在说什么，并没有比以前更了解和看清隐藏于自然中的更多奥秘，而是沿着某一个方向走得更深、更远。
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不需要听任何“废话”的阶段。人类正尝试着做上帝曾经做过的事情。人类初始时的那颗智慧果，一直消化到现在，才释放出它有效的成分。人类的智力终于有了一个大的飞跃，尽管智力终究并不等同于智慧，人类还是因此而找到了自豪和自信的理由。科学成功地为人类插上了两片理想的翅膀，一片是发现，一片是创造。人类坚信，靠自己的眼睛能够发现世界上很多奥秘；用自己的双手能够创造世界上很多奇迹。
一开始，人类只是把精力集中在发现已知事物的结构及规律上，很好奇地用“显微”“放大”“望远”等镜片儿和仪器观察、打量着一切受造之物。那时，人们并没有想改变什么，只是出于好奇，对一切进行着乐此不疲的观察。后来，人们便不再满足于观察与发现，而是把心思用到利用和改造上，什么都想利用，什么都想改造。人类想亲自动手，修改上帝的作品。想把上帝造物时的“疏忽”、不尽如人意或平淡无奇的细节，不符合某些人类口味的理念，修改、校正过来，进而又想把一些好的、我们所需要的生物克隆下来，或换一种说法叫复制下来。
后来的基因技术以及相应的基因工程，经过基因改造的植物、动物，克隆的老鼠、羊以及动物器官等，一下子打开了人类的想象空间。这让一些人类的“精英”们意识到了一种令人心动的可能，那就是在某一些时刻，由人类自己解决地球上的造物问题。人们坚信，凭着人类的科学精神和自以为是的精细，完全可以代替上帝把创造或再造的事情办好。那么，那个一直在高处管着我们的上帝，是不是可以在科技时代发展到登峰造极的时刻考虑退出地球事务的管理，由人类自己决定，复制多少个美国总统，自行设计和制造何种生物，在同类中选举产生自己的上帝？人类已不满足于低级的篡改和模仿，人类正在追求生物或生命的独创。
这是一个变化的时代。
在这个自然、生命、社会秩序即将但还没有被完全摧毁，新的秩序和伦理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刻，我们或许还有一些时间对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进行回顾和反思。也许，我们还有机会做一下最后阶段的价值确认或实施一些适当的悔改计划。
受伤的自然伦理
如果仅站在人类的立场去评判功过，那么人类在自然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和成功。其表现就是自然界里的动物越来越少，而人类却越来越多；自然界的野生植物越来越少，相对而言，专供人类食用的庄稼却越来越多。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人类便一直打着文明的旗号对周边的一切实施着野蛮的伤害，积年累月地杀伤动物，砍伐森林，开发草原，拓展自身的生存空间。及至今天，人类已经有能力快速大规模地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物种。按理说，人类应该在醒悟中幡然收手，但事实上却仍然在以保护的名义，继续向自然进犯。越来越膨胀的地球人口，越来越高效的工、农业开发，已经使地球半数以上的原始森林、60%的温带混交林、30%的针叶林遭到砍伐，45%的雨林变为荒地，70%的热带森林被砍伐或焚烧。地球，因此永远失去了很多极其珍贵的动植物物种。
据生物学家和生命学家们推测，在接下来的100年中，一半的地球生命将会面临灭顶之灾。一个被学术界认为可靠性很高的估算结果是每年会有大约2.7万个物种消失，按此推算，在1000年内，将会有2700万个物种灭绝。换句话说，在1000年内，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都会消失，而这“几乎所有”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人类在内，因为在所有生命中，人并不是最顽强的，有时甚至是相当脆弱的。
就算以最乐观的态度去设想，人类将会成为地球上最后灭绝的一个物种，但有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地球上每有一个物种灭绝，人类以及地球上其他幸存的生物，也将随之往灭绝的边缘靠近一步。这是自然的法则。因为一开始，这个地球就是所有生物共同拥有的；一开始，一条相互依存、互生互灭的规律或自然伦理就在我们无知无觉的暗处运行着。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不耕，也不种，也不积蓄在仓中，你们的父尚且养活它们……”为什么要养活它们？因为它们应该在地球上生存。它们的存在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结果，它们的存在是生物多样性的必然要求，是自然中不可忽视的“天伦”。
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的是不断扩大、膨胀的城市；不断扩大的各种开发区和农村居民点；不断向大山深处、远处推进的矿山开发；不断增加的大型工程建设，包括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水库和各种级别如丝如网的公路、铁路……从自然和生态的角度看，其结果就是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生态失衡，物种消失，可预料和不可预料的灾难频频发生。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化，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却越来越严重，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却越来越多。
3000年前，人类开始发展农业，打破了人和牛之间的平衡，于是便产生了牛痘；因为自然环境的改变，人与猴子之间出现了不平衡，于是出现了一种传染性很强的登革热……有时文明程度越高，越发达，问题就会越严重。2003年6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美国政府就公开宣布了6种全国上下必须集中精力应对的来自动物的传染疾病。这6种疾病分别是犀牛病毒、非典型肺炎、来姆病、艾滋病、疯牛病以及猴痘。令人深思的是，这些“高级”的病，恰恰就首先出现在科技和医学高度发达的美国，而不是发生在那些落后地区。
几年前，一场SARS把世界闹得翻天覆地，把人类吓得魂飞魄散。结果，全世界的人经过了半年多手忙脚乱的拼搏，捐出近千具人类的尸体之后，这个神秘的怪客才如风而去。事后，有科学家解释，那是一种已经消失了几万年的病毒，不知道为什么，从哪里冒出来的。SARS莫名其妙的出现，又莫名其妙地消失，虽然在短时间内让人们感到如释重负，但同时又有一块更大更重而又无形的石头压上了人类的心头――将来有一天，像SARS这样没有来由的怪物还会不会突然出现？
最近，又有媒体报道说，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超级细菌，就是那种什么药都杀不死的细菌，谁感染上谁就得经受一次严峻的生死考验。这又是一个令人绝望的信息。人类靠科技靠现代医学奋斗了这么多年，自以为可以攻克绝大部分危及人类健康和生命的疾病，可是到头来，还是“干”不过一个小小的细菌，这不能不让人想到，人类的一切努力到头来都有可能落入毫无意义的虚妄。
这时，科学家又出来解释，说那是因为人类滥用抗生素造成的。这种解释，表面上看是想说明人类并非无能，而是不小心走入了误区。实际上，无疑是公开承认了人类自身的过错，无疑承认了将那些平常事物妖魔化了的元凶，正是人类自身。是人类，有意无意地制造了世界上的一系列失衡。而失衡，不管是在局部发生或整体发生，不管在人类自身发生还是在人与自然之间发生，只要发生就会出现问题，就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因为人类严重地伤害了自然伦理，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担负责任，要付出代价。
在人类伤害自然伦理的过程中，表现最突出、最直接的是矿山开发，污水污气排放，现代造纸和现代农业等。在这里我们只说农业开发。
大面积的土地开发、大规模地施用农药，使现代农业的粮食生长区除了粮食以外，几乎不再有任何生命迹象，有时连杂草都已经消失。可以说，那是人类制造的另一种恐怖与荒凉。
具有巴西大豆之王美称的大豆农场主兼马托格罗索州州长麦基曾经站在他的大豆田里很潇洒地说，森林砍伐增长了40%根本不算什么，因为目前巴西所拥有的未开发土地仍然比整个欧洲还要大，所以在他任州长的第一年，马托格罗索州的森林砍伐速度加快了两倍。这仅仅是一例。现在世界上真正的大公司和农场主，没有一个会在意生态是否被破坏，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粮食产量和利润，而真正在意生态的人，都是一些很难对生态的建设或摧毁起什么作用的人――那些徒然在大机器的轰鸣声里黯然神伤的土著人以及像我们这样没有一寸自己的土地，没有一寸土地使用权和开发权的人。
当你久久地凝视一张巴西大豆田的图片时，一开始你会因为那种壮观的情景而感到惊奇，图片上除了清一色的大豆秧，什么都没有，十分的干净和纯粹。但是我敢说，看着看着，你一定会感到惊慌和惊恐。你会情不自禁地追问，原来的那些树木、小草和野花如今都去了哪里？树木、小草、野花和昆虫、小鸟和小动物们都去了哪里？为什么再也搜寻不到它们的身影？为什么这世界只剩下了一种东西？
一个居住在大豆产区内的土著印第安人说：“从很久很久以前，这就是我们的土地，但现在，事情结束了。所有的树木都消失了。再也没有充满蜜蜂的蜂巢了，再也没有飞鹰了。貘没有了，猴子没有了，他们要么死了，要么逃离了这里，这儿没有动物了，普雷托河完全被污染了，河里没有鱼了。农场主葬送了这一切，这片土地已经变得丑陋不堪。我们从来没想到有这么多农场主来到我们的土地上。我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拖拉机，不知道还有链锯可以轻而易举地放倒大树。我们也不知道养牛。随着城市里的人来到我们的土地，疾病也进来了，他们污染了河水，杀死了鸟兽。”
在北美和欧洲等少数发达国家已经完成了第一轮森林砍伐之后，人口数量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便推动了必然的第二轮森林砍伐高潮。在巴西，由于大豆种植面积的迅速扩张，亚马逊，这个被称作“地球之肺”的雨林，面积正以不容忽视的速度减少。甚至与之相临的地区，比如塞拉多，世界最大淡水含水层之上的生态系统也随之遭受严重破坏，清一色的大豆田，正在把这里的地下水吮吸殆尽。
现代农业对生态伤害更严重的行径是大量施用高浓度的农药和化肥。特别是农药，大量高强度农药的使用不仅仅使农田里的杂草、昆虫全部消失，而且也使相邻地区的环境、人、畜及河流等遭到可怕的伤害和污染。
其实，农民们并不是不知道农药对人类和自然的伤害，但他们却不得不继续使用，因为如果他们不用的话，他们的庄稼将没有收成。一些大公司，在生产转基因种子时，就预设了一些让农民或农场主必须使用他们农药的“程序”。比如孟山都公司的“抗农达”转基因大豆，在生产时就进行了目标明确的基因改造，以便能够抗御该公司拥有专利的特殊除草剂草甘膦，这种除草剂也以品牌名称“农达”进行营销。它们是专门为“抗农达”大豆“准备”好的。这确保了签约购买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种子的农民同时也必须购买他们的除草剂。实际上，这些转基因种子就是为匹配孟山都现有的草甘膦除草剂“量身定做”出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如果使用了其他公司的除草剂，不但杂草不一定杀死，反而让你的庄稼首先被杀死。有的种子公司，做得更“绝”，在生产种子的时候，就预埋了计算机恶意程序一样的“病毒”，一旦种子播下，田间就会发生一种别的公司无法灭除的病害，这样你只能去买他们公司灭杀病毒的药。不管这农药有多么毒，这种唯一有效的农药你都不得不用。
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大量有毒的农药或物质，每年被定期大量地倾倒于大地之上。
20年前的乡村，在作物生长的季节，当人们走在田间，会看到很多庄稼之外的野草、野花、蚂蚱、野鸡的幼雏以及其他种类的动植物，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每一个走在其间的人都会感受到蕴藏其间的活力。而现在，几乎所有庄稼以外活着的东西、活动的东西都不见了，只剩下庄稼，有病的庄稼和没病的庄稼。昆虫没有了，吃昆虫的鸟儿没有了，追逐鸟儿的鹰也没有了，就连田间的老鼠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是那些我们无法看见的，比农药还毒的生物在土里潜伏着，说不准哪一天就一跃而起扑向自以为平安无事的人类。
这些，说起来有一点像长期受农业文明熏陶，偏执于田园诗意的小农情怀。实际上，即使一直居住在城里的人们，包括那些对生态环境实施大肆伤害的人，有时也会被一些那样的细节所感动，流连忘返，或心怀向往。其实，每一个人都来自于自然，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带着自然的基因记忆，每一个人的生命及情感都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牵连。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说，我们所留恋的事物绝非毫无意义，那是存在于自然中的“天伦”。那种生物多样性的环境给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一种安全感和家园感，那是一种近于恒定和永久的心灵慰籍。
当人们豪情万丈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时，常常会把那些脆弱的“小情小调”抛于脑后，昂首阔步地向前挺进。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地解决，一个目标接着一个目标地征服。人们相信科学，相信自身的能力和智慧，相信没有人类解决不了的问题。人们将一切都视为可以利用的资源，将一切都不容商量地拿来为自己服务。
为了不让江河的水乱跑，为了让它们创造出经济效益，我们花巨资建设大型水利工程；为了让那些在深山里静静生长的森林树木变成花花绿绿的“票子”，我们把外国人找来伐树造纸；我们觉得矿山里的金子沉睡着也是白白浪费，又把外国人找来开山淘金。因为我们自己没钱没技术，自然要找外国人来，那叫招商引资，至于谁得到的利益更大就不要细问了，反正那些不说话的死物放在那里永远也变不成GDP。我们现在正处于发展阶段，不要让我们去考虑山的利益、水的利益、水里的鱼虾及其他生物的利益，也不要让我们考虑下游生态体系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只看那些落到纸面上的数据和效益，只能考虑现有的热闹和眼前的繁荣。
由于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便很少再有风调雨顺的年景。土地上常常是旱涝无常，应该下雨时不下，不该下雨时洪涝成灾。原来依靠河流灌溉的农田得不到河水，那么人们就靠打井来灌溉农田。不过两年光景，渗水层的水又消失了，人们便废弃小井，打更深的井解决灌溉问题。当然，事情会变得越来越难，但人们轻易是不会被难倒的，别忘记，人们有强大的科学技术做后盾。然而，这样又过了一些年，深井里也不出水了，花很多的钱打很深的井却只能浇很少的地。如果这样进行下去，种庄稼的成本已经和采石油差不多了。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感到绝望，才知道某一时期没来由的亢奋是没有根据和靠不住的，但为时已晚。虽然到这时人类依然会妄想有一天靠有限的科技钻入地下或移居火星，但那不切实际的幻想却让清醒之后的人们陷入更深的?惶。
人在处理自然伦理关系时，一直在行动上把自身独立地置于整个生态体系之上，并基本上以解决单一问题为主，以考虑眼前的事情为主，以考虑自身利益为主，所以在各个领域里都不可避免地表现出顾此失彼。在这场人与上帝的对弈中，人类不断地被一些小胜利和小得意吸引着，一直走向错误的深处，走向不可悔改的绝境，但不到最后时刻人类是不会认输的，不到最后，上帝也不会收起他高深莫测的微笑。
一切真相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出现。
植物中的“骡子”
我生活在乡下的时候，熟知一种非驴非马的动物，学名称骡子，这是动物间偶尔乱伦的产物。汉代刘熙在《齐民要术》里就有“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的记述。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发生在比汉代还早的很早以前。通常，马父驴母所生之物称马骡，样子看起来更像马；而驴父马母所生之物称驴骡，看起来则更像驴。不管是什么样的骡，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杂种”。
杂种，就是杂交品种的简称吧。现在我们听起来已经是一个中性偏褒的词汇了，因为这世界上已经到处都是杂种，而且杂种经常会表现出其自身的优势。比如骡，就普遍有体力强、耐力久、生病少、吃的少等优点。
关于骡或一般意义上的杂种，《圣经》里说：“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是好的。”换言之，没有各从其类的杂种就不是“好的”。所以，上帝暗暗地下了诅咒，让没有各从其类的它们不拥有传续种命的能力，不会生育。用人类的话说，就是绝后，断子绝孙。
绝后，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多大的问题，很多夫妇有生育能力都不想要孩子，但对于过去的人们来说，这可是一个天大的事情。绝后，常常是一个人的耻辱，一个家族的悲哀，它可以使一些人的生命和生活失去光彩和意义。对于动物来说，可能就更加关系重大了。我们看《动物世界》时，经常看到自然界里的那些动物、飞禽或走兽，为了争夺交配权，两个雄性大打出手，不遗余力，头破血流，甚至你死我活。为了什么呢？仅仅是那几秒钟或几分钟的快感吗？肯定不是。因为动物交配时的快感太有限了，很多动物的交配时间就那么短短的几秒钟，有的交配时间较长，多数也不过那么一两分钟，太不值得一提了，并且交配结束转过头就去吃草、觅食，根本就没有把性或爱这件事放在心上。那么，他们到底为什么呢？为了“传宗接代”，为了让自己的生命基因无限多、无限长地延续下去。
这就有一点让人不好理解。因为人类已经不在乎“传宗接代”的问题了，自己这一辈子能够很好地活到头儿就可以了，想那么远有什么用呢？至于性爱，不过是此生此世的一件消费品，或多或少或有或无，又有多大的关系！不知道人类迥异于动物的这种生命意识是一种进步、进化还是变异。
不但动物，植物也是一样。一生的生长、开花、结果，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种”广播于地，让自己的“命”以另外一种形式向时间的深处无限延伸。科学术语称之为“本能”，实际上是上帝放在所有生命里的一道必须完成的“程序”，是生命最隐秘、最深远的渴望。
然而，人类的知识和理性，决定了人类的行为不能够听任自然的安排。相反，人类是一定要安排自然的。人类不会放下自身的利益，无条件地尊重其他物种或自然的诉求。于是，人类在动物的“违条”中看到了自己的益处，看到了骡对人类的适用性。虽然它们不及马那么高大、强壮，但它却比马吃得少，有耐力；虽然它们比驴更能吃一些，但它们比驴更强壮、更有力，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于是，人类一边用鄙夷的口吻叫着它们“杂种”，一边有意识地促成马与驴的乱伦，产出更多的杂种，为自己所用。
人类的尊严和智慧，决定了人类不能让自己感到难堪。人类从心里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说出人类是地球上的罪魁祸首的真相。人类只能说，也只想说，人类不管人类之外的罪。想当初，在伊甸园里，蛇对人类说：“你们不一定死”，而现在人类却对身边所有的动植物们说：“你们一定不死，我会让你们活下去。”人类在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点儿像蛇，也有一点儿像上帝。
于是，在人的安排与促使下，世界出现了新一轮的乱伦高潮，驴与马的杂交，狮与虎的杂交，苹果与梨的杂交，黄瓜与西葫芦的杂交，草本与木本植物的杂交，及至基因工程，又有了动物与植物的杂交。
杂交作物的优势和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具有“杂交水稻之父”之称的袁隆平已经家喻户晓，他研制的第二代超级杂交水稻，试验田产量可达到每亩1236公斤，而大面积耕种的推广产量也可以达到每亩800公斤以上。在此基础上，他还有第三代和第四代的研究和设想。到第四代杂交稻诞生，大面积耕种的预期产量能够达到每亩千斤以上。袁隆平是著名的农业科学家，自不必细说，就连我身边的农业科学家这些年也凭着杂交技术都搞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以吉林省农科院孙寰研制的吉林杂交豆一号为例，其声名也已经远播世界，其亩产量也比普通大豆的亩产高出近30%。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结果。而另一种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是，这种高产的庄稼所结出的籽，不能作为下一年的种子。这些杂交种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繁育能力差，或几乎没有繁育能力，它们是植物中的“骡子”。它们的高产只是一年的事情，如果农民们还是像以往一样把每年的收成保存一部分，作为下一年耕种的种子，把这些他们认为优秀的品种播到地里，那么他们得到的结果将是颗粒无收。
如果把杂交作物定义为植物伦理中的怪胎，那么转基因种子的诞生则升级为“妖精”。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某一天，一个美丽的女人突然生下来一个长着狮头狮尾的男孩儿，一出生就张开嘴大吼一声，然后就站起来开始用锐利的目光向四周环视……我们会有什么反应？相信很多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大喊一声“妖怪”。如果放在古代，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人们在惊恐之余肯定会在小“妖怪”还没长成“气候”的时候，抓紧把它灭掉。但是在现代，这样的事情却都在意料之中，一切都在计划之列。可能在这新生命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有很多记者排着队等在接产室外面，准备对这一震惊世界的科学壮举进行大肆宣传报道。如果说，在这个事件中有什么意外的话，就是虽然知道这个小生命会有狮子的某些特征，比如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让他具有狮子一样的力气和锐利的目光，却没想到他竟然长出了狮子的头和尾。但这点小小的遗憾并不能算什么，因为我们要的就是人要有狮子的某些特点，这就是科学的胜利和成功，它的出现将给我们的生活和人类的生存状态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这就是未来的基因革命。
在转基因工程中，人完全取代了上帝，甚至比上帝做得还精致。上帝造人还要用很多的物质支持，抓一把泥土又吹一口气息。而现在的人类，完全不需要那么干，那些基因大师们仅仅靠一个经过激素或抗生素处理的被迫进行变态发展的单细胞，就可以再生出完整的植物或动物。更为玄奥的是，基因工程完全绕过了有性繁殖，也不受物种壁垒的限制，自然的物种壁垒可以被轻松地“一跃而过” 。
对植物或者有机体进行基因改造，就是把外来的基因植入像棉花、玉米或者大豆这样的植物中，从而改变基因的一些先天特征，而这些是通过自然的繁殖方式无法做到的。通常，外来基因的植入是通过基因“加农炮”实现的，即通过外来细菌或DNA片段来轰击植物，使其基因特征发生改变。实质上，新的生命基因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再加上一种被称为“根癌土壤杆菌”的物质组合而成。但在新的基因组合快速形成和衍生过程中，有很多的因素和结果都是不可控的。虽然美国政府及其大力推举的公司如孟山都公司等，口口声声说转基因生物和正常的生物在“实质上相同”，但现实的事例却证明，二者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就连孟山都公司自己不是也在一边辩解说“本质上相同”，一边在以“与传统物种有着本质不同”为理由申请专利保护，说他们自己创造了新的植物品种吗？
关于转基因生物，自从存在以来，警告和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不断有权威人士或资深科学家出来说话，但很多人迫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而采取委婉复杂的态度，因为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严厉地警告过这些不同的声音：说出真相往往是危险的，甚至是相当危险的。
然而，上天赋予人类的良知，却不断地鼓励着一些人断断续续地向同类透露出实情。比如，奥克兰大学的退休高级讲师、生物学家罗伯特?曼博士的忠告，简捷明了而且切近实质，他说：“活体细胞系统，即使没有病毒或外来质体的侵入，也要比核反应堆复杂得多。我们无法想象它究竟会出现什么问题，很多的基因拼接不会产生任何结果；就算有一些可能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但是即使是几率很小的事故也会像核能一样产生灾难。所以权衡再三，我们还是不要把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和生命为好。”
80岁高龄的中国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先生，在谈到转基因技术时，也持有积极谨慎的态度。他认为对“转基因”带来的问题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对含有毒性基因的抗病、抗虫转基因食用生物品种，准不准许投入生产应用，要特别谨慎，要对其安全性进行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深入研究，得出肯定结论后，才能做决定” 。
对于生命及生物的秘密，一直以来，人类就如一个医术并不高明却总想进手术室操刀的三流医生一样，随时保留着制造事故的热情和冲动。也许，转基因技术的滥用所导致的不可知危险早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但如果让这种危险的行为停下来，却没有太大的可能。一方面，人类永不泯灭的野心和天生的不安分，会让人类难以停止对自身能力的挑战、确认和炫耀；另一方面，转基因工程背后隐藏的利益以及在某一领域里的话语霸权，诱惑着某些人类会一往无前地铤而走险。
人类的逻辑
在这个以人类话语体系为主导的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可言，有的只是逻辑。似乎任何事情都有存在的理由，正是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不同的观察和解释角度。没有谁还认真地去探求公理，公理往往会被强势人群强行地拉向自己的一边，“话语权”，往往就是“公理”和“真理”的“新闻发言人”。
目前的人类，基本上只有两件事情要做，一是判断哪里有资源；二是资源是否可以利用。一切都是资源，一切都为了利用和垄断利用。我们已经聪明到不再直接提起钱，我们只提服务，为别供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类服务，为自然服务，为上帝服务，而所有的服务都要以钱为筹码，实质上只有钱。因为钱是前提，所以人们谁也不提，不提是因为用不着特意去提。
这是商业时代。这个时代的最高逻辑并不是天伦和公理，而是利益或利润。所以，所谓的伦理，那些制约和联结着事物之间本质关系的伦理，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藐视。而交易或买卖以及支持着这些交易和买卖的逻辑，却成为主宰我们这个世界的运动规则。
买卖，成为任何人都绕不过的一个主题词。政治、经济、文化、伦理，一切都从这个词开始。当我们发现自然中的一切或上帝本身都不过是人类用来卖钱的借口或资源时，我们便无法直接继续谈论自然及自然伦理，而只能先谈商业，因为这世界没有一样东西不能成为商品。不要说粮食与水，下一步，一些很有理想的国际机构正在策划将阳光与空气也纳入商业化运营轨道。
在现代商品经济词典里，没有一种物质或事物是完全有害的，因为没有一种东西是不可利用的。一种商品或物品，假如说它对人们的生命和生活有着帮助和推进作用，它当然是有用的，谁想让自己活得更好或更加滋润就得拿钱来购买。就算它对人的生命或其他生物有极大的伤害作用，比如：毒药、毒气、毒品、弹药、放射性武器、枪支、军舰、航母、转基因食物、二恶英等等，在某些时候，对于某些人它们也是很有用的。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毒害、杀伤另外的人或动、植物，所以它们照样可以创造“效益”――让一些人主动或被动地为此付钱。枯叶病毒是有害的，但它可以杀死别人的庄稼，从某一角度说这就是有益的；炭疽菌是有害的，但它可以杀死别人的牛和马，这也是有用的。有些事情我们认识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把思路放宽，没有从公共利益体系中解脱出来。现代商业经济，教会我们很多以往学不到的本领，它总是会提醒我们要及时抓住应该抓住的一切时机，要找到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提出有创意的计划。我们完全可以“打开”或叫做“展开”我们的思维。假如一种东西对越南不利，那么它就很有可能对美国有利；如果对农民不利，就很有可能对种子公司或化肥公司、农药公司有利；对消费者不利，就会对生产商或销售公司有利；对一个公司不利，就可能对另外一个公司有利；对大多数的人不利，就可能对少数人有利；对生态不利，则可能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利。总之，这世界上并没有绝对有害的事物，也没有绝对不利的因素，就看你从哪个角度，怎么利用。
如果论及商业典范，像孟山都这样富有影响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肯定要比一个小企业高明得多，虽然大家都遵循着同一个逻辑，但表现出的风度及形象却会迥然不同。孟山都，它虽然是个本质的商贩但却不以商贩的身份出现，也不扮演能给人治病的医生，它扮演上帝。
曾有人归纳总结说，世界上只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孟山都的谎言。也就是说，在谎言的分类里孟山都单独占了一个类别。这里边含有两种信息，一个是孟山都本身的重量级很大，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二是孟山都的谎言就如它的转基因产品一样有着独特的不可仿制、不可替代的技术成分。
人们之所以把“孟山都谎言”单独归为一类，是因为太重视孟山都公司，太惧怕孟山都公司了。客观地说，孟山都之类的谎言，一般不称作谎言，因为所有的商人都在这样说话，如果说这叫做谎言，那他们每天就是在靠说谎过日子，这显然不容易让人接受。或许可以叫做逻辑，因为它们所说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像是真的，就算无法兑现，据他们自己解释，也一定是在其他环节上出了问题，客观上制约了他们承诺的兑现，总之他们并没有对每一句话负责的必要。
很显然，孟山都公司是知道人们需要什么和爱听什么的。
所以当孟山都的“老板”戈登?康威发出了进行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公开号召时，有那么多人深信不疑。他说：“人类需要转基因作物在未来30年提高粮食产量……以便应对人口增长。”他预测“到2020年，世界还会多出20亿张嘴吃饭” 。而转基因作物可以解决如何在有限的土地上增加作物产量的问题以及“避免杀虫剂和过度使用化肥的问题”。
然后，就有人尝试他们的转基因种子和与之相配套的各种农药，尽管各处反馈回来的信息并不令人满意。在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及配套农产品得到扩大试验的一段时间里，各种不利的试验报告不断出现――
澳大利亚“农民关注网络”有一份报告指出，从种植转基因芥花籽的情况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转基因芥花籽作物的产量更高，但却有证据表明它们的产量更低” 。
在阿根廷和巴西， 一些研究已经确认出现了抗草甘膦的“超级杂草”，这些杂草不受施用正常剂量的孟山都抗农达草甘膦除草剂的影响。为了对付这种威胁到孟山都抗农达转基因大豆收成的破坏性杂草，必须补充施用其他除草剂，农药施用量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
但戈登?康威却一直懒得回答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他只是对媒体不断地重复着一套字句不变的话：“转基因食物是好的，安全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食物，你们吃吧，我们一家四口人和一条狗一直在吃着我们自己生产的转基因食物。”
是啊，“我”不管你们以及“证据”怎么说，“我”就是这样认为的，而种植和食用转基因粮食也是你们自愿的。你们说转基因食物对生命有害，那是因为那些生命本身的问题，都怪他们太脆弱，“我”自己吃为什么就没有问题呢？
你可以认为孟山都公司在搞商业欺诈，但能有那么多的人用了它的产品，甘愿受它的欺诈，就证明有很多的人认为没有受欺诈。在商业营销里，愿意受欺诈的顾客在消费者中所占的比例就是信誉度。
事实上，这样的报告越多，越证明孟山都的正确，如果到了罄竹难书的程度，证明孟山都公司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因为有数不胜数的人用了或正在用着他们的商品。孟山都的目的并不是真想要他们自己说的那个结果，而是让所有人相信那个结果。或进一步说，人们相信不相信他们的产品是好的没关系，只要大家都来用他们的种子和农药，就是他们的成功。用了才是目的，而达到什么效果并不是目的，在商业上这并不叫欺骗，而是有另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营销策略。
你也可以认为孟山都公司在冒充上帝，但这个形象却并不是孟山都自己想要的。孟山都公司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要冒充或扮演了上帝，是那些盲从的消费者，那些愿意听故事的人自愿把孟山都当作上帝，渴望孟山都公司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美好的梦想，是他们，在客观上把孟山都推到了上帝的位置！
想当初，在伊甸园里，如果没有人类听信蛇的诱惑，哪里会有最后人与蛇的双双获罪呢？真正犯了错误的并不光是有邪恶之嫌的孟山都公司们，更主要的恰恰是那些所谓的上当受骗者，孟山都是倡导者，他们是实施者。正是他们奋力帮助孟山都不断地实施了计划，是他们让孟山都这样的公司一步步接近上帝的宝座，最后实现控制人类的愿望。
如果说，人类确确实实在侵犯和伤害着自然的伦理，那么，实施、推行者比倡导者的罪还要大出几倍。比如，一个怂恿杀人的人，一定比那个亲手杀人的人所获的罪要轻。世界上的任何律条都遵循着这样的原则。因此，在古老的《圣经》里，上帝对人类的处罚比对诱惑者蛇的处罚更加严厉。
板结的心灵
当我们坐在麦当劳的餐厅里，蘸着甜得发酸的沙拉酱将食物送入口中的时候，我们与农田之间的距离已经相当遥远，遥远得如同一只南亚甲虫之与一株东北平原上的高粱。谁也想象不出那高粱上的种子在何年何月成为一只大雁的食物，何月何日那只雁又飞到了南亚，并把那些高粱以新鲜粪便的形式排出，又被那只南亚甲虫当作美食搬进洞穴。
一份所谓时尚的美食，往往温柔地垄断我们的口味和情感。
面对一颗鱼丸，我们不知道这小小的东西从何而来，不知道它是土里长的还是树上结的，亦或是从天空中掉下来的，我们只知道它仅属于这一家小店。那就把它归功于这家厨师的手艺吧。过去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老师问我们，能够吃上饭得感谢谁，那时我们毫无疑问会回答，要感谢汗珠子掉地摔八瓣的农民；而就同一个问题去问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回答却是要感谢厨师或感谢麦当劳。
这毫不奇怪，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一个从来没有见过自己亲生父母的儿童，谁喂他吃饭，他就想开口管谁叫爸爸，不管那人原来是他爷爷还是他的杀父仇人。
如果我们并不知道，有一只因缺钙而断了腿的鸡，有一头脑子有问题而到处乱撞的牛，有来自巴西的美国孟山都公司种植的转基因大豆，有来自加拿大的玉米和美国嘉吉公司的矿山提取物共同参与并成就了我们碗中的这颗鱼丸，那么，就算世界上的禽、畜、粮食统统消失，又与我们何干呢？它们并不是鱼丸，而我们只要鱼丸，我们所需要的鱼丸就在我们小区旁边的那个小店里，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都可买到。
太多的商业环节和商业目的，切断了生命之间的本质联系，冲淡了很多显而易见从古至今一直延续的自然伦理。人们不再关注每一件事物的存在是不是有必要，而是关注它的存在对自己有多少益处。
对于一个自然人来说，粮食就是用来食用，维持基本生命需要的。这很简单。在自然伦理体系里，很多事情都简单而又明了。但人类不是这么想，也不想这么做。如果不节外生枝把问题复杂化，我们的商业就不会有任何作为，那些不种粮食的人也别想通过种粮食的人得到什么好处了。如果事情变得那样简单，很多人活着就失去了意义。是的，他们的哲学就是一定要将无意义的事情做得像有意义一样，一定要将事情的真相隐藏在表象的背后。
实际上，粮食在更多环节里并不是用于食用。粮食经销商或粮贩们，首先会认为粮食是用来倒卖的，他们并不一定需要吃这些粮食；物流业会认为粮食是用来运输的；粮食加工企业则认为粮食是用来制作饼干、面包、果冻和萨奇玛的；有些人认为粮食是用来制作淀粉的；另一些人认为粮食是用来烧酒或制作乙醇汽油的…… 总之，粮食是用来制造各种商品和赚钱的。当食品最后进入人们口中，大多数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真正的产地，没有人知道它们从何而来，贴着法国某公司商品标签的东西，原来出产于加拿大；而贴着美国商标的东西却出产于墨西哥或巴西。虽然绝大部分食物出自土地和农民之手，但经过了很多个环节的参与、插手、加工、改造，这些粮食已经面目全非了，有些甚至变成了有毒的、很糟糕的东西。但正是这些更加糟糕的东西，赚走了我们更多的钱。因为越是看起来面目全非的东西，插手的人越多，而每一个人插手的目的都不一定是要使事情变得更加完美，他们只是要找到一个获取利益的借口，所以我们便不得不给每一个环节中每一个插手的人付钱。人们面对的将永远是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或更多道的产品加工商或经销商，而最初、最本质的生产者却两手空空地站在我们根本无法看到的最后排或被踩在脚下。
曾经有人对1公斤乌干达咖啡进行过市场跟踪。一开始，这些咖啡由咖啡园的农民提供，这是一定的，因为没有一家大公司肯做这种事情，也没有一家大公司可以不依赖实际的物产而凭空造出商品。一般情况，农民们把咖啡以每公斤14美分左右的价格卖给本地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以每公斤19美分的价格转卖给咖啡加工厂。然后，加工过的咖啡每公斤加价5美分被装进袋子，再以每公斤2美分的运费运到乌干达首都坎帕拉。这时，咖啡的价格已达到每公斤26美分，但这个环节也还没产生高额利润。汉宁顿?卡鲁汉加是乌干达大型咖啡出口商乌干达咖啡公司的一位经理，他从每吨咖啡中可以赚到10美元的利润，也就是每公斤1美分的利润，而且是优质咖啡的利润。如果咖啡的质量太差，就根本不值得长途运输。所以，他说销毁劣质咖啡要比运输让我们蒙受的损失小得多。但是，运输咖啡只是咖啡在进入烘烤器之前一系列复杂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还要经过挑选、分级、确认等环节，然后才被送进咖啡烘烤机。等到咖啡终于到达西伦敦雀巢咖啡加工设备跟前的时候，其成本已升至每公斤1.64美元了。而当咖啡在雀巢咖啡加工厂里被磨碎之后，再出厂，价格便一下子升至每公斤26.40美元，这是乌干达种植园咖啡价格的200倍左右。
这是从咖啡豆到咖啡粉，形态没有发生太多变化的情况。如果一种食物或商品，我们怎么猜都猜不出是由什么做出来的，那么中间的加价可能就无法估量了。因为谁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所以它才神秘，因为它神秘，所以才可以赚到无法想象的高额利润。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是，可以形象地称其为“食品魔术”。说到底，我们经常能够买到的其实并不是食物，更多的则是创意、理念、营销、噱头、戏法儿、包装或牌子。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因为我们心里还清晰地记得每一种食品最初的形态和最初的来处，我们仍然怀恋着它们最初的色泽与味道，也还隐约记得食物生产者的劳动和我们日常消费之间的血肉联系。但我们似乎并没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我们在选择食物方面的自由意志，早在市场到来的那天起就被绑架了。
我一直拒绝食用那些已经变了形态，根本看不出由哪些东西构成的食品。原因是我看到这些东西时心里没底，我不知道它们从何而来，又是怎么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为什么要变成这个样子的。原来好好的，蔬菜也好，粮食也好，肉类也好，为什么要搞得面目全非呢？常常，这些食物让我联想起某种食品被咀嚼或消化后的形态。这感觉很不愉快。不愉快之余，我便深深地想念起那些长在大地上生机勃勃的植物秧苗，想念起那些水灵灵、新鲜、鲜艳的果实，想念起那些为了它们而耕作的农民，也想念起小时候熟悉的一阵阵稚嫩的读书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而，当我们长期处于一种被迫状态而无法改变时，这种状态便慢慢地转化成一种习惯，成为一种生活的必然和主动选择。一个被迫吃了10年麦当劳的人，虽然一提起麦当劳就会感到恶心，但让他在众多的饭店里自由选择一家时，他仍然会选择麦当劳。这是同化的力量，是洗脑的过程。
不知不觉之间，由人类制造的自然伦理的紊乱，反过来一点点转移、漫延至人类自身，造成人伦和人性的紊乱。我们在掘取自然利益过程中的不择手段造成了人类间进行利益争夺的不择手段，我们对自然的不义造成了人类间的不义。我们开始一天天远离土地，一点点淡忘生命的根系与本源。到最后，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却总是与我们的努力和期盼截然相反，我们因为极力追求安全，反而要面对更大的危险；我们追求舒适，反而要面对更多的劳顿；我们追求快乐，反而要面对新的烦恼和痛苦。当我们一天天远离天赐的食物以及传统的农业，一天天对土地和农民失去应有的亲近与尊重时，我们的身体开始出现肥胖、细胞变异、抗药性、内分泌失调，开始患上糖尿病，莫名其妙的焦虑、烦躁、冷漠等症状，并不知不觉地进入不通人情，不知感恩，麻木、糜烂、心灵板结的状态。
世界上所有问题的根源最终都来自于人的内心，但我们却经常去心灵外部寻找答案。我们就像一群苛刻的照相爱好者，只知道抱怨我们的形象不美或被丑化了，但我们从来不会照一照镜子审视一下自己的长相，从来就没想到要从自己的脸上找原因，而是不断地挑剔、怀疑摄影师的技术和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