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大不信小，信上不信下，信访不信法。”各地召开的“两会”上，很多人大代表都指出，做大信访会伤害法治。 取消信访制度的呼吁并不“雷人”，在学界，信访制度其实一直备受非议。因为信访在很大程度上动摇了司法的确定性和最终性，也为行政干预司法提供了一条制度管道。
但信访制度在当下这个特殊的转型期，又具有某种现实意义。如果我们以大历史的视野实证观察信访，就会发现这一制度正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着一种类似减震器的奇特作用。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我国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法制建设不过才30来年。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司法系统骤然融入到“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中来，出现不适和失范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这一时代背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司法权威初立，司法公信始彰。无论是在官场潜规则上，还是在民间的文化心理上，公众总是习惯于在司法裁判之外再去寻求更为权威的官员来“讨个说法”。在这种极为普遍的民间心理未被疏导为现代公民意识之前，一味地拒绝信访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更不稳定。
随着国家法制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信访也日渐与法制接轨。无论是从过去，还是从将来来看，“信访越萎缩，法治越成熟”恐怕都将应是一条基本规律。对于大多数信访事件而言，如果当地政府和当事单位能及时依法处理，访民们才用不着上访！
长远来看，取消信访制度应成为共识。问题只在如何取消。在民怨未得到有效渠道宣泄和纾缓时，取消信访难免莽撞。规范执法、强化责任、放开外部监督、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这才是将来取消信访制度的路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