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长陆定一的儿子，金融管理和信息管理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被APEC授予“亚洲院士”，曾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２６项，其中部级科技最高奖――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２项、国家级科技最高奖――国家级科技进步一等奖３项。
去年深秋，在老北京一间古色古香的会客室里，接受我们?访时，陆德教授打开记忆的闸门，向我们娓娓道来父亲陆定一与广州起义的渊源，并回忆起在他心目中父亲最感人的四件事――扛着红缨枪长征、参与制定和推动“双百”方针的出台及贯彻、力排众议保护故宫、支持家乡搞乡镇企业。
南下广东
1927年12月11日，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爆发，当时父亲任少共国际代表、团中央宣传部长。12日，广州起义消息传到上海，团中央觉得比较突然，因为党中央并未将此消息传达给团中央。团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委派父亲作为特派员到广州，协助广东共青团组织发动团员和青年参加起义。
第二天，父亲就从上海启程了。买不到客轮的船票，只得乘货轮、住统舱。虽然条件很艰苦，但想到要去参加一场激烈的斗争，父亲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巴不得立刻就到广州。16日，父亲乘船到达香港，和广东团省委的机关接上头，获悉广州起义已经失败，他不能去广州了，只好暂时留在香港。革命又一次遭受挫折，父亲心情十分沉重。这时广东省委的很多同志已经撤退到香港，父亲见过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叶挺、周文雍、黄平、叶剑英等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许多广州起义的情况。
中央新任命的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赶到香港，于１２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一卷）》写的是1928年1月初）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着重检讨我们党在广州起义中的缺点、错误。父亲作为团中央的特派员参加了这次会议。因为要向团中央请示、汇报，所以父亲在会上认真倾听大家的发言，又有意识地采访起义的领导人周文雍等同志，于12月29日写成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报告《向共青团中央报告广州暴动的经过及广州共产青年团在暴动中的工作》，寄到上海团中央。很幸运，这份报告被保存下来，原件在国家档案馆，也收录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广州起义》一书中，成为研究广州起义的重要史料。为保密起见，这个报告署名DY（定一），文中出现的许多人名也是假的。
父亲的这个报告，如实反映了广东省委负责同志的发言和意见，基本反映了广州起义经过，并对广州起义失败的原因进行了详细分析。父亲对失败原因的分析和李立三领导通过的《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有较大出入。李立三当时思想极“左”，认为广州起义的失败是因为知识分子在领导，对活着的广州起义领导人都进行了纪律处分。父亲1983年重见这份报告时还谈到，后来指派起义的领导人周文雍、吴毅等人又潜回广州做秘密工作是不适当的，他们在广州熟人太多，极易被捕牺牲，白白断送性命。党中央对广州起义的评价和李立三不同，主张保护这些干部，父亲和中央的主张一致。
1928年初，父亲以“团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到海陆丰协助做团的工作，数月后返回上海，在广东的革命活动告一段落。
扛着红缨枪长征
陆德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父亲不爱宣扬，年轻时他并不了解父亲的故事。后来通过看材料、听父亲回忆，他对父亲四件事印象特别深，特别佩服。他首先提到的就是父亲扛着红缨枪长征这件事。
长征出发前，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父亲受到处分，党内、团内职务全部被撤，主要工作是为《斗争》杂志刻蜡板，他自称是“刻字匠”。长征从中央苏区出发时，父亲被编到军委第二纵队干部队，干部队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父亲长征时连一杆枪都没有，他是拿着红缨枪上路的。和父亲在一起的，有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等几位老人，以及成仿吾、李坚真等同志。父亲由于被打击，没有骑马待遇，是李坚真同志用他的马代父亲驮着行李。父亲的前妻唐义贞同志，也遭受“左”倾路线打击，被开除党籍并不准她随队长征，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死得很壮烈，是被敌人剖腹而牺牲的。
父亲背负委屈，作为一名普通的宣传员参加了长征，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丧失革命斗志，他的革命积极性丝毫未受到影响。在红军翻越“长征中所过的第一个难走的山”――越城岭（亦称“老山界”）时，父亲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叫《老山界》。虽然是在艰苦的长征环境中，虽然父亲饱受打击，文章却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篇文章后来被编入我国的中学教科书中，整整教育、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如今，老山界已成为著名的红色旅游区，山上刻有父亲手书的“老山界”三个大字，还有父亲为老山界的主峰猫儿山题的字：“泰山之雄、华山之险、峨嵋之秀、庐山之幽”。
遵义会议后，父亲才逐步恢复职务。先调到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与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在一起工作，后任宣传部部长，并接管《红星报》的工作，任《红星报》主编。当时长征的条件十分艰苦，贵州到处是崇山峻岭，田地中也布满了石头，缺吃少食，但同志们都充满了乐观精神。听父亲讲：在没有吃的、饥肠辘辘时，就和邓小平等几位同志各说自己以前吃过的好东西，进行一场“精神会餐”，然后哈哈一笑，又饿着肚子干起工作来。
在长征中，不管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被打击的时候，父亲都以笔为矛，无怨无悔、呕心沥血地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父亲在长征中所写的文章除了上面提到的《老山界》外，《榜罗镇》也流传较广。据一些长征老同志讲，父亲撰写了长征中唯一的布告，并在布告中以六字箴言形式首次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这个政治术语。也就是说，“万里长征”这个专用政治词汇，是父亲的创造，经过朱德总司令的首肯而传播开来的。父亲在长征中也写了不少歌词，配上曲就能唱。经考证，现在能收集到的三分之一的长征歌曲是他写的，比较著名的有《长征歌》、《打骑兵歌》、《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等。另外，到达?北后，父亲根据自已日记和其它同志提供的资料，写出了一本《长征大事记》。它不同于中央召集上百位同志汇集而成的《二万五千里》（后称《红军长征记》），《二万五千里》只是对某一事件、某一战役的片段回顾，而父亲的《长征大事记》则是逐日、逐月、逐年地记录了从长征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的整个历史过程。这本《大事记》，是长征过程中唯一留下来的、第一手资料的、描述长征全过程的一本珍贵手记史料。原件现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1996年，父亲病故。那年，正值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之际。在对父亲的追悼、告别活动中，谈到父亲在长征中的经历时，杨尚昆和一些前来慰问的老前辈对我说：“定一同志在长征中，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史料。在对长征的研究中，缺少不了定一同志留下的（这些）遗产。”这是对父亲长征工作的高度评价。
积极推动“双百”方针
“双百”方针是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确立的党对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基本方针。追溯这个方针的来源，就党中央来说，是毛泽东首先在戏曲等个别领域提出了这两个口号，而父亲将它展开地论述到了要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中，都能允许各种学派进行自由争论而不要扣政治帽子的一个党的基本方针。
父亲提出“双百”方针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如何发展中国的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是他经常思考的问题。当时强调学习苏联，但苏联的经验并非尽善尽美，父亲对苏联在科学文艺方面动辄树立“权威”的做法产生了怀疑。这种做法使父亲想起了古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训，他相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对待科学和艺术问题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当时，父亲较好地处理了遗传学界、医学界和历史学界的争论，更使父亲感到学术问题应该放手让专家们去自由讨论，不扣帽子；如若支持一种观点、一个学派，压制另一种观点、另一个学派，必然使学术界死气沉沉。当然，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比较宽松，毛泽东已于此前针对个别领域提出过“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我琢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父亲出身书香世家，本人又是南洋大学的毕业生，比较了解知识分子，了解科学文艺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父亲认为，学术问题和技术、艺术问题，具有“二元性”的特征，即它不仅有“社会属性”，是为社会、为阶级服务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自然属性”，即有它自身的不同规律性和自然特征。而在“二元论”中，自然属性又应该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要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片面地滥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的自然属性。父亲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文化与科学昌盛繁荣起来。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这次会议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和号召向现代科学进军而载入史册。在这次会上，父亲第一次在公开场合阐明学术问题应当容许自由讨论的主张。他说：在学术、艺术、技术的发展上，我们不要做“盖子”。学术问题、艺术问题、技术问题，应该放手发动党内外知识分子进行讨论，放手让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发挥个人的才能，采取自己的风格，应该容许不同学派的存在和新的学派的树立。他们之间可以互相批评，但批评时决不要戴政治大帽子。
父亲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这个观点，则是在1956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论十大关系》时。4月27日，父亲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发言中提到，对于学术性质、艺术性质、技术性质的问题要让他自由。父亲发言时，毛泽东多次插话表示同意。4月28日，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做总结发言时，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讨论发言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再次肯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
中共中央确定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这个方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将如何贯彻执行？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各界人士都切盼党中央能够做出说明。这个使命就历史地落在父亲肩上。1956年5月26日，父亲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界和文艺界的代表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这是当时党中央对这个方针作出的最详尽、最透彻的阐述。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了父亲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字的报告。
父亲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在贯彻“双百”方针方面，父亲真正做到了身体力行。他为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座谈会上正式摘掉了过去强加给遗传学两个学派的各种政治标签，使过去尖锐对立、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们能比较心平气和地在摆事实讲道理的基础上进行学术论争。20世纪60年代初，在邓小平主持下，父亲又负责了《高教六十条》的修订工作。还有《文艺八条》，最初在周扬主持下起草，以后由父亲主持修改。这几个关于科学文化工作的条例，均肯定了“双百”方针。
就在父亲为贯彻执行“双百”方针积极奔走、热情呼吁的时候，由于“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双百”方针实际上受到破坏。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对“双百”方针加以肯定，不过加了6条标准，“双百”方针实际上被框死了。后来，毛泽东又提出，百家就是两家，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谁愿意被扣上“资产阶级”这顶大帽子？“反右斗争”后，“双百”方针实际上消亡了。改革开放后，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再次被提出。可以说，建国初期的方针基本都不提了，唯有“双百方针”现在还在提倡。
父亲对“双百”方针的贡献一直隐而不宣，直到他百年诞辰，中央才予以高度肯定。2006年6月9日，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刘云山在讲话中肯定父亲“积极推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和落实，对‘双百’方针作出系统深刻的阐述。”著名中共党史专家龚育之也多次在文章中讲过：“如果要问，在中宣部长这个岗位上22年，陆定一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我想，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的人，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回答恐怕会是比较一致的，那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确立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
力排众议，犯颜进谏保故宫
解放后，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其中也涉及到城市的改造。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济南、长沙的城墙拆了很好，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1958年4月14日，周恩来致信党中央，传达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提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今后几年内应当彻底改变北京市的都市面貌”。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1958年10月13日，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认为需要“坚决克服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根本改变故宫博物院的面貌”。报告提出，多开一些东西交通便门，增辟休息地点；对故宫的宫殿建筑拟大肆清除，仅保留重要的主要建筑，以及70%以上的面积园林化等等。
“三年困难”时期，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又提出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即在当时的形势下，故宫博物院在有步骤地实施古建筑修缮整理的同时，也着手改造工程，预备对院内一些不能体现“人民性”的“糟粕”建筑进行清理和拆除。计划执行的情况是：“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拆除”。
20世纪60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在中央及有关部门都表示支持、赞同的情况下，作为主管部门之一的中宣部为此专门召开了部长办公会，所有的处级以上干部都参加。父亲在外部众压下公开表示反对故宫改建计划，针锋相对地表示“故宫就是要地广人稀，就是要封建落后”。据查有关档案，父亲在会上表示：“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关于房子改造问题，小房、小墙可以拆一些，但要谨慎。马路可以宽一些，这是为了消防的需要，不是为了机动车进去。故宫就是要封建落后，古色古香”，“搞故宫的目的就是为了保留一个落后的地方，对观众进行教育，这就是古为今用”。父亲还表示：“今天在座的处级以上干部都是（保护故宫的）保皇派。故宫博物院要以宫廷陈列为主（意为不能搞成娱乐场所）”。
当时，中央还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故最终停止了这项故宫的改造计划。1964年6月12日，中国文物保护协会顾问谢辰生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不是这次定一同志顶住，故宫真不知如何得了。可能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
关于保护故宫这件事，父亲在世时我未听他谈过。但他在世时，在一次我与他谈论北京现代化建设和拆除大量民俗古建筑的矛盾时，父亲讲：五六十年代，北京为搞建设，需拆除部分古建筑。一些专家和学者不赞同，有人为此还痛哭过。我们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主席讲：“这些遗老遗少们啊，当亡国奴（注：指日本侵占北京时）他们没有哭，拆几座牌楼古坊，就要哭鼻子？！”主席把此事看作是政治问题了，以后也就没有人再敢轻易去反对这种事了。看来，在经历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和主席已对拆除古建筑进行政治表态的状况下，父亲在这之后的60年代初敢于挺身直谏保故宫，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据资料记载，不仅毛泽东，当时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和彭真等领导人，都是赞同对故?改造的。父亲的压力有多么大，可想而知。
当今，每年有数百万国人和海外人士去参观游览故宫，当人们在赞赏这一灿烂的人类历史文化明珠时，可曾想到还有这么一段惊心动魄、感人肺腑的历史史实。
支持家乡搞乡镇企业
改革开放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农村逐渐富裕起来，有了一些原始资本积累，南方农村逐渐发展起乡镇企业（那时叫社队企业）。父亲感到这是新生的事物，如果搞得好，是很有前途的。但是，当时中央对乡镇企业这一新生事物持审慎态度，中央文件称此为“长途贩运、地下工厂、投机倒把、抢占国家资源”等等,?到年底都要进行“整顿”。河北一次就抓了200多企业家，包括具有“中国承包第一人”之称的马胜利。
1981年末，父亲不顾76岁高龄，回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起伏也比较大的无锡老家考察，得知两位民营企业家也在“整顿”中上吊自杀了。他看到家乡人均耕地只有4分，感慨光靠种田不搞工业，农民怎么能够富裕起来？他了解到乡镇企业确实存在着许多问题，经营管理很不规范，但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只应在发展中不断完善，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问题，不能看到缺点就不让它存在。经过深思熟虑，父亲给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家乡人均四分地，怎么富得起来？必须支持他们搞地方工业和第三产业”。父亲还提出“谁反对社队企业，谁就是反对八亿农民”。
胡耀邦支持父亲的观点，立即将这封信批转印发给1982年初召开的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想看一下反应，结果全场哗然。中央某位领导也不同意父亲的意见，父亲回到北京后，还专门派人找父亲谈话，提出要砍掉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社队企业。经过两年的实践和探索，干部、群众思想观念都有所转变。1984年初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积极支持社队企业，并引用了父亲的话：“谁反对社队企业，谁就是反对农民”，把乡镇企业推向发展的高潮。我家乡江苏省乡镇企业，由于政策的支持，连续几年以47%的速度在发展，现在一半的GDP来自民营企业。我几次亲眼看见，家乡一些企业家来京激动地跪到父亲面前，称：“陆老，是你救了我们全家”。
在支持乡镇企业这件事中，父亲拍案而起，提出了和中央不同的意见，而且现在看是正确的意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06年，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讲话，高度评价父亲对家乡乡镇企业的支持。他说，父亲“经过深思熟虑，写信给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农村要致富，必须允许搞第二、第三产业，谁打击乡镇企业，谁就是打击农民。陆定一同志的信，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1984年，中央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把‘支持和扶植农村乡镇企业’作为党的一项政策，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陆定一同志对家乡建设的关心，鼓舞了江苏人民推进改革开放的热情，促进了江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陆定一同志的光辉形象永远铭刻在江苏人民心中。”
1996年5月7日，父亲在弥留中，用尽气力断断续续地说：“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随后，他便陷入深度昏迷，再也没有醒来。5月9日，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两句话，是他最后的遗言。他临终念念不忘的，仍是国家的科学教育事业和要给予人民的民主政治权利。
“要让孩子上学”，不是指他的孙子辈。我们家的孩子上学没问题，他指的是全国的孩子。父亲长期主管文教，曾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改革的探索。他主张改革学制，将全日制中小学的年限缩短到十年左右，主张“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多读书、重视间接经验。他还在农村大力推广农业中学，并在江西建立了劳动大学，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文革”十年，教育成为重灾区，孩子们纷纷停课闹“革命”，教学素质下降，造成人才断层。“文革”后，父亲复出，对教育仍然很有感情，时刻关注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他知道许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仍然无法入学。父亲去世时，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工资并不高，他一生的积攒也只有5万多元存款，却拿出2万元捐给学校，并给学校捐出了自已全部的藏书。
“要让人民讲话”，主要是指加强人民群众对党的监督和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文革”后，大难不死的父亲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会发生“文革”？他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的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无法抵制毛泽东的错误，才导致了一场民族浩劫。鉴于“文革”的沉痛教训，必须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父亲经常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解决腐败问题。他认为“腐败”不仅侵蚀着我们党，也伤害了我们党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他为此忧心忡忡。他提出，光靠党的“自律”――党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是不能彻底解决内部腐败问题的，一定要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一定要把监督权外置，才能更上一层楼。基于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父亲临终前仍念念不忘的是“要让人民讲话”。这是老人家临终前向党提出的最后遗愿！
纵观父亲的革命一生，曾两次被开除党籍，三次被打倒，“文革”中又被关押了13年，多位亲人受到牵连，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可以说，他的一生中充满了艰辛和坎坷。人老了总会觉得这十分悲慨，但父亲并不这么认为。父亲留下一封遗书，写道：“我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出入几生死，往事泣鬼神’。……古来志士仁人，老来都有‘悲慨’，我没有这种悲慨，因为我亲自参加的革命，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和一百年的帝国主义统治，把中国扶到?强的道路上。哪里还有什么‘悲慨’可言”。父亲又过讲：“参加革命几十年，几经生死，我无怨无悔！”
（本文已经陆德教授核正，执笔：张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