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很好地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核心观点。本文着重分析此作品中男性视角下的生态女性主义体现。莫里森从男性而非女性的角度入手，以麦肯的沉迷和奶娃的经历揭露男权文化对自然的疏离和对女性的压迫，最终通过奶娃在姑妈的精神指引下的成长故事倡导亲近自然、尊重女性、和谐相处的生态女性观点。
关键词： 小说《所罗门之歌》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 男性视角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在当代文坛极具影响力。自20世纪90年代起，她先后发表了《最蓝的眼睛》、《宠儿》、《所罗门之歌》等多部文学作品，都广受好评。莫里森在其文学创作中，充分发挥自身的种族和性别特点，以自己独特的身份和感受进入“那些非黑人和非女性所不能进入的情感与感受的广阔领域”。［１］她不仅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种族传说、文化传统和现实经历中汲取养分，而且把握时代的脉搏，利用现代和后现代的艺术手法书写黑人种族命运、生存状况，发掘在美国主流文化的夹缝中生存的黑人面临的问题，力图探寻黑人民族发展之路。
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是随着女权主义运动和人们对生态日益关注的双重影响应运而生的，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弗朗索瓦?德?奥波妮在其著作《女性主义或死亡》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这一名词，把女性思想和生态思想相结合，指出了女性和自然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关注自然和女性的“他者”、“边缘化”和“失语”地位，力图在生态批评的基础上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去探讨文学作品中所反映的环境意识，人际和社会平等，以及人与自然、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征服、支配、压迫和统治等方面的问题。它试图寻求普遍存在于社会中的贬低女人与贬低自然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反对在父权制世界观和二元思维方式统治下的对女性与自然界的压迫和蔑视，倡导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平衡关系。
莫里森特别擅长对自然和女性的描写。她的多数文学作品也是直接以女性为主角，深入刻画黑人女性有别于男性的生活体验。女性永远是莫里森小说的一个重要主题。自然在非洲文化传统中享有很高的地位，莫里森深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她对自然景观进行了女性化描写，而对女性心理进行了自然化描写，把女性与自然联系在一起，这与生态女性哲学要点不谋而合。她的多部小说如《最蓝的眼睛》、《宠儿》、《秀拉》等都是直接围绕女性的生存体验展开的，充分体现了她的生态女性哲学观。唯一例外的是《所罗门之歌》却以男性成长为主线。即便如此，莫里森的生态女性思想在这部作品中仍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莫里森独辟蹊径地从男性角度入手深入刻画了以奶娃和其父亲麦肯为代表的男性对自然对女性的疏离和压迫，然后奶娃在女性的引导下走向自然、理解女性，最终走向男性、女性、自然的和谐相处之路，进而找到自己的民族文化之根。
一、疏离自然、压迫女性
在非洲文化中，自然总是拥有神秘力量，人，特别是女人，是与大自然相通的，自然与女性人物的情感世界是紧密相关的。莫里森深受非洲传统文化的影响，她的小说中的自然意象总是被赋予了生命力，映射了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种族与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莫里森通过麦肯的故事揭露父权文化对自然的疏离。麦肯和妹妹在其父亲的“林肯天堂”过着亲近自然、快乐充足的生活。遗憾的是，父亲不久就被夺去了庄园，失去了性命。自此，麦肯为了生活，为了复仇，逃离了南方，来到了北方工业城市，步入了所谓的“文明世界”，住上了大房子，也开上了象征身份和地位的汽车，但远离了自然，被物质财富羁绊，从而慢慢走向了精神异化。物质的富足并没有使他步入主流社会，那些房产反而使他感到“似乎这些房子彼此之间结成联盟，让他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一个既无财产又无土地的流浪汉”［２］（３４），那辆象征财富的“别卡特”车也被大家讥讽为“棺材”。奶娃追随父亲，崇尚西方现代文明，注重物质享受，西装革履，以车代步，割裂了与自然的联系，也失却了自己的文化之根。
在《所罗门之歌》中，莫里森围绕奶娃的成长，以细腻的笔触刻画女性在父权制文化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鞭挞了西方父权制文化价值观所推崇的男性主体优先意识。奶娃是在典型的男权至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奶娃的父亲麦肯把白人的男权至上的价值观内化并奉为准则，通过占有房产和对贫苦黑人的剥削发家致富，跻身黑人中产阶级之列。他把妻子和两个女儿当做财产，当成炫耀的资本。让女儿上大学并非出于无私的父爱，而是获得更多财富的跳板，即为了让她们能找到合适的丈夫。因此，在整个家庭里面，麦肯是令人畏惧的国王，“不可战胜的人”［2］（82），而妻女是不会出声的“玩具娃娃”［2］（６３），其结果是，家庭关系一团糟，婚姻生活不幸福，妻子对他永远战战兢兢，女儿到四十多岁仍然待字闺中，整日埋头家中做纸花来打发寂寞时光。
奶娃与其父亲一样深受白人男权文化的影响，时刻不忘维护父权的威严，表现出大男子主义。他对母亲多年来受到的鄙视和虐待不闻不问，对两个姐姐在家庭中的尴尬视而不见，对两个姐姐给予的关心和付出视为理所当然。母亲和姐姐在这种以麦肯和奶娃为尊的父权至上的家庭环境下整日承受着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
二、亲近自然、尊重女性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空虚和迷茫，奶娃在姑妈佩拉特的引导下走向南方，亲近自然，认同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开始渐渐理解女性、尊重女性，最终“走出他那平淡无奇、以自我为中心的日常生活。他的个体生命得以非个人化，得以升华”［３］（５）。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对自然有种天生的认同感，更接近自然，理解自然。姑妈派拉特这一人物本身就体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她亲近自然，张扬着女性的天性和美德，给奶娃精神指引。派拉特的英文名字（Pirate）是其不识字的父亲随意在《圣经》中找的，因为它像是一排小树中高贵、挺拔、有压倒一切气势的一株大树。她从小就生活在美丽的“林肯天堂”，与自然亲密接触，长大后更是“紧靠着四棵高大的松树”建自己的房子。“她把树上的松针用来做褥垫”；她嘴里总是咀嚼松针，“她的嘴里有股树林的味道”［２］（４９）；她的声音会让人联想到互相冲撞的鹅卵石；她那平滑没有肚脐的腹部标志着她不是女人生出来的，而是象征着大地，象征着万物之母。她很少在意物质上的享受，通常有什么吃什么，但她拥有宽广的胸襟，引导奶娃走出狭隘的自我世界，走向南方，去寻找黑人文化之根。
在南方的土地上，奶娃逐渐脱去了束缚他的西装皮鞋融入自然中。“他发现自己仅仅由于走在大地上便振奋不已。走在大地上就像是他属于大地；就像他的双腿是庄稼的茎，是树木的枝干；他的部分躯体就这样往下延伸，延伸，一直扎进石头和土壤之中，感到在那里十分畅快――在大地上，在他脚踏的地方。他也不跛了。”［2］（３２７）他就这样在祖先生活过的土地上发现了自然的神奇力量，获得了一笔精神财富，弥补了身体上的缺陷。他惊奇地发现人和自然是可以互相交流的。在蓝岭山脉狩猎时，奶娃亲眼看见猎人与狗之间互通信息、互相交流。当他坐在桉树之下，“在他的大腿的两侧，他都感到了清香的桉树隆出地表的根部在摩挲着他，就像一个老祖父的那双粗糙却充满父爱的手在抚爱着他一样。他感到既紧张又放松，就把手深深地陷进草丛之中。他试着用指尖去听，听一听要是大地要有什么要说的话，到底在说些什么……”［2］（３２５）。通过这次狩猎，奶娃脱去了那些标志着现代文明的东西，如西装和皮鞋，因为它们在森林里毫无用处，也自此渐渐摆脱了现代生活恶习。他依靠自己与生俱来的身体和坚韧品格贴近自然，聆听大自然的声音，在大自然中接受了古老文明的洗礼，加深了对民族文化的理解，重塑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实现了精神蜕变。
在派拉特的引导下，奶娃回到南方，回到自然的怀抱，最终派拉特也为奶娃挡住了射向他的子弹，牺牲了自己。奶娃在自然的怀抱中，在姑妈的引导和牺牲下，重新审视和认同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男权思想，开始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意识到对女性的亏欠。他认识到母亲和派拉特对自己的养育和启迪之恩，认识到哈格尔对自己的爱，而自己对她所作所为是多么的自私和不负责任，认识到父亲“为了赚钱，他把生活歪曲了”［2］（３５０）的不可取。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开始学着关心他人，寻找人与人和谐相处之道，找到了内心的和谐。
莫里森的非裔血统和女性身份给了她独特的写作视角。生态女性主义亲近自然，尊重女性，天人和谐的观点在《所罗门之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与其他作品不一样，这部作品没有从女性的角度入手，而是以麦肯的沉迷和奶娃的成长来从男性的角度揭露男权文化对自然的疏离和对女性的压迫，最终通过奶娃在姑妈的精神指引下的成长故事倡导亲近自然、尊重女性、和谐相处的生态女性观点。
参考文献：
［1］托妮?莫里森.宠儿［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前言.
［2］托妮?莫里森.所罗门之歌［M］.胡允恒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Segy，Ladislas.Masks of Black Africa［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7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1年度校科研项目“自然与女性的合鸣――莫里森小说的生态女性哲学研究”（项目编号KX20046）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