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一生学术成就中有两部代表作不可忽略：一是奠定他在中国社会学领域崇高地位的成名作《江村经济》，一是完成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国》，这些成就都与农民、农村问题分不开。 费老晚年的经典之作《小城镇 大问题》，则是他在当代中国城镇化刚刚起步的时候，研究新时期农村人口向小城镇聚集、向非农业转移，以及农民如何致富等社会问题时写下的，他当时就敏感地意识到这将是引起中国翻天覆地变化的大问题，并预言中国要从农村实际出发、走自己独特的“小城镇建设”之路。
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城镇化也随之取得很大进步――3亿多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城镇化率从1980年的19.4%增加到2010年的46.59%。国家统计局在1月中旬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末，中国有城镇人口69079万人，城镇人口首超农村，这是中国历史上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乡村人口。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促进发展、扩大内需最大的潜力是城镇化。城镇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居住、生活、就学、就业都会创造巨大的经济需求，为扩大消费和投资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城镇化更有利于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推动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业，商贸、餐饮、旅游等消费型服务业和金融、保险、物流等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然而，城镇化还是一把双刃剑。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并产生了更大比率的废弃物。城镇化极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光明前景之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由于城镇化进程加速，而部分城市管理能力滞后，曾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大城市病”也开始在我国显现苗头，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水资源紧缺、房价飙升等，越来越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不和谐因素。
脱离土地 进城难
整个城镇化过程中最突出的变革和矛盾其实集中在人，在于这些从“农民”转为“市民”的人们。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失地农民作为农民中的一个特殊群体，数量迅速扩大。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的总量已经达到5000万人，并且仍以每年约300万人的速度递增，预估到2030年时将增至1.1亿人。
失地农民经历着一个就业和再就业的转变。这些失地农户中有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闲在家里；有一部分虽已就业，但工作极不稳定，通常是刚就业就下岗，失业现象比较严重。大部分农民脱离土地后，没有参加相关职业技能培训或招聘会，由于缺乏职业技能，他们通常从事苦活、累活，工作环境较差、工作时间长、待遇较低，而且劳动保障不完善也为其带去不少后顾之忧。
中国社科院相关研究人员指出，失地农民转变为城中村居民之后，政府没有很好地承担起为城中村民就业转型、社会保障以及长期发展的服务和管理职责，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农民上访中有60%与土地有关，其中30%又跟征地有关。同时，征地扩大化加剧了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城中村宅基地虽然仍属于农村集体土地性质，但由于相对区位条件的变化，土地的实际价值大大提高，处于生计断层状态的城中村民必然会积极求取土地收益并尽力扩大受益规模，因而导致严重的违章乱建现象，最终使城中村沦落为环境恶劣、安全隐患突出、人口管理混乱的地区。
中央政府已经关注这些问题并积极给予解决。2011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今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其中一个任务有一项要求特别具有时代特色：有序引导符合条件的农民工进城落户，要重视农民工在城镇的工作生活问题，包括子女的入学、住房和医疗等。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指出，要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权益、严格保护耕地的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并举。
没有户籍 做“城里人”难
“半城镇化现象是中国城镇化质量不高的主要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邹德慈指出，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迅速，成效显著，但城镇化质量却令人担忧。
生活在城镇却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更是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化遇到的尴尬。2010年中国城镇化率是46.59%，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城镇农民没有城镇户口。这部分人就是半城镇化人口。他们已经离开乡村到城市就业与生活，但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许多方面并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城市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政治权利，未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社会公平问题也日益凸显。现有大中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农村人口大量涌向一二线城市，使这些城市的人口远远超过容纳限度，医疗、教育、交通、住房等公共产品和服务不及时跟上，将加剧就医难、上学难等系列问题，由此大幅拉高生活成本，降低幸福指数。促进两亿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仍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不少城市管理学专家、人口学专家均指出，大城市城乡接合部地区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反映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不完全”、非正规的特征，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城镇化的难点，必须打破“不完全城镇化”束缚，实现流动人口有条件、有秩序、低成本向城市转移。
“十二五”规划建议已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外来人口落户条件。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华东师范大学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宁越敏等专家指出，这表明国家正在稳妥有序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他们建议，应稳妥有序地改革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分期分批有条件地解决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流动人口进城定居落户问题，特别是允许携家眷长期在城镇务工就业的外来人口办理城镇落户手续。同时，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待遇市民化，使其在就业、教育、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和具有本地户籍的市民平等的待遇。
2010年以来，我国多个城市宣布启动统筹城乡户籍改革计划。重庆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尤为引人关注，2010年8月1日，重庆正式启动了户籍制度改革。截至2011年12月2日，农转城人数已达300万，平均每天有6300多人转户。截至目前，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7.7%，实现了2011年前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37%的户改第一阶段目标。户籍制度改革一年多以来，重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上升了8.5个百分点。重庆市计划在2020年前推动1000万农民进城转为城镇居民。西安市也提出了“人口倍增计划”，预计到2020年，主城区人口将达到1000万。
环境破坏 可持续发展难
一些地方打着“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旗号，盲目拉大城市框架、不断扩大城市面积，这完全违背了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对有限的宝贵资源的极大浪费。
资源问题是城镇化过程中的另一个重要“瓶颈”。在农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由于缺乏合理规划，加之管理人员的环境保护意识相对淡薄，滥砍树木、乱占耕地、随意改造河塘等现象不时发生，破坏了生物的固有栖息地，致使城镇周围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威胁，进而制约了城镇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在农村城镇化建设初期，许多地方对小城镇的功能、性质和定位的把握不够准确，只追求面积扩大，盲目向外扩张，有的甚至放弃已经形成的原有集镇，重新征地建设新城镇。这样就使得城镇建设用地的集约化程度降低，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
城镇化使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同时也会加重城镇水、电、燃气等资源消耗的负担，增加生活垃圾、废气、污水等废弃物的排放。农村城镇化的发展，自然伴随着人口增长。但如果城镇的人口增长过快，一旦其产生的各种废弃物排泄量超出了城镇环境的承载能力和自净能力，就会带来城镇环境污染。
因此，专家建议，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另外，对于日益严峻的城市交通问题，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等。
城镇化绝非单纯的城市空间扩张，其实质是通过相关制度改革和建设，使农民转化为市民，真正融入城市。只有加快促进“空间城镇化”到“人口城镇化”的转变，只有农民变市民，不仅仅是物质条件还有心理归属感的转变，才能真正实现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