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能否拯救农业？如何拯救农业？政府、产业界、学研机构又各自承担怎样的使命 新春伊始，“三农”领域捷报频传。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了6977元，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农业又取得了大丰收，中国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城乡收入差距连续两年缩短，有相当部分的农村人口转移到了城镇；更令人振奋的是，自2004年起，连续九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三农，2012年则首次将焦点对准农业科技。
无疑，这提供了一个机遇。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总经理黄德钧在微博访谈中指出，“农业科技的发展对涉农企业、农民甚至消费者都是有利的。农业科技的发展目标是增产增效并重，良种良法配套，农机农艺结合，生产生态协调。结果是促进农业技术的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一句话就是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技术体系。”
然而，遗憾的是，“现在，中国农业科技无论从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都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属于二类。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研究与应用脱节，科研与推广‘两张皮’，高端的基础研究缺乏统一的国家战略，基层的农机推广人员流失严重，务农的农民科技素养较低等等。种业方面，在高端花卉及蔬菜品种以及动物品种方面基本是国外产品垄断。”黄德钧说。
诚可见，在一些地区，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的建设包括设备、设施人员和队伍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落实，不少地方农业科技人员还在流失。在一些地区，问题非但没有解决，甚至还有加剧的现象。如此，聚焦农业科技或能解决部分问题，但更深层次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产业界、学研机构等的配合，需要政策、资本、人才的协作。
政策的契机
2012年2月4日，第四届“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研讨会在国家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在这个充满正向基调的会议上，农业的滞后性没有被遗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成杰指出，“农业存在四大滞后：一是，农业现代化建设水平滞后，与农业肩负的确保农产品供给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任务很不相适应。农业财政投入不足，影响农产品供给进程。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与人类面临的任务和抗御风险不相适应。三是，农村事业发展滞后，与改善民生加快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不适应。四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与建设现代农业的要求不相适应，难以发挥公益性的主导作用。”
要改变现状，只有通过改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认为，在新的起点，根据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总体部署，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农村改革的力度会进一步的加大。改革的难点、焦点、重点、热点，核心则是地和人。
韩俊说，“改革第一大难题是‘地’的问题。怎样通过深化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来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说这是今后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政策部署。改革第二大的难点就是，怎么减少农民，怎么让农民工融入城镇。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只有减少农民，转移农民，只有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融入城市，我们才能让那些留下的农民更快地富起来。”
毋庸置疑，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尹成杰看来，而今年的“一号文件”又突出了农业科技创新这个重点，这也就意味着，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和进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是我国现代农业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出路。
尽管农民增收幅度在逐年提高，但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来看，最近两年虽有缩小迹象，总体上差距却依然较大，一些地方农民收入水平仍不稳固。尹成杰指出，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不仅需要继续强化提价增收、补贴增收、打工增收，而且更重要的还是要通过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真正的实现增产增收、提质增收、节本增收。他认为，“实现了增产增收、提质增收、节本增收才是农民增收的根本动力，才能达到较高稳定的阶段性水平。特别是在农业的投入品价格不断上涨，劳动力的成本普遍提高，农业资源约束增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依靠科技进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这是中央一号文件的题中应有之意。”
尹成杰表示，从现在我国农民收入的构成来看，依靠科技进步增收潜力巨大。2011年，人均家庭经营第一产业收入2520元，增加了289元，增长12.9%，对全年农村居民增收的贡献率为27%，如果计算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农民家庭经营对全年农村居民增收的贡献率可以达到37%，当然今年的农业收成好是保持了较快收入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原因。而收成好归根结底还在于这些年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在不断提高。
比如2011年农业科技增长贡献率达到了53.5%，农业综合机械化水平也达到了54.5%，粮食单产增加对总产提高的贡献率达到了85.5%。“所以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现代农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将永远保持较高的水平，要实现这一点，必须在依靠科技进步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建设现代农业上来做文章。”他说。
产业的机遇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已有10万家，年销售收入突破5万亿元。现在，年销售收入超过30亿元的已经达到100多家，超过50亿元的有62家，超过100亿元的已经达到24家，最大的龙头企业年销售收入已经突破了500亿。而且龙头企业的农业科技人员数量也在不断增加。现在，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农业科技人员已经达到38.5万，相当于现在全国农业科研人员总量的36.8%。
据此，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认为，龙头企业已经成为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农业生产经营重要的主体。“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依靠研发针对性强、机制灵活、成果转换率高的优势，将产学研、农科教集于一体，已经成为农业科技创新重要的一个载体、农业科技推广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开展农民培训的重要者，已经在整个农业科技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陈晓华指出，龙头企业在农业科技进步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加大科研的力度，增强了农业科技创新的能力。从统计数据看，仅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十一五”投入科研的经费已经达到了772亿元，年均增长18.7%。同时，现在90%以上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已经建立了产品的研发中心，60%的企业科技成果获得了省级以上的成果奖，并且不断地开展自主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特别是新品种的引进，在很多方面填补了国内空白，很多新的设备、工艺的引进，使中国的食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农机水平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平。
二是，加快科技应用和推广，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水平。不少龙头企业通过建设高标准的生产基地，示范带动良种良法的推广。从统计数据看，2010年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投入381亿元，建设标准化的种植基地，其中自建的高标准种植基地就达到4700万亩，示范带动周边的农民。而且不少企业注重新工艺、新设备的应用，提高了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技术装备水平；通过开展技术指导，提高了为农民专业化服务的水平等案例很多。
三是，加强企业科技人才的培养，强化现代农业建设的智力支持。不少企业注重培养科技人才，注重培养农技推广的人员，现在省级以上龙头企业中聘请的农技推广人员已经达到21.5万，相当于中国推广队伍的27.7%，这越来越成为农业科技战线一个很有生命力的生力军，并且注重培养农业生产和科技带头人，主要是些专业大户。“十一五”期间，龙头企业培养农民的资金累计达到260亿元，年均培训1300多万人。
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科技，给龙头企业带来很多新的机遇。“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以后，对企业的要求，对企业的责任和义务规定得很清晰。现在，国家科教兴国、科教兴农战略的深入实施，支持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这为企业科技进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科技步伐的不断加快，也为企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陈晓华告诉记者。
他补充说，“当然，龙头企业在科技进步过程中，也面临很多繁重的任务：要求龙头企业加快科技创新，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也要求龙头企业加快科技创新，来不断增强核心的竞争力；现在消费结构的快速升级，也要求龙头企业加快科技创新，不断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所以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要抓住这个机遇，加快科技进步。”
在推动农业科技进步中，如何更好发挥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作用？陈晓华指出，“首先，要牢固树立科技兴企的理念。过去，主要通过依靠资金，特别是资源的消耗，而现在要真正转到依靠科技兴企上面。现在，龙头企业设备一流，但技术还有很大差别，技术推广网络也很不健全，和国家的技术推广队伍的结合也不够紧密，这个问题要很好地研究解决。其次，要建立科技投入的增长机制。尽管现在龙头企业已经意识到科技的重要性，但是在投入上比例还比较低，与国外差距还很大。现在一半以上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的研发投入达不到销售收入的1%，而国外一般是3%，所以要通过政策来引导企业不断地增加研发的投入”。
学研的使命
“科技兴农”战略由来已久，解决农业发展问题，惟有靠科技。“要通过发展科技，提高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源利用率，来提高整个经济效益。”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柄生指出，“创新和研究是源头。”事实上，承担创新研发使命的，正是学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部门。
柯柄生指出，创新和研发要特别强调农业科技创新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在公共性方面，以国家投入为主。有很多农业技术不能商品化，仅仅靠市场机制不能得到研发，一定要政府投入。在基础性方面，有很多农业科技实际上是有长期效应的，不可能今年投入下去明年就取得效果。在社会性方面，除了科研院所，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进来。社会性在农业推广方面尤为突出，一些农业企业在农业科技推广方面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有很多成功经验。企业在推销产品的同时，也要向农民进行培训，教农民怎样使用生产资料。
针对农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内容很多的事实，柯柄生认为，可以在三方面重点突破。“一是，生物技术。通过现代生物技术能够更好地促进优良品种高产、高效，促进优质品种的研发，但这不等同于转基因技术。虽然我们在作物产品品种方面的创新有优势，但在畜牧业品种、高端蔬菜等方面，还大量依赖进口，这对我们来说任务很重。二是，资源技术。即研究怎样利用好土地资源、水资源、化肥资源、农药资源等。三是，工程与装备技术。这对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有直接意义。比如，在东北地区可以看到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农业机械，但在丘陵地区，可能还需要加大对工程与装备技术的研发力度。”
科技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人才的培养，而这是学研机构的另一使命。“即便有好的技术，科学家、官员不可能去种地，还需要农民，所以对农民培训非常重要。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对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全国农业院校在这方面承担着很重要的职能，而结合农业产业，对农民的技术培训，省一级院校、中职、中专等都是这个任务的承担者。”柯柄生说。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黄守宏则认为，大力加强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还能促进农民就业，进而增加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加强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不仅关系到当前农民的收入，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推动农民的社会地位提升的一个最有效的途径。”
陈晓华也告诉记者，对企业而言，则要建立科技人才的培养机制。“虽然，在吸纳人才上企业有了一些新的政策，但总体上看，研发和技术推广的人员数量还不够，与国际食品和农产品加工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技术含量、人才档次、自主知识产权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所以要制定政策，加快建立人才的培养机制。”
他举例说，“从对8300多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的调查数据看，它们的科技人员中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还不到1/3，高级职称的仅占6%，中级职称的只有19.9%。我们要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国家的根本问题还是要科技创新，如果说没有人才，就是一句空话。”
当然，培养人还要能留住人。陈晓华说，“还要建立创新激励机制，特别是要完善薪酬的激励机制、选拔任用的激励机制、考核评级的激励机制，真正形成尊重劳动、尊重人才，崇尚创新的优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