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女性创作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枝奇葩，虽然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处于弱势地位，但作用却不容忽视。而这些作品，总是以忧患、哀怨为基调，感伤特质明显，悲观意识浓厚。本文对这些作品的悲观意识表现进行了分析，进而找出其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 封建礼制 女性文学 悲观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2-0086-04
中国古代女性创作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始末，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最早的女性作品可以追溯到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在之后的各个文学发展时期，都不乏有优秀的女性作品出现。这些作品的作者要么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如李清照；要么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平常女子，已被淹没在历史的浩瀚中。而纵观流传下来的女性作品，其思想、其内容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悲观意识”浓厚。
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中“悲观”意识的表现
所谓悲观意识，就是对世界、对人类前途，对人类生存怀有一种难以排遣的忧患意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忧患意识很强的国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防患于未然”、“未雨绸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等流传下来的来自不同的时代的名言警句，时刻在警示后人要有长远的目光，只有做好准备，才能较好地面对未来。中国古代女性忧患意识也比较强，但相对于这些对国家、社稷、仕途等比较宽泛的忧患，中国古代女性作品中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则比较狭隘，主要表现为对国家存亡、亲人离别、感情患得患失的担忧等，主要表现为：
1 对国家存亡的忧思
我国古代朝代更替频繁，每一个朝代的兴起都是另个朝代灭亡的过程，而在历史发展中，也不乏外族侵略的现象，因而忧国忧民的女性作品表现最为突出。
以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的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为例，她的后期作品，因其流离失所多被忧愁笼罩。如后期代表作《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
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通过秋景秋情的描绘，抒发国破家亡、天涯沦落的悲苦，表现了作者孤独寂寞的忧郁情绪和动荡不安的心境。全词一字一泪，缠绵哀怨，极富艺术感染力。
对国家存亡忧思的女性作品，最早出现在诗歌总集《诗经》中我国第一位爱国女诗人许穆夫人笔下。从许穆夫人到李清照，再到明末清初的李如是，经历战火颠簸，流离失所的女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有很多，他们不像寻常女子，深在闺中不闻国事，而是忧国忧民，心怀天下。这与她们对战乱疾苦的亲身经历有关。
2 背井离乡后的哀伤与思虑
古代女性创作者，特别是在古代文学史上留有响名的，一般都是皇亲国戚或生活富裕深在闺中的女子，在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里，女子只有身份显贵或家庭背景较好，才能有机会接受一定程度的教育。但这些女子，也往往因为特殊的身份而被强加一些特殊的使命，“联姻”、“和亲”等，往往使其背井离乡，远嫁它方，在异乡孤苦一人，更容易对家乡、亲人产生异常的思念。这些思虑往往真实地反映在她们的诗词佳作中。
以许穆夫人的《竹竿》为例――
翟翟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远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佩玉之傩。淇水悠悠，桧楫松舟；驾言出游，以写(泻)我尤(忧)。
她通过追忆儿时手持又长又尖的竹竿在淇河边垂钓的情趣，反映了身在异国的她，对养育自己的家乡及亲人的深深思念。
继穆夫人的《竹竿》后，还有昭君远嫁匈奴后，心思不乐，写下了著名的诗句：“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长。”在这些流传下来的因各种原因背井离乡的篇章后面，不仅仅寄托了作者对故乡、亲人的思念，也反映了作者苦闷、无望的生活现状。
3 离思别恨、命运多舛的悲愤
古代女性因为身份的特殊性，在男尊女卑，女性只是男性附属品的古代社会，往往命运多舛。古代女性创作中，抒发命运多舛带来无限悲愤的诗，流传下来无以计数。其中的代表作莫过于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
蔡文姬一生三嫁，第一次嫁给大学子卫仲道，夫妻恩爱，但好景不长，第二年丈夫病逝；接着战乱中被俘，嫁给南匈奴左贤王，生有两儿，十二年后，被曹操赎回，归汉后嫁给董祀。背井离乡后又要面临骨肉分离，一生颠簸淋漓，悲苦异常。期间，她结合自己的悲惨经历，留下了哀怨惆怅，动人心魄的《胡笳十八拍》和《悲愤诗》。《胡笳十八拍》是古乐府琴曲歌辞，一章为一拍，共十八章，故有此名。主要反映蔡文姬战乱流落匈奴十二年，日日思念故乡，当她要被接回故乡时，又舍不得离开骨肉的痛苦矛盾心情。《悲愤诗》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这诗从她遭祸被虏开始记叙，包括被虏后的苦楚，对家乡的思念，与儿子分别时面对儿子询问的悲痛心理，“托命于新人”后害怕被新人抛弃的担忧，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束。全诗以战乱开始，以悲剧结束，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感人肺腑。
4 对爱情的患得患失
古代社会，婚姻包办，再加上一夫多妻制度，女子的命运多掌握在父母和丈夫的手中，因此，对爱情患得患失的感触在女性创作中占很大的比例。包括未婚女子对未来的憧憬与担忧，已婚女子特别是婚后生活不如意女子对生活的不满与爱情的渴望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爱情变故后的怨恨
古代男子三妻四妾是一种正常现象，而且因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婚姻幸福对女性来说，也是很难得和无法选择的事。甚至因为媒妁之言，男子也无法自由选择自己的婚姻。丈夫另结新欢或别的原因导致的失败婚姻，女性只能选择接受，将其怨恨与伤痛倾注到其作品中。
以才女鱼玄机为例，她嫁与李亿为妾，本是情投意合，但因为李亿妻子无法容忍她的存在，而李亿对妻子的行为也是敢怒不敢言，最后等待鱼玄机的除了一纸休书，就剩一席谎言与朝盼暮思后深深的伤害。她在感情伤害后，写下了传诵千古的《赠邻女》，在其中无可奈何地发出“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的痛苦而又绝望的心声。
第二、寂寞哀伤的“宫怨”
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由女性创作的“宫怨”类作品占很大的比重。这些作品或反映她们为感情所困的伤感之情，或反映她们深在宫中的寂寞哀怨之情，或反映她们的相思之苦。比起男性文人学士，她们所发之情一般为亲身经历，往往情之深切更能真实，感人肺腑。
“宫怨”诗的女性作者要么是曾经被君王宠爱一时，后被冷落或遗忘的妃嫔，要么是渴望被君王宠爱的宫女们，或失去自由，对宫外常人生活异常向往的宫内人。“宫怨”诗中，班婕妤的《怨歌行》便是一 首广为流传的作品――
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班婕妤是汉成帝的宠妃，后因飞燕而被冷落，作《怨歌行》，以纨扇自拟，曾经“出入君怀袖”，被主人宠爱，但炎热过后，便被“弃捐箧笥中”，不留一丝恩情。君王的薄情寡义与其渐渐失宠的哀怨展现的淋漓尽致。从此“团扇”也被作为失宠的象征。班婕妤的《怨歌行》之外，还有甄皇后的《塘上行》、左贵嫔的《离思赋》、梅妃的《楼东赋》、萧皇后的《绝命词》等，都抒写了后宫女子的冷落孤寂处境与哀怨悲伤之情。
二、古代女性创作中“悲观”意识的成因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古代女性创作中悲观意识的形成，离不开我国封建制度这块土壤。从根本上来讲，它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特有产物。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是对我国等级分明的宗法制度的反映与申诉。在这个社会中，女性的特定身份地位是其悲观意识产生的根本原因。
1 社会地位卑微
封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等级森严。在这个等级社会中，女性由于其性别差异，从出生那天起就处于最底层。
首先，在政治上，她们缺乏地位。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典型的男权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性别决定一切，女性从一生下来就没有任何话语权。男性是社会的主宰，掌握着女性的命运，各种宗法制度，封建礼数，决定着女性的生死权。在政治上，她们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没有任何地位。
其次，在经济上，她们缺乏独立性。她们从生下来就和商品一样，只是作为男子的附庸品存在，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更不可能掌握主宰家庭命运的经济大权。因此，她们从一生下来就必须依靠男子生活。缺乏经济独立性，她们更没有地位可言。
最后，在社会与家庭中，她们也没有任何地位或者是自由可言。她们不能参加任何社会或家庭的公共活动，只能深入简出。她们必须遵从“三从四德”，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稍有违背便生命堪忧。
堪称我国文化源头的《周易》中，对乾坤的定位与解释说：父为“天”、夫为“天”，高高在上；母为“地”，妇为“地”，自然居下。因此，女性的地位低下，男尊女卑乃宇宙之公理，不易之法则，天然之事实。这更为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找到合理的证据。
因此，在毫无地位可言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个女子生活本身就充满悲剧。她们无法摆脱这种社会性的控制与悲剧命运，因此，只有把所有的悲愤、无望反映在其文学作品中。
2 精神受束缚严重
我国的封建社会是宗法社会，其制度结构是礼法并举。其中，礼制规范不但包括市民社会非正式约束中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承、价值观念、风俗习性等因素，而且还涵盖了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的全部经济规则、合约和大部分政治规则的内容，“法”只是对礼必要的补充。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靠法律来规范，而是靠道德礼制的约束来维持。这里的“礼”是“经过教化过程而成为主动服膺于传统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养成主要靠灌输各种伦理道德来束缚人们的精神思想，从而规范他们的行为。中国古代女性作为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为了确保男尊女卑，对她们的伦理规范以及道德礼制也最为严格和苛刻。而在她们成长中的精神束缚主要表现为：
首先，成长中缺乏正常的教育。古代女性从社会退至家庭，她们的生活核心便是家庭成员，为了便于控制其思想，古代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接受教育是男性的特权，追求仕途通达也是他们毕生的心愿。而在女性的生长过程中，她们只能深在闺中，以女红、绣活打发时间，能识文断句的只是少数。而且，她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也以礼教为主，集中于妇德、妇职和闺门礼仪等，比如纪传类教材，如刘向《列女传》；阐明义理类教本，如班昭的《女诫》；论传综合类教本，如吕坤《闺范》；仪则规范类教本，如《女论语》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统治者对女性思想行为的约束。
其次，古代女性受传统文化礼教约束严重。她们在成长中，不仅无法享受正常的教育，而且，言谈举止都要受到传统封建文化的约束。为了维持男性的权力地位，确保男尊女卑，中古封建社会建立了一套专门针对女性的文化礼制。从思想到行为处处制约她们的自由。女子从小便被灌输“三从四德”的思想，并在实际生活中，严格按照这样的宗法礼制去判定女子的品德与才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样的礼制文化，将女性完全变成男性的附属品，没有丝毫的自由可言。“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更成为女性自我约束的精神枷锁。女性的立身之本与为妇之道，一代代相传，以至于成为她们的生活习惯，让她们丧失基本的反抗能力。她们无法摆脱这种命运的束缚，因此，只能通过文学作品来抒发心中的怨愤。“宫怨”、“闺怨”等类作品的大量出现就是其最好的表现。
3 男性对女性的影响与误导
在封建礼制的束缚与封建文化的教导下，女性一切都以男性为核心，她们缺乏独立的人格，对社会、对生活，包括对自身，都缺乏明确的认识，在封建礼教的压制下，她们无法形成独立的、正确的价值观，男性对事物的评判标准就是她们的标准。包括她们对自身的认识与审视，也以男性的标准为依据。
首先，在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男性作为封建礼制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对女性的影响与误导很大。她们出生于男尊女卑的环境中，在其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时刻被灌输“三从四德”的思想，女子就应该听从男子的安排，应该受男性的主宰，这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义务，她们不能反抗或违背。所以，在男性认为她们命运卑贱的时候，她们会自觉不自觉地依附男性的认识，她们无法摆脱这种命运，只能在自己的创作中抒发自己的怨恨、哀伤。
其次，在作品风格上，男性对女性的影响也比较大。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是对社会存在的反应。因此，在文学史上，也是男性占主宰地位。在文学史上，不乏以女性为题材的作品。而描写或反映女性悲惨命运的作品占很大的比例，像唐朝有名的诗人李白、王昌龄、杜牧等人，都以此为题材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作。这种对女性命运的主流看法，对女性对自身的认识有一定的误导作用，在女性自己的创作中，往往会受到这些主流观点的影响，加深她们的悲观意识。而且，中国男性往往也喜欢将女性命运悲观化，在男权主义的主导下，喜欢将女性描写成可怜柔弱、命运悲惨的角色，这也影响着女性对自身的认识。在这种认识的控制下，他们会自觉地以这些标准来陶冶自己，塑造自己。在创作中，也会让她们过多的去注意忧伤、哀怨的事，而忽略积极向上的方面。
4 女性自身的不觉悟
古代女性生来就受封建礼制的压迫，她们被剥夺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而被附加为男性的附属品。因此，女性的世界只有与她有各种关系的男性。未出嫁前以父亲为核心，出嫁后以夫家为核心。她的价值观，使在她的现实生活与情感世界中，无法找到其它的生存理由。她们对男性的依赖，使得她们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弱化，因此当她的生命核心出现变故时，她无法控制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化作伤感与哀怨。
最后，作为女性，其多愁善感的性格本身也对其作品有较深的影响。中国人本来就容易对“愁”意象比较敏感，而女性因为其生理与心理结构的差别，感官能力比较强，感性认识远远大于理性认识，对事物的变化也更为敏感，因此，很容易触景生情、睹物恩情，将四季变化或眼前景象与自身的生活、命运联系起来。这种性格上的特点，也使得女性作品中悲观意识比较凸显。
三、结束语
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至今，本身就是以男性为主体，女性文学作品就如其身份一样，处于弱势地位。而在这些男性作品中，对女性的描写也以悲观伤感为主旋律，因此，缺乏独立意识，并且对这种旋律有亲身感受的女性，其作品悲观意识浓厚也就不以为奇了。直到我国封建社会解体，随着女性的觉悟和对命运的反抗与自由的追求，这种悲观的韵味才有所改变。女性文学作品中的这种悲观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女性对其命运认识的悲剧色彩。但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有着其自身的价值，无论是在审美上还是人们对女性生活的认识上，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认识。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