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记者 北京报道 唐宁是比较早去美国留学的一批人之一。和很多留学者一样，他学成后留在美国做投行，在当时，这是一个美国人羡慕的工作。而后，他成了第一批“海龟”。归国五年后，他创办了一家叫宜信的公司，如今，宜信在全国50多个城市建立了全国性的服务网络。
在中小微民营企业融资难的背景下，唐宁做的这个事情提供了一种融资的手段。有闲钱的人可以通过宜信这个平台把钱借给需要钱的人，这被称作P2P（peer to peer）或者“个人对个人”。
新模式中，被无数次质疑的问题是，用信用做抵押，如何控制风险？谁愿意做出借人？
唐宁反倒从容，“没风险反而不是好事。”他觉得自己在做一项谁也没有尝试过的事业，“我们不光做人人贷，还做机构贷，就是促成个人和机构、机构和机构之间的借贷关系，这是西方小额信贷服务中介机构没有涉足的。”
他说，自己不清楚什么是自我实现。但是，这种尝新和挑战，“让我很有满足感。”
去美国
1995年，在一架由北京飞往纽约的航班上，有一个方脸小伙子，他宽淡眉，大额头，薄嘴唇自然地抿成一弯。这个叫做唐宁的23岁的年轻人，之前就读于北大数学系。
其实，即使飞机快要落地，唐宁也说不太清楚为什么一定要出国。
他回忆自己为何出国，情节还停留在奥数班的时候。1992年开始搞全国奥数竞赛，作为奥数训练班的活跃分子，他骨子里有一种强烈的竞争意识。
“埋头算数的时候，同学们会讨论以后做什么。很多人说出国。当时搞奥赛冲昏了头脑，觉得大家都想干的事，那就应该是一个具有竞争的事。我也出去吧。”
成功申请留学，他给自己选的是经济学。他不想搞数学了。
唐宁是个“坐不住”的学生。早在国内的时候，他就已经意识到，数学“搞不下去了”。因为数学的理论性很强。好琢磨、爱动的唐宁“就喜欢走出去实践”。他最怀念的是各种学生活动，甚至是军训时候的拉练。
这个奥数班的高材生，在老师眼里大概不是怎么“听话”。
大学一年级，坐不住的他终于跑出学校，跑到新东方，他想给自己找点事干。他对俞敏洪说，“我来当老师吧？”
“不行。”俞敏洪看着他，觉得他太年轻了，镇不住学生。
“我行！”唐宁又强调一次。
“你不行！”
来回重复了两遍，唐宁开始给俞敏洪讲数学逻辑。他明白，自己教英语一定还不如学生，但是，他会数学，搞了那么多年奥数竞赛，讲个数学逻辑是没问题的。
唐宁觉得，自己已经把俞敏洪讲晕了。俞敏洪最后说了句，“那你试试吧。”六个月试用期后，唐宁成了“名师”。
走出去，小有成就，让唐宁更清楚地看到，外面的世界更适合他。自己终究不是能和数学呆一辈子的人。
骨子里的好动，让唐宁最终放弃了数学。
到一个新的国家，研究一个新的领域，做一些新的事情。飞机即将落地，想到这些，唐宁还是很兴奋。
走孟国
有一门课，唐宁很喜欢，《经济学理论》。
就像诸多大学生对一个科目喜欢的最初原因一样，唐宁向《中国周刊》记者介绍这门课时，先说，“是一个女老师，很智慧，也很漂亮。”
当然，这门课让唐宁真的投入进去，还是一个案例。女老师讲了一个自己朋友在孟加拉国做小额信贷的案例，这个朋友就是尤努斯，曾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最著名的项目是在孟加拉国成立了一个名为“格莱珉”的乡村银行，帮助很多贫困农户，特别是贫困女性走上致富路。
这个项目中的一些词，让唐宁兴奋。扶贫、金融、信贷、公益性……
唐宁是城市里的孩子，在大学军训时，他看到了身边很多来自农村的贫困同学，从他们那里他第一次体会到穷困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唐宁说，说不清从哪天开始，“有一些帮扶社会的情怀”了。
唐宁也善于交际，这是几乎所有采访过他的记者对他的统一评价。在公司，他喜欢人们叫他“唐宁”，或者“宁”。一个新进公司的员工甚至有受宠的感觉，“每次在公司看到他，唐总还主动和我说话。”
唐宁甚至也想过，如果当年不学经济，后来不在金融机构工作，自己成为一名公益人士，“也是说不定的。”
当然，对于这个项目的关注，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内心不太相信。想去看看，了解下具体是怎么做到的。”
暑假来了，他独自去了孟加拉国，去了解具有公益色彩的格莱珉。
在格莱珉，唐宁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自行车到农户家里考察，了解一线情况，然后回来做具体的帮扶计划。
吃住在农户，唐宁给自己概括了一个词，“把手弄脏。要下去做具体的事情，而不是坐而论道。”他喜欢这种体验。特别是看到一家很贫困的农户，因为得到一笔钱，通过养殖等致富了，“心里满满的成就感”。
孟加拉国的体验，对他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当时的唐宁不知道，也说不清楚。工作后，唐宁去了投行公司，距离格莱珉模式似乎越来越远。
试想一下，上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还是一个美国梦频发的时代。一个不起眼的公司，骤然成为上市公司；几个不起眼的人，很快成了华尔街的新宠……
唐宁说，“当时美国小孩都喜欢这个行业，大家都在探讨新的商业模式。投行会选中企业，和他们一起做创业分析啊，公司管理分析，以及投资。”他亲眼见证了一个个创业企业的IPO之路。深夜，走在纽约繁华的大街上，霓虹灯闪烁，他感觉“很有满足感”。
不过，很快，唐宁为自己的满足感打了一个问号。
“美国有这么些企业IPO，中国岂不是有更多这样的需求？”他觉得，自己每成功一次，似乎就离中国远了一点，每多待一天，也离中国远了一点。
他待不住了。
回中国
唐宁特别谨慎、严密。他形容自己“很细”，“比较有逻辑”。这是数学思维的人的共性。他甚至还有一些保守。
拍照时，记者建议，“可以做些个性化的表情和动作。”他赶紧接话，“不行不行，还是要保守一些。”
这样的一个唐宁，注定不会轻易创业。
2000年，回国后，唐宁在亚信科技（AsiaInfo，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做战略投资和兼并收购总监。
其间，因为之前在新东方的缘故，唐宁也一直在关注教育培训的事情。他慢慢发现，有创业需求的年轻人很多。和单纯的培训相比，他们更需要一边培训，一边得到资金支持实践自己的想法。这些人中包括有创业需求的工薪阶层，一个职员、一个农民，或者已经创业还在寻求更好发展的小微企业主们。
唐宁一下子想到了格莱珉。要实现帮扶年轻人创业的需求，就可以建立一个与格莱珉类似的金融服务平台。
唐宁为这个想法而兴奋，他说自己本质上还是个“有激情的人”。好奇心再次激发了他的兴趣。
他开始做调研。“你觉得无抵押靠信用贷款，可行么？”几乎所有收回的问卷都觉得“不可能”、“不靠谱”、“风险太大”。
这个思维缜密、又爱挑战新生事物的人，也在反复平衡自己的各种考虑，“风险，一定有，可是，如果因为有风险就不做了，这个行业能起来么？”
他给自己吃的定心丸是，“这是有需求的。那些工薪阶层，贫困农户，小微企业主们，他们是很需要贷款的，但是又没有抵押物，那就只能用无抵押贷款的方式。”
唐宁对自己做了一次风险最大的投资，创业。
公司取名宜信，取“宜人宜己，信用中国”之意。唐宁要做的这件事情，简单说就是“无抵押贷款，靠信用借贷”。
在被认为信用缺失的社会里，这个“不靠谱”的事，唐宁竟然做成了。农民，工薪阶层，甚至学生，小微企业主，都是宜信的信贷客户。唐宁说，传统金融机构无法关注到这群人，因为他们手里没有抵押，只有信用是可能用的。
2011年2月，宁夏盐池县的丁玉兰，获得了自己首笔2300元的贷款。丁玉兰是个农村妇女，五十多了，为了减少孩子的压力，想借点钱和老伴喂几只羊创收。她没有任何抵押物，也不可能和银行打上交道，就在宜信的宜农贷业务里注册了自己的信息。当月，她就得到了2300元贷款。
这样的例子，在宜信非常多。光是小额信贷助农平台――宜农贷项目，已经有2403个人获得了陌生人的资助。
如今，宜信服务的出借人高达几万人。他们拿出闲钱，既可以有理财的功能，又可以帮扶他人，算是一种规模很小的“天使投资”。
说起天使投资，自然就会聊到徐小平。唐宁很欣赏徐小平的乐观，友善。他认为，天使投资是一件具有“帮扶”性质的事业，他正在做的小额信贷平台也具有同类性质。不过，他说，徐小平做的事更为感性。而他，做的是一件感性又理性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在做一件严肃的事，“每笔信贷，可能彻底改变身边人的情况。”
有人问过唐宁，如何平衡企业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他总是说得很平衡，“两者兼顾，企业越持久，越需要社会性。”显然，每一个得到答案的人，包括《中国周刊》记者自己，都觉得，这个回答“太中庸了”。
也有人对他说，“唐宁，你回国时间选得不错，创业机会也不错。”唐宁恍然，“哦，是。”他说，自己也没想过这个，时机好不好有什么呢？他更关心的是“我的行为为身边的人价值增值”。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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