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前的那个春节（即2004年春节）刚过，中国沿海的用工企业们突然有了一个崭新的体验：工人不再像原来那么好招了，这些来自中西部的年轻人开始挑肥拣瘦了。 8年来，人们早已不再把广东、江浙等地企业的用工难现象当作新闻了。随着沿海地区各种成本的提高，加工制造业纷纷内迁，招工难又有了最新的“2012中西部版”――
比如安徽芜湖，在招工广告和标语中打出了各种感情牌。有留守儿童口吻的“思念版”：“老爸老妈，回家上班吧，我想你们”；有年迈父母视角的“央求版”：“儿子、女儿，到家门口上班，照顾我们二老”；还有“第三只眼睛看务工”的“奉劝版”：“比一比，算一算，还是回乡工作更合算”。浙江德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带队去四川广元招工，没想到被对方一句话说得哑口无言：“来我们这里招工？我们正要把外出打工的人找回老家呢！”
在四川一些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证重点产业的用工需求，专门成立重大项目人才招募办，逐级下派招工指标，人才机构多招一个工人甚至能拿到1000元。
人口红利谢幕
有经济学家指出，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其中，劳动力供给充足、储蓄率高这30多年的最主要动力，也是最大特征。
而这正是拜人口红利所赐。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现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年轻人多，工作挣钱的人多，而养育的孩子又比较少，给孩子买奶粉交学费等花的钱也少，省下来的钱可以投资扩大再生产，也可以存进银行或者投资房产股票，生活质量自然比那些挣钱的人少、花钱的人多的家庭提升得快。
然而，正如经济学家赵晓所言，“人口红利、出口红利以及楼市红利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三大动力正在消失或消退。好似一个家庭，孩子的抚养由毛泽东时代完成，而过去的30年我们享受了这个孩子的壮劳力时期。但我们并没有给下一代培养出足够的劳动力。”
那么，这笔“账”究竟什么时候还呢？
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丰在2011年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将在2013年结束。经济学家巴曙松则稍微要乐观一些，他认为这个时间是2015年。
无论谁的预测是对的，有一点都是确定的：中国的劳动力总数很快将进入逐年下降的轨道，这是一个中国企业从未体验过的陌生时代；相比之下，眼下的招工难现象最多还只是一个序幕，冰山一角而已。
经济发展的人口诅咒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更富裕了，但也更不愿生孩子了。这条曾经应验在日、韩、新加坡等国家的“现代文明的人口诅咒”，正在一视同仁地等待着中国的光临。
原因很简单，人们生活更富裕了、更悠闲了，却对生儿育女的艰辛更畏惧、更没兴趣了。看看我们身边，崇尚丁克（不生孩子）、单身的红男绿女越来越多，且被认为是“潮人”和“达人”，而那些愿意多养几个孩子的年轻人呢，肯定被身边朋友们嘲笑太“OUT”了。
这个问题有多严重？看看几个要命的数字吧。
第一个数字是，如果一个社会要维持长期人口数量不减少（不考虑移民和人均寿命的变化），那么平均每对夫妻要生育几个孩子？
答案看起来很简单，2个。因为每对夫妻生两个孩子，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人数都是2，保持不变。
但这是在理论上。要维持一个国家总人口的平衡，平均每对夫妻生育的子女数（即生育率）一般高于2。在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生活和医疗条件好、性别比例正常，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因为医疗条件差一些和性别比失衡较大，就需要生育更多的子女来弥补，如中国需要达到2.3，一些非洲国家甚至在3以上。
通常，人们把这个生育率叫做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能人丁兴旺；低于这个水平，则预示着人口的减少。
目前，我国生育率是多少呢？答案是1.33！
2010年的《世界人口数据表》显示，全球平均每个家庭养育2.5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5个――可见，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程度成反比，经济越发达，生育率越低。可中国例外，比发达国家的1.7还低。
日本的前车之鉴
韩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港澳台，每位妈妈仅生育1.1个孩子。日本妈妈稍微“勤快”点儿，但平均也只有1.25个孩子。关于出生率变化对经济的影响，日本人的体会最深，经验也最值得中国关注。
1945年日本战败后，在一片废墟上开始了经济重建，其中妈妈们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9年时，平均每个日本妈妈生育了4.3个子女，为日本经济繁衍了大量劳动力。日本二战后出现的第一次婴儿潮，被认为是推动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腾飞的脊梁。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提倡“少生优育”，1950年代后日本生育率持续下降，1975年前后开始低于维持世代更替需要的2.1。
出生率低，不仅直接影响年轻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对消费的影响也非常大，汽车、房产、教育、旅游、家电、消费电子等产业，哪个产业的消费者主要不是年轻人？
然而，低生育率带来的后果并不会马上显现，通常有一个十多年的滞后。果然，从1990年开始，由于劳动力供应减少，随之出现老龄化严重、内需不足、产业空心化、资产泡沫等问题，使日本陷入了“失去的10年”，且至今仍未从“失去”中复苏过来。
2012年1月，日本厚生省公布研究报告：目前日本人口正以每年100万的速度在减少，到2060年，日本总人口将下降到8674万，相比现在的1.28亿减少4100万，也就是32%。
由于人口数量的下降，日本经济将持续低增长，并拖累日元相对美元的走弱。《日本经济新闻》和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表明，2020年，日本的人均GDP将下降到美国的54%。
在俄罗斯，情况也半斤八两。目前，俄罗斯总人口1.42亿，由于生育率和中国一样只有1.3，导致每年人口下降70万人。人口下降，被普京称为是“俄罗斯面临的最大危机”。
两种选择
中国在维持低生育率多年后之所以还能保持人口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均寿命的大幅度上升所致。一旦低生育率的滞后效益开始显现，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下降，那将是我们从未体验过的。
有研究表明，到203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2035年，我国将会面临两名纳税人供养一名养老金领取者的情况，给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中国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类似于日本，被迫接受因人口下降和老龄化而带来的经济减速、产业冲击。
此时，中国可能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先老”意味着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老龄化严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未富”意味着技术还没有走在世界的先进行列，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也没有比较优势。老的比较优势开始丧失，新的比较优势迟迟不能获得，青黄不接。
于是，中国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和产业转移中得到的产业将被迫在又一轮全球化中转移出去，汽车、房产、教育、旅游、家电、消费电子等产业，将面临缺乏足够国内消费者支撑的严峻挑战。
当前，中国的年轻消费者数量正面临一轮萎缩。假如你的公司面向的是22岁的消费者，那么，2012年全国共有潜在消费者2621万人，因为22年前的1990年中国只出生了这么多人。2年后，你公司的潜在消费者将是1875万，4年后是1647万，10年后是1379万！
也就是说，10年内，中国22岁的消费者将从2621万减少到1379万，减少47%，几乎腰斩。
我国小学生生源从1994年开始下降，1996年小学数量是64.6万所，2009年下降到28.02万所，30多万所小学关闭了。现在，大学又开始争抢生源了。落榜的高考考生也成了香饽饽，经常一个人居然能收到几十份入学通知书。
第二种选择，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向全世界优秀的年轻人敞开大门。
各国的优秀青年争相向美国移民，众所周知。美国政府也乐观其成，甚至对非法移民也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美国本土的妈妈们不愿多生孩子（目前生育率为2.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