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燕，著有长篇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作品多部，关注青少年生活和上海城市变迁，并致力于旅行文学的创作。其作品在内地、香港和台湾等地都数度登上当地畅销书排行榜，并获得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学金奖、中国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金奖、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银奖等。作品已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奥地利、瑞士、越南和印度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出版发行。
一、朗读童年
1998年，黄昏的德国中部丘陵地带，一辆白色的老捷达车行驶在一派暮色的森林中的公路上。车窗开着，森林中清新的微风令人感到舒服，却不知为什么，舒服到了忧伤。德国秋天的黄昏非常明亮，漫长，是一天中我最喜欢的时刻。我和芭芭拉漫无目的地聊着天，她是《一个女孩》一书的翻译，我们一起做了几十次朗读会，每次，我们都很享受朗读后与读者的交流，回答问题可是我们的强项。芭芭拉突然微笑着腾出手来，拍了我一下，说：“我喜欢你的回答，有些问题，每次都有人问，但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样就不那么闷了。”这正好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不喜欢总是回答同样的问题，于是，我就变换回答的侧重点，开拓我自己尚未触碰的那些角度，并借着那些老问题寻找我自己未知的答案。
这好像是个游戏，朗读会的游戏。
那时，我已经知道台湾联合报系的出版社就要出版《一个女孩》的中文繁体字版，这时，突然一个念头浮现出来，我问芭芭拉，“要是我把我们这些年朗读会时回答得最多的问题列一张表，放在台湾版的首页，当成前言，会有怎样的效果呢？”
芭芭拉说：“读者会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
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所以，在车上，我们就开始回忆有哪些问题是常常被问到的。不知不觉地，我们就回忆起我们在一起做过多少次朗读之旅行，在维也纳，在威尔士，在慕尼黑，在法兰克福，在巴塞尔，在柏林，当然，柏林是我们两人都热爱的城市，德国最好的读者在柏林，在波恩，在海德堡，在大大小小的书店，文学馆，大学汉学系，中学文学小组，小学历史课，柏林犹太人学校，读书俱乐部，国际文学节，等等，等等。芭芭拉的眼泪突如其来地落下，她突然想到了她的丈夫，原先他们说好要一起翻译这本书的，但是他却突然去世了，就在他们着手准备翻译《一个女孩》的时候。
夜色降临，我们路过马尔堡，那是芭芭拉的故乡，她在那里一直住到了结婚，并有了自己的孩子才离开。马尔堡伊利莎白教堂倾斜的塔楼尖顶，在夜空中直接指向一颗早亮的星星。
几天后，在从柏林开出的火车上，我将那些问题整理了出来。
1994年，《一个女孩》在江苏悄然面世。拿到这本书的精装本时，我心中非常明确地知道，我想要写作儿童文学的原始动力已经释放，它就像一根烟花，写完《一个女孩》的最后一个句号，它就已经灿烂地从我内心深处一跃而出。从1984年我写作第一篇散文《中国少女》，一切创作，都是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出版一本描写我的童年生活的小说，我对它有话要说，而且一定要说出来。
从1984年我开始写作儿童小说开始，就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记得最初的几篇小说里，有一篇小说叫《1966年的玫瑰》，那个故事就是多年后《一个女孩》的雏形，它描述的意象，在后来的第一章和第二章里都有体现。但是，那时我的表达能力还不足以表达这个长故事，所以，我放下了这个故事。
一个年轻作者，写自己的故事，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心中的意象实在丰富，如何恰当地描绘出来，是很困难的事。常常正因为它的丰富，就时常令自己格外对呈现的结果不满。在写作儿童文学的近十年的时间里，我一直被这种不满困扰着，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超越伤痕文学的控诉，却也是一个宽恕与不原谅并存的故事，还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黑暗，去理解人类抵御人性黑暗的能力的故事，所有这些，都是我对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体会，与当时的文学思潮无关。我要讲述的是，一个自己眼中的世界。
直到伤痕文学的故事已经式微，《一个女孩》才完成。
《一个女孩》出版的那天，从童年中解脱的那一天降临在我生活中。
我提着二十本样书，从常熟路的《儿童时代》杂志社出来，沿着五原路回家。我能感受到自己身体中有种松懈，从腹部深处向四肢散发，那是终于释放了自己的记忆与压力之后的感官感受。我想，自己以后大概不会再写儿童文学了吧，那天，我告别了那些童年的记忆与困扰。
1996年，德文版的《一个女孩》，德文书名《九生》在奥地利出版，一个星期后，在当年的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获得《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时设有的儿童评选小组的一致好评，成为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的推荐童书。
接着，《九生》成为1996年度奥地利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金奖作品，和1996年度德国国家青少年图书奖银奖作品，并进入瑞士文学奖的短名单，最后因为书中有儿童虐猫的情节，被瑞士评委认为太暴力而落选。紧接着，在1997年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全球青少年提倡宽恕文学奖金奖，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书展上获得由德国青少年评委授予的金色书虫奖。到1999年，《一个女孩》的繁体字中文版获得台湾《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两大报各自颁发的1999年度优秀童书奖。
它似乎不再悄无声息了，但有趣的是，所有的获奖消息，我竟然都是深夜获知的，也许是由于与欧洲出版社的时差关系，也许就是命运。总是在深夜时被电话惊醒，但是也没有网络电话，国际电话极贵，所以编辑和总编辑说起话来都很急促，带着德文口音和韵律的英文，好像我梦中使用某种特殊的语言，人在梦中常有这种奇怪的语言，在梦中是听懂了，又好像根本不懂的。
每次都是，电话挂了，回到枕上，人才醒过来，问自己，我得奖了？又得奖了？有次我丈夫拍了我的棉被一下，说：“没错，你要去意大利领奖了。现在，睡觉。”
平心而论，一个作家的作品得奖，而且是得到从未有过相同经历的人们的喜爱和肯定，是幸运的。但对我来说，这已是童年遥远的回音――那个孤独的小孩，疯狂的时代，许多人遥望着，通过我的那些句子，可还是能理解。
从1996年5月我在奥地利得到第一个奖开始，便开始了在德语国家的巡回朗读。
然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始的那个时刻。
在朗读会中被德语读者提问最多的二十四个问题：
1. 这本书里有多少是从真人真事中出来的？
2. 为什么你要把这样的童年故事写出来？
3. 你的宗教背景是什么？度过一个艰难的童年时代，不靠宗教的力量，还有什么别的心灵支持？
4. 中国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
5. 在书中写了老师穿着的天蓝色的短裙，你是真的这样记得，还是想要表示自己记得所有的事而特地写的？
6. 上海与欧洲到底是不是真的相似？要不然为什么合唱队的教师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教孩子做危险的事？
7. 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没上过多少学，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呢？
8. 在大街上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还能够再进入正常生活，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继续生活下来，而且在社会上立足吗？
9. 红卫兵怎么能那么轻易就破坏学校的秩序？没有一个政府会认同他们这样做的。
10. 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怎样的将来？
11. 这本书里的那些孩子的原型现在怎样？
12. 做错事的孩子在文化大革命过去以后，受到清算和查问了吗？
13. 这本书的文体不像平时在中国的文学读物里看到的那样，这是为什么？
14. 书中的写作，常常表现出对气味特别的敏感，有些风景的描写像俄罗斯的古典作品，这是你个人的原因，还是中国文学普遍的特点？
15. 与你有共同经历的人读过这本书吗？他们怎么说，你父母是高兴还是生气？
16. 你们能够与长辈讨论文化大革命吗？他们怎样解释和评论这样的事？
17. 中国人现在怎样对付动物？
18. 书中的童话作家的形象是真的吗？
19. 写作是为了表达你的心情，还是为了记录你见过的生活？
20. 你从什么时候决定要当一个作家？为什么不选择做别的事呢？
21. 你写书是为了生活，还是另有目的，例如是为了别人，或为了兴趣？你能靠写作生活吗？
22. 这本书中国孩子喜欢它什么呢？
23. 你说着股市里有你自己的生活，现在那么多人都看到了，不知道是否你会因此不好意思？
24. 你利用了自己的日记吗？
2010年初冬，德国奥登堡，阴霾的早上，我和芭芭拉绕过一条清亮的河流，去奥登堡文学屋，做朗读会。和从前一样，我们各自拿着中文与德文的《九生》，翻开书，从前做朗读会时在书中用铅笔画出的记号还在原处。十五年来，我们竟然断断续续一直在做这本书的朗读，我竟然一直在做一个童年故事的朗读者。
我们朗读的场所，是在早年一处废弃的儿童肺结核病院里，现在它已经改造成一个舒适幽暗的小剧场，那种被隔绝的感觉仍旧存在，并转化成了一种非常适合朗读的浪漫气氛，我和芭芭拉对望了一眼，我们知道彼此心中的倾诉愿望已经被唤醒，这是一个好的朗读者的状态。
当我们坐上高高的追光灯照亮的木头长桌，我们的玻璃水杯里，干净的饮用水反射出明亮而安定的灯光。我们彼此看了一眼，十五年了，在朗读一个童年故事的灯光里，我们变老了。
我们的声音还是原来那样，在空中回荡。
开始提问了。一个孩子高高举起手来，问：
“中国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也是十五年前的一个问题。
芭芭拉微笑地看着我，等我回答。我突然为自己能十五年来，一直有机会朗读童年而感到深深的谢意。
此刻，我也为相隔十五年，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还在印行，我还有机会为它回顾而感到自己的幸运。
命运善待了我。
二、翅膀之歌
陈太阳差不多四岁时，从中国福利会的全托托儿所毕业，升入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开始回家来住了，那是1993年。只要我在家，每天晚上做两件事，给她洗澡，然后给她讲一个睡前故事。要是太阳想让爸爸讲故事，爸爸就指着我说，你妈在行，她是十二种颜色的彩虹的主持人，专业讲故事的。
那时还没有电热水器，太阳坐在一只大红盆里洗澡，水里滴一些花露水。我给她身上浇水，她往我身上撩水，我的衣服很快就湿漉漉的。深受皮亚杰、弗洛伊德以及荣格等一众八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心理学家的影响，我深信不可用暴力给孩子造成童年创伤。所以不可打骂女孩子，尤其是母亲，只能斗智。
有一天，我撩起自己的衣服，让她看我的肩胛骨，说：“那里藏着个翅膀。”
太阳停下手来，狐疑地看着，又用手来摸。“真的，”她嘟囔着，因为摸到了皮肤下肩胛骨的边缘。那儿实在很像翅膀的边缘。
她狐疑的时候，表情有点恶毒，活像奈良美智笔下的小女孩。
那时，我已经为太阳朗读过小川未明的童话《羽衣》了，因此她已知道有的妈妈在衣柜里藏着一对翅膀，一旦穿上翅膀，就飞走了，再也不会回来。
“我没藏在衣橱里，我是长在身体里面的。”我特意诚恳地解释。
“要是你把我这里的皮肤打湿了，翅膀就会自己长出来。要是翅膀藏不住了，就只能飞走了。”跟着小川未明的路，轻易地就把故事编出来了。
小川的故事是凄厉的，决不妥协，我本能地抵抗了一下，将其变得委婉些。
“那么你会飞啦？”太阳好奇地望着我，忘记在我给她搓手臂上的脏东西时杀猪般地叫痛了。
“只能飞走，不能飞来飞去的。”我也很聪明，防止她立刻让我带她飞。
这是多年前的晚上，那天洗完澡，用大毛巾裹起太阳，抱回她的小床上，就开始和她讨论我的问题。那个惊天秘密是，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而是精灵。太阳在手指上涂上一点吐沫，在我脸上擦了擦，判断我是不是纸头做的，上面涂了颜料。因为幼儿园里演戏，妖怪和神仙，都是戴纸头面具的。
“你要是可以一直飞来飞去就好了。”太阳遗憾地说，“你就带我飞着玩。”
“就像彼得潘带着温迪。”我说。
“你也没有丁克铃。”太阳看看我身后，极认真地怀疑。
“我又不是彼得潘。”我说。
小孩子睡着了，都有一种特别的安宁。太阳睡着后，也很让我欢喜。那天我想，要是我能带她飞，我还真的愿意。
这就是若干年后，《我的妈妈是精灵》的故事的开端。经过了好几年在陈太阳小床前的童话朗读和我的问题的讨论，没动笔前，这个故事就已经大致成型了。
所以，这个故事里，有着许多童话故事的影子，会飞走的妈妈来自《羽衣》，对生活的失望与报复来自于《美人鱼与红蜡烛》，从一个寻常的窗子里飞出去的一队人马来自《彼得潘》，而幻想故事与上海真实街景和小说化的人物形象的交融来自《小老鼠斯图亚特》和《时报广场的蟋蟀》中对纽约的生动描写，黄酒的禁忌来自《白蛇传》，当时电视里正在演《白蛇传》，太阳看得如痴如醉，我刚点出黄酒二字，她立刻心领神会，忘记质疑我故事的真实性。妈妈最后的消失，来自《女巫》。而壁柜里面的秘密，则来自《狮子，女巫与衣橱》。
我的学士论文是西方童话的小说化写法，在太阳小时候，因为讲故事的需要，我重温了那些我衷心喜爱的故事。现在重提往事，方才知道，那些夜晚，原来也是为了写作《我的妈妈是精灵》而做的准备。
迄今为止，《我的妈妈是精灵》的版税，一直有太阳的份额。因为这可以说是我们一起创造的故事，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呢。
《我的妈妈是精灵》于1998年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初版印刷了十万册，并很快就再版了。尔后，出版了台湾繁体字版，和香港繁体字版。这两个版本，都已不间断地印行了十年，每年都还在销售。这本书，是一本没有炒作，甚至很少有企划宣传的书，它只是毫不犹豫地，安静地从一本畅销书变成了常销书。
这些年来，常常有三十岁左右的人微笑地向我走来，有时是在一家我常去的咖啡馆里，有时是在一个会议的茶歇时间，还有一次甚至在淮海中路过马路的当口，斑马线上有个人向我微笑了一下，说，“我是看你的书长大起来的。”接着，他提到了一个会飞的妈妈和一罐没能带走的红罐子可乐。
体会时间的流逝，对一个作家来说，就是这样的情形。有个三十岁的人走过来，对你说，“我曾是你的小读者，我十四岁的时候，为你书的结尾哭了。对现在的我来说，那是纯洁的我，会为他人的痛苦流下眼泪。”
我也遇到过一位年轻的插图师，她为《我的妈妈是精灵》画过插图。她告诉要为陈淼淼一家晚餐时的情形画一张插图，是巨大的空间，漆黑中微小的餐桌上，冰凉的灯光照亮三个埋头吃饭的人。她说这就是她经历过的情形，她和李雨及一样，也来自一个离婚的家庭，不过，妈妈不是精灵。她也像李雨及那样，因此而热心地帮助别人，关心别人的痛苦，因为她已经能洞悉一个孩子的痛苦。她说到这些时，眼睛里含着薄薄的眼泪，一半是怜悯，一半是感慨。她为自己健康地长大了，而且能为这个故事画插图而感到骄傲。
这时，我不得不想，小读者已经长大成人，我应该是老了。
这也是一个时间颁发的勋章。如此情形让一个作家了解到，自己年轻时的工作，毕竟真的在某处，某个心灵里，开过一朵花。自己已流逝而去的生命和那些大好的时光，做过有意义的事，自己孤寂的写作，竟是给了某个年轻的心灵安慰和温情。对一个作家来说，怕是没有比这个更贵重的礼物了吧。
因为我的工作，我的故事，我陪伴了许多人长大。
如今，那本书，它在那里，好像是往事大海中的一座灯塔。过往的船只，那些曾经十四岁的人们，看到它，重温它，便知道，自己已经远离了读这本书的那个年龄。但是，那个故事和读那个故事时的自己，还活在自己的心中。
因为那些微笑着向我走来的人，我才知道，我也是这样与我的小读者联系在一起的。
所谓作家，写作时总是孤独的一个人，作品完成后也是孤独的一个人。隆重的庆祝，不过是放一大缸热水，泡一个热水澡，再带一杯葡萄酒放在浴缸边上，再放一张五轮真弓的唱片。心里想，谢天谢地，总算尽力完成了。
写作时，能想到的，只有竭尽全力去表现好这个故事，表达妈妈这个存在的奇妙，爸爸这个存在的合理，还有陈淼淼和李雨及的成长，上海街道上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人们的世故与爱，想不到其他的，比如要如何讨好读者，要如何兼顾市场。写完的时候，只知道自己喜欢，不知道这世上是否还会有第二个人也喜欢。
过了十几年，才慢慢知道，自己的工作，自己留在一句句话，一个个逗号和句号里的生命，是这样与别人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一起成为永恒而私密的回忆。
《我的妈妈是精灵》卖了四十万本，每一本都是从书店里正常售出，从未有过推销。所以，我至少是与四十万个小读者的少年记忆联系在了一起。这可真是让我吃惊，以及骄傲。
感情是世界上最粘的胶水，它粘住了我和我的小读者们。
哇。BRAVO。我从未想象过自己会如此幸运。
写一个孩子和大人都可以读的故事，但是用孩子的角度，这是从辛格到舒尔茨都使用过的手法，从《卢谷林的魔术师》到《肉桂色铺子》，也是我所喜欢的。我想如一个孩子般清澈直接地描绘出世界的边界，什么是看似可行的，却是不可行。什么是看似不可能的，却是真实的存在。在我看来，埃舍尔画中无限延伸和扭曲的神秘平面，就是一个真实的世界。
因此，一个孩子试图挽回父母已经有了原则分歧的婚姻是不可行的，而在上海的闹市中，黄昏时有精灵经过淮海中路的肯德基炸鸡店，还有精灵乘坐在26路无轨电车上，则是真实的。孩子在一个破碎的家庭中能得到成长，而世界如此广阔、巨大，许多神秘之处就隐藏在城市喧嚣的中心地带。
第一次了解埃舍尔的空间，是在我哥哥少年时代读过的一本《十万个为什么》上面，那时我十岁。我还记得那队僧侣和那只红蚁是如何震动了我。埃舍尔的僧人如履平地般地进出在不同的空间中，同样，这也是精灵母亲为什么可以带领孩子在南京西路上飞翔，但李雨及的可乐和陈淼淼的照片却无法被母亲带走。我以为这个基于几何学的空间逻辑，终将被物理学家证实。而在文学作品中，可以先用它来规范想象力。想象力对作家来说，只是素材，不是成品。
我想写下的，不是什么自己的奇思妙想，而是竭力朴素地表达世界和世界观的多种可能性，是一种吸引人的辽阔，和一种令人黯然神伤的限制，以及一种可以从哀伤中学习到的，对命运的顺从。我没想过要在这个故事里展现自己非凡的想象力，其实，在写作过程中，我所感受到的，更多是虚拟世界的逻辑需要，对想象力的考验――没有逻辑的想象力与其说是奇思妙想，不如说是幼稚和虚弱。
回过头来，将一切落到微小处，要把这个故事当成太阳的睡前故事，不光是解决我的衣服被淋湿的现实问题，还有一点作家母亲的私心。我希望太阳不要成长为一个机械唯物主义者，也非泛神论者，我希望她有朗阔的理解力和好奇心，也能顺从命运。继而，我希望我的小读者们也是如此地长大，我以为这样的人比较接近幸福。
这样的写作心得，从未想到过有一天可以从容地讲给那些已经长大成人，并愿意与我回溯往事的读者们听。
这仍旧是我的幸运。
我儿时非常瘦弱，我小时候的朋友常说，我连一个最小的气球都没足够的力气自己吹起来。我儿时口吃，所以敏感自卑，心中孤独。我很小的时候就认为自己努力当成一个作家比较好，这个职业终是可以成功地逃避人群，并也能安身立命。我从来没想到过，自己还能借此与这么多的人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那些人，我从未谋面，从不对我的沟通能力构成压力，却是遥远而知己的存在，是这个世界的善意。
与我的家人自豪地说起我有这样的读者，我家里的人说，当然我们都不敢惹你的，要是将你惹死了，你的读者就会过来，把我们都活剥生吞了。
谢谢我的小读者。
三、一百根蜡烛
最近一次为宁歌点燃一支蜡烛是在夏威夷，在圣母像前，2011年，距离我写《女中学生之死》的1986年春天，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宁歌十五岁自杀，如果她活着，正好四十岁，是个中年人了，不过，她永远留在了眼睛又黑又亮，好像燃烧的煤块般的十五岁。从1992年春的慕尼黑教堂开始，我每到一个陌生的教堂，都会给宁歌点一支蜡烛，放在圣母像前，祈祷她在天堂安息。
听说，自杀的孩子不可进入天堂，可我总希望这些随着我的旅行路线在世界各地点燃的蜡烛能照亮她的道路，让她顺利进入天堂。
我爱她，就像爱青春期心中充满疾风暴雨时的自己。
蜡烛的路线，这些年来，从德国，到法国，到西班牙，到葡萄牙，到荷兰，到捷克，到匈牙利，到波兰，到俄罗斯，到英国，到爱尔兰，到瑞士，到挪威，到北极的世界最北教堂，到日本，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到印尼群岛，到泰国，到美国，到加拿大，到哥斯达黎加，从多瑙河上的小教堂，到莱茵河上的小教堂，从贵格派的乡村教堂，到凯尔特古老的修道院教堂，蜡烛点燃时，将它握在手里，只有一句话：宁歌，愿你已进入天堂安息。
2010年，阿玉去世时，我正在莱茵河上的一个人骨教堂里。点燃那支蜡烛时，我对宁歌说，我把我姑妈托付给你照顾吧。那时，我相信她已是穿白衣的天使，将我九十七岁的姑妈的灵魂托付给她，因为她是我最爱，也是最信任的人。
二十五年来，从我按照一个真实的女生自杀事件的轮廓开始创造她以后，她一直都活在我燃起的烛光里，从未走远过。她从一个文学形象，成为我在精神世界里的朋友，一个少年的朋友，一种青春的象征。她就像我少年时代的朋友，永远都会放在心上。
宁歌的故事，是我写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后来，三部人物互相关联的中篇小说，组成了一个长篇小说，就是交付天津白花出版社出版的《女中学生三部曲》。那也是我的第一个长篇小说，粉红色的封面，带着八十年代流行过的简陋但充满激情的抽象主义风格。
那个女生自杀事件是我公公告诉我的。那时我刚结婚不久，每周回婆家去陪公公婆婆吃一顿晚饭，就是在晚饭桌上听说的故事。公公对我说，你应该了解这个故事，如果你想要写作青少年作品的话。他又对我丈夫说，你应该陪她一起去，你是记者，有采访经验。我从未来得及与我的公公深谈，不知道他怎么能确定这是我需要的故事。
于是，我和我丈夫一起去了公安局，找到处理这个事件的警察，他是个年轻人。然后，去了学校，找到老师，她是个中年人。又找到了那个女生传说中的日记。那时我刚刚结婚，真没什么钱，复印又很贵，所以，我和我丈夫，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将那本日记朗读了一遍。我记得我丈夫读到一半不得不停下来，低声感叹说：“我真是读不下去了。”
写作这个故事时，我开始长智齿，我的智齿长得又大又深，牙医用锤子粉碎了它，才能一块块挖出来。我还记得自己心中暗自高兴地想，这下有医生开的病假单了，我可以整天写作了。
我并没有休息，至今，我都记得，我一边写作，一边感受着口腔中新鲜的血腥气味。
那个故事，是用一只绿色木头笔杆的蘸水钢笔，写在四百字一张的《儿童时代》杂志社印制的稿纸上。故事和细节在我心中奔腾，只需要坐下来，展开稿纸，就能一鼓作气往下写。要是不能整天写作，午休时我就在办公室里写。我的同事午休过后，抱怨没睡着，只听到我在哗哗有声地写字，然后刺啦一声，撕下一页稿纸。那时，我尝到过创造欲奔腾时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受。
然后，又一颗智齿也发炎了。
就像宿命般的，等我写完第一个故事，我拔除了四颗智齿。我的写作也告成熟。写完那个故事，我心中充满了怜悯与不能原谅，那是我看这个世界的方式，也是我想要描绘的世界的本质。
为这本书写最后一个故事时，我的公公已经病重，我也已经怀孕了，我真的得到了许多假期，可以整天写作了。最后一个故事的一部分，那是丁丁的故事。我是在陪伴公公时写的。那是在南京西路公公婆婆的卧室里，公公躺在房间深处的床上，我坐在靠窗的写字桌前，那时，我不知道他独自写下的遗言，就放在这张写字桌的抽屉里。
《女中学生之死》获得了上海电视台的中学生节目评选的中学生最喜欢的文学作品金奖，为我发奖的是，当时的小主持人袁鸣。后来，她成了我的小朋友，来我家做客，看到我的首饰盒子非常羡慕，滴滴答答，披挂得满脖子满手都是。我安慰她说，等你长大了，也会有的。
《女中学生之死》被翻译到日本，在东京出版，那是1990年。《产经新闻》上发表了日本评论家的书评，将它称为中国的《麦田的守望者》，那是我最喜欢的美国小说之一，因此我惊喜和诧异。此后的十年，日文版在日本连续印行了整整十年，直到1999年，被日本儿童文学协会选入100年来亚洲的一百本儿童文学作品。
在日本的朗读与宣传结束，我从长崎回国。日本儿童文学协会的主席来机场送行，问我，有什么心愿在日本没有实现。我说，在神保町英文书店的时间太短，没能静心读书。其实，也是因为没有那么充裕的日元将来不及读的书买回家细读。没想到，因为这句告别时的闲谈，后来由日本儿童文学协会推荐我前往德国的国际青少年图书馆做亚洲的访问学者，那三个月里，饱览。
甚至读到《爱丽丝漫游仙境》的初版书。
就这样，在宁歌的护卫下，我开始走向辽阔的世界。
在雪堡图书馆的十六世纪院落里，有个小天主堂，第一支为宁歌而燃的蜡烛就插在那里的黑色铸铁蜡烛架上。小教堂里，满墙湿壁画，圣母以巴洛克人物的姿势温柔地斜着她的头颅，半是温柔半是哀愁。在那里，我将宁歌托付给了她。但是，终是意难平。出门来，看到院落中央的樱桃树盛开着一万朵花，那样的宁静，那样的美满，总是想到宁歌。她来不及看到这世界的美丽，就离开了。她最后说，以自己一时的痛苦，换来永恒的自由。我还是不能放心，不知她是否得到了自由。
青春是这样残酷，就因为它求完美，不妥协。到今天，重提往事，我才知道自己如此幸运，在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成长故事的写作者的时候，我遇见了宁歌。她好像是一个C调的定音，制定了我写作的标准。从此，我写的，就是青春那灿烂的痛苦，那能照耀生命各个过程的灿烂痛苦，那能剥开生命过程中各种苟且和偏安以及腐朽的小欢乐的灿烂痛苦。
当我五十岁那年，在都柏林，经过一家午后无人的酒吧，突然听到里面冲出U2的歌声，“那美丽的一天，美丽的一天”，那是几个年轻的歌手在排练U2的老歌，那些年轻坦率的喉咙像刺破云层的阳光那样热烈和明亮。突然，我觉得宁歌乘着歌声俯冲下来，直灌进我的心中。那光芒万丈的青春的痛苦，就在我的心中如利刃般飞舞起来。
在内在的某些角落里，我还与十五岁的宁歌在一起。
当眼泪涌出的时候，我觉得感恩。又是她将我一把从中年人的疲倦和自满中拉出来，这时，她不是一个创造出来的文学人物，而是我的天使。然后，我看见咖啡馆的黑板上抄写的一句弗兰克?西纳屈的歌词：宝贝，你得爱生活。宁歌自杀，是因为她如此真挚地爱着生活和生命。
青春不是一种年龄的名字，不是人生的一个阶段，而是这样一种珍贵的感情，是对世界和人生纯洁的期许。
因为宁歌和她的同学们，二十多年来，有那么多的小读者记住了我的名字。与其说他们记住的是我，不如说是记得自己青春中的那种真挚。宁歌是他们每个人内心的一个影像。
与其说读者念念不忘的是宁歌，不如说不能忘记自己曾经闪闪发光，如刚洗干净，连水珠都抹得干干净净，不留下一点痕迹的内心世界。现在，时光流转，它已经被深深掩埋起来，但并未消失。她渐渐成为一条通向那个世界的明亮北斗星。她的故事，是北方上空的一百零七颗星星，璀璨地照耀着通向那个青春世界的道路。
对一个作家来说，当你的人物形象已经从自己笔下一跃而起，成为一个真实的精神形象，我和我的读者一样，也是被她照耀的。
亲爱的小读者，不论你现在已经长得有多大，你的孩子是否已经经历了宁歌那样的青春期，或者你与我那样的青春期，我们没有像宁歌一样中断自己，只是有点狗屎运而已。也许在我们的心里，至少有一次，也像她那样死去过一次。在我心目中，这样的你，总是我的小读者。
我们都是宁歌的朋友。在心中执拗地保持着青春那种钻石般的童贞。我们这样的人，年龄越长，就越往深心中去，那对自由的渴望，永远也不肯妥协。
如果你心中珍藏着自己的青春，你就要求自己一定要干净。
过了这么多年，我刚刚确定此事。虽然很慢，但却是完全的确定，不再犹疑。
我总是相信，像书这样的精神产物，是真正的物以类聚，又不群不党。这是我最珍视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如今，有机会回顾至少已有二十六年历史的从前，自己的第一个有了一些长度和深度的作品，心中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精神世界里，时间与生死其实都不能够真正阻隔什么。虚构与非虚构也不能真正界定什么――宁歌只是活着，永生般地活在有些人的心中。
她一再地被提起，那些我从未谋面的，三十岁的人，四十岁的人，向我提起宁歌，提起那本深粉红面子的小说书，因为这是传统的作者与读者的见面，我们双方都有些不自在，都有些匆匆。但是她的名字好像一个接头的暗号，暗示我们是同一类人。
这本为纪念而再版的书，是为这样的人而做。
【责任编辑 刘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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