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熔炉》，1928年12月创刊，主编徐霞村。大32开本，146页。 徐霞村(1907～1986年)，原名徐元度，湖北阳新人，生于上海。1925年夏天，开始翻译欧美作家哈代、法朗士的短篇作品，同时也写散文、小说，初涉文坛。1927年5月，他去法国读书，因为经济上无法维持，年底回国。1928年夏秋之际，徐霞村经赵景深介绍，到复旦书店去做编辑。这家书店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浜桥附近。他为书店办了一个刊物，就是《熔炉》。
“在数不清的国内新出版的文艺刊物之中，我们现在又来加上了这个《熔炉》。”编者在题为《炉边的话》的“编后记”中说：“我们出版这个刊物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在书店，不过想借此做做广告；在作文章的人，不过想借此支一点稿费。作家既不是同一方面的，各人的思想文风也不一致，美其名曰《熔炉》，其实就是杂拌的意思。我们没有什么大目的，只想各尽其力地创作一点，介绍一点，此外，如果可能，则最好不要使读者买回去太上当。至于这个小目的能不能实现，将来自有定评，用不着先在这里吹牛。”又说：“我们有时也选登外稿。虽然因为篇幅关系把一些热心的朋友们的心血之作退回去是免不了的事，但有一点可以请他们放心，那就是，我们不会抱包办主义，把不相识者的稿件不过目就退回去。”面对读者，编者的告白实实在在。
这期刊物的第一篇就是丁玲的《自杀日记》。早在1926年年初，徐霞村和丁玲、胡也频就在北京认识了，而且都是一个小团体的成员。那个团体叫“无须社”，无须取名字，无须存在的意思。徐霞村从法国回国后，在北京汉园公寓还和他们同住了一个多月。1928年春，胡也频和丁玲从北京南下，先在杭州，后到上海。这时的丁玲已经是蜚声文坛的知名女作家了。1927年12月《梦珂》以头条位置出现在《小说月报》；次年2月，《小说月报》又发表了她的《莎菲女士日记》。现在老朋友办杂志，她和胡也频给了很大的支持。《自杀日记》中的人物伊萨，让人想到那“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
在第一期上占了较大篇幅的是徐霞村译的《六个寻找作家的登场人物》，这是意大利剧作家皮蓝得娄(1867～1936年)的名作。这是一出剧中剧，一家剧院的舞台上，演员们正排着一出新剧，忽然六个不速之客跑了上来。他们是六个剧中的人物：父亲、母亲、儿子、继女、小男孩、小女孩，作家由此写出了他们的家庭悲剧。徐霞村专门作了一篇《皮蓝得娄》，介绍这位大作家。他说皮蓝得娄“善于用滑稽的情节和离奇的人物来表现某种深邃的思想”，在这篇震惊世界的剧本里，皮蓝得娄不仅充分放进了他的全部哲学，并且也惊人地表现了他的写剧的技巧。萧伯纳赞誉《六个寻找作家的登场人物》是“戏剧写作史上最具独创性的剧本”。
1929年，《六个寻找作家的登场人物》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当时知道皮氏的人很少，书的反响不大。6年之后，徐霞村极力推崇的皮蓝得娄以“对现代戏剧文学做出了意义深远的创造性贡献”荣获1934年诺贝尔文学奖。这自然显示了翻译家徐霞村的见识和慧眼。郑振铎先生约他译出皮蓝得娄的另一名剧《亨利四世》，将两个剧本合并为《皮蓝得娄戏曲集》，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感觉派作家刘呐鸥的《热情之骨》，写金钱异化的爱情。女主人公最后对幻想着纯洁、理想爱情的比尔说：“你说我太金钱吗?但是在这一切抽象的东西，如正义、道德的价值都可以用金钱买的经济时代，你叫我不要拿贞操向自己所心许的人换点紧急要用的钱来用吗?”她嘲笑比尔：“你每开口就像诗人一样地作诗，但是你所要求的那种诗，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地方都找不到的。诗的内容已经变换了。”沉浮于灯红酒绿的是物欲性的诱惑与快感。
沈从文这时也在上海，正和丁玲、胡也频一起筹办《红黑》和《人间》两个杂志，忙碌中也忘不了为老朋友的《熔炉》添一把火。小说《阙名故事》对军旅生活的叙述，是从“我”由顽童向小兵转化开始的。“我”从一个大家庭的“少爷”被命运之船载向世俗，难能可贵的是一颗童心未泯。阿巧是“我”过去仆人的女儿，而童心超越阶级差别和观念对立，使“我”和阿巧无尊卑的交流，心灵晶莹，纯真可感。
这一期还有胡也频的小说《父亲和他的故事》，有以后以“第三种人”闻名的杜衡翻译的文论《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戴望舒译的法国现代派作家穆杭的文章，赵景深的论文和姚篷子的诗作，多种题材，多样风格。
《熔炉》的作者或译者当时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全是徐霞村的朋友。1929年10月，徐霞村的另一位朋友、后来主编《现代》的施蛰存结婚，从上海到松江祝贺的客人中就有几乎全体的《熔炉》作者。松江名产四鳃鲈鱼，为大家添了不少酒兴。多年之后，施蛰存回忆起来仍很感慨：“这是一群文学青年最为意气风发，各自努力于创作的时候，也是彼此之间感情最融洽的时候。”(《滇云浦雨话从文》)
徐霞村也曾向鲁迅约稿。《鲁迅日记》1928年7月2日：“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50多年后，徐霞村晚年回忆：那天，在赵景深家吃中饭，我说：“我想去看看鲁迅先生，请他随便给我篇什么稿子。”赵景深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事先也不打招呼，午后一两点钟，两个人冒着大太阳就去了。那时鲁迅住景云里，两人进门之后在楼下客堂间等了一会儿，鲁迅从楼上下来。一看就知道是在中觉中被叫醒的。谈了几句话，鲁迅就说：“现在还没有什么稿子。”婉言拒绝了。徐霞村说，约稿不成，主要是找鲁迅应通过别的途径，不应该由赵景深带领，因为鲁迅对赵有点意见，他自己可能不大知道。再者，时机也不对。(徐小玉整理：(《徐霞村访谈录》)
编者在《炉边的话》中殷殷表示：“我们希望热心的读者对我们不吝惜他们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使本‘炉’的火焰能够长久不息。”剧本《六个寻找作家的登场人物》计划三期登完，预告还将有彭家煌等人的小说，但是第一期刚出版(徐的回忆是出了两期，但至今从未见过第二期)，书店就被查抄了。
为什么被查抄?徐霞村后来才知道其中底细：“书店的后台老板是国民党的改组派，他们跟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不光查抄左翼的书店，连异己的也查抄。”(徐小玉：(《霜叶红于二月花：徐霞村纪传》)
英国作家笛福风靡世界的名作《鲁滨孙漂流记》，是由徐霞村第一个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的。这一点中国翻译史应有记载，而他作为“火焰”短暂的《熔炉》的编辑就知者寥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