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可靠性是研究执政规律、探索执政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回顾党90多年的历史，无论是在局部执政还是在全国范围内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都保持了比较高的可靠性。由于党所处历史方位的变化和将长期面临严峻的内外考验，保持执政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从结构改革和功能提升两方面着手，可以为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可靠性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2)02-0077-03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可靠性是研究执政规律、探索执政方式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可靠性是指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条件下，系统保持正常运转和连续工作的能力。它关系到系统能否履行执政使命、实现执政目标，是系统内在结构安排、制度设计、资源组织在性能上的综合反映。缺乏可靠性的系统随时可能出现工作故障、程序失范、运行脱节、信息紊乱，极端的情况下会对系统本身和环境造成破坏。尤其当面对国内外重大突发性事件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危机时，系统的可靠性比稳定性更凸显特殊时刻的价值。为便于分析，可以将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分为执政系统与环境系统两大方面。现行的执政系统包括党务系统、行政系统、立法系统、执法系统、军事系统、参政系统六大方面，体现为党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一元化领导；历史、社会、文化、地理条件则构成环境系统。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可靠性的历史分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一个意识形态鲜明，斗争意志顽强，具有高度组织性、纪律性，富有牺牲精神的革命政党。在取得全国胜利前，党一直处于局部执政状态。这一时期执政的地域面积小而且分散，管辖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山区，没有工业和文教基础，执政资源极度匮乏；同时面临着国民党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军事围剿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在这一时期，军事斗争、根据地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是党的中心工作，立法工作、司法工作、工业建设、文化发展、对外交往等处于次要位置，相应的机构设置也就比较简单。精干、效率、可靠、安全是执政系统建设的主要目标。这也为后来党在全国范围的执政提供了经验。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执政系统构成也有很大区别。建国之初，人民政权在军事、经济、外交、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首先，国民党还有上百万军队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还有残余的反动势力和土匪武装；在少数民族地区，旧的封建僧侣贵族统治还在延续，部分人民还没有获得彻底解放。其次，新中国接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私商囤积居奇，投机猖獗，物价飞涨，市场极度混乱，尤其在上海、广州这样的通商大埠，人民政权面临着比进军和剿匪更加困难的考验。再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进行经济、技术、外交上的全面封锁和军事上的弧形包围。最后，党的队伍面对着权力、地位、金钱、美色的多重考验，能否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能否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保持实事求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事关政权安危。
可以说，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党尽管已在全国执政，但政治系统仍然处于过渡期，党务系统、军事系统、行政系统处于核心地位，其他系统的建设相对滞后。以实际效果衡量，这个阶段执政系统的可靠性是非常高的。军事上，肃清了上百万国民党军队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1951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经济上，党和政府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继组织了同投机资本作斗争的两大战役，即“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统一了财经。外交上，采取“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和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党的建设上，针对党内出现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进行了整风学习，1951年下半年开始又进行了整党，至1954年春基本结束，在总数为650余万的党员中共有41万人被开除出党或被劝告退党[1]。
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错误，党的执政生态系统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十年“文革”期间，公检法系统遭到较大破坏，党务系统、行政系统的相当一部分被造反派全面改组，军事系统的正常运转受到影响，参政系统处于被废止的状态，国家陷入全面混乱。但是从运行状态考察，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却比较好。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使党不仅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领导力量，而且成为国家建设和社会改造的组织基础。党的思想领导、组织领导、政治领导渗透进各级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党的各级组织在基层、地方和国家层面发挥着组织、指挥、引导的功能。只要党员的忠诚度高、组织纪律性强、思想认识统一，即使是执行错误的路线和政策，也能发挥出政治动员、政治沟通、政治社会化、政治录用、利益表达、利益整合等诸多功能。这期间，中国的政治体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完整稳定的，系统的结构虽然遭到较大改变，但承担运转的各个部分却是可靠的。一方面，文革采取的是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参与的社会动员方式，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在其中起到了关键的组织和指挥作用。在很短时间内，“文革”的风暴就席卷全国，由于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结果是全国范围的大内乱，“左”倾错误被推到极端。正因为执政系统的可靠性强，“文革”的爆发力、煽动力、破坏力才如此之大。另一方面，十年“文革”让广大干部群众逐渐认识到其错误性质，要求改变党的方针路线的呼声日趋强烈，此时党的执政系统的可靠性在正确的路线上发挥出了巨大威力，否则后来粉碎“四人帮”、中央领导机关的改组（确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拨乱反正、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等一系列事件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在经过了1989年“六?四”风波的考验之后，党的执政生态系统显示出了可靠性和稳定性更高的一面。无论是在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制裁”，还是在抗击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2003年“非典”、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以及西藏、新疆的“三股势力”策动的一系列暴力骚乱事件等国内外重大突发性事件和公共安全领域的危机时，党均能保持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转和从容应对。
二、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可靠性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在过去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可靠性，分析其内在机理，缘于结构上系统性强、修复性好，功能上党员的忠诚度高、基层组织有战斗力。目前，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极大地改变了党执政的社会环境。作为在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执政的党和世界上拥有党员最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面临长期复杂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保持执政生态系统的连续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共产党执政生态系统的可靠性是按照负指数规律下降的，越到后面下降速度越快，改善的办法就是结构改革、功能提升和系统重建。结构改革和功能提升着眼于避免系统出现结构性危机，提升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系统性、修复性。这就要求既要保持现有结构和体系的稳定，又要根据党情、国情、世情的发展作出修正和调整。结构危机是指执政系统内部现有的结构、机制和内部关系，不能胜任政党自己设立的目标，或是在形势和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不能适应党的任务的转变，从而使政治系统面临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执政系统的出路有两条：第一，改革党的机构和体制，以适应需要；第二，解散组织，重组政党[2]。系统重建是系统的运行、演化、发展已不可持续才被迫使用的最后手段，由于会对原有系统造成结构性的损害，引起系统的剧烈震荡，使系统偏离稳定的状态，稍有不慎就会危及整个执政生态系统的安全。因此，应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局面。“文革”之所以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错误认为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已面临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四清”、“五反”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都不能解决问题，为维护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纯洁性，于是发动了一场“政治大革命”，事实上就是解散组织、重组政党。由于被阴谋家和野心分子利用，“文革”演变成一场浩劫。
历史证明，改善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可以有效应对风险和挑战，提高系统的可靠性。但是，执政系统的结构性改革和功能调整需要慎重、稳妥推进。执政系统的结构改革和功能调整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直接安全原则
直接安全原则是指在执政系统的结构设计、制度安排和功能提升中，充分满足安全可靠的要求，保证系统在运转中不存在危险性。
1.结构的可靠性。现行的执政系统既体现为党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一元化领导，同时内部各系统又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既有串联关系，又是并联结构，只有当各个子系统都失效时，系统方失效。经过建国60多年的检验，这样的结构设计是符合我国现行体制要求的，通过了诸如“文革”、“六?四”风波等一系列重大政治考验。但是，这种结构设计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结构过于庞大而复杂，容易形成信息传递失真、政策执行扭曲、运转效率低下、监督机制失灵等负面效应。现在一些地方试点的“省直管县”改革就是探索行政系统提高效率的一个尝试。第二，党的体制权力集中，党内民主发展不够，党员主体地位不能有效体现，容易造成党员忠诚度下降、党内监督失效、权力分配失衡、资源配置失范，进而导致党内生活不正常、一言堂、意识形态僵化、程序流于形式等严重威胁党组织活力的问题。第三，党政职能交叉，权责不清，容易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这有历史遗留的原因，因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一个革命党，在苏区和根据地时期，党政一把抓是残酷斗争形势的需要。革命胜利后，作为一个执政党没能很好解决党政职能分开问题，很大程度上缘于我们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长期以来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安全形势，敌对势力从来没有停止过“分化”、“分裂”、“瓦解”我国的活动，客观环境需要强化政党的作用，党的影响力大于政府、人大、政协、司法也在情理之中。主观原因是党的领导集体某种程度上对执政党的作用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把加强党的领导理解为党包揽一切事务，把党的职能等同于甚至代替政府职能，于是党政不分、政企不分长期存在。
2.元素和子系统的可靠性。如果构成子系统的各元素如基层党员、党组织、政权机关、军事单位、民主党派的可靠性不高，则系统的可靠性也不能得到保证。建国60多年的实践证明，广大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军队、武警、公安干警、民主人士是信得过的，是忠于党和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否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就不能解释。同时，问题也是存在的。例如，改革开放以后入党的党员，不少缺乏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部分中青年领导干部缺乏复杂环境、长期艰苦实践的磨练，加上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部管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等，党内确实存在不少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符合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问题，中央对此有清醒的估计和判断。习近平指出：“党的干部队伍构成发生很大变化，干部队伍思想、素质、能力出现许多新情况，不少年轻干部缺少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和重大政治风浪考验，干部队伍建设亟待加强。”[3]党员中存在理想信念淡化、党性观念淡漠的趋势。据西北某省的调查，党员中认为应当引进西方经济私有化、政治民主化、思想多元化模式的占13.6%，认为可以试一试的占28.7%，两项合计为42.3%。四川省在43000多名党员中进行问卷调查，其中认为党员教育“内容空洞，与现实距离太大和联系主观世界解决思想问题不够”的占82.6%；认为“教育方式呆板单一”的占32.4%；认为学习教育“搞形式走过场”的占25.9%[4]260。这些问题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到党员、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的可靠性，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
（二）有限损坏原则
有限损坏原则是指当破坏或者失效无法避免时，应将破坏引导到特定的次要部位和次要子系统，使之对关键系统和核心系统的损坏降到最低程度。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思想、组织、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不能撇开其他职能部门包办一切，否则工作上的失误、疏忽都会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失去扭转危局的回旋余地。苏共的教训就是前车之鉴。苏共把自己变成一个行政权力机关，使原来已经高度集中的组织机制更加畸形发展。党内不仅官僚主义盛行，而且行政手段、经济手段乃至专政手段都被用于进行党内斗争和压制不同意见，以保证党的表面上的统一和政治系统的运转。党内形成一个官僚集团、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法律资源、社会资源的分配大权，党的组织发生蜕变，广大党员、基层党组织和党中央离心离德，最后的解体就是顺理成章了。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加快发展的历史时期，就业、分配、教育、社保和医疗卫生体制相应处于急剧变化之中，容易诱发一些矛盾。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危及政治稳定的上访、静坐、示威、游行等群体性事件和突发性事件，已严重威胁到党执政生态系统的稳定运行。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讲，积蓄的不满越多，释放需要的能量就越大。如果不满情绪不能有效地获得缓慢有序地释放，积蓄的能量达到极点，就会通过极富刺激性和破坏性的行为进行宣泄。因此，处在第一线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部门就要成为减压阀、减震器、安全阀、保险丝，要能承受来自社会的压力、冲击和不满，做好群众工作，同时向上级机关和组织如实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
（三）冗余配置原则
当偶然性、突发性事件导致执政生态系统中某一个子系统发生失效和破坏时，应该设置备用系统或者可互换系统，紧急启动以保证整个系统的连续运转。譬如，军事系统和政治系统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具有很大的互换性，军队、党委和地方政府也具有较强的相互适应性，人员调动、组织转移、机构撤并、角色转换都能顺利完成。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建国后，在历次政治风浪、国家危机中都显示出了力量。例如，“文革”中党委、政府、公检法被砸烂后，军队就成为保持政治系统运转的坚强柱石和定海神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管理体制改革、各级机构的精简优化，各执政子系统在体现出专业化、职能化的同时，在党委、党组的统一领导下又保持了很好的互换性。譬如，中央强调完善干部交流制度，加大重要部门、关键岗位、东中西部地区干部交流力度，疏通党政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干部交流渠道。这就是冗余配置原则在干部管理体制上的最好体现。可以说，冗余配置原则一直伴随党的历史，是我们党发挥干部优势、体制优势、执政优势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18.
[2] 王长江.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6:42.
[3]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09:32.
[4] 王长江.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260.
责任编辑：林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