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除了复苏整个民族的经济之外，还必须尽一切努力缓和由于二战所造成的被亚洲诸国尤其是东南亚诸国所敌视的局面。作为日本战后经济外交的一种重要手段，ODA的发展能够很好的体现日本战后外交思路的转变。
关键词：ODA；日本；战后外交
中图分类号：D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3
ODA（officially development assistanc）即官方发展援助，是指由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下属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赠与比率不低于25%的大规模经济援助。
而日本ODA，是日本二战后，随着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为了开拓海外市场，重返国际社会，日本迅速实现了从受援国向援助国的转变。1952年，日本在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资2.5亿美元并加入其中。1954年10月，日本以援助国资格加入“科伦坡计划”，开始提供对外技术援助。1960年3月，日本加入了“开发援助集团”(DAG)。1961年9月，日本直接转为OECD所属DAC的成员，正式成为以美国为首、由西方国家组成并主导的国际援助体系中的一员。由此，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参与到了国际ODA的行为中，成为最大也是最持久的ODA援助国。[1]
一、日本ODA的发展进程
日本的ODA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54到1976年，1954年10月6日日本签署“科隆协定”，正式开始参与到国际ODA中，为菲律宾等国家提供了巨额日元贷款。在此期间，其主要援助对象集中在东南亚地区，也就是现在的东盟诸国。第二个时期是从1977-1991年，在这一时期，日本不仅在总额方面连续出台了5个《ODA中期目标》，完成了对美国的超越，成为世界第一的援助输出国，而且将援助对象逐渐向中东，拉美，非洲及太平洋等地区扩展。第三个时期是1992-2002年，这一时期主要是日本国内完善ODA政策及指导思想的时期。受金融危机影响，日本经济此时处于低迷期，ODA的发展也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在1992年，日本出台了《ODA大纲》提出了指导ODA发展的四条原则，即，兼顾环境与开发；避免用于军事上的用途及助长国际争端；在维持国际和平与稳定的同时，从发展中国家应优先把本国资源用于自身经济建设的观点出发，密切注意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开发和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武器进出口等动向；密切注意发展中国家在促进民主化、引进市场经济以及基本人权保障等方面的动向。[2]第四个时期是从2003年起至今，2003年，日本政府对《ODA大纲》进行了自制定后的第一次修改，对ODA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纵观整个ODA的发展进程，日本的ODA显示出了如下特点，首先是对亚洲地区的侧重性，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日本的ODA都极大地侧重于亚洲地区，即使是在90年代之后，对亚洲地区的援助仍然占到了其援助总额的69%以上，这种特征的出现，明显的体现了日本的外交思想和指导战略；其次，日本的援助多集中于其主要的贸易出口国和地区，以及重要的原材料及能源生产国，比如在日本在战后曾经长期对台湾提供援助，而台湾曾一度成为日本的商品倾销地，其余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是如此。最后，日本的援助一般都是不涉及军事领域，但同时保持了对被援助国的人权状况的关注，尤其在80年代后，这种关注和影响达到了顶峰，同样体现了日本外交思想的转变。
二、日本的外交战略
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其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尤其是与亚洲诸国的关系基本已经陷入谷底。过去日本的外交政策，笔者以其外交对象的不同，分为如下几类：第一类，与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交往，日本在这种交往中所表现的外交政策，因为冷战的原因，在战后直到冷战结束都保持有一贯的冷战特色。第二类，与东盟诸国，东南亚诸国，韩国等亚洲新兴民族国家的交往，这一类国家，多数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受害国，所以日本在与这些国家的交往中面对的首要困难是如何是对方接受日本，也就是所谓扭转国际形象的问题。第三类，由于中国的特殊地位，将日本与台湾的交往，日本与中国大陆的交往归为一类。日本的中国政策，台湾政策，即使是在冷战期间也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出现了重大的转折。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点在日本的对外ODA与其外交战略的相互影响，所以日美关系和日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不在本文的讨论之中，本文主要关注即日本与东盟诸国，日本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ODA起到的作用。
日本在与东盟的关系中，其经济实力和以此为基础的经济外交是其最大的特色。战后初期，日本为了返回亚洲舞台，打开外交局面，实行了所谓赔偿外交的外交政策。即以支付战争赔款为契机，援助接受国的经济发展，从而改变日本的国际形象。在日本的国际形象得到扭转的同时，日本政府又开始实行所谓经济外交的外交政策，即以经济交往为主要的国际交往手段和方向，从改善经济关系着手全面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对于日本来说，东盟诸国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日本是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其主要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国际贸易，而东盟诸国是日本主要出口对象。所以对于日本来说，改善与东盟诸国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攸关生死的，而ODA在此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
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由于二战和战后中国的社会主义化，日中关系基本上在战后初期没有任何发展，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日中关系才有了突破性进展，也即日本人所谓的“尼克松冲击”，在此之后日中关系才迅速的走上正常化的轨道。与之相较的是日本与台湾的关系，由于战后初期，日本紧追美国人的脚步采取了对华的封锁策略，所以中日关系一直无法得到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和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日本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承认台湾当局的，并且日本对台湾的ODA额度，相较于日本对其他国家的ODA力度也十分巨大，这种不同寻常的状况，充分体现了日本当时对华外交策略，即所谓的遏制理论。
三、ODA与日本与东南亚诸国的关系
ODA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在日本外交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但是这个作用不是恒久不变的，随着日本外交策略的改变，随着ODA的发展，日本的ODA在日本外交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在逐渐变化的。
在第一阶段，也就是战后初期到七十年代末，日本的ODA是日本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手段，这一期间，日本的对外ODA总额激增，方式开始多样化1960年到1970年期间，日本对外援助方式开始多样化，援助金额也急剧增加，从1964年的1.158亿美元增加到1976年的11.049亿美元，增加了10倍之多，占ODA总额的三分之一。
这一个阶段的日本ODA主要选择对象是东南亚诸国，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一，这一阶段东南亚诸国的经济发展开始腾飞，成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其次，日本对于东南亚的廉价原料十分依赖，由于日本的地理条件，日本必须从海外进口大量的原料。同时，日本的对外贸易中，东南亚地区也是日本重要的出口市场。日本处于经济安全的考虑，将东南亚诸国作为战后初期的主要ODA对象是有这明确的外交目的的，而实践结果也可以说是符合日本政府事先的预期的。
在这一时期，ODA在日本外交中起到的作用就像是一个桥梁。这座桥梁的意义在于帮助日本政府找到了接近东南亚诸国的渠道，而不用承担由于历史原因而来的政治风险，从而成功实现了扭转改变国际形象，重建外交关系的目标。
在70年代，日本外交的指导思想转为了“福田主义”，与之前的外交思想相比，福田主义更为重视日本与东南亚诸国的平等合作关系，力图扭转日本在东南亚诸国严重经济动物的形象。70年代中，日本的ODA总额的48%都支付给了东盟国家，而OOF（其他政府外援资金）也有43%，日本在东盟诸国所获得的援助的平均比重达到43%，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比重甚至达到了60%，远远超过了欧美诸国所占的比例。[3]由此可见，即便是外交政策，指导思想都发生了巨大转变，ODA仍然是日本与东南亚诸国外交往来的重要手段。而ODA也为日本在东南亚诸国，尤其是各国政府中树立了良好的印象，这为日本日后的外交战略转变留下了伏笔。
在80年代，日本的外交政治目的更加明显，日本提出了所谓“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和所谓“环太平洋合作设想”，日本在这一时期的主要外交目的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继续扩大市场，加大东盟诸国对日本的依赖程度，据统计，日本1980年进口的天然橡胶的88%，木材的38%，原油的14%，石油制品的36%，天然气的51%，铜矿石的29%都是来自与东盟诸国。而在1982年，日本队东盟国家的投资占了其海外投资总额的39.2%。[4]可见，日本仍然在加强与东盟诸国的经济合作，但是日本不甘于局限于经济大国，试图转向政治大国，于是日本的ODA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在援助额度上和援助对象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展。
整个日本对东南亚的ODA，都是基于两个最基本的考量。其一，是经济领域的考虑。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大额的援助达到保持原材料和资源供应稳定，开拓贸易市场这两个基础的经济目标。其二，是政治外交领域的考虑。日本战后想要扭转国际形象，重新被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社会所接纳，于是抓住了经济援助的方法。此举既得到了重新被接纳的机会，同时又扭转了国际形象，刺激了国内经济的发展。总之日本对东南亚的ODA基本实现了其基本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基本是成功的。
四、日中关系与日本对华ODA
中日关系的复杂很大程度上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从历史上的华夷秩序，到近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再到二战后长时间的冷战与不正常的外交关系，大概都能找到两国过于贴近的历史文化所造成的影响。本文主要讨论二战后，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日关系，和其中日本的ODA政策的执行效果和影响。
二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日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承认，不交往，而长时间的与台湾保持往来，直至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并发布了《中美联合公报》，直接导致佐藤内阁被迫辞职，而亲中的田中角荣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目标。在1979年的大平正芳访华的过程中，在谈判中日本政府就有意对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但是当时的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经济建设基本停滞，所以这个提议就没有得到中方的回应。直到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支持，而日本在这个阶段又希望成为国际政治大国，而没有中国的支持与肯定，甚至连成为亚洲的区域性大国都步履维艰。基于种种考虑，日方再次向中国政府提出ODA的意向，而中国政府一改此前的态度，对日本的援助表示了欢迎和接纳。
对华ODA在日本的ODA总量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甚至一度成为最主要的一部分，截止2005年3月份，日本对华的ODA总额累计34293亿日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日元贷款，涉及了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开发等等，日本对华ODA已经成为中日之间经贸往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日本的对华ODA由于中日之间的种种问题始终没有达成日本的最初的目标，也同样没有满足中方对ODA的希望。
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分析日本对华ODA的目的，日本如此积极的推动对华ODA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利益考虑，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在经济利益层面上，由于日中民间经济的往来越来越密切，双方都迫切需要更高层级的经济往来，这就对对华ODA提出了实质的要求。在经济利益上，日本需要对华ODA打开中国市场，扩展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地，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因为日本在80年代面对的国际形势应该说对日本非常不利，尤其是在日本希望成为国际政治大国的希望在日本舆论和民众间高涨的时候日本却与美国发生了严重的贸易纠纷。同时由于历史遗留的领土问题，日本长期与苏联当局关系紧张，在这情况下日本强烈希望通过对华ODA来促进中日关系，从而的到中国的承认，以完成其成为国际大国的目标。
对华ODA的初期，中日关系确实得到了促进，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国内对于对对华ODA是否还有必要产生了争议。这种争议的产生是基于如下几个因素，第一是日本民众对于中方的宣传提出了质疑，认为中方对日本ODA的宣传过少，导致中国民众对日本ODA知之甚少。第二，“中国威胁论”在日本主流舆论中的抬头，认为给中国提供ODA是一种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第三，日本民众不满于中国政府的政策透明度过低，认为ODA不能起到符合期待的结果。第四，所谓中国“ODA毕业论”，此种论断在中国2002年一次性援助阿富汗3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和100万美元的时候达到顶峰，认为既然中国有能力对其他国家提供援助，那么中国就不应该再接受他国的援助。分析深层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个是经济原因，90年代的金融危机使得日本的经济持续处于低迷状态，这直接使得日本对于ODA的投入和热情不如以往，而日本政府迫于国内民众压力，不得不消减ODA总额。第二个是政治原因，90年代，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美同盟重新成为了日本外交的中心，这就使得日本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的时候不得不更为注意美国人的态度，而中日过于靠近的情况无疑是美国人不太喜欢见到的。基于两方面的原因，日本调整对华ODA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日本对华ODA的调整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鼓励中国自主的努力；宣传《ODA大纲》；提高援助的效果，效率；实施“人所共知”的援助原则；争取国人的理解。日本的这些调整表明了一些日本政府的外交思想的转变，首要的就是日本政府更强调ODA要与软权力相结合。其次是日本经过了经济危机之后，已经无力维持曾经的对经济外交的投入，所以希望被援助国能够更加依靠自主来实现经济的发展而不是完全依赖日本的援助。
对于ODA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笔者认为，其作用是无法被取代的，尤其是在中日建交初期，通过ODA使得两国关系迅速迈入正常化轨道，从这个角度上看ODA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中日关系的核心问题始终迈不过历史问题，在日本政府肯正视侵华战争之前，中日关系很难取得比现在更进一步的进展。而日本如果不肯再对华ODA上放弃其政治目的，对华ODA也很难达成日方的最基本的经济目的。
参考文献：
[1]沈美华.日本对华ODA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M].
[2]朱凤岚.对外经济援助在战后日本国家发展中的地位[J].世界历史,2003.
[3]沈红芳.战后日本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回顾与展望[J].南阳问题研究,1998,(3).
[4]宋成有,李寒梅.战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2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