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转型期的中国不但经历着生活方式的转变，而且经历着主流价值重构、认同过程的无序与冲突。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体系、计划经济时代的集体主义诉求、市场经济转型后引入的西式价值规范，在社会变迁和时代话语的冲击下呈现出尴尬的价值残片化趋向；传统与现代、异域与本土以及社会内部诸结构之间诸价值观念的遭遇带给多元价值时代更为复杂剧烈的冲突；价值传播文化模式的转变使得主流价值宣传播讲和认同接受变得更为困难。这些因素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的困境所在。传统"根"性文化价值的创造性转化，开放、包容的价值平台与交流、对话性的价值传播文化模式的构建，将是形成与社会发展良性互动的主流价值认同文化氛围的可能性路径。
关键词：主流价值认同；价值困境；价值残片化；文化模式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6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ZX019）
作者简介：刘怀光（1964），男，河南许昌人，博士，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刘雅琪（1988），女，河南洛阳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表现出巨变社会典型的价值认同的无序与冲突。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文化模式的改变与混乱，使得“主流价值”的重构与认同成为焦点性问题之一。价值混乱的焦虑、价值重建的应然性分析、主流价值体系的系统构建、价值建构的路径探寻等都受到学术与政治的关注。我们处在一个价值冲突与混乱的困境中。学者们以“道德滑坡”或“爬坡”来描述这一困境，并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探寻其根源，却恰恰忽略了这一困境中价值体系的内在问题。诸种价值的残片化、多元价值的冲突、现代文化模式下价值认同方式的嬗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的真正的困境所在。
一、诸价值的残片化：亲情伦理、集体主义与西式规范
“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道德语言处于一种严重的无序状态。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些概念构架的诸片断”，“当然，我们同样不能否认，尽管道德的完整实体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碎片且部分被毁，但道德的语言与现象却持续存在着。”[1](P2) 麦金太尔在《追寻美德》一书中如是描述着西方道德及其理论“残片化”的危机状态。转型时空下，中国诸伦理价值所显现出的种种不适正与麦金太尔“残片化”状态的表述相契合。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超越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借鉴过程中确立起来的，工业社会取代传统农业社会（或许还有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取替计划经济，文化价值规范出现种种不适，诸文化价值的诸片断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人陷入严重的“价值迷失”境地，是导致当前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原因之一。
亲情伦理在中国社会一直发挥着道德规范的根性作用。中国伦理家庭血缘的特殊地位奠定了亲情伦理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传统中国社会中，家庭生活是社会最基本的生活，中国人追寻的美德便是在家庭血亲关系基础上的“亲亲”美德。宗法式的社会关系是以家庭关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是家庭关系的扩大化。“家国同构”，家庭伦理“亲亲”原则渗透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道德整合规范作用。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乡村共同体逐渐消亡（家族沦落）、乡村生活日益边缘化，人们公共生活领域呈现扩大化趋势。公共生活领域的扩展必然需要与之相契合的公共道德要求和伦理价值规范，但是，作为传统承载者的我们仍然擅长通过“亲亲”甚至是“拟亲情化”的方式调节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挥舞着传统亲情伦理的残简断片做人行事。显然，这种“拟亲情化”并不能如愿以偿，它在现代广阔的新型公共生活中显得捉襟见肘。亲情伦理的诸德性要求作为传统文化的惯性要求，仍然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道德语言符号。但是，这一语言符号发挥功能的历史语境已经蜕变，其整体意义也已丧失，但它仍然以片段的方式参与到转型时期诸价值语言的协调与竞争之中。
集体主义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社会伦理的最高原则。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是高度统一的集体管理体制。作为维系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文化因素，集体主义价值观发挥着社会的文化整合功能。集体或单位，作为工作场所与生活场所的结合体，是人们交往的基本范围，且承担着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服务职能。单位与个人互依互济的关系造就了个人与集体融合统一的“螺丝钉”精神，使得整体主义、群体和社会价值处于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导致人们的生存方式发生转变。其集中体现是个人主体性的增强，整体性的生存方式被替代。原来意义上的“单位”或集体日益瓦解，生活领域与工作领域日益分裂，个人、家庭原子化，个性至上、效率优先等新型原则冲击着既有的价值理念；公司“雇佣――契约”关系替代单位“身份――隶属”关系；企业管理中所倡导的工作“团队精神”已远远不同于曾为人们提供工作、生活、情感整体寄托的“集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增强的个人主体性与计划经济所倡导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之间的张力模糊了人们的价值认同。至此，集体主义虽然仍是学校教育和主流媒体的主导型价值诉求，但由于失去了体制基础其整合功能日渐式微。这一诉求由于没有一种系统的社会支持而注定沦为残片化的价值符号。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社会有益的文化价值规范被积极借鉴。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曾写道：“每一个社会都必须发展经济，但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2](P21)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只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过程，它还需要建立一种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并实现同优良文化传统、有益价值准则的结合，才能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现阶段，传统的伦理价值规范日益显示出与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之间的不相容乃至分离，逐渐失去其巨大的社会整合功能，而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的文化价值规范尚未确立。鉴于西方现代化进程的经验，诸如“法制”、“契约”、“信任制度”、“重利益的规范性伦理”等西方的道德价值规范被积极借鉴，以期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并构建起一个普遍信任、合作的社会以适应并促进当前中国市场经济的健康理性发展。这些新的规范已经广为人们所熟知，但它们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整合功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承载于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诸如传统中国“熟人社会”熟人圈中的“面子”、“轻利重义”、“习俗性信任”、“重情感的德性伦理”，由于其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些“舶来”的西方价值在中国“没有立足之地”，无法根植。正如麦金太尔所言，“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一个概念体系的片段，只是一些现在已经丧失了那些赋予其意义的背景条件的片段”[1](P5)。西方“舶来”价值缺乏有效的本土认同，无法根植，遭遇残片化。
二、多元价值冲突：历时性、共时性与结构性冲突
多元价值冲突是造成日常生活世界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又一重要原因。在纷繁复杂的“价值体系”中，价值冲突是与价值认同同时客观存在的。现代化导致了新旧更替的意义危机。全球化时代的多元价值冲击着本土文明。社会结构各领域分化致使诸领域各有意义原则。“新旧更替、多元并存”，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所呈现出的价值冲突是深刻的、全方位的。这使得日常生活世界中大众主流价值认同迟迟不能有效完成。当代中国价值重构中的多元价值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由于“文化断裂”造成的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价值冲突。价值规范、伦理道德总是根植于母体文化之中的，而文化又是与经济相“应答”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一种新的文化伦理和价值体系作为自身的动力与规范。但一方面，涤荡了旧的价值观念体系的市场经济所孕育的道德价值观念在传统文化中没有规约，处于“无根化”境遇；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现代意识缺乏，新的道德要求和价值规范因缺乏与传统文化的对接而难以发挥作用：转型时空下的“文化断裂”是传统道德价值与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冲突的真实原因和生动写照。[3]诸如“义利之辩”、“个人美德与社会公德”、“整个主义与个人主义”、“亲情诚信与商业诚信”、“‘中庸’之道与讲求实际”、“勤俭节约美德与享乐消费主义”等价值冲突。人们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的过程中，其行为总是会受到其灵魂深处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的支配和约束。传统文化内含的道德价值凭借其渗透力、延续性，仍以很大的惯性支配着当前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传统文化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力发挥作用，而与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新的价值体系尚不健全，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价值规范之间的历时性价值冲突使人们在价值认同的问题上遭遇困境。
（二）由于“全球化文化景观”造成的一切异域价值和本土价值之间的共时性价值冲突。全球化的文化景观中，民族的、地域的、本土的文化价值扬弃了自身僵硬、封闭与保守的状态，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文化交流与对话中，促成了一切“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共时存在的价值多样化事实。原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文化背景下存在的价值观念被全球化进程挤压在同一个平面上，使本国的、外国的，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计划的，市场的等文化价值观互相交织、相互碰撞，混杂在一起。[4]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转型时空下的中国，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之间的冲突又往往是和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即现代化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之间的冲突纠缠在一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人们必然面临着多种价值选择。一般说来，多元价值并存并不一定导致多元价值冲突，但由于不同价值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异性和不可通约性，“异域价值”与“本土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内在张力便是不可避免的。而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主流价值紧迫建构的关键时期，各种价值相互竞争、相互争夺、相互激荡，更加剧了原本多元交织的价值冲突。这一共时性的价值冲突，不论是在其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是以往无可比拟的，它使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们陷入了主流价值的认同困境。
（三）由于社会结构日益分化，政治、“技术―经济”和文化各领域相互分离、各有轴心原则并相互竞争的结构性价值冲突。在人类发展史上，任何社会都是由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有机统一体，它们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贯通。贝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将社会分为不同的三个领域并各自分别围绕三个不同的轴心独立运转：“社会的技术―经济体系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以最少的成本换回最大收益的资源分配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2](P12)一般来说，社会技术―经济体制往往要与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互适应形成耦合关系才能稳定，但是这些体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各领域都有自己的价值诉求（一个各自独立的中轴和作用原则），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是固定的。换言之，三个领域价值追求耦合下的稳定只是一种短暂的完满状态。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三个领域的发展速度不一致，经济的发展要求凌驾于一切之上。于是，经济领域以效率为核心的价值日益占取主导地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缺乏对其有效的应答与约束，三个领域发展极不均衡。经济领域所要求的以效率、效益为核心的功能理性与现代文化所标榜的人文关怀、自我价值实现，政治领域主张的公正、合法性和完全参与之间的日益断裂。在效率和自发、自由和平等、知识与幸福等价值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不可调和矛盾。在现代化进程中，技术经济、政治与文化三个领域的结构性价值冲突也导致了日常生活世界主流价值认同困境。
三、价值传播文化模式转变：多元交互的尴尬
文化模式转变是造成日常生活世界主流价值认同困境的第三个重要原因。这里的文化模式指的是表现为“表达―接受”的文化价值传播模式。它是主流价值认同实现的文化要件。在传统的文化传播模式中，类似于“四书五经”的经典文化是以精英为核心的单维度的文化表达：少部分作为中心的文化制造者，制造出文化产品并向周边人群传播。这是一种“精英―大众”“表达―接受”的单向文化传播模式。随着文化工业的兴起、大众传媒技术和商品市场的发展，网络、流行、时尚与消费文化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现代人生存的一个基本维度，文化领域的世俗化日益改变着当前国人的文化接受模式――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参与。我们被带入了一个交互式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时代。经典文化以精英为核心的单维度权威主义文化模式被颠覆，代之而起的是大众广泛参与的多元交互的文化模式。[5]权威主义的式微和多元交互的尴尬带来了主流价值认同困境。
一方面，在传统单维度的文化表达方式中，权威主义沿用“精英―大众”“表达―接受”的单向文化传播模式，在主流价值的引导认同上往往采取的是“宣传―接受”的价值传播模式。这种文化传播模式在催生和强化大众价值认同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精英阶层作为主流价值制造者，往往通过强制灌输或者亲身示范的一元传播方式引领价值认同。人群只是被动的接受者，只能接纳给定的价值，没有自己的作品，或者即便是有他们的文化价值意愿却不能直接获得公共表达的渠道。这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精英“独语”的话语权力机制和旨在消除差异性、特殊性和独立个性的价值秩序。因此，在只存在一个独语者的传统文化表达条件下，主流价值作为精英阶层的作品，依靠这种单向“宣传―接受”模式就可以顺利在日常生活世界实现主流价值认同。而现在，随着个人主体性的日益增强，草根性、渗透性与开放性正挑战着权威性、灌输性与封闭性，权威主义的“独语”播讲日益受到挑战。传统精英与大众的二元对立日趋模糊，在如今富于“主体性”的舞台上出现了更多平等的“游戏参与者”。至此，依靠单向灌输的“宣传―接受”主流价值传播模式日渐式微，它的大众凝聚力不断下降，主流价值认同在这样的文化条件下步履维艰。
另一方面，多元交互模式自身的尴尬也造成了主流价值认同的困境。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和文化的市场化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时代，公众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文化模式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作为一种新生的文化传播方式，多元交互的文化模式本身是对传统的消解和权威的打击，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权威话语权独享和价值观念大一统的局面，为大众提供了一个公共表达的途径。多元交互实质上是多元价值的语境和背景下，诸价值的碰撞、交流、冲突或融合。它是一个多元综合、交互碰撞的复杂过程，为人们在价值观念的甄别、认知和选择上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而宽阔的平台。然而，它混乱了人们价值观念生成和传播的社会生态，更无法遮蔽其自身多维性与无序性特征给主流价值认同带来的困境：首先，正如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勒斯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一切的衡量都最终依赖于人；而每个人所认同的价值在面对自己时便实际地面对了他的实践界限，这些平等的“游戏参与者”各自的实践界限就构成了这种模式自身多维性特征。更何况，我们不能断定除了某一种价值其余的都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肯定所有参与者的地位与价值平等。其次，“各执一端”的多维性又往往导致价值认同的无序性。权威主义的分崩离析和多元交互的到来使我们发现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应当永远认同的普遍价值，“什么都行”就是普遍价值。虽然在多元交互的公众表达条件下，所有的参与者之间相互承认、尊重和理解，他们相互沟通、商讨甚至妥协，但是不同尺度下价值诉求的关系是复杂的：要么一致共存；要么相悖冲突；再者，不一致可共存；难免会形成一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多元价值传播的尴尬无序的局面。多元交互文化模式的诞生本是人类主体性日益增强的必然结果，然而却僭越了保持人们价值秩序的历史惯性和体制惯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主流价值的认同困境。四、结语
维特根斯坦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然而，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价值的残片化趋向、价值的多元化冲突、传统价值引导方式在当代文化传播语境中的困境，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价值困境。这一困境表现为一个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主流价值的认同是社会转型成功的标志和条件；另一方面，未完成的社会转型总是存在价值冲突和主流价值的缺失。所以，转型的社会进程与主流价值认同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未来发展的可能存在于两种边际状态之间。其一是社会转型在制度构建与主流价值认同演进之间的良性互动中完成；其二是转型中的制度缺陷及其固化与价值混乱与僵化之间的恶性循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主流价值作为观念系统是从属于转型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在制度创新与完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具有公序良俗的社会本身，是打破当前价值困境，完成主流价值认同的基础。大众层面的价值认同，按照哈耶克的说法，是一个演进而非建构的过程。虽然如此，在价值思考与反省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社会发展与主流价值认同的良性互动的文化氛围，仍然是我们主观努力的方向。这一主观努力起码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实现林毓生所谓的"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起自于传统的价值残片是诸价值残片具有独特地位的残片，从文化演进的惯性来看，它是具有"根性"的价值观念的来源。它的残片化是因为它与起自于外部诱因的、模仿西方式的现代进程的不协调。处理好作为根性的文化传统的要求与现代社会制度的价值诉求的关系，是当代中国主流价值认同形成的现实条件。第二，构筑一个理性、包容、开放与对话性的价值文化平台。中国当代主流价值认同的价值困境起自于历时性、共时性与结构性的多元价值诉求间的矛盾。它既是中国社会自身变迁发展的逻辑表现和结果，也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各种价值诉求都有自身的根据与合理性。在这种条件下的主流价值认同，并不是排斥各种价值下的某种价值要求的独尊与，而是在多元价值博弈、对话中达成的价值共识。而这只有在一个理性、包容的价值文化平台中，通过价值对话来实现。第三，实现价值的大众传播文化模式的转变。主流价值的认同过程是大众层面的价值传播过程。传统价值传播是基于权威的精英大众的二元模式。现代大众、流行文化的崛起，使得这一价值传播模式失去了效应。建立一种参与、交流、对话式的价值传播文化模式，是现代文化背景下价值认同形成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 [美]A?麦金太尔．追寻美德[M]．宋继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3] 刘怀光．试析道德调整中的文化断裂[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
[4] 贾英健．多样价值观态势与主导价值观的确立[J]．山东社会科学，2002（1）.
[5] 刘怀光．流行文化及其对经典文化表达方式的颠覆――现代流行文化的后现代意义[J]．理论导刊，2008（6）.
(责任编辑：陈伟)
Modern Value Dilemma in the Mainstream Values Identification
L IU Huai-guang,L IU Ya-qi
(Marxist College,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 453007,China)
Abstract:China has not only been experiencing the changes of its life style,but also been in the great disorder and conflict of reconstructing and identifying its Mainstream Values in its Transition Period.The value system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collectivism value popularized in the planned economy era and western values introduced in the market economy period have all lost their meanings and fallen into pieces awkwardly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discourse power in the new era.Value conflicts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modern,the foreign and the native,and those lie in the social internal structures are becoming more fierce and complex at the age of pluralistic values.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tterns has made the propaganda and identification of the Mainstream Values even harder.These are the reasons why we are in the modern value dilemma of the Mainstream Values Identification.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root values,the foundation of an openly inclusive value systems and a mutually dialogic value communication patterns will be the possible ways of forming a healthy mainstream-value-identification atmosphere which will be be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mainstream values identification；value dilemma；value remai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patter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