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贾世博；性别：男；出生日期：1990年1月6日；民族：回；学校、专业：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 对外汉语专业 摘 要：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大家往往注重研究其在文学批评方面的价值，却忽视了其作为议论文的行文脉络及其作为议论文论证方面所不能面面俱到和具有强烈主观性的缺点。本文就将从这些方面剖析文章的行文脉络和其中笔者存在疑问的地方。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体 ；文气
曹丕《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因为其作者为一国之君主，还因为这位君主在短短千字之内，对于文学提出了“新的观念，新的准则，新的尺度。”鲁迅也基于此称“曹丕的时代为文学自觉的时代”。评价之高，罕见但不失公允。缘于此，大家对其研究也较之曹丕的诗歌来得更为细密。时至于今，有关《典论?论文》的研究成果着实不少，而且很多问题已成定论。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在当下文化语境立场上的研究或多或少带有揣度的成份。即便是一些看上去言之凿凿的结论，如果仔细推敲还是有可以质疑的地方。本文就该文的一些问题谈点自己的看法，以期获得大方之家指教但博一笑。不过笔者要表明的是对固有问题的怀疑并非出于一种标新立异的动机，只是在读览过程中将己所不解诉之于众，希望更合理的解释能够出现。
曹丕之论文（文体）可谓深谙论文之道，开篇立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举班固傅毅之例论证之。论据充分妥帖。说明至少在东汉就已经出现了“文人相轻”现象。实际上，春秋战国何尝不是，百家争鸣，已经滋生了这种“文人相轻”的苗头。很显然作者对于这种现象态度是反对的，并分析了出现这种想象的原因“斯不见之患也”。“不见”可以从两方面说：不见对方之长，不见自己之短。就像西方的一个故事：上帝给人类两个口袋，一个装满自己的优点，挂在前面，一个装满自己的缺点，挂在后面，所以我们经常是只看到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这种说法具有普适性。每个人不就像将装有优点的袋子背在前面，看见的只见自己的优点，抬头看见的却是别人的缺点；还有就是“咸自以骋骥?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杰出作家各自夸耀才能自以为是，难免相轻；“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些是从主观方面论证了“文人相轻”。接着是从客观面分析： “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为了对这点进行说明，曹丕对于建安七子展开了具体的评述。“故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从王粲擅长于辞赋，徐干文章不时有齐人的舒缓习气，然而也是与王粲相匹敌的。如王粲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徐干的《玄猿赋》，《漏卮赋》，《圆扇赋》，《橘赋》，虽是张衡、蔡邕也是超不过的。然而其他的文章，却不能与此相称。陈琳和阮?的章、表、书、记几种体裁的文章是当今特出的。应?文章平和但气势不够雄壮,刘桢文章气势雄壮但文理不够细密。孔融风韵气度高雅超俗，有过人之处，然而不善立论，词采胜过说理。甚至于夹杂着玩笑戏弄之辞。至于说他所擅长的体裁，是可以归入扬雄、班固一流的。具体分析了七子之所短之所长，说明了“文非一体，鲜能备善。”当然这里的着重点在“鲜能备善”上。对于文体的划分是在后来才论及的。
对于文体的划分，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当文学作品大量出现，作品的样式、功能各异了，为了对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更好的研究文学各种样式的特点、演变及其发展规律，文体的划分也就应运而生。我国文体的划分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不是曹丕首创的。如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按风、雅、颂的标准来编排内容，还有“变风”、“变雅”之说。已经体现了对于文体的初步认识，但并不成系统。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文体分成奏议、书论、铭谏、诗赋四科八类。这是普遍的看法。曹丕著典论，文体分四科八类。我对这点是存疑的。议论文中举例论证所举例子的详略或者全与不全并没有硬性的要求。如果从这点出发，再看文章中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我们从议论文列举论证的角度出发，曹丕是不是只将文体分成这“四科八类”？他与陆机在《文赋》中将文体分为诗、赋、碑、铭、箴、颂、论、奏、说十类略微不同。陆机是在曹丕的基础上划分的文体类别。在这里只是想提出来同大家商榷一下，因为曹丕已没，所以在写作此篇时的细枝末节已无从考证。
个人所善文体不同原因在于气质各异。他以建安七子为例，品评优劣。就“七子”而言，由于个人的气质、性情不同，导致他们对于各种文体适应不同，导致创作风格的差异。这是一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逻辑关系。“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以音乐演奏作比，形象生动。在文学创作中，写作者的才能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才能是写作者天生之气的外在表现，气有刚柔清浊，才能当然不同，所善文体自有差异。当将某种事物诉诸于天，人就不能对之行变革之志。所以七子各有所善各有所长是天性使然。并不是后天的原因，“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赋予人的气之刚柔清浊并无优劣之分。当然后来南北朝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体性》中，描述了才、气、学、习的关系，即先天才性和后天习得的关系。
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比之曹丕更为全面。
个人所长并不能攻讦他人之短。这是曹丕想要表达的意思。其论述的主旨仍在“文人相轻”他是坚决反对这点的。经过了上述论述，曹丕已经将为什么“文人相轻”，又为什么文人不能相轻论述的相当清楚了。然而文章的后半部分曹丕所论文的价值和人的价值的言论似乎是没有必要的。其实不然。文人相轻的现象，自古皆然。我们可以想象曹丕有感于身边的种种，欲为此论，以纠不正之风。因为当时的曹丕是作为文坛领袖存在的。他的意见如果在现在是要作为文件印发的。在论述之后，他觉得还不足够。又对文章的价值进行论述，意在是为了矫正时人对于文的认识。曹丕认为，文章应该为经国服务，它是经国的伟大事业。同时，文章还有益于自身，能够传播人的思想，使人的名声长久流传。又列举了西伯演易、周旦治礼这些圣人的例子。使论据充分，具有说服力。文章具备了这样的功能，文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创作达到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轻视也就变得没有意义了。至此，曹丕解决了文人相轻的历史难题。我们可以画出《典论?论文》文章的结构图，更加清晰的了解写作者的意图：
曹丕在文中说出了“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想这也是他写作此文时的意图之一吧。（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胡经之 李健：《中国古典文艺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77~ 194 胡经之 李健
［2］ 李泽淳：《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