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三)在京津沪和沿海地区推进对外开放和扩大外贸自主权 (1)1979年8月11日至17日,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京、津、沪三市对外开放座谈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三市主管经济工作的市委书记和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副主任、副部长等,共70多人。会议着重研究了如何充分发挥三市有利条件,实行对外开放,采取有力措施,努力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的问题。
(2)会上,大家认真学习了党中央、邓小平同志关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学习了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分析了形势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具备的条件,认为三市在对外开放和发展对外贸易方面先行一步是必要的,也是具备条件的。经过充分讨论,形成了会议纪要,拟对三市的外贸管理体制进行如下改革:(一)在中央统一的外贸方针、政策和计划的指导下,对外贸业务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以市外贸局为基础,成立市进出口总公司,受市政府和外贸部双重领导,以市为主。(二)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要,按以销定产的原则,由各市编制外贸收购和出口收汇计划。(三)重要的大宗进出口物资和政府间的贸易,仍由外贸部和各专业进出口总公司组织统一谈判和成交,由各分公司执行;其他商品可由各市进出口分公司直接对外经营,不受口岸分工限制。(四)开展多种形式的工贸结合试点。(五)扩大地方审批出国人员的权限。
(3)国务院同意并于1979年9月14日转发了座谈会纪要。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外贸体制改革,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加快对外经济贸易发展采取的又一重要步骤。
(4)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试办特区及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扩大对外经济贸易自主权,在全国许多省区市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对加快改革开放的要求更为迫切。按照邓小平“尽可能快一点”的精神,1979年11月20日,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国家进出口委在北京召开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历时一个月。会议深入研究讨论了推进进出口工作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措施。与会同志完全赞成和拥护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外贸体制改革先走一步”的指示,认为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外贸体制改革逐步全面推开。会议确定了这样几条:(一)把给予北京、天津、上海三市的外贸自主权,扩大到沿海、沿长江等省区,条件成熟一个,批准一个;(二)扩大地方经营出口商品的范围;(三)发挥中央各部门抓出口的积极性;(四)加强农工贸结合、产销结合;(五)把下放地方和部门经营的商品,列入地方和部门的财务预决算;(六)改革外汇结算制度;(七)开放长江港口,先由国轮航运;(八)增开定期班轮;(九)充分利用和发挥港澳有利条件,开拓国际市场,发展对外经济贸易。会议还研究了千方百计扩大出口、抓好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重视外经贸人才的培养等问题。国务院专门听取了会议汇报,批准了所提出的各项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自己的情况,组织实施。
(5)广东、福建两省和北京、天津、上海三市对外开放取得积极进展,有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是客观需要,也具备了条件。在这种形势下,1981年11月16日至2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沿海九省、区、市对外经济贸易座谈会。到会的有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广西(广东、福建两省因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未出席此次会议)和国家计委、经委、进出口委、财政部、外贸部、交通部等有关地区和部门的负责同志。会议由谷牧主持,按照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讨论了如何发挥沿海省、区、市的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问题。
(6)通过学习和总结国外经验,大家一致认为:正确处理沿海与内地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战略性问题;发挥沿海地区优势对于带动全国发展有重要作用。在新的形势下,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重要城市,应当充分发挥优势,加强对外经济贸易工作,善于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资金和先进技术,加速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并通过加强同内地的经济联合和技术协作,有效地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这是当前需要和可能采取的一个切实步骤,是贯彻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部署。这次会议的纪要,以中发〔1982〕6号文件,转发有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四)利用外资和创办合资企业
(1)“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歪曲自力更生方针,把利用外资说成是向资本主义“乞讨”、给社会主义中国“脸上抹黑”。利用外资一时成为“禁区”。
曾任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政府贷款办公室负责人的李岚清回忆说:20世纪70年代末,虽然人们的思想已经开始解放,但对搞中外合资经营来说,一是不懂,二是不敢,似乎仍属于经济领域的“禁区”。回首过去,我个人的亲历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78年10月,我受命参与领导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重型汽车项目的技术引进。在谈判过程中,该公司董事长墨菲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你们为什么只同我们谈技术引进,而不谈合资经营?他还补充说:简单地说,合资经营就是把我们的钱包放在一起,合资共同办个企业,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再通俗一点说,这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谈判后,我们向国务院引进办公室写了简报,汇报了具体情况。当时分管这方面工作的谷牧副总理看到简报后,认为很重要,立即批请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各位领导同志传阅。邓小平不但画了圈,还在简报中关于通用公司建议搞合资经营的内容旁,批上了“合资经营可以办”的重要批示。我们接到邓小平批示,经过当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领导和我们研究,又起草了第二期简报,提出准备赴美与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合资经营的方案。这个简报受到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1979年1月6日,谷牧副总理作出批示:“拟同意,请秋里、耿飚、方毅、王震、世恩、慕华同志批示。”康世恩圈阅时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建议同时报送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审批。邓小平于2月21日再次圈阅同意。随后,一机部立即组织我们进行赴美合资经营谈判的准备工作。
(2)在对关于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的简报作出批示后,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与工商界人士谈话时又强调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10月4日,他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强调:“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利用外资开始引起各方面重视。
(3)大家在学习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的论述中,结合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并联系实际进行认真分析,在一些认识问题上思想开始开窍了。第一,大家认为,发展中国家政治上已经取得独立,并在许多方面收回了经济主权,在利用外国资金、技术为本国服务方面掌握了一定主动权。发展中国家可以吸收和利用发达国家的资本,为民族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第二,虽然外国资本家从合资企业中要获得一些利润,但是,实际上,我们得到的要比外国资本家多得多。第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空前宏伟的事业。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低,人口多,资金积累相当有限,技术也比较落后,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需要很长时间,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允许外商来华办企业就是解决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资金、技术的一种有效方式,有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速度。第四,外商来华办企业不会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我们的国家政权非常稳固,社会主义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起支配作用,外商投资的企业要受到我国法律法规的制约以及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控,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第五,对合资和外资企业开放国内市场不仅不会影响民族工业发展,而且可以使民族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的比较和竞争中,看到差距,吸收新鲜营养,促进其发展。第六,对合资和外资企业提供一些政策优惠不是“投降主义”。邓小平指出:“人家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要会算大账。
(4)1979年7月1日召开的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从此,关于利用外资、可以办合资企业的战略设想进入了具体实施阶段。
(5)兴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首先是从建设合资(合作)国际旅游饭店开始的。我国开放旅游后,外国游客迅速增加。涉外饭店少、床位缺、住宿难,是改革开放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惊动了中南海。邓小平多次指出:要解决旅游饭店问题,可以利用外资建饭店。为此,国务院专门成立了“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
(6)尽管国内进行过解放思想大讨论,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利用外资的意义,又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但具体做起来仍相当艰难,杂音不少。要向外国贷款,就有人说:要自力更生,不要资本家血腥的钱。要谈合资经营,就有人指责是“洋买办”。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作为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的具体执行机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到处寻找各种渠道,选择第一批旅游饭店中外合作伙伴。
(7)经过多番筛选,最后确定建国饭店与美籍华人陈宣远、长城饭店与美国的沈剑白、丽都饭店与新加坡的罗新权、南京金陵饭店与新加坡的陶新伯合作。具体落实过程,可谓一路艰辛,几番磨难。以建国饭店为例,相关手续齐全后报请国务院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领导小组审核同意,由国家外资委(筹)上报国务院审批。纪登奎、谷牧副总理1979年6月12日批示:“这个项目,经反复研究,我们认为合作方式与条件较好,造价低,工期短,拆迁与市政问题少。报告中提出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也是可行的。这是我与外资合作建造和经营的第一个旅游饭店,可以作为试点,创造点经验,请各有关部门积极给予支持配合,争取尽快动工,明年建成。拟同意,请总理、副总理核批。”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都圈阅同意。但实施起来仍然遇到很大阻力,几番周折,建设才得以进行。全国各地利用侨资、外资建设旅游饭店取得重大进展,不仅解决了国际旅游者住宿难的问题,还带进来国际旅游饭店的现代化管理和服务理念,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
(8)在推动合资建设旅游饭店的同时,推动兴办生产性合营、合作企业的工作也开展起来。从1980年4月21日,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副主任兼秘书长江泽民将合资经营企业第一号批准证书颁发给北京航空食品公司并出席该合资公司成立大会开始,以后两年多时间内,全国共兴办了83家合营企业。
(9)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套简单易行的审批方式和制度,即“三段审批、联席审议”:项目建议书由国家计委牵头,会同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等相关部门共同确定;可行性研究报告由承办方自行拟定,重大事项需经国家综合平衡或配套协调的,也由国家计委会同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等相关部门共同审定;合同、章程文本则由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牵头会同国家计委等相关部门审批。审批方式则采取邀请社会名流、专家、学者、德高望重的元老、身居要职的各阶层领导以及相关的行政职能部门,举行联席会议,共同审议。
(10)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执行,我们逐渐醒悟了:借点外债特别是政府间优惠贷款,有利于争取时间把经济搞上去,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成立后,设立政府贷款办公室专司这方面的工作。
(11)争取外国政府贷款,首先是从利用日本政府设立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开始的。1979年5月,日本友人、日本贸促会关西本部会长木村一三访华,在与交通部部长曾生交谈时提到:日本政府有一种援外贷款,中国政府应该争取使用。交通部随即以简报的形式将这个消息上报国务院。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阅后批示:此事可能是真的,请谷牧同志抓一下。谷牧批示,请兼任国家外资委副主任的谢北一负责。自此,日元贷款一事正式运作起来。经过多次协调和磋商,双方正式确定第一批日元贷款从1979到1984年实施,贷款金额3309亿日元。
(12)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约126亿美元,其中借款108亿美元,吸收国外直接投资17.69亿美元。此外,还接受了一些无偿援助和赠送项目,约合2.5亿美元。这些外资弥补了我国经济建设资金的不足,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开创引进先进技术新局面
(1)抓紧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人才,争取时间,尽快改变我国的技术落后面貌,形成后发优势,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一直是邓小平十分关心的问题。他不仅深刻阐述了引进技术的战略意义,而且对技术引进的方向和应注意的问题作出过许多明确的指示。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讲话中就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9月18日,邓小平在听取鞍山市委汇报时指出:“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10月10日,在会见一个欧洲国家的新闻代表团时,他又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2)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参与了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领导的全国经济问题调查组之一的“技术引进”小组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在引进技术、成套设备进口方面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开辟了技术引进工作的新局面。“两委”组织动员相关政府部门、研究单位、对外贸易公司、引进技术的工厂企业单位等进行调查研究,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引进外国技术设备的经验和教训,同时收集整理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的经验》、国际贸易技术资料以及外国技术引进的经验资料等。在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多次情况交流、专题讨论等大小会议,各有关部门和专家当时反映和提出了许多情况和数据,总结了很多经验,也摆出了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经济技术发展的需要,提出引进技术必须能满足这样几个条件之一:能发展和生产新产品;能提高产品质量和性能,降低生产成本和耗能;有利于综合、充分利用资源;能扩大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有利于保护和改善环境;有利于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和安全生产水平;有助于提高科技水平,带动科技进步。
(4)当时,我国引进技术的最大障碍是西方国家通过“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输出技术进行严格的控制、限制。我们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做工作,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引进技术的限制作斗争。利用西方国家当时主要战略方向是对付苏联和西方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引进一些我国迫切需要的技术设备。另外,考虑到对我国输出技术的国家和企业对其技术保密的担忧,我们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
同时,“两委”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组织各方面科技力量,将主要精力放在引进技术的消化和提高上,放在当代各国都在注意研究、将来具有重大价值的技术课题上,放在我国具有优势的技术领域的研究发展上。这样,我国的经济技术就可以在一个高的起点上前进。
(5)我国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并非一帆风顺。1978年引进规模过大,成套设备项目过多,而且都用现汇,国家财力、物力已不能负担,22项重点引进工程不少被迫停建、缓建。当对外宣布因受外汇限制,部分引进合同未经政府批准暂不生效时,有关国家舆论哗然,与一些国家贸易关系出现紧张气氛。国内也有人批评这是“洋跃进”。邓小平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时说:讲四个字,就是总结经验。因为有好多基本方针,比如说改革开放我们还要继续;解放思想还要继续;外资利用我们还要继续,我们不利用是蠢事。
(6)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谷牧副总理多次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对策。国家进出口委还邀请国内法律专家座谈,研究因中方原因造成已签合同不能生效涉及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在拟停建、缓建项目的48个合同中,有32个是日本公司的,因此,处理好同日方的关系就十分重要。我国有关部门和公司曾多次派团赴日与之协商解决问题。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周建南与有关方面先后进行60多次交涉。最终我国政府与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用日本政府海外协力基金贷款,支持上海宝钢、大庆石油化工总厂等有关工程项目,中国银行又筹措到数十亿美元国际商业贷款,用于部分重点项目引进,同时对部分项目进行了一些赔偿。这样,外界的舆论才得以平息。
(7)“两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统一思想认识,提出了明确的引进技术的指导方针和工作指导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自力更生方针指导技术引进工作;以专有技术为主的多种方式引进技术;技术引进工作要有明确的技术发展政策和长远的全面规划指导;搞好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创新;调整技术引进方式和结构。
(8)在1979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大会报告中,对引进工作提出了重要指导原则。主要是:今后技术引进的重点是引进生产工艺和设备制造技术;近期引进技术主要用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引进项目,必须进行综合平衡和可行性研究;引进技术要与利用外资相结合;重视引进人才,等等。国家进出口委根据谷牧副总理的要求,接受1978年技术引进工作失误的教训,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重点加强了技术引进工作的计划管理,大力调整引进结构,倡导新的引进方式,加快制定技术引进工作规章。
(9)根据中央关于技术引进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结合当时国民经济的需求,国家进出口委组织并主持制定了1980、1981、1982年三个年度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计划,严格控制引进规模,规范引进程序,鼓励正确的技术引进方式。
(10)国家进出口委通过吸收国外技术引进工作方面的管理经验,结合我国技术引进工作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实际,制定了《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工作暂行条例》,经国务院批准于1981年1月颁布执行。这是我国第一个对技术引进工作实行严格管理的法规条例,开创了我国技术引进工作立法之先河。《条例》提出的一系列指导思想、基本方针、工作原则、决策程序以及工作方法等,为我国技术引进工作有序、有效地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六)外贸管理体制的改革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国内经济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有的外贸管理体制就显得不适应了。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这是对外贸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发出的明确指令。
(2)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对外贸体制陆续进行了一些改革试点。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试办特区,扩大其对外贸易经营权,两省可以成立地方性的贸易公司,经营地方生产的和地方需要的、不涉及国家规定需统一经营的商品的进出口业务。1979年8月召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对外开放座谈会,又将给予广东、福建对外贸易经营自主权的政策,扩大到这三市。1979年底召开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把扩大外贸经营自主权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开。
(3)由于缺乏经验,试点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改革试点没有强调权、责、利的统一,在价格上出现了一些混乱;同时,外贸行政管理工作没有跟上,分头经营后,在对外步调上也出现了一些混乱。国务院对此非常重视,专门进行了讨论。一致意见是,改革由于没有经验出了乱子,要想办法解决。方向必须坚持,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4)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国家进出口委、外贸部就外贸体制改革问题,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作了汇报。会后,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指示精神,共同制订了《关于改革外贸体制的初步意见》,印发1980年12月召开的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征求意见。之后,又经过讨论,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在上述《初步意见》的基础上,于1981年10月提出了关于外贸体制改革的设想。总的设想是,应逐步实现政企分开、企业经营和行政管理分开,以企业或企业联合体为外贸的经营实体,工贸结合,产销见面。按照权、责、利三统一的原则,由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各部门、各地方和各企业(企业联合体)直接承担国家的外贸计划任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5)改革开放前,由于机构体制的原因,外汇管理不集中,贸易外汇、非贸易外汇,与当时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往来,外汇综合平衡等业务,分别由外贸部、财政部、国家计委主管,中国银行也承担了部分政府管理职能。改革开放后,这个局面就不能适应了。所以1979年初,国务院批准设立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定为副部级国务院直属机构,明确它是国家外汇主管机构,行使外汇管理职能。
(6)从1979年开始,国家进出口委会同国家外汇管理总局着手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暂行条例》。当时的外汇管理总局局长、国家进出口委党组成员卜明,国家进出口委汪道涵、周建南等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把条例起草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修改好。为此,把条例草案交12个外汇管理分局局长座谈会讨论,同时还把条例草案列入全国进出口工作会议文件征求意见。经过不断修改最终定稿,于1980年12月18日由国务院发布,并于第二年3月1日起实施。
(7)1979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一条要求:“改变出口贸易结算办法和兑换牌价”,“要研究制定一个较为合理的外汇结算价格,在内部实行”。这项改革任务关系重大,涉及许多方面,一个部门难以完成。经请示国务院领导,由国家进出口委牵头,国家计委、财政部、外贸部、国家外汇管理总局、国家物价总局组成汇价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各单位派人参加工作,拿出实施办法。经过二十多次领导小组和专业会议,邀请专家学者座谈,分别听取外贸专业公司、工贸公司意见,达成一个共识:改革现行汇价制度,对贸易外汇和非贸易外汇实行两种价格结算势在必行。
(8)从1981年1月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不对外公布。与此同时,仍保留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但只限于非贸易外汇汇兑结算。这一举措,对调动各方面出口积极性,增加外汇收入起了重要作用。
(9)1979年11月19日,外贸部门向国家进出口委报告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上海等地货船运往香港的中秋月饼等时令商品,因国内港口装货时间拖得较长,两个月后才到港卸货,全部霉烂变质。第二件事是中国外贸运输公司的租船到港已超过一个月,不让靠泊卸货。有关港务局说:“先国轮,后租船。”外贸部十万火急,要求解决。国家进出口委、经委、计委及外贸部、交通部、外经部在国谊宾馆开会讨论这一问题。谷牧副总理指出:“搞好外贸运输,这是完成外贸任务十分重要的一环。港口压船、压货情况虽有所缓解,但仍很严重,在国民经济调整期间,要加快交通运输的发展。我们准备利用外资,来加快港口码头建设。”根据这一指示,外贸部和国家进出口委共同起草了开放长江港口、迅速开航“三定”(定期、定港、定航线)班轮、允许各地自筹资金建设专用码头和组建运输船队、加强进出口产品在内地省区的代运工作、改进对香港的铁路运输工作、尽快建设一批仓库增加仓储能力等改革外贸运输的6条建议。尔后由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进出口委副主任邱纯甫主持召开运输工作会议,上海、天津、山东等省市的领导和国家经委、国家进出口委、交通部、铁道部、外贸部、民航总局等部委的领导参加。会上,研究并讨论了6条建议,建议得到与会者一致赞成。会后,这些建议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全国执行。
(10)允许地方和外贸部门自营船队的政策深得人心。从1980年2月开始,山东、江苏、浙江、河北、上海、广东等地陆续建立了地方船务公司或船队。需要特别讲一下天津海运公司成立的艰难历程。当时,天津市领导决心建立天津市的船务公司,既不与外贸部门联合,又不与交通部门联合。在当时交通和外贸部门都垄断经营的情况下,天津市政府多次上报,国家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没有同意。1981年6月1日,天津市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向中央领导反映。当时的胡耀邦总书记批示:请谷牧同志迅速拍板。这份材料批转给国家进出口委。6月18日,谷牧副总理批示:“请泽民同志约交通部一位负责同志研究一下,是否派联合工作组,彻底查明情况并提出处理意见。”经过调查研究,同意天津市办船队,并会签交通部上报中央,此事才得以解决。
(11)为适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需要,统筹对外经济贸易发展的全面工作,1982年1月,邓小平指示,率先进行外经贸系统的机构改革,将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外贸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合并组建对外经济贸易部,统一归口管理我国的对外贸易、利用外资、技术进出口、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联合国发展系统及其他多边经济技术合作;负责研究、制订对外经济贸易法令、方针、政策和规章;组织制订对外经济贸易发展战略、规划;统一指导、协调和管理全国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1982年4月,对外经济贸易部正式挂牌办公。从此,国家进出口委、外资委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两委”坚定贯彻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的对外开放决策,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后来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FIC
本文是刘向东等主编的《对外开放起始录》一书的摘录。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