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牟先生从反面证明了儒商难做，子贡则从正面证明儒商根本就不成立。 儒家自古有之，商家自古有之，但有方家将儒与商整合出一个儒商，却是近几十年的事。顾名思义，所谓儒商，也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或以儒家文化为标记的商人，而方家却是将其作为商家的理想楷模推荐的。笔者因此想，既为楷模，以商敛财的本事首先要大，不一定要能富可敌国，至少要为世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否则难以做楷模。其次，敛财致富的手段更得如俗话说的：君子谋财，取之有道。这个道还须正是儒道，要如胡庆余堂主人胡雪岩宣示于大堂上的“是乃仁术”。否则又何必称儒商。
然而接下来，我们发现，找到谋财有道的商人容易，找到推崇儒学的财东也易，要找到可证其财富为实践仁术所得者却难，比如胡雪岩，办药局强调童叟无欺，间或搞点公益事业算仁术，但其发家致富的关键诸如打通官场，依仗湘军权势等，要说也是仁术，那是在挖苦仁术。
笔者拜识方家开列的从古至今的成功儒商名字，即使作为孔子学生被推崇为儒商师祖的子贡，根据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的记载，孔子论及子贡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从这话的意思可知，子贡的经商致富，并非实践仁术，反而是不受师命别出蹊径的结果。
两千多年前的子贡，倒是没有自称儒商，当代的牟其中先生，却是乐于自称儒商、也曾被不少人真信为儒商。这位牟先生的致富术是不是仁术，为致富现如今去了什么地方，说来也是令人感慨而又警醒的事。至于牟先生是不是真为大富，或者是否曾经大富倒在其次。
光荣如子贡，致富术非为孔子传授，不是孔子的错，夫子传道授业，原不是在开商学院。圣人的学问要旨本在提倡仁义道德，关注修齐治平，经济与商业非其所长；埋汰如牟先生，以儒商之名行奸商之实，更不是儒家的错。由孔子创立并经后世传承光大的儒学，虽然时有坐而论道不务实事的毛病，却也没教追随者在大道理下作奸犯科。如果说，牟先生从反面证明了儒商难做，子贡则从正面证明儒商根本就不成立。
或许有人说，儒家讲求诚信，商家也讲诚信，以诚信立业的商家难道不可称儒商吗？儒家诚然重诚信，但诚信更是全社会的普适价值，经商要诚信，我们安身立命，做什么又可以不诚信？因此难说诚信就是儒商的特质，将诚信说成商家立业致富的要领，不免堕入泛道德化的误区。东里小二的臭豆腐摊生意好，方家总结经验说是因诚信，做人好云云。其实别家摊主何尝又不诚信，小二成功的关键，煎炸臭豆腐的技术更胜一筹而已。
儒商概念虽不成立，儒商一说流行于世，却也颇有历史积累的心理陈因。自古以来读书业儒追求做官的人都叫儒生，做成官的都爱卖弄儒学，文官乐称大儒，武官习称儒将。一些人做官无门而入商场，虽经商仍不忘情于儒业，于是发狠供养子弟读书，有人发了财更要捐资助学，乃至印书弘文、刻碑立匾等。总之要教人知自家也是孔门子弟，也与为官作宦者一样知道翰墨书香。这些人无疑都愿称儒商，并且乐于被人作儒商的。
辨析这些历史潜在儒商的读书做官情结，抛开做官的动机不论，只看努力读书和重视读书的过程，却也不无积极意义。也正是基于这点，我们可以绕开名称而直探实质。毕竟无论是儒而为商，还是商而好儒，但能因此不做奸商总是好的。只是天下的学问并非只有儒家，成功的商家也并非只靠儒学。笔者曾见有方家开列的当代儒商的基本要求，诸如要有社会责任感，而不能唯利是图；要有新思想、新观念，而不能墨守成规；要懂得知法守法，而不能违法乱纪；甚至要通晓文史哲学，琴棋书画等，而不能总是粗鄙无文等，都是文明社会个人素质教养的必备，早已超出儒学的范畴。笔者因此想，既然如此，那又何必称儒商，或许文商更妥当些。文商者，具有高尚人文精神之商人的意思。不知方家以为然否。 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