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途中的黎平会议。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可以说。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4年12月18日，党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以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以正式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改变进军方向的正确主张，确定了朝遵义进军的战略方针。伴随着毛泽东发言权的逐渐恢复和影响力的逐渐增强，在遵义会议前夕，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即起用了部分受“左”倾领导人错误处分的干部，为接下来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邓小平：黎平会议上被起用为中央秘书长
1932年7月，邓小平被调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并兼任江西军区第三分区政委。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弟弟――曾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永丰中心县委书记的毛泽覃，以及曾任赣西南特委委员、中共赣东特委书记、江西省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的谢唯俊，曾任寻乌县委书记、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前委秘书长的古柏一起，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进行了抵制。他们支持毛泽东，反对“城市中心论”，主张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反对军事冒险主义，主张诱敌深入；反对“左”的土地分配政策，主张平均分配土地，“给富农以经济出路”。邓、毛、谢、古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诬蔑毛泽东的理论和路线是“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勇敢地指出“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沟里，却是马克思主义”。他们还戏称从上海大城市来的那些“左”倾教条主义者是“洋房子先生”，而“洋房子里才不会出马列主义的”。
邓、毛、谢、古的这些正确意见和鲜明态度，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临时中央所不容。1933年春至夏，对邓、毛、谢、古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左”倾领导人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4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而邓小平还被指为“毛派头子”。3月12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中央局的意图，向江西苏区全党公布了有关“会寻安”的指示文件，指责邓小平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在敌人大举进攻时，“仓皇失措”、“退却逃跑”，犯了“单纯防御的错误”，“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责令邓小平向中央局写出《会寻安工作检查》。3月31日，邓小平被调离会昌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5月5日，被撤销职务，给予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
1934年10月，邓小平被允许随队长征。1934年12月，从湖南通道会议开始，毛泽东逐渐有了发言权，邓小平的境况也随之逐渐改善。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由《红星报》主编改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出席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在会上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在以后的岁月里，随着毛泽东在党内地位的变化，邓小平的职务不断擢升。抗日战争爆发，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内，又被任命为一二九师政委，成为独当一面的统兵大员。这充分表明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器重。
刘伯承：黎平会议上被重新起用为红军总参谋长
1932年10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第30号命令，任命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随即，刘伯承到前方协助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作战。1933年9月，第三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进入中央根据地，很快同当时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结合在一起。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掌握了红军指挥大权。朱德、周恩来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总参谋长刘伯承则成为李德的幕僚。1934年10月，刘伯承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10月20日，五军团开始长征。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认为刘伯承经验多阅历深，经过大的阵仗，行军作战倚重他，所以对他的身体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刘伯承对军团长和政治委员非常尊重，积极出主意、想办法。在长征途中，他办起了参谋训练班，以培养参谋人才，加强司令部建设。他把部队中粗通文墨的青年组织起来，每天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给他们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在过湘江时，他看到牺牲的战士，丢弃的机器，满江漂流的文件、钞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在后来的《回顾长征》一文中，他描述了他和广大干部当时的心情：“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在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贵州东部。12月17日，军委纵队进入黎平。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会上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放弃到湘西会合二、六军团的意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同时，不顾李德的反对，决定重新起用刘伯承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西向遵义前进。刘伯承受命指挥二师强渡乌江，亲自指挥以夜袭方式智取遵义，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创造了先决条件。
杨至成：黎平会议后受命?组建地方工作团解决后勤问题
杨至成，侗族，1903年出生于贵州省三穗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1930年4月到1933年1月，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务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治委员等职，统管全军后勤物资的采购、生产和供给。毛泽东十分重视军队后勤工作，指出：地方财政收入除了可以加重对剥削阶级的征收外，还应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打破封锁，增加收入。杨至成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依靠群众，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因地制宜，卓有成效地开展后勤保障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斗，为第一次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被剥夺了在党内军内的领导权。随后，“紧跟”毛泽东的杨至成也受到牵连。“左”倾领导人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时，以杨至成“不能从正规上补给红军”、犯了官僚主义为名，在1934年5月宣布撤销了他总供给部长兼政委的职务，贬为负责军容风纪的队列科长。在杨至成受到批判时，毛泽东虽已处境艰难，但还是为他讲了公道话，解除了杨至成的险恶处境。
1934年10月，杨至成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的边城黎平。12月18日，黎平会议召开，确定了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战略方针。随后，红军分两路向北向西发展，准备 去开辟以遵义为中心的根据地。而红军转战的黔东南这一带地区正是杨至成的家乡，地瘠民贫，当地老百姓从未见过红军，又受反动宣传的蒙蔽，不少人躲进了深山，并藏起了粮食。红军的生活一时间产生了困难。离家已经12载的杨至成正在想着怎样打开局面时，周恩来同志找到了他：“至成同志，我们来到了你的家乡，你用什么招待我们呀?”杨至成窘迫得满脸通红，还未吭声，周恩来就“哈哈”大笑道：“你对我们最好的招待，就是把老乡们找回来，把他们发动起来，协助我们部队搞好后勤工作。”
杨至成听着心中十分高兴，说：“周副主席，我正有此意，一下就让你说着了!就请周副主席指示怎么干吧!”“我拟请总政治部从地方工作部派几个同志跟你一起，组成个地方工作团，由你率领，重点做好这里的少数民族工作，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以配合我们部队作战!这工作很重要，你看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我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少数民族嘛，这正是我的用武之地!”
很快，杨至成的工作团就成立了。他利用自己是贵州人，是侗族的身份，到部队周围的村寨开展工作，和蔼地用当地的土话同老乡们交谈，向他们宣传红军是干人儿(即穷苦人)的队伍，是打欺侮干人儿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通过艰苦细致的宣传工作，协助打通了同少数民族的关系，使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同时，他还按照周恩来的要求，和新组建的地方工作团同志们一起，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把跑进深山的老乡们找回来，配合红军部队作战，协助红军部队搞好了后勤工作，使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濒临绝境的红军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由于他工作成绩卓著，遵义会议期间，被起用为军委先遣工作团主任。
江华：强渡乌江前夕被起用为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江华县。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萍乡县委秘书、茶陵县委书记、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是红军初创时期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参加了前四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4月，广昌战役时，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已进入最困难时期，“左”倾教条主义中央领导仍然继续坚持其错误路线，消极防御，死守广昌，与敌决战，并提出“为保卫广昌而战就是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战”的口号。当时，红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再三提出，广昌不能固守，如果固守广昌，少则二天，多则三天，三军团12000人将全军覆没，广昌也就失守了。但是，这个意见终不被采纳，仍然是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与敌对峙，结果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广昌失守。当时，江华任红三军团第五师政治部主任，由于他和彭德怀一样，对“两条道路决战”的提法及错误的军事指挥提出过不同的意见，受到批判。在军团召开的团以上干部大会上，江华被罗列了三条罪状：一是右倾，对战争动摇；二是团结干部不够；三是工作不深入，一官僚主义，造成全师有61个逃兵。会后，江华被撤销职务，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送往红三军团军事裁判所监管。而“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
通道会议后，毛泽东逐渐有了发言权。消息传到江华那里，他特别兴奋。江华知道，只要毛泽东能有部署红军作战的机会，他们这些受“左”倾教条主义“监管”的人，总有一天会被“赦免”。1935年1月初，红军逼近乌江。在强渡乌江的前夕，红三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到军事裁判所找到江华，决定恢复他的工作，让他担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并要他先去指挥工兵连架桥。江华带领工兵连赶往茶山关渡口，冒着枪林弹雨，经过紧张施工，终于把浮桥延伸到对岸。使红三军团大队人马从茶山关渡口首渡乌江，消灭了岸西之敌，确保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顺利渡过乌江，挺进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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