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都市小说以其独具的风采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并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中最活跃的题材领域之一。都市小说的繁荣，是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种反映，不断变化的都市生活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都市小说，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都市人面对社会转型而产生的丰富的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急速的现代化变革在给人带来物质富足的同时也伴生着精神上的困惑。
关键词：20世纪90年代；新生代；都市叙述；困惑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092－04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过去的十年里，文坛上有长篇小说的振兴、文学期刊的改版、历史题材创作的红火、后现代思潮的涌入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在这多元化的格局中，都市小说以其独具的风采占据了文坛的一席之地，并逐渐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创作中最活跃的题材领域之一。都市小说的繁荣是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一种反映，时代的进步给都市小说的兴盛提供了契机。不断变化的都市生活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而都市小说，也在相当程度上成为都市人面对社会转型而产生的丰富的心灵世界的真实写照。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坛崛起了一个小说创作群体，该群体被评论界称为“新生代”或“晚生代”，其成员大体包括邱华栋、何顿、李冯、鬼子、沈东子、韩东、朱文、丁天、陈染、徐坤、海男、张欣、唐颖、张梅等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写过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也因为这个作家群的出现。给90年代都市小说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景观，并传达出新一代都市人的精神脉动。不同于20世纪30年代主要以描绘城市的象征物或以某种时尚为代码来折射城市生活的“新感觉派小说”：也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初王朔等的小说对于都市外观的描写，新都市小说之“新”在于其作品注重的是表现现代都市意识在城市生活中的渗透以及由此而带来的都市人的价值观念、社会评判标准的改变。
20世纪90年代都市小说表现世俗生存状态与心态所形成的潮流吻合了转型期都市大众文化的升温情景。的确，消费意识对社会的渗透已经无处不在，后现代文化已不可避免地渗透于中国文化中，都市小说所出现的无中心、不确定、自相矛盾、无序性等特征，既是都市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农业走向工商、从传统伦理走向现代科技过程中价值体系、观念行为、生存方式不断解构与更新的真实状态的反映，也体现了都市小说家在“失范”的社会环境中茫然困惑和找不到意义的无所适从。如果说都市化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之一的话，那么，作家们无论是邱华栋笔下的都市边缘青年，何顿笔下的都市普通市民，还是张欣笔下的都市白领女性，无不表现出同一主题：现代化过程中的种种困惑。不仅是他们笔下的人物面对陌生的都市感到困惑，而且邱华栋本身作为城市的“闯入者”，何顿自己作为都市的普通市民，以及张欣作为长期居于都市的女性同样对急速的现代化变革感到困惑。概括起来，都市人的困惑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失落的忧虑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使被淹没的“现代化”底蕴水落石出。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对于长期束缚于集体中心主义的中国人，首先具有解放意义：它把人们从单一的集体中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投放到了非中心的市场自由运动中。邱华栋笔下的人物从某个暗淡的异乡闯入都市，用知识换取财富；何顿笔下的普通市民在市场经济时代奋发谋财而暴富：张欣笔下那些在经济大潮中抢滩的城市白领丽人，他们都是改革开放自由空间的拥有者，通过自己的奋争表达了个人或个人化的存在。但是，作为现代化生存最基本内容――市场，在为人提供自由竞争的同时又以技术进步和数量统计对个体生活进行全面的渗透与控制，最后市场或市场性以它无限地扩张。在为个体提供可能性的无限空间的同时，又成为对个体现实的压抑。因为当20世纪80年代的欲求在90年代变成现实，并且被超越需求地给予时，现代化就表现出它的负面影响：自我的失落。生命在张扬的过程中受到物欲主义的阻碍和压制，生命于是扭曲、变形，变得无奈和焦灼，变得无所谓，失去意义。邱华栋笔下的“拉斯蒂涅式”的青年，无论是编辑，画家，还是诗人，都像《城市战车》上的一个有机构成，他们随着战车一起飞旋，每时每刻都感受着一种自我放逐的清醒的痛苦。邱华栋曾说过：“我的许多朋友在外企、电台、电视台、大型国有企业里奋斗有成，月收入可观，有房有车，在北京的所有场所都能呆，在这样高的消费水平下他们不仅承受得起，而且过得挺好，他们似乎再也没有什么烦恼。但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年收入百万元的朋友突然对我说：‘活着挺没劲的。华栋，真虚无呀!”‘虚无’这个词很厉害。很可怕，从它的口里出来更是如此：他什么都有，他仍然感到虚无。人好像总是在得失之间，表面的得失下是否掩盖了什么更为真实的东西?”邱华栋这里说的就是一种物的获得与精神的失落。那些在物质性层面上已经生活得够好的人，一旦进入生活的价值与意义层面，他们的生活又不够美好，他们没有为自己找到精神的家园，他们仍然处在流浪的途中。《公关人》讲述了一个闯入城市的成功者的故事。这样的人物在邱华栋小说中不太多见，一般来说，他的人物多半属于挣扎、沉沦加奋斗的一类。男主角w有着一个标准的成功者所拥有的一切：外企公关负责人的白领身份。年薪七万元之巨的优厚收入和一个美满的家庭。可W却突然失踪了，消失在它的面面俱佳的公司和家庭之外。“我”受W妻子的请求寻找他的下落，最后在一间装满塑料模特儿的屋子里找到了带着面具死去的W。这个情节显然有卡夫卡式的荒诞，小说揭示了W在其公关职业中被物化和内心迷失的状态。表现了城市人的两难心态：在对物的追求、时尚的追逐与对真我、个性的向往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直销人》中“我”的近乎疯狂的对物的破坏都揭示了生存压力减小或解除后，人的自我意识的泯灭、心灵感受的磨损和麻木。还有《哭泣游戏》中显露出的女主人公对自身存在的遗忘等。总之，在邱华栋笔下，精神缺失造成的痛苦一点也不亚于物质缺憾带来的困苦。
何顿小说的叙述者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其语调并非热烈亢奋而是低沉感伤，有时甚至伴随着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和焦虑感。例如何夫作为启光集团副总裁，当他那仍执着于艺术的大学同学从遥远的西北来看他，他却对之施以冷漠式的嘲讽，以凸现自我的“金钱身份”，而当大学同学走后，何夫的感觉是，“我为之兴奋得连续几个月不能正常入眠的那些――在此前称得上是一幅美好蓝图的东西，忽然在心里变成了零零碎碎的瓦片”《生活无罪》。《我们像葵花》描写了冯建军的从商经历。这个少年时代就有过不良记录的孤儿先后被学校、工厂开除，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活要求，成了幸福街第一个开店做生意的人。最早下 海经商的酬报使冯建军很快成为第一批富起来的人。金钱改变着冯建军的社会地位，同时对金钱的欲望也主宰了冯建军后来的人生。1994年，冯建军因多次执刀抢劫出租车司机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小说到此戛然而止。人们通过冯建军具有讽刺意义和嘲弄色彩的人生可以感到：作者在揭示小市民的残忍，不择手段、愚昧、互相算计时也展示了他们面目全非的人格价值，这实际是一种人在权力、金钱、情欲、友情等面前的自我迷失状态。
张欣笔下大多是穿梭于城市喧嚣的中产阶层。或者是抢滩于商潮的记者、模特、生意人，或者是在写字楼讨生计的高级职员。她们有经济独立能力，无需依靠异性的施舍而做笼中的金丝鸟。相对开放自由的生活方式更促进了精神的独立自主和自我个性的张扬，特别是在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中，她们对自身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女人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贫穷和默默无闻，尽管这两点让你深深感到人生的乏味和无聊，但更太的敌人却是时间和岁月”《岁月无敌》。她们真切地感受到时光流转、容颜易老，于是她们不再留恋过去或寄希望于未来，而是紧紧抓住现在，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生计。于是，张欣笔下有“只讲睡觉，不想结婚”的商晓燕；有豪放干练、勇往直前的爱宛；有敢说敢做、本色真诚的林子。一切都是率性而为，所有的激情都是随风般“突如其来，突如其去”。这种自由婚姻方式的选择和追求，一方面来源于城市女性独立意识的强化，一方面也源于她们对男性世界的怀疑和恐惧。固然，不维系于一纸婚姻的爱情是自由得多，可以不用负法律上的责任，可以同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互争高低。一旦爱情消失，便好聚好散。但是，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残存于心灵深处、早已定型的传统道德感和责任感的谴责。尤其是要时刻经受“感情无处停泊，只得维系于空幻”的折磨。在对生存境遇的言说中，张欣始终怀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来书写物质名利等诱惑给女性带来的迷惘、苦恼及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试图为她们寻求新的生存价值，期待着这些漂泊的灵魂重新得以安顿。正如她们所感叹：“爱情和婚姻根本是两回事，年轻时轰轰烈烈爱一次，老了找为人诚实可靠、前景悦人的丈夫。”《非常夏日》“其实爱情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都成问题。只不过我们觉得很重要就是了，其实它在哪儿?”《此情不再》。
在当代都市社会里，作为个体的人早已被淹没在物欲横流之中，作家们注意到了都市人的这种主体性的迷失，但在目前的状态下。他们也还没有为都市人同时也为自己在都市中找到精神定位的坐标。现代化带来的物质富裕，使摆脱了生存压力的都市人自我意识逐渐觉醒，个体意识逐渐增强，而物欲的都市又将人捆绑在城市的战车上，送进巨大的“绞肉机”，并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挤压为平面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与自我的失落，这两个绝然相反的方向使都市人处于一种囚犯般的两难局面，因此出现无方向感的困惑。
二、物对人的满足与价值观念的物化
20世纪90年代的都市，物质生活比起80年代有了长足的进步：大众交通与传播工具、吃穿住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娱乐与信息工业输出……这一切的一切都让人感受到物的丰富给人带来的方便、舒适、满足。这是一种“经济上的自由――从经济力聊，经济关系的控制中摆脱出来；从日常生存斗争中，从谋生糊口中摆脱出来。”人们在物的丰富前拼命消费、松弛、玩乐，因而，“统治――以富足与自由的名义――扩展到了全部个人与社会生存领域。把所有真正的对立整合起来，同化一切替代。”人在物的满足中却有一种舒适、温和、合乎情理且民主的不自由。
现代都市社会是以货币为权威之社会，是被这中介物将一切事物(包括人本身)统统变作可自由交换的物品的物化社会。其基本矛盾，从人――人关系转化为人――物关系，人的价值和能力不体现在对他人控制和占有上，而体现在对物的等价交换媒介―货币――的控制和占有上。一旦拥有货币，人们随时可以改变其地位和角色。勿庸置疑，“物”是君临一切的权威。“物”成了人生存的必需品，成了人欲望的对象，梦想的对象，算计与追求的对象。追求最大限度的物欲便成为现代都市人的生存法则。于是，在现代都市市民生活中，导演了一个个为“物”所困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拥有了“物”，人们可以尽情消费和享受；拥有了“物”，人们同时也陷入了永无止境的焦虑之中。“物”既给予人获得的欢乐，又让人感受匮乏时的烦恼，它既是人梦想的对象。也是人的焦虑的来源。一言以蔽之，“物”满足了人，反之，人也被“物”控制。在现代都市社会中，都市人既希望享受都市的物质化，又畏惧物质主义对人的价值观的物化，从而导致人文价值的丧失。这一矛盾冲突使都市人陷入迷惘和困惑中，在邱华栋的小说中，迅速出现各种平面人――《公关人》、《时装人》、《钟表人》、《别墅推销员》等作品中的人物，这些人懂得将“一切精神最终都换算成了物质的东西”。他们“明白生命和快乐是一种可以消费的东西”，把爱情“变成了超越情感的欲望游戏”，欣赏和崇奉那种“由金钱烘托出来的魅力”。正如《闯入者》表述的：“整座城市只是一个祭坛，在这个祭坛上、物是唯一被崇拜的宗教，人们为了物而将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了这个祭坛。”当都市人虔诚地把物奉为神明而顶礼膜拜时，人被物异化，都市变得冷酷而无情。在这里。邱华栋既表现欲望追逐中的虚妄，也描述欲望满足达成后的虚无。
何顿作品里展现都市普通市民拥有财富后的灵魂的虚无与价值观的迷失。其笔下的主人公常常是拼命挣钱、拼命享受：挣钱、喝酒、听歌、跳舞、搓麻将、找女人，甚至打架、斗殴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作者借孙军之口说出了他们的生活态度：“我们这些朋友，都是把自己的生命当成黄泥巴红薯了，削一截吃一截，不去思考以后的事。”(《太阳很好》)金钱崇拜成为这个特定的社会群体至高无上的生活原则。他们不仅认为“世界上钱字最大，钱可以买人格买自尊买卑贱买笑脸，还可以买杀人”(《生活无罪》)，“赚钱才是男人的大事”(《弟弟你好》)，而且“钱字上没有朋友”，赚钱的目的是“赚了钱就玩，没钱了又想些方法去赚钱，赚了钱又玩”(《太阳很好》)。正如《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中，何强劝导张军的人生信条就是：“现在这个社会只谈两件事，谈钱玩钱，人玩人。”在何顿长篇小说《我们像葵花》里，作家力图给我们展示的生存现实也是：“个体户并不费什么事且也没有什么丝毫愿望，却把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有力的改变。以前积金千两，不如明癣经书。现在，大家都向钱看了。”(《我们像葵花》)在《弟弟你好》中，那个整天吊儿郎当不安心工作的邓和平，通过实利的角逐与竞争，终于发现了现实的本质原来是集体已被消解，只有个人的游离，所谓利益的分享也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智力较量，是一种欲望对欲望的现实。它体现的就是全方位的自由竞争和冒险。“这些人的魅力就是让人明白知识并不能当钱用，于是大家的视线开始扫荡财路，社会空气换了，弟弟生活在这个社会，吞噬着这个社会产生的龌龊空气。理想如一朵 花样的凋谢了。”(《弟弟你好》)《我不想事》中的大毛靠走私贩毒而一夜爆发，浑身上下都透着喜悦和得意。那个何夫(《生活无罪》)本是一个中学教师，被一条骆驼烟打中，被曲刚屋里的摆设震撼，几天之后就到曲刚屋里打下手，当他沦落为一个拙劣的票贩子时，钱包和略好些的香烟使他保持了心理平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类市民透射出的是一种极其世俗与欲望化的生活逻辑，其中蕴含的并不只是无知和浅陋，还演示着某种新的幸福价值观。何顿的创作显然并不仅仅是基于表达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将之上升为人生目标或理想价值系统加以陈述的。
张欣作品中的都市女性发出“没有经济基础。爱又如何”的感叹，她笔下的女主人公，有一部分更情愿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追求快节奏、商业化的现代生活。正如有人所说：“有时候喧嚣和浮躁恰恰体现了一种亢奋与进取”，她们恰是以实际行动证实着这句话。就像商晓燕所说：“爱过，但一切都闪电般的结束了，我们谁都不可能按照对方的想法生活……好聚好散是游戏规则。”(《仅有情爱是不能结婚的》)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小有成就的爱宛，一面疯狂地爱着落魄文人肖拜伦，一面也不顾忌与他人有性关系。她的原则就是“人不可能活得那么纯粹”(《爱又如何》)；年轻聪慧的冰琦，为生活之故轻率地委身于一个有家室的年老港商；更有大批凭借青春美貌独自冲人都市的情人们。在她们看来：传统美德无论多么令人称道，多么被人反复咏叹，终是像进化论一样，将下一代人身上消失得荡然无存。(《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不必为她们身上浓厚的拜金主义做辩护，毕竟，他们的行为与金钱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不是有太多的商晓燕、冯剪剪、冰琦、简松成为名利的牺牲品吗?这些活生生的现实，没有梦幻，也没有浪漫。正是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和价值，她们才活得如此实际，才不情愿让疲于挣扎的心灵再度套上婚姻的枷锁。
三、欲望的满足与真情的失落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和生命本源力量来自自身的欲望潜能。正是因为欲望的存在，人类才开始对自然进行永不歇息的征服活动。当代的生活史，就是欲望的力量不断产生、高涨、满足以及不断松驰、懈怠、再起、紧张、期待等周期性循环。“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就是这个民族的群体欲望不断此起彼伏的循环兴替”，“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展开了那绚丽的画卷。‘欲望是生活之父’，是生活程序的软件。”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欲望的洪流开始在这个现实世界的每一条街道流淌，当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动力的都市化把现代化的解放意义归结或压缩为欲望的解放和满足欲望的市场竞争时，个体就在对世界的无限性欲望的展开中落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势必把个体生存的质的内含最后挤压掏空，人的感情在欲望中失落。
现代都市小说作品里将“都市人面临欲望与情感二元对立冲突的复杂心态与两难选择”这一主题体现得淋漓尽致，如邱华栋笔下的城市边缘人在欲望满足后，又产生对生活无力把握的茫然感，《环境戏剧人》中的“我”一再申言“仍要找到我青春的最后寄存地”、“我”的“爱达荷”。但“我”却始终无法明确地表述什么是“我”的“爱达荷”，以及“我”这一代人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么?“我”把女情人龙天米当作自己“青春的最后寄存地”、“爱达荷”。但龙天米又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她用自己的身体迷住了“新城市”里的许多男人，而她却不屑一顾地从他们身边走开，最后她在环境戏剧中绝望地死去，这也许正是“我”这一代城市人无法表述他们理想的一个象征。在《所有的骏马》中，一个被命名为林格的喜欢夸夸其谈的青年对自己的朋友说出了一段相当精彩的话：“巴尔扎克时代与现代的中国有某种相似性。其中有一个叫拉斯蒂涅的人物，他原来什么也不是，后来他出入于巴黎上流社会，周旋于贵妇人的石榴裙下，终于爬到了银行家兼政客的地位，乔可，咱们要向他学习，在北京那样该死的可怕的地方站住脚。”这几乎成了邱华栋小说中北京外省青年的行动宣言。
何顿记录一群‘野兽般地啃嚼生活’的人的欲望、挣扎、奋斗、欢乐和痛苦，而对于爱情这种最古老、圣洁的感情，在何顿笔下也表现出可交易、可消费的特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变得极为随便，人们在其中寻找的是纯粹的感官刺激和生理满足。如《生活无罪》中的狗子和兰妹的关系，“她(兰妹)没有信条，也不遵循任何道德的保证”。总之，在汹涌而至的欲望面前，爱情只不过是一件简陋的道具。完全褪去了它神秘圣洁的光芒而被实用地简化为一种“物”。在失去了道德、伦理等社会因素的制约以后，欲望不可遏止地膨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是物质上的享受并不能带来精神上的充实。文化贫乏症使他们无力摆脱金钱的怪圈，他们于是不断地寻找刺激，不少人在寻找刺激中“失控”，“爱的追寻”可以说概括了张欣作品的共同主题。张欣正是通过各种现实生存状况，充分展示了女性在情与理、爱与欲之间所进行的灵魂的搏斗，留意不同人格之间的磨擦，并进一步探索婚姻的实质。毕竟，短暂的真爱并不能代替长久的幸福，生活的压力让她们不得不驻步徘徊――爱情太娇贵、太虚幻，单调的世俗生活总会将爱情的浪漫消磨殆尽，特别是缺乏物质保障的真爱更不会久存。可馨与沈伟(《爱又如何》)曾经过着轻松舒适的生活，充满温馨情调。然而，面对辞职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沉默寡言，原有的潇洒和闲情逸趣荡然无存”；“爱情是什么，它在生活中仅仅是一种装饰。一旦生活暂时蒙上一层阴影，它总是被最先牺牲掉!”这就是现实生活的残酷无情，这也正是残酷无情的现实生活。于是，在张欣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庸与高尚并存的商业世界，看到了一群徘徊于物质享受与精神超越之间的都市女性。她们一面肯定着自身的世俗性需求，一面又力图保留住精神性幻想。可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追寻真爱的尴尬。从一开始，张欣就把强烈的主观意识渗透到她笔下的都市女性身上，怀着一颗敏感细腻的心同她们一起分享欢乐与痛苦，一起思索着现实生活所赋予的严肃问题。在她看来。两性间的真爱是这个充满欲望的世界遗留给都市人的最后一点浪漫和温情。她怀恋这份浪漫，更希望它能常存于都市人的情感生活中张欣描写的都市女性在“追求世俗性需求时，寂寞无助的情感焦虑”。在张欣笔下，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庸与高尚并存的商业世界，看到了一群徘徊于物质享受与精神超越之间的都市女性。她们一面肯定着自身的世俗性需求，一面又力图保留住精神性幻想，可最终得到的只能是追寻真爱的尴尬。对张欣作品的剖析，不难发现，她深刻地表述着商业氛围中的精神沉浮和心灵困惑，真切地展示着都市女性面临情感与欲望对立冲突的复杂心态和两难选择。特别是在对生存境遇的言说中，张欣始终怀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来书写物质名利等诱惑给女性带来的迷惘、苦恼及其人生态度、价值观念的变化，试图为她们寻求新的生存价值，期待着这些漂泊的灵魂重新得以安顿。
在现代都市的商品经济社会里，人在实际生活里变得越来越理智化与实际化，谈真情说真爱似乎成为一个十分奢侈的话题。在金钱、地位面前，人们毫不犹豫地放弃真情，只要拥有了财富与权力，就可以谈情说爱。人们将爱情变成一个计算效益的生产过程，这是世俗化生存逻辑的全面胜利。它迫使每一个存在的人、文化的人，在欲望化的背景下很快撤离了精神的形而上范畴，而成为新市民文化的拥戴者和建构者。都市生活中的欲望的膨胀，又给人们内心带来了无法填补的情感的空虚和失落。人们倍感真情的至高无上，但是，世俗化的需求远远超越精神需求。于是，在新都市小说里，在现代都市人男女之间的爱情演绎中，要么演绎成一幕幕爱情的游戏，要么但现出赤裸裸欲望的满足，要么呈现出情爱的失落。现代都市人在重塑着自己形象的同时。也在重塑着现代都市人，使都市人倍感困惑。
邱华栋、何顿、张欣三位作家分别为我们展示了城市边缘青年、以个体经营为主的小市民、都市白领丽人的生活图景，展示了他们在物质繁华的都市中精神状态。而三位作家也通过他们的作品传达了一种困惑，按马克思的观点“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可以看出，在物质得以满足后，人们才能去从事生产、艺术、科学等精神方面的活动。可为什么在物质丰足之后，人的精神反而比以前更颓丧、更空虚、更提不起精神?美好人性在沦丧，人间真情在萎缩，这到底是为什么?作家们的思想处于一种难以解决的二难困境中。首先。他们都肯定了物质繁荣带来的富足与舒适，肯定了在城市中的奋争：其次他们又表现出了物化时代的“金钱现实主义”对精神的掏空，如果听任“金钱至上主义”的自行发展，最终必潜对美好人性和健全社会构成一种强大的颠覆和解构。这实质就是物质／精神、平面／深度、世俗／崇高、灵／肉的严重失衡状态，显然作家在这种矛盾上是犹豫或惶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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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