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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治的不确定性后果|政治不确定性

时间:2019-01-29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收稿日期:2011?09?25    译者简介:叶敏(1984-),男,安徽无为人,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摘 要:本杰明?巴伯认为民主与信息技术之间往往难以兼容,技术既可能加强民主,也可能削弱民主。考察技术与民主关系时要注意“什么样的技术”和“什么样的民主”。如果人类想要技术服务于民主,而不是损害民主,那么必须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技术上做文章。
   关键词:数字政治;民主;信息技术
   中图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2)02-0005-05
  
  
  
   从一开始,远程通信技术就被视为提升民主的引擎。最近,同样的技术推动着全球化,它穿透着国界,侵蚀着那些分割不同经济体的狭小界限。然而,技术在推动全球化之时也可能在损害民主,因为技术正危及作为民主的庇护所的国家主权。迄今,绝大部分有关新通信技术与全球民主关系的交叉性讨论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这可能是因为那些懂得技术的人对民主知之甚少,而那些懂得民主的人对技术又是悲剧性的无知。然而,对民主的未来而言,恐怕没有比这样的问题更有意义,即“维持全球化的新技术是会加强民主,还是会损害民主呢?”
   “远程民主”、“虚拟民主”这样的术语更早为我们所知,但是辨识它们的个中内涵不仅需要我们把握技术的本身,而且需要我们比那些对电子疆界发烧友们更为深入地理解像社区、民主治理这样一些政治观念。民主的特点和本质经常被人们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只有当我们懂得民主本身的特点和本质,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技术是如何地影响民主。但是,在我试图界定民主之前,我想指出有关技术的更为一般性问题的几点澄清,因为,我们经常做出许多令人质疑的假设。
   一、令人质疑的假设 第一,不平等的过程。那些通常称为信息技术、数字技术、电脑技术和因特网的新技术并不是在全球被普遍地享用的。由于这些新技术在发达世界的繁荣国家是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容易高估了它们在其他地方的应用率,继而使我们高估了这些技术的影响。对世界的绝大部分地区来说,传统媒体依然占据主导地位。对这些地区的人们来说,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政府宣传仍然主宰着他们生活的信息框架。对他们来说,民主、专制以及对言论自由的审查这些议题更多地取决于广播、电视和报纸,而不是所谓的新媒体。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贫困妨碍许多社会享用新技术的好处和便利,不过贫困也将这些社会隔绝于新技术可能带来的恶果之外。
   第二,正在加速的变化。新通信技术不仅经历了快速变革,而且它们一直在回应着那些呈几何级数发展的力量。与以往的两个千年相比,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激进的技术变革。微型化和微处理器速度的同步发展,降低了电子产品的重量和价格,并且使这些产品的效率和运转速度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现今技术的任何总结都难以在未来得到应验。除此之外,技术的急速变革意味着那些曾经错过进步的社团将可能成为今天的受益者,因为一种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对那些处于“先进”地位的社会是构成压力的。非洲至今还是信息技术的处女地,但是与欧洲和北美相比,这种落后可能为非洲提供了一种更快跳入无线时代的机会。
   第三,代际悖论。那些发明新技术的人将他们的判断、价值和偏见植入了他们的创新中,这些判断、价值和偏见却是在他们成长中使用旧技术过程中形成的。现今,那些在图书馆和资料室里从事教育工作的学者发现互联网是一种美妙的研究工具。对他们来说,互联网是一种代理性的图书馆,是一种资料库的替代物,他们将此视为互联网的主要目标。但是,对我们的孩子来说,电视和互联网的使用使得他们在图像泛滥的文化中长大,他们很少接触书籍和图书馆,他们由此对新技术形成的期待是大为不同的。我们这一代人设计了一种技术,却不能预知这种技术的后果,因为那些使用技术的人并不会在与只属于我们的特殊社会环境中长大。
   第四,技术作为镜子。尽管我们喜欢但并不绝对地将技术视为社会形塑的一个激进变量,但是新技术似乎只是在反映而不是改变产生的文化。几乎所有的历史书都预言黑色火药的出现将会使处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世界趋向于民主化,其理由是这种技术削弱了贵族武装的能力,这对等级化的封建文化构成了破坏性力量。然而,在中国,那里是黑色火药的发明地,但是黑色火药强化了封建王朝和专制。并没有额外的理由促使我们相信新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会带来另外一种境况。如果现代社会的支配性力量是民主的和文明的,并且如果文化和教育胜过对其他私人物品的追求,那么新技术将会完善民主、提升公民话语,以及传播公民文化。而如果主宰社会的力量主要是商业性的、私利性的、物质性的和消费主义的,那么新技术也会成为商业性的、私利性的、物质性的和消费主义的存在。技术并不能将我们自身救出,技术仅仅能够坦率地反映自身。
   新技术在现阶段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地反映了注意力文化的印记。新技术对教育和文化具有潜力,但是它的本质是商业性的。固然,新通信技术能够鼓励民主、多元化使用以及有竞争性产权,但是它的本质是垄断性的,这包括接入口、软件平台以及信息内容等方面。新技术的特点是开放性的和可及性的,但是它的实际应用如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是区隔化的和不平等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技术并没有表现出能够左右社会的能力。现今超过95%的互联网应用都是商业性的(其中有1/4是色情内容),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1996年的联邦通信法将新技术私有化,将它们甩给市场中的商业性力量。结果是:新技术的平等化潜能在所有地方都输给了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不平等,于是一种能够折射出教育和经济不平等的“数字鸿沟”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至此,垄断和不平等战胜了新技术的多元主义和开放性的潜质。
   二、多样化的民主 恐怕没有其他事物能够与“民主”相比,说起来纯洁而简单,但民主是多种多样的,它是一系列彼此竞争的民主理论的总和,包括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和多元民主,精英民主和强势民主。当我们担忧新技术对政治产生影响时,我们所指称的是哪种民主呢?可能技术创新在加强一种类型的民主的同时,却在损毁另外一种民主。
   在美国,通常假定民主是代议性的,这也是与我所指的参与性的或者“强势民主”所不同的一种民主。在代议民主之下,公民权仅次于投票权利,普通公民感到被边缘化。每年一度的投票是自由的,她投票了,然后回家,剩下的是旁观和等待。在一年之中余下的其他时间里,她如同一个消费者或者委托人一样过着私人生活,将治理的权力交她所选举出来的代表。这种憔悴而肤浅的民主版本经常会产生政治冷漠者或者愤世嫉俗的人。那种投身于邻里、小镇、学校和教堂(这些活动产生社会资本和公民信任)的积极公民不可能由这种看门式的代议制政府所孕育。精英民主之下,政党精英和强力领袖为了成就他们的霸权,操纵着开放但未解码的议题去追求多数人的支持,它模仿着参与民主的动作,但是缺少参与民主的公民合法性。
   民主与新技术之间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因为并不存在一种其特质可以被描画出来的简单或者单数意义的民主。民主与新技术之间存在一种潜在关系,但是这仅指技术的一些特殊特点与不同类型的民主的显著特点之间的关联。新技术大多数引人注目的特点,包括它的速度、简单、独自使用、插图化(比如在文本中的图像、声音)、横向联系(一种水平沟通媒介,点对点而不是垂直的)、信息至上而不是智慧(粗陋的数据而不是知识)、直接性(避开编辑或监督),以及区隔性(将人们归入小组而不是将人们纳入一体)。
   三、独自冲浪 电子技术的首要美德和恶果都在于它的速度。电脑通信以光速传播。美国独立战争时,新闻信息到达英格兰需要六周时间。今天,我们几乎同时分享时事,新闻信息的循环流已经是以分钟计算,而不是以天或星期计算。电脑让即时通信成为可能。但是,高速度就适宜民主慎议吗?在电子时代,民主面临的真正挑战是如何面对颠簸于电子高速公路上的高速度。因为,民主需要沉思、耐心和再三考虑。这也是为什么议会程序上经常需要对一项立法进行几次审查才能让其通过。目的在于通过更长的时间去拖延极端行为的采纳。但是,互联网引入即时性思考,这意味着那些没有经过过滤的偏见和考虑不周的意见被释放出来。民主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减弱技术对速度的胃口,同时又不能伤害技术创新本身。不管是代议民主还是强势民主都是与高速度背道而驰的,它们都需要时间、耐心地实施公民的判断。但是,正如在精英民主当中所看到的,即时投票或者对大众舆论的操纵成为一种目的,那么由技术带来的高速度实际上是一种有用的资产。
   数字媒介与民主相关的第二个特点是它倾向于一种化约的简单化,即一种二进制的二元论,如果套用政治语言的话,即通过提供一些“是”与“否”的直接公决和两党选择来促进代议民主。但是,这种二元论嗜好对强势民主来说是非常糟糕的,因为强势民主需要多样性选择以及产生这些多样选择的复杂性过程。如果我们只从两个极端的选择当中去寻找共识,而不是在介入两个极端之间做出某种纯粹意义上的抉择,那么共识或者事物的细微之差可能是难以捕捉的。
   新技术的第三个特点是它们具有将社会个体予以分割、封闭和原子化的趋势。网络空间中的孤独是一种必然。我们端坐于键盘和屏幕之前,仅仅与世界发生虚拟联系,电子像素成为我们通向更大社会的唯一特使。很多互联网迷们争辩说,网络空间创造了新的虚拟形式的社区。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仅仅通过一个孤单的接口与网络空间发生联系。一起打保龄球是独自打保龄球的另外一种选择,而在互联网上,唯一的可能选择是独自冲浪。在美国的一些大学里,学生因为喜欢花时间独自玩电脑而日益忽视社会生活和学校活动。
   四、网络社区的幻影 新技术的狂热分子对超文本个人主义(Hyper-individualism)的反驳经常会提到一种网络社区的可能性。超越国家边界的社区在互联网上大受欢迎。通过互联网,我们只需花几秒钟就能游历全球。在市场高度全球化的情况下,民主社区却还仅仅局限于狭小范围之内,这说明了相当有必要形成一种全球性公民社区。诸如CIVICUS和CIVITAS的超国家公民社区已经在利用互联网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是,在被乐观情绪冲昏了头脑之前,我们非常有必要细查一下虚拟社区到底是何物,以及这种事物真的存在吗?
   绝大多数在互联网上的虚拟社区都是以兴趣为导向的狭隘社区,如,那些由分享着共同的爱好、身份或政治观点的人组成的特殊兴趣团体。这些虚拟社区是一种遗忘时间和空间的连续统一体。但是,利用互联网去加强一种现存的社区是一回事,而在互联网上仅仅通过电子像素去营造一个新社区又是另一回事。
   并且,虚拟社区利用互联网传播他们的信息,以组织反抗和恐怖活动。激进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新纳粹都在利用互联网编织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社区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所有在现实时空里召开的有关新网络技术潜力的讨论会,与会者的讨论似乎都是对他们为之欢欣鼓舞的网络社群主义理论的一种活生生的反驳。
   网络社区可能与否难以定论。即便我们假定它存在,那么悬而未决的问题是这种网络社区对民主有利吗?代议民主以利益和组织的多元主义为根基,并且扎根于个人主义和权利理论,一开始就没有对社区给予重视,代议民主的支持者不太可能从新技术会加强社区的这一点理由上去认为新技术会带来种种好处的。另一方面,强势民主者会认为新技术最终会促进参与,继而指望新技术会建立一些热心参与和社会资本可以寄居其上的新社区。
   五、图片的道路 关于新技术之中的图片和文本应用的理解相当模糊。目前的观点是,互联网是一种以文本为基础的媒介,这与电视的图片化传播相反。艺术家和其他人可能会反驳,图像比文字更为本真。然而,政治、法律和民主的起源是一种文字与力量、情感的较量。因为,民主和理性政治需要文字的交流,图片和视频流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发展。从文字文明向图片文明的转换可能意味着一种政治制度的开始,而不是对任何一种民主的腐蚀。然而,这种图片文明是不太容易维持某些话语沟通,而话语沟通正是民主成为可能的必备因素。
   在一种全球市场社会,这种文明转换可能会产生致命后果。没有人会立刻忘记,美国对索马里的外交政策是如何受到一个图像的巨大影响,在这个图像当中,一个已经死去的美军被扒去衣服并在地面上拖动,因为他所驾载的直升机被那里的一个地方军阀击落了。这个图片导致的结果是,美国放弃对非洲的军事承诺,不久之后,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更有甚之,以往只有在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在他的电影再造工作室所能做的事情,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可以由互联网上任何一个中等水平的电脑使用者来完成。我们知道,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谣言和误传的温床。当伪造的图像和被操纵的图片大行其道时,所有的事情都不可能得到改善。
   六、慎议的丢失 也许,互联网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其横向特质,即一种点对点的媒介,通过它个体可以不借助于中介性的等级结构而建立联系。相比广播和电视,万维网与程控电话更为相似。万维网允许一种无中介的传播,让我们在不受编辑的影响下做出判断。对直接民主的支持者来说,这是最为重大的福音;对代议民主者来说,由于他们需要对大众情绪和原始偏见进行过滤,这反而成为一个灾难。由于互联网的这种横向特质,出现了暴民统治,乌合之众被置于宝座之上。代议者可能会抗议:“我们最不想要的是公民之间的交谈!让他们先跟我们说,然后由我们代表他们跟其他公民说。”但是,互联网的水平传播能力虽然对直接民主的参与大有助益,但是这些水平传播的嗜好对大众慎议来说没有那么多好处。直接性是一种民主的美德,但同时也是一种民主的恶因,因为无中介的交谈可能是无规则的、偏见性的、私利性的、极端性的,以及毫无产出的。
   谈话类节目(其中听众被邀请参与一种由大放厥词的政治党羽引领的现场辩论)正是一种警示。虽然说它是“民主的”,但实际上是在鼓励未加节制的意见、分化、冲动的言辞以及愚蠢。这种无中介的交流变成了暴力性偏见,对交谈来说毫无用处,对民主来说更不值一提。在谈话类节目中,人们被鼓励去咆哮,用一种偏见去坑蒙另外一种偏见。如果互联网上的“谈话”不想变成电子谈话类节目的话,那么中介性的调解便是需要的,而这又对互联网最大资产的非同凡响的直接性美德构成了挑战。
   七、信息超载 我们轻松地谈论信息技术并鼓吹“信息社会”,就如同信息是一种不言而喻的有用工具那样。然而,究竟什么是信息呢?仅仅是粗陋的、无中介的、未经消化的数据,或者毫无意义的噪音?历史地看,人类文明和智识并不取决于信息,而是依赖于将信息转化为知识,以及(极少数情况下)将知识转化为智慧。只有作为最终产品的智慧才能服务于文化、教育和民主。然而,我们已经允许自己相信美德在于信息流动,基于这种观念,只要我们拥有足够的数据,那么我们就能缔造一个文明的社会和一种成熟的民主。在全球化时代,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已经不是太少的信息或者太少获取信息的渠道,而是太多的可能从中受益足够的信息。我们已经被粗陋的信息淹没了,而且知道在不远的将来,新的互联网技术将以更快的速度提供更多的信息。
   美国的学校正在推进线路硬化,而且在任何地方线路硬化已经成为民主发展的一个标准,用传统智慧来看,这似乎是一种美德。但是,对于不识字的孩子来说,为他们提供世界各地的图书馆连线接口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当我们将青少年推向电脑之前,对接着一个无处不在而又随机的信息,他们缺乏研究技巧、不识字、没有能力区分相关材料和不相关材料,这样做对他们来说有益吗?如果切换到第二种视角,将孩子与电缆割开,要求他们阅读一本书并理解其中的意义,那么孩子和民主都会从中获益。信息的可及和信息的数量并不能保证信息的质量,信息与知识并非一回事。我们学校当中存在的赤字并不是一种信息赤字,而是一种知识和批判性思考的赤字。
   八、平等的网络社区 新技术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的原子主义偏向。传统的广播技术已经让位于窄播技术,窄播技术的出现使得每个选民和利益集团能够拥有自己的传播频道。在窄播技术的相助下,对特殊利益的表达和公断已经有了日益多样化的管道、站点和媒介频道,政治党派和利益集团已经开始利用网站进行募捐和发展选民。但是社群民主和参与制度需要对共识的探索,而这种探索在一种单一的广泛范围关注的国家性网络(或者三大国家通信网)的情况下才容易办到,而成千上万的频道是难以在公民之间形成共识的。分割化只能削弱社区,这对邻里、国家和全球公民社会都是如此。当我们被迫投入缺乏共识的小组和特殊利益团体之中,那么我们的地方性社区的全球化也会受到阻碍。
   新技术的碎片化倾向之下隐藏了一个矛盾。虽然,新技术的使用者是零散分布的,但是软件的产权则是垄断性的,而且日趋同质化和商业化。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种大卖场,以.省略或.edu为结尾的域名。几乎所有重要的站点流量都是商业性的。互联网技术曾以“拉”为美德,但是现在它正变成一种服务于强买强卖的高压性质的“推”(销)技术。自由的互联网接入和自由的硬件(包括电脑)仅仅对那些愿意忍受他们屏幕上出现的无穷无尽的广告的人才是有意义的。但是,一个到处叫卖的世界终归不会对民主饱有热情的。曾令人印象深刻的新技术很快成为一种强化旧的、商业性的和消费主义社会的因素。这只可能增加金钱、商业和垄断的压力,并且在民主所必须的多元性上增添同质性和一致性的压力。政治如同公共甩卖一般会变得繁盛,但是代议意义上的和强势意义上的民主只会趋于消亡。
   九、政治挑战 技术变迁毫不含糊地推进全球化,但对民主化的影响是极度含糊的。技术具有加强民主的潜力,同时也可以削弱民主,尽管这对于代议民主和强势民主具有不同的意义。全球化本身在更多的时候并不是在促进民主,而是在妨碍民主,而技术经常是一种阻碍民主的工具。如果要让技术服务于民主,那么技术必须被有效地设计,这种设计必须敏感地启发政权提供政治理论和民主范式。市场力量不会将技术置于创新的和民主的用途,而只会发掘它的商业用途。在这个领域的放松管制已经并且仍将是一种灾难。
   远程通信技术具有一系列新奇的特点,它们既能够服务于一种参与的、慎议的民主模式,也能够有助于纠正一种全球公民社会的非对称性,这种非对称性指无政府的市场力量异常强大,而组织化的公民和政治力量虚弱无比。技术可以成为公民的同盟,但是也可能与全球公民社会之中的属于特殊利益集团的银行和公司联。只有技术被真诚地服务于民主,并且我们对技术对民主的复杂影响保持足够清醒时,技术的益处才会展现。
   技术的民主潜能至今没有得到开发,这不仅仅是技术的狂热分子在谴责。网络爱好者驰骋于电子场所,他们充分了解技术,却彻底地误解了民主;而民主者既可能是一种无知的乐观主义,也可能是一种勒德式的极端主义。最终,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于技术,而是来自于政治本身,如果我们要让民主从技术当中获益,就必须在政治上而不是在技术上做文章。这种努力的第一步是要在科技政策的制定中加入一种声音,即公民能够真正地参与其中以确保技术成为一种民主的技术。新技术只是一种通信工具,它不能决定我们说什么以及我们向谁说。
   世界各地的网络爱好者对此倍感兴奋,这样,即使在斯德哥尔摩的人们可以与河内的人们对话,河内的人们可以与东京的人们对话,东京的人们可以与佛罗里达的人对话。但是,一旦我们可以与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对话交流时,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跟邻居、丈夫、妻子以及其他公民对话交流了,而这正是现今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难道这样一种神奇的远距离电脑通信技术可以拯救我们的交流障碍、我们的地方性非公民化和邻里冲突吗?虚拟社区真的能够缝补出一种真的社区吗?互联网真的能够为科索沃或者巴勒斯坦问题提供一种解决方案吗?如果想要民主在新的千禧年保持健康的话,那么科学研究所结出的苦乐参半的果实就必须从属于我们的民主结果。这样的结果会不会出现并不取决于我们技术的质量和特点,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制度的质量和我们的公民的特质。
   (本文是本杰明?巴伯在2001年发表于《哈佛国际评论》上的一篇文章,原题为:The Uncertainty of Digital Politics: Democracy’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责任编辑:刘琼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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