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考量、书写构成了现代文学史中的一个“小传统”。从“五四”到“新时期”之前，《孔乙己》、《伤逝》、《沉沦》、《倪焕之》、《二月》、《寒夜》、《围城》、《青春之歌》、《陶渊明写挽歌》、《第二次握手》等作品在不同的具体历史语境下，书写了知识分子灵魂的偃蹇与挣扎，犹如夜空中不甚璀璨的群星，绵延而来，竟成星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民族解放战争和工农兵“新人”阶段，知识分子处于灰色地带，姿态和声音都委曲压抑。1980年代，伴随着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变迁，知识分子题材作品逐渐增多（如《哥德巴赫猜想》、《活动变人形》、《人到中年》）。进入新世纪，更呈现出井喷繁荣之势。此中可以讨论的问题很多。笔者一直较为关心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而当前小说中这一问题的变更尤为显赫，意义也更为重大。限于篇幅，我打算以1980年代为背景，重点考察新世纪的几部长篇小说，而且话题集中在当前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身份焦虑”问题。
1、动摇篇
知识分子在结束了“文革”漫长的压抑后进入了狂欢阶段，他们在“人道主义”的旗帜下，抢回了话语主导权，并且陶醉在自我设计的神话里。但是，在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依然难以见到“站起来了”的知识分子。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1977）堪称为知识分子“正名”的经典文本，陈景润也因此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明星科学家，文学史称其“高度评价了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和献身精神，有力改变了他们的历史形象，引发了社会对知识分子境遇的极大关注”（见金汉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我承认《哥德巴赫猜想》的上述作用，但是也愿意指出其中隐含的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问题。《哥德巴赫猜想》中，徐迟把“功劳”分析得很清楚，“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腾出手来排除帮派的干扰”，科学院李书记帮助陈景润安上了被造反派撤掉的电灯，陈景润身体很差被记者报道，“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作出了指示”。陈景润证明了（1+2）后，把手稿交给了李书记，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鉴于徐迟诗化报告文学的特点，我们很难再去考证陈景润这句话的真实性，但是，徐迟这么写，暗示了知识分子对党的“知恩图报”关系。在结尾，徐迟又强调，“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做出这辉煌贡献”，“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示出党的恩惠温暖”。作为“受害者”被“解救”，从此效忠，正是《哥德巴赫猜想》表现出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这样的定位带有浓厚的政治味道，虽然也出自知识分子本心，但明显是权宜之计。
阅历丰富、精明过人的王蒙，在1985年出版了《活动变人形》，对知识分子“自我定位”问题做出了独立的思考和判断。王蒙以留学生倪吾诚的一生为线索，写出了知识分子无法找到自己位置的尴尬和分裂，这在现代小说史上尚属首次。我以为，这部书是王蒙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病历”。我们先看王蒙列举的“症状”。小说中，倪吾诚的儿子陷入困惑：“他感到了语言和概念的贫乏。倪藻无法判定父亲的类别归属。知识分子？骗子？疯子？傻子？好人？汉奸？老革命？堂吉诃德？极左派？极右派？民主派？寄生虫？被埋没者？窝囊废？老天真？孔乙己？阿Q？假洋鬼子？罗亭？奥勃洛摩夫？低智商？超高智商？可怜虫？毒蛇？落伍者？超先锋派？享乐主义者？流氓？市侩？书呆子？理想主义者？这样想下去，倪藻急得一身又一身冷汗。”倪吾诚同样不知所措，他在一次谈话中，把自己比喻成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感到屡屡被戏耍，结果疯了。王蒙的诊断是什么？王蒙认为，倪吾诚的悲剧在于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自我定位”不明确。所谓知识分子，就是身份不明的可疑者。“知识分子是谁？”在知识分子精神高扬的1980年代，王蒙的追问不啻于兜头一盆冷水，令人警醒。王蒙的清醒和老辣正在于此。我们再来考察一下王蒙得出此论的原委。中国知识分子强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有机会这样的鼓噪就会甚嚣尘上。王蒙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好高骛远，空谈理论，反而无用。明显可以看出，王蒙是抱着戏谑和“看热闹”的心态来考察倪吾诚的命运的。为此，他甚至扭曲常识，把留学归来的倪吾诚写成没有专业，无法谋生的“百无一用”的文人。倪吾诚在修齐治平上都乏善可陈，空谈理论和梦想，只能一生潦倒落魄，相反，他的同乡赵尚同沉醉日常生活，却春风得意，被交口称赞。王蒙的思想来路很复杂，除了毛泽东对知识分子贬抑的影响外，也是反智主义的一般看法，同时，还有自己对时代和历史的思考。王蒙经历过“精神原子弹”的文化专制时代，对所谓的“崇高理想”抱有警惕性，本能地反对空谈。
怎么办？王蒙就此开出了“药方”。他后来在一篇名为《做好你自己的事》的文章中认为：“我们过去常常有意无意地只讲大事情，整体的事情和万众一心对个体的决定作用，而从来不讲小事情个体的事情，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对整体对大事情不容忽视的作用。”（《王蒙文存》第15卷）。在王蒙看来，知识分子安分守己是正道。在1990年代那场无疾而终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王蒙仍然坚持这个观点：“顺便说一下，近年来‘终极关怀’被人云亦云地滥用着，有的已经用得滥俗透顶了。想像力、文化积蓄与思想深度远远与‘终极’无缘的朋友，最好还是先来一点现实，过几年再去终极吧。”（《人文精神问题偶感》）王蒙对知识分子的定位是“做好你自己的事”，基本脱胎于“多研究问题”，类似于岗位意识，做“革命的螺丝钉”。我以为王蒙在1980年代的提醒是对的，因为当时知识分子正处于“高烧”阶段，但是，一味不考虑“终极关怀”就是矫枉过正了。我正想问的是，为什么要“做好你自己的事”？知识分子做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当然要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恰与“终极关怀”有关。如果忽略或悬置这个理由，可能会造成更可怕的损失。我曾在《倪吾诚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一文中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入世’情结，是否能够‘被用’是他们自我评价的标准。同时，这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极强的依附性。”（张炯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丛刊》）此论现在看来有些偏颇，但是我依然觉得这个看法大致不错。我想，如果没有“仰望星空”，只顾“低头拉车”，“自我定位”失衡，可能会发生方向偏差。这一观念解决不了，知识分子问题就免谈。
2、失位篇
在阎真出版于2001年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的封底，附着多位评论家的推荐语。陈晓明说：“在这部小说中，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经受人格的煎熬和灵魂的拷问。”雷达说：“《沧浪之水》深刻地写出了权力和金钱对精神价值的败坏，有一种道破天机的意味。”从两位的关键词不难看出，知识分子如何面对“权力”是小说的主题。确实如此，阎真提出了真的问题――而且相当具有“中国气派”――这个问题中外语境不同，他选了一个知识分子念兹在兹却讳莫如深的领域，并且就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给出了“新颖”的答案。
“权力”与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可兼容，属于“政治正确”，但是知难行易。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兼顾时代风习。陈翔鹤写于1960年代的《陶渊明写挽歌》意在强调知识分子的选择，作者借陶渊明说：“活在这尔虞我诈、你砍我杀的社会里，眼前的事情实在是无聊之极；一旦死去，归之自然，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陶渊明显然代表一种“清高”的处世态度，爱惜羽毛，在浑浊的俗世中超拔。陈翔鹤在政治气候严寒的时代高标陶渊明，当然是曲折表达一种不满和忧思，虽然如萤火般转瞬即逝，但是却有标志性意义。查考当代文学史，深入描写知识分子内心冲突的作品，在1960年代凤毛麟角。我们在批评“十七年”作家异口同声大合唱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微弱哀鸣。现在看来，陈翔鹤未免理想化了历史人物，更理想化了知识分子的精神。作为楷模，陶渊明令人景仰，但是更多时候，挣扎在同样境遇中的知识分子未必能有陶渊明般抵死抗争的决绝。
巧合的是，《沧浪之水》开端就提到了陶渊明。小说的“序篇”中，池大为从去世父亲的遗物中，翻出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里面十二人：孔子、孟子、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文天祥、曹雪芹、谭嗣同。他们形成了一个匡扶正道的传统，是迟大为的偶像，当然，也是知识分子精神的化身。与《陶渊明写挽歌》中高标陶渊明的风骨完全不同，《沧浪之水》讨论的是陶渊明式的生存方式是否适合知识分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回归田园，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生活，成为每一个知识分子心中的神话。池大为立志学习陶渊明，出淤泥而不染，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却发现，这一切不过是虚幻的自我意淫，照此观念，可能生活都朝不保夕，难以为继。《沧浪之水》写的是池大为说服自己，变成另一个人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对自我的阉割和投递给这个时代的降书顺表。池大为先前意气风发，恪守知识分子生存之道，不愿同流合污，但是在生活中却屡屡碰壁，头破血流，不但没有找到尊严，反而失去了自信。池大为迷惘了，“我总以为自己在坚守着一些什么，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清晰的景象越来越模糊，很明确的意义越来越暧昧”。他不愿再为虚幻的“坚守”付出代价。“我得活得好一点，我的妻儿也得活得好一点，我别无选择。为此我得改变自己，我不比谁傻些。”池大为经历了痛苦的抉择之后，终于投身滚滚红尘，变成了他最鄙视的“猪人”，不过，他的改变却换来了“荣华富贵”，在小说的最后他已经成为卫生厅长、博士生导师，跃上了世俗“成功”的巅峰。由此看到，池大为在《沧浪之水》中经历了一个对陶渊明式知识分子“崇拜――怀疑――弃绝”的过程，并隐约暴露出赞同意味。《沧浪之水》的结尾，池大为上演了一幅现代版“焚书”的戏码，将《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化为灰烬，虽然流下几滴清泪，但不过是凭吊一段少不更事岁月的挽歌罢了，“池厅长”那天籁般的称呼声将带给他更多的人生满足。阎真对知识分子重新书写就此定格。我们可以很容易批判池大为的“见利忘义”或者不能“君子固穷”，却无法在现实中找到一个有力的理由来为池大为辩护。这是时代给我们提出的课题。
相对于王蒙的“诊断书”，我愿意把《沧浪之水》视为知识分子的“辩护状”。既然王蒙已经规劝知识分子考虑现实，那么抛开知识分子自我神圣的光环，去争夺利益也就无可厚非了。阎真煞费苦心地设置了一个情境：是自顾不暇尊严丧失还是放弃清高名利双收？甚至，对知识分子来说，这已经不是被时代所绑架，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放弃的问题，而是主动投怀送抱。我承认这是一篇构思和文采俱佳的辩护状，因此具有很强的蛊惑性――知识分子不必为自己放弃理想而羞羞答答了，完全可以振振有词。但是，这不过仍然是一个幻象。《沧浪之水》最大的问题在于对“反水”后的池大为的假设。池大为一旦决定放弃所谓的面子和尊严，就如有神助，所向披靡，与此前灰头土脸大相径庭，仅仅是因为做事方法改变了么？按照阎真的逻辑，必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但是我想指出，这样逻辑显然是瞒天过海，即便在小说中也未能自圆其说。池大为妻子董柳（应该“懂了”的谐音）是一位扎针技术很好的出色的护士，因为能够帮助马厅长怕痛的孙子扎针而受到青睐，这才带给了池大为机会，时来运转。也可以说，池大为的转折实际上不是因为世界观的改变而发生，而是生活中的一次偶然机遇。我的意思不是挑剔阎真在细节的设计上不够精致，其实按照叙事学的理解，这个细节的功能仅在于告诉我们池大为终于有机会实现靠近权力核心的打算，因此，池大为的青云直上带有被“设计”的痕迹，而这个设计在小说中其实不算完美。重点是，阎真一定要给池大为一个机会，让他在放弃理想后，能够迅速“成功”。我的问题是：这是有普遍性的么？我可以接受知识分子放弃理想或坚持，但是不能接受他立刻在现实获得回报，因为细究起来，两者之间并不是因果关系。阎真正是在这一点上混淆了视听。
或许可以辩解说，阎真这样做正体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否则他不会写池大为这个人物。我认为，阎真扮演的是一个律师角色，他在为一种反知识分子文化辩护。对于一个律师来说，胜诉比真相可能更重要。我关注的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试图打赢官司的冲动。在我看来，这个律师角色本身就有问题。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应该守护住人类理想的火焰，越是困难时期越需要安定世道人心。随波逐流并且为自己开脱，无疑是背叛后的反戈一击。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没有放弃对自我的期许和努力，但是现在却质疑起这个假设的正当性和真实性――还有比这个质疑更可怕的么？《沧浪之水》中，犬儒主义者池大为战胜了知识分子池大为。恰如他不再批判强权，而是成为了强权的一部分。当《中国历代文化名人素描》在池大为手中化为一阵青烟消失时候，呜呼！一脉单传般珍贵的知识分子传统也就此中断。当然，这个中断是一次纸上设想，如同我们经常在好莱坞大片中看到的世界末日。但是，读完《沧浪之水》，我们没有看完《2012》走出影院劫后余生的快感，而是带有强烈的眩晕和恐慌。我们暂时无法从小说中回到现实。其实，现实中，知识分子问题复杂缠绕，并非像小说中清晰；即便小说中也不是光滑平整，甚至池大为是否可以定位为知识分子都值得商榷。不过，作为问题链来考察，阎真的书写确实对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己提出了新的见解。
我们能够接受阎真给知识分子的“定位“吗？不。但是我们能够指出一条更好道路么？也不能。当然，我们可以说，《沧浪之水》极端化了理想和世俗的对立，迫使我们不得不“站队”，现实未必每次都是生死抉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无法安之如泰。
3、疯狂篇
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指出了知识分子身份的变化，他说：“在二十一世纪，传统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让位给了一个更务实、更讲究实效的人，其工作不再具有特殊的主要性。知识分子角色的这一贬值与当代对待知识的态度密切相关。假如对知识的探求不再成为文化想象中激动人心的内容，知识分子也就不可避免地不再拥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戴从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富里迪是从知识的变化来分析这一问题的，我们暂不讨论，但是结论却令人沮丧。当然，富里迪是抵制这种现象的，并且提倡“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知识分子地位的丧失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
知识分子仿佛在一夜之间患上了瘟疫，而且以几何的级速传染，转眼从天之骄子变成了面目狰狞的恶魔，被蔑称为“砖家”、“叫兽”，斯文扫地。新世纪以降，以大学校园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突然崛起，蔚为大观，活化了一幅新的“儒林外史”。从《桃李》（张者）、《所谓教授》（史生荣）、《沙床》（葛红兵）、《风雅颂》（阎连科）这些有影响的作品看，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全体沦陷――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对此倒是有心理准备，其实把大学写的不堪一些也是一种批判策略，但是不堪到什么程度，却一直无法划出一条底线――我屡屡以为见底，却不久又见“新低”。以张者的《桃李》为例，曾经有北大求学经历的作者影射了真实事件，把大学写成了物欲横流、藏污纳垢之地，法学院的“老板”、博导、律师邵景文最后死在情妇床上。《桃李》的结尾触目惊心，邵景文尸体上被割了108刀，每个刀口都塞了一颗珍珠。这种死法确实离奇，颇有“凌迟”的意味。知识分子的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以这样一种疯狂的形式死亡，而且几近“活该”。加速地、五花八门地死，在小说中，是大学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态了。我们当然知道张者有加工和夸张的成分，正如《桃李》遭到的批评一样，但是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与大学校园知识分子的整体状态密切相关。撇开大学中的学术腐败和教授的私德无良不谈，我更关注那些在此环境中抗争的知识分子，或许，他们能带给我们一些微茫的希望。作家们在这一点上似乎取得了共识：不留余地。
2008年，阎连科出版了《风雅颂》，写了一位大学文学课教师杨科的经历，关注了他很少涉足的知识分子领域，引起了意料中的争议。《风雅颂》延续了阎连科在《坚硬如水》、《受活》中对日常生活的变形和乾坤大挪移般的重新洗牌，将大学校园中的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以荒诞的形式表现出来。《风雅颂》指桑骂槐、李代桃僵，在真实和夸张之间任意穿梭，不可思议的情节如连珠炮般接踵而来，凌空炸开――先是目瞪口呆，尚未定神，岂料又掀高潮，等到以为已经足够荒诞，正在瞠目结舌之时，新高潮又至，马上发现自己的想像力还是没有跟上阎作家。如果不喜欢《风雅颂》，肯定说这部小说简直就是疯话连篇，胡言乱语，完全梦呓，而喜欢《风雅颂》的，则可发现这如同一部《狂人日记》，荒唐之中，有真意存焉。阎连科在小说“后记”中自称“懦弱、浮夸、崇拜权力、很少承担，躲闪落下的灾难，逃避应有的责任，甚至对生活中那些敢作敢为的嫖客和窃贼，都怀有一份敬畏之心”，非常低调，但是这不过是他的欲盖弥彰的免责声明，论到对当前知识分子问题的口味之重、下手之辣、开掘之深，在我阅读经验中，无出其右。
杨科的身份是一位研究《诗经》的文学系副教授，在当前的学术科层体制中，无足轻重，但他恰是当前小说中为数不多具有知识分子情怀的主人公。我想，即便阎连科说自己不了解大学，也不会产生太离谱的判断。如果承认这一点，小说中的情节就可以被称为“疯狂步步高”了。杨科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我是谁”，而是对“我是谁”的认识产生了错位，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荒诞行动。杨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诗经》上，继而产生出一种幻觉――这不荒诞。荒诞的是阎连科不是指出他的幻觉（像王蒙曾经做的那样），而是支持杨科并放大这一幻觉。因此，杨科成为了一个挟《诗经》而睥睨天下的狂人。他动辄讲自己是研究《诗经》的教授，似乎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光环，他在精神病院给精神病们讲《诗经》，受到热烈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他给十二位“小姐”讲《诗经》，得到了她们刻骨铭心的爱，纷纷要求献身。最后，他建立了一个诗经古城，在这个乌托邦里，教授们和小姐们共同劳动，和谐共存，抽签决定睡觉的配对次序。《诗经》在《风雅颂》里变成一个被膜拜的图腾，而掌握着密码的杨科俨然帝王。于是，杨科愈相信《诗经》，所作所为就愈疯狂。读完《风雅颂》的时候，我问自己：阎连科究竟想干什么？他不是贬抑知识分子，因为杨科获得的崇拜和光环简直匪夷所思，没有人比阎连科在《风雅颂》中更强调知识的魅力了；但也不是赞美知识分子，因为杨科的疯狂行为分明显示他精神不正常。杨科貌似以知识守护者的身份抵抗社会的污浊，但是他的抵抗却超出了我们能够接受的范围。阎连科的意思难道是，只有精神病才认为知识重要？再推论就是：知识分子就是精神病？越以为自己践行知识分子立场，越像精神病者所为。对于知识分子问题，阎连科以“疯狂”结束了我们貌似正儿八经实则虚头巴脑的讨论。
4、结 语
知识分子身份“焦虑”问题庞大而芜杂，需要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结合当代知识的生产状况加以清理。西方当代知识分子，如本文提及的富里迪――还有更为知名的赛义德（《知识分子论》）、保罗?约翰逊（《知识分子》）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甚至针锋相对。相比而言，我更珍视中国作家的思考。中国有良知和敏感的作家对此问题并未回避，而是结合传统和当前具体历史语境，揭露了同谋和批判中的知识分子的复杂自我定位。虽然我看到的更多是他们的困惑，但是这种执拗的思考令人感动――这本身就是在践行知识分子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