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伴随着中国近代报刊的发展历程，推动了中国近代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进程。作为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两支主流，在华基督教报刊和在华天主教报刊呈现阶段性发展态势和特征，前者经历了起步期、停滞期、初步发展期、转型期、快速发展期、持续发展期，后者经历了发端阶段、初步发展、勃兴时期、快速发展、深入发展阶段。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是正确认识其发展轨迹和规律的基础。其历史分期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传教事业和西学东渐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本土新型报刊兴起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外国传教士；报刊活动；基督教报刊；天主教报刊；历史分期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1-0118-09
收稿日期：2011-05-21
作者简介：王海(1967-)，男，河南延津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新闻学博士。
从19世纪初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走过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程。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中，基督新教报刊发轫最早，基督新教传教士率先在中国周边地区和广州、香港、澳门创办报刊进行教义宣传。19世纪中后叶，基督新教传教士的报刊活动中心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并实施世俗化和本土化的转型。基督教报刊和通商口岸的外商报刊逐渐为国人所接受，催生了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兴起，推动了西学东渐和传教事业的发展。19世纪末才起步的在华天主教报刊，在20世纪上半叶迅速发展为有影响的在华外国传教士报刊网络。民国初期，在华伊斯兰教、东正教等传教士群起效仿，纷纷创办报刊作为宣传教义的途径之一，中国本土的佛教、道教、儒教也创办自己的宗教报刊。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迄今尚无定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新闻史学研究者在对中国新闻业史进行合理分期的基础上，往往把在华外报或传教士报刊作为中国报刊史上一个孤立的阶段论述，并未结合基督新教、天主教在华传播的过程对在华传教士报刊进行历史分期。由于戈公振及其《中国报学史》在国内外新闻史学界的地位，1949年后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研究者沿袭了以戈公振为代表的中国新闻业史的分期法。
关于基督教及其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宗教学著述，自然遵循基督宗教在华传播的历史分期――唐朝景教、元朝也里可温(元朝蒙古人对景教与天主教的统称)、明清后的曲折发展期。宗教学研究者往往把在华传教士报刊放在基督新教传人中国和天主教在华传教活动的过程中分类叙述，而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在华传教士报刊的独立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分期却无法顾及。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是正确认识其阶段特征和发展规律的基础。在华基督新教报刊和天主教报刊作为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两支主流其历史分期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发展态势及其在传教事业和西学东渐过程中对中国社会和本土新型报刊兴起所产生的影响。本文结合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的发展历程及其研究史料，对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进行历史分期，对其报刊进行分类论述，旨在揭示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发展轨迹和规律。
一、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迎来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期，系列新闻学著作问世。中国新闻史学研究者以中国报刊史的宏观进展为依据，对中国新闻业史进行了类似的分期。
1922年，秦理齐在《中国报纸进化小史》一文中，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了历史分期，“统观我国新闻事业，自唐迄今千一百余年间，略可分为四期：嘉道以前为官报时期，甲午以前为西人办报时期，光复以前为华报开创时期，民国以后为华报勃兴时期。”1924年5月，汪英宾在《中国本土报纸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ative Press in China)中，把中国报刊史划分为4个时期：官报时期(从汉朝到1850年)、外报影响下的中国报刊时期(1850-1890)、本土报刊兴起时期(大约1870-1911)和现代报刊时期(1911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的分期为：官报独占时期、外报创始时期、民报勃兴时期和报纸营业时期。蒋国珍《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的分期为：官报时代(?-1850)、西人编报时代(1851-1894)、中国报开创时代(1895-1911)、中国报勃兴时代(1912-1924)。在《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Public Opinion in China)(1936)中，林语堂把中国新闻史分为古代报纸时期和现代新闻时期，现代新闻时期又分为现代新闻业的开端(1815-1895)、辛亥革命前新闻时期(1895-1911)、辛亥革命后新闻时期(1912-1936)，其中外报或传教士报刊没有被划分为中国报业史的一个阶段。
1949年后，大部分研究者在著述中采用了以历史分期为原则、以中国报刊历史的宏观进展为依据的分期法，彰显了中国近代史上历次社会变革催生的办报高潮。
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并非中国报刊史上一个孤立的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报纸发端于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中外文报纸。到了19世纪后半叶，中国报坛出现了在华传教士、外商和外国政府创办的中外文报刊与外报影响下中国新兴本土报刊并存的状况，而京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数次办报高潮中逐渐消失。
多数研究者在著述中都指明外报为中国近代报纸的开端，而主张将在华外报和传教士报刊及其与中国本土报纸的互为影响纳入“中国本土报纸起源――兴起――发展”的脉络上来，而且作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插曲)来处理。这样的分期法虽然保证了中国本土报刊史的完整性和叙述的便利，但往往忽略了西学东渐背景下外国传教士报刊活动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及其推动中国本土新型报纸兴起持续并发挥影响的逻辑作用。
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1897-1951)认为，外报以两种方式来到中国：用中文印刷的传教士宣传性报刊和在日益增长的外国人社区由传教士、出版商或外国政府创办的中外文报刊。在《中国报纸(1800-1912)》(The Periodical Press inChina，1800-1912)(1933)中，白瑞华以两条交叉的线索――中国本土报纸和外报(在华传教士报刊、外商报刊和外国政府报刊)及其与中国本土新型报纸兴起的互为影响，论述了19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报业的发展过程，如表1所示。
白瑞华主张的中国近代报刊分期法，可以反映在华外报活动及其影响中国本土新型报刊的发展轨迹。
卓南生在《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2002年增订版)中，将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划分为宗教月刊时期(1815-1858)和“新报”的萌芽期与成长期(1857-1874)。宗教月刊时期(1815-1858)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1815年至1830年前后；第二期从1830年前后至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为止；第三期为《南京条约》签署以后。该分期法反映了1815年至1874年中国近代中文报业从诞生、萌芽到成长的演变轨迹。在华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性外报及其推动国人自主办报的叙事线索符合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史实。
二、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的分期
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贯穿在华外报活动的过程，与其在华传教事业的进展是同步的，而且呈现阶段性特征。德国汉学家罗文达(Rudolf Lowenthal，1904-1996)博士在1940年出版的在华宗教报刊调查报告《中国宗教期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Press in China)中，记录了在华各种宗教报刊的发展轨迹和阶段性数据。罗文达对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的调查和分阶段论述，成为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历史分期的基本依据。
在总结和归纳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的发展态势和阶段性特点的基础上，笔者把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划分为6个时期：起步期(1807-1838)、停滞期(1838-1853)、初步发展期(1853-1868)、转型期(1868-1907)、快速发展期(1907-1921)、持续发展期(1922-1949)，如表2所示。
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吸取明清时期在华天主教成功的传教经验和反教、“礼仪之争”、禁教、系列教案的教训，采取了与天主教不同的传教策略。他们从社会下层开始，以教会报刊、医院和学校作为向大众宣传教义的途径，更多采用循序渐进的传播方式，无论从南洋一带的传教基地，还是到口岸和内地，传教士们除了直接传播宗教信仰以外，更多地辅以人文和科学的知识传授。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的成功取决于其传播策略，这从其发展态势和阶段性特点得以反映。
(一)起步期：准备和尝试
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的起步期，英国浸信传道会传教士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和第一位来华的英国伦敦布道会遣使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的传教工作为创办首批在华基督教报刊做了准备，而第一批报刊及其创办理念则是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的有益尝试。
马士曼没有参与在华传教和办报活动，但他于1805年在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人拉萨(JoannesLassar)的指导下开始学习汉语，并致力于首次《圣经》完整中译本的翻译和出版工作。马士曼的著作有《圣经》(中文)、《论语》(The works of Confucius)、《中国言法》(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马士曼汉学研究的代表作《中国言法》(英文)于1814年在塞兰坡首次出版，为马礼逊等来华传教士了解中国文化准备了可贵的资料。
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始于1807年马礼逊来华传教。从1807年到1834年，马礼逊在华传教25年(1824-1827年回国度假)，他虽然没有建立任何教堂，但他的工作为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和报刊活动奠定了基础。
1805年，伦敦布道会决定在华开展传教事业，并于1806年任命马礼逊和布朗(Brown)赴华传教。期间，马礼逊开始学习汉语，收集有关中国的信息。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达到澳门，随后到广州。1808年，由于中英政府之间的一场争端，包括马礼逊在内的所有英国人都退回澳门。在澳门和广州期间，马礼逊着当地人的衣服，穿当地人的鞋子，用筷子吃饭，甚至模仿当地人的行为方式。这样，他就成为中国人、在华欧洲人和天主教传教士眼中的“另类”。在遭受冷眼和中国官方的怀疑之后，马礼逊改变思路，恢复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近一年在华的阅历，增强了马礼逊在华传播基督教义的信心。
从1808年到1813年，马礼逊将《新约全书》译成中文；从1814年到1822年，在东印度公司的资助下，他与1813年7月抵达澳门的他的助手米怜(WilliamMilne，1785-1822)合作，将《旧约全书》译成中文。马礼逊积极参与英国对华的政治和外交活动，曾多次担任英国在华外事活动和中英冲突调解的翻译。
1813年，马礼逊向伦敦布道会提出“恒河外方布道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在马礼逊的倡导下，伦敦会在南洋地区创立了4种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特选撮要》(1823-1826)、《天下新闻》(1828-1829)、《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7)。
在1815-1838年，马礼逊、米怜等传教士创办第一批中国近代报刊时，他们吸取在华天主教传教史上“仪式之争”的教训，在报刊中有意贴上儒家思想的标签，以中国章回体小说的形式来诠释经文，以取悦和接近中国读者。他们谙熟，在报刊中直接布道和宣扬基督教义无异于对本土宗教和文化的挑衅，“在一个像中国那样有先进文化的国家里，如果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这种通常的手段，那是不会奏效的……”。
1815年8月5日，马礼逊和米怜在马六甲创办中国近代第一种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署名“博爱者”。出于接近中国读者雅趣的考虑，米怜在封面上印制了“子日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察世俗》刊登的有关福音传道的系列文章“张远两友相论”，成为在华传教士一个多世纪里广为传播的经典文章。在有些期刊中，米怜采用京报中经常出现的抬格书写形式来表达他对中国封建朝廷及其文化的崇敬，如抬格一个字来提高“神”的地位。
182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Medhurst，1796-1857)在巴达维亚创办《特选撮要》(月刊)，署名“尚德者”。创刊号封面上印有“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KarlFreidrich August Gutzlaff，1803-1851)在广州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月刊)，署名“爱汉者”。创刊号封面上印有“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整体而言，起步期的在华基督教报刊是“失利的”，正如郭士立在《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创刊词中所说：“文明在全球几乎所有地区消除愚昧和偏见并迅速发展，甚至固执的印度人也创办了几种自己语言的刊物时，唯有中国人无动于衷，就像过去一样闭关自守。”4种报刊基本是免费派送，发行量不大，创办时间不长。基督教传教士也无力创办新报刊。
(二)停滞期
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反对外国传教士活动的立场没有改变，而信仰儒家实用主义哲学的中国人感兴趣的只是用于西方武装力量的自然科学，同时他们惯于邸报和京报的传播模式，对于在华基督教报刊自然是 抵触的。
1838年之后的15年内，外国传教士再没有出版中文报刊，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处于停滞状态：第一批报刊都已停刊，新报刊的创办无望。美国美部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在《中国丛报》终刊时评论中国通商口岸崛起的英文报纸，并得出结论：中国需要比《中国丛报》“更为重要的报刊”。
(三)初步发展期：通商口岸报刊崛起
鸦片战争后通商口岸的打开，西方传教士的传教事业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发展成为中国沿海的中心城市，上海也成了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和创办报刊的主要基地。基督教传教士掀起兴办中文报刊的小高潮。根据伦敦布道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1815-1887)编著的《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Chinese)的记载，从1807年到1867年，31家基督教传教机构的338位在华传教士共出版书籍、报刊、小册子和系列文章等中文出版物783种，包括10种中文报刊：《中外新报》、《中外新闻七日录》、《察世俗每月统记传》、《遐迩贯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特选摄要》、《上海新报》、《中外杂志》、《六合丛谈》、《天下新闻》。除了起步期的4种报刊和苏格兰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1853-1855)之外，其他5种中文报刊都是在这次办报高潮(1853-1868)中诞生的：美国基督教浸礼会医生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1814-1865)创办的《中外新报》(1854)、伟烈亚力主编的《六合丛谈》(1857-1858)、1861年创刊的中文周报《上海新报》、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麦嘉湖(JohnMacgowan)在上海创办的《中外杂志》(1862)、伦敦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1822-1899)在广州创办的《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此阶段在华基督教报刊还包括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1836-1907)于1868在上海创办的《教会新报》(1875年改为《万国公报》)。
然而，随着口岸打开，国人和清廷的反教情绪增强。直到1900年以后，在华基督教报刊才得以真正的发展。“在某一方面，西方人的这种宗教，在1860年以后甚至不如以前那样为人们所宽容。因为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异端和力量的结合，而在1860年以后的时代，基督教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在中国却空前地增大起来。”
(四)转型期：“世俗化”转型和非宗教报刊出现
在1868年到1880年之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共创办16种报刊，其中多数报刊随后停刊。截止到1890年，仅剩下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JohnMarshall Willoughby Farnham，1830-1917)分别于1875年和1880年创办的《小孩月报》和《图画新报》。
随着上海的崛起，外商纷纷创办新型中外文报纸。上海《申报》等商业报刊引领当时中国报业发展的潮头，中国其他港口城市都在效仿香港和上海的新型报纸模式办报。
上海商业外报的影响，以前基督教报刊的失利，基督新教各差会之间的纷争，这些因素迫使在华基督教报刊实施转型。
首先，在华基督新教各差会开始合作办报。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华基督新教各差会是独立而封闭的，截止到1867年，在华服役的838位传教士中很多人病逝在中国，其中6位传教士在华服役期内遭遇袭击致死。为此，来自不同国家和基督教差会的传教士不得不放弃国家之间的差异或前嫌而团结起来，他们合作才能保障有限资源和财力支持，建立分布整个中国的网点。1877年5月10日至24日，代表在华各国19个差会473名传教士的142人在上海召开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在华基督教各差会的合作。有人提议，所有的传教教团联合出版刊登大众新闻和科学文章的图画杂志。之后，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分别于1890年、1907年和1922年在上海召开全国性大会，加强了在华各差会之间的合作。在1907年大会上，基督教文学委员会主席约翰?达科(John Darroch)和林乐知等都提出了在华基督教教团合作办报的问题。
其次，在华基督教报刊的“世俗化”和非宗教报刊出现。根据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范约翰提交的报告《论报刊》之附录《中文报刊目录》(Essay on Pe-riodical Literature，and List of Periodicals in theChinese Language)统计显示，在1815年到1890年之间共出版76种中文报刊(含京报)，在1868-1890年间出版的有31种，包括15种宗教报刊和16种“世俗化”即非宗教报刊。
跨文化传播福音的首要问题是宗教世俗化，这直接影响传教士报刊的内容定位。宗教世俗化具有两层基本含义：“其一，‘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意指传统神圣观念的‘怯魅’。神圣象征的退隐和神圣符号的破解。其二，‘世俗化’也意味着宗教在积极进入世界、回返现实、直面人生，即强调现实意义和现实关系。”在华基督教报刊活动是跨文化的国际传播，面临着宗教世俗化的挑战。在华基督教报刊世俗化的直接表现就是报刊内容由布道转为新闻和出版非宗教报刊。
林乐知强调新闻和教育在传教和报刊活动中的重要性。1875年，他将《六合丛谈》改版为《万国公报》，内容定位由布道和经文诠释转移到新闻、教育和科学知识，并实施匹配的系列本土化措施。《万国公报》最终被中国读者接受，“三年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著。海滨人士稍稍阅《万国公报》，读沪局译书，接西国教士，渐有悟华民之智力不若两人者，则归咎于中国历代帝王之愚其民。此大谬矣”!
1877年传教士大会争论的话题之一就是传教士报刊是否刊登有关科学、地理、医学、艺术、政治和历史等“世俗化”学科内容，会议形成了坚信传教士报刊向中国人传播西学和主张出版非宗教性报刊并反对向中国人传播西学的有关传教士办报指导思想的两大派别。这反映了传教士中间保守的教条式福音派和自由而理性的世俗化福音派之间意识形态层面的基本抗争。保守派否认世俗化教化是超度的必要条件，而比较自由和开放的传教士则强烈维护报刊作为福音布道的重要工具这一形式。来自福州的美国主教循道会的传教士保灵(S.L._Baldwin，1835-1902)提交的论文《基督教报刊》(Christian Litera-ture：What has been done and what is needed)、来自通州的美国公理会的传教士富善(Chauncey Goo- drich，1836-1925)的论文《基督教土话报刊的重要性――兼论官话》(Importance of a Vernacular Christian Literature，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Mandarin)、来自北京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27-1916)的论文《世俗报刊》(Secular Literature)都对《万国公报》为代表的“世俗化”传教士报刊给予肯定和支持。
再次，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报刊是否采用中国方言和土话等本土化报刊语言风格来吸引中国大众，从而克服19世纪初传教士报刊运用经典文言文迎合中国士绅阶层的阅读习惯的做法，再次成为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争议话题。这一问题早在17世纪至19世纪耶稣会和其他天主教教团中间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传教士担心，采用普通的报刊语言可能会降低报刊在中国士绅阶层读者心目中的地位，从而抵触基督教徒。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传教士才达成共识：传教士报刊应该采用更加通俗的语言。
此后，在华基督新教报刊大量使用简便文体和方言、土话。1874-1876年间，上海出现了白话教会报纸《福音新报》。同时，在华基督教报刊向所有的中国作者开放，而且作者不必是基督徒，他们可以探讨诸如吸食鸦片、裹脚、大众教育和其他道德和社会问题。在华基督教报刊积极培训和建立本土代理，鼓励编辑通过个人人脉关系招募中国助手。中国近代报刊史上著名的中西搭档有马礼逊和梁亚法，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和蔡尔康，林乐知、理雅各与王韬等。在中国助手或本土基督徒的协助下，传教士在创办报刊的过程中成为汉学家和“中国通”，同时传教士报刊为中国第一批出版商、编辑和报人提供了锻炼机会。服务于外报的“秉笔华士”逐步走向自主办报。
国内学者在有关这段时期中国报业的论述中，突出香港和上海商业性外报的兴起，并把商业性外报代替传教士报刊作为在华外报的主流。“上海成为商业报纸的出版中心”，“随着外国传教士及教会报刊在中国的发展，鸦片战争后，外国商人、商行及政客所办报纸也逐渐发展起来，并取代了传教士及教会报刊，成为外国人在华报刊的主要力量”。这样的总结无疑是合理的，但忽略了在华传教士报刊的“世俗化”转型及其对中国本土报刊的持续影响。
1880-1907年是上海基督教报刊引领中国报业迅速发展时期。在上海崛起时期，宗教报刊与外商报刊共同引领中国报业的发展，上海同样成为在华基督教报刊的出版中心。在1907年出版的13种基督教报刊中，上海占10种，其他3种报刊分别在广州、武汉和福州创办。
(五)快速发展期
1907-1922年是在华基督教报刊快速发展的15年。在1921年，57种基督教报刊出版，包括在华第一种基督教日报《大光日报》、12种周刊、2种旬刊、27种月刊、4种半月刊、11种季刊。
1890年5月7日至19日在华传教士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大会，会议上提交和讨论了多篇关于传教士报刊的论文，其中包括范约翰的《论报刊》及其附录《中文报刊目录》。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第三次大会在马礼逊来华100周年之际召开，包括在华各差会代表、资深传教士、母国差会代表和其他访问者1170人参加大会。会议主题是包括中国教会、教育、福音布道、基督徒文字出版等关于传教士报刊的内容。
(六)持续发展期
1921-1949年是在华基督教报刊持续发展的时期。根据《中国宗教年鉴》1934年的统计显示，当年共出版211种基督教报刊。1938年的统计数字是258种。
三、在华天主教报刊活动的分期法
16世纪天主教第三次传人中国，信徒已成规模。从此，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要布道途径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北京站稳了脚跟。先于基督教传人中国的天主教并没有率先创办报刊进行教义宣传。耶稣会会士认为，在中国这样有着先进文化的国家里，采用在民众中间布道说教以改变人们信仰的通常手段，是不会奏效的。他们以教会、医院和学校作为向大众宣传教义的途径，往往采取自上而下的传播策略，“专在结交、说服朝廷和官僚方面下工夫”。
与在华基督教报刊比较而言，在华天主教报刊活动呈现不同的发展轨迹和特点。1936年，罗文达对中国天主教报刊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于1936年3月刊登在《中华公教教育联合会丛刊》(Digest of theSynodal Commission)第9卷第3期上。在1940年出版的《中国宗教期刊》中，罗文达同样对在华天主教报刊进行了分阶段论述，同时分析了各个时期在华天主教报刊的地理分布、语言、发行量。基于此，这里总结归纳了在华天主教报刊的历史分期和阶段性特点，如表3所示。
(一)起步晚
在华天主教报刊分为宗教类和非宗教类，主要由各国在华教会创办。直到19世纪70年代，耶稣会才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中国第一份中文天主教报刊《万象观察公报》(Bulletin des observations meteorologiques)。这份科学杂志从1872年到1940年一直在出版。伯纳德?阿伦斯(Bernard Arens，S.J.)认为，1877年创刊的《香港天主教记录报》(The HongkongCatholic Register)是远东地区几份天主教报刊中唯一留存下来的。1879年，耶稣会士又在上海徐家汇出版《益闻录》。1898年，主编李问渔把《益闻录》更名为《汇报》，并改变了报纸的风格，朝廷公告、政治新闻和科技文章代替宗教内容，吸引了非天主教读者。报纸获得成功，发行量很快增加到大约3000份。1911年随着创办者的去世，报纸停刊。
(二)发展快
天主教报刊从规模不大的开端迅速增加到1917年的22种。罗文达1936年首次对中国天主教报刊的调查是1917年以来第一次中国天主教报刊的调查。在他为天主教主教会议委员会准备的出版资料《梵蒂冈世界天主教报刊展览会》(Vatican Exposi-tion of the World Catholic Press)中显示，截止到1936年，在华天主教报刊增加到115种。
期间，在华天主教报刊迅速发展的原因，一是天主教传教士不像基督教教士那样从社会下层开始，天主教的传教士们则径直深入到内地，与自雍正以来在禁教政策之下备受压抑的中国信徒们取得联系，在信仰上恢复了中断已久的关系。由此，炮口下的传教事业取得长足的推展；二是刚恒毅(Celso Costantini，1876-1958)担任宗座驻华代表，推动了天主教在华报刊的发展。其任期的最后6年内，43种报刊出版发行，这个数字是之前6年的两倍多；三是该期天主教报刊迅速发展的部分原因是1928年国民政府下令清除了传教事业的障碍。
(三)同质化，发行量有限
从报刊种数、地理分布、语言种类、发行量等参数来看，在华天主教报刊都不及在华基督教报刊，而且呈现同质化特征。教会根据区域和国别严格分工，天主教的活动也因此受到阻碍。为了便利很多尚未出版宗教报报刊的教区，部分国家的在华天主教报纸统一刊登同样的内容，每个教区的报纸只是按照意愿简单增加某些地方新闻和公告即可出版。这样的做法虽然节省开支，保证了有关天主教及其教团的新闻得以采集和传播。但是，在华天主教报刊却出现同质化倾向。同时，在华天主教报刊的新闻审查比较严格，除了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之外，天主教报刊还须通过教会组织的应允。大主教任命新闻审查的宗座代表，所有的文字都必须通过宗座代表的审阅才能出版。严格的新闻审查限制了在华天主教报刊的发行量。
民国初期，在华东正教、伊斯兰教等传教士也创办自己的宗教刊物，但影响不大，并非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主流。作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一股重要势力，外国传教士在华报刊活动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弄清在华传教士报刊活动的历史分期，不但可以反映其阶段性特点和发展态势，而且是认识在华传教士宗教活动规律和西学东渐过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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