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交往时面对突发情境，面对尖锐甚至刁钻的问题，吴建民认为关键要以理服人。而中国文化，很多时候也是化解危机的一剂良方 《小康》：涉外交往时，很可能会面对一些突发情况，就像近期日本名古屋市长的出言不逊。能否结合您的亲身体会，谈谈地方官员走出国门时，遇到分歧该如何应对？
吴建民：我们是要讲友好，但有分歧的时候，一定要表达自己的立场。我举个例子。2005年我是国际展览局主席，日本爱知县举办世博会，日本中部大学校长饭吉厚夫请我在“中日关系研讨会”上发言。2005年中日关系因为靖国神社问题比较紧张。我在会上就对小泉首相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表示了批评。我讲为什么中国人反对他；讲中日关系大局是什么；讲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
在交流过程中，日本一个学者就提出，甲级战犯只是中国人的看法，有些日本人并不认同。这时，我马上表示：这不是看法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说，第二次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同法西斯的战争。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是站在法西斯一方的。战犯是经过东京国际法庭确定的甲级战犯。国际上有定论的东西来推翻它？你若坚持这个看法，在全世界都站不住脚。这个学者无言以对。
批评对方时，一定要讲道理。具体到名古屋市长，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日本兵，日本投降后，中国人对他们还可以。他以此推断，没有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是很荒谬的。日本是岛国，岛国意识比较狭隘。你害过我，我就一定要报仇。但我们中国文化是讲以德报怨。就像二战期间，日本派侨民移民到东北。日本投降后，留下了许多孩子，是中国百姓把他们养大，这就是中国文化以德报怨的体现。
所以，面对名古屋市长的出言不逊，要和他摆事实、讲道理，从文化出发。人的行为是怎么产生的？文化决定观念，观念决定行为。告诉他，不能用自己的推论代替事实。
对外交往不是凶，不是拍桌子瞪眼睛。你的道理要站得住脚。要服人。
《小康》：当名古屋事件引起国内民众强烈不满后，南京当事官员又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公众？
吴建民：有消息说，南京这位官员在当时还是表了态的。但无论如何，发生这样的事情，应该在第一时间说明真相。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确实有不妥，公开承认也没有什么不好。我们党有三大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可现在不大讲自我批评了。但我想，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小康》：您常说，官员应该掌握一点交流学。在您看来，地方官员在走出国门时，该具备怎样的心态与形象？
吴建民：首先，走出国门的人，要懂得国际上通行的礼仪，衣着的习惯。你要入乡随俗。其次，还要懂得如何看待世界、看待自己。近些年我们国家发展很快，但还在一个赶超的阶段。这个时候，任何自以为是、骄傲自满，瞧不起别人都是要不得的。这样做，只能反映出自己的浅薄无知。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觉得人家什么都好，自愧不如，现在则有种“暴发户”心态。
我举个例子，有一年一个中方代表团到巴黎，他们说巴黎的房子都是旧的，没有什么新房。他们觉得新的比旧的好。但是他们不知道，世界上旧的更值钱。另外，法国人请吃饭，虽然是总统府国宴，但基本也就是第一道冷盘，再上两盘热菜，因为人家觉得吃饱就可以。但是中国人却认为人家寒碜。这是不了解对方，把自己想法强加于人的表现。而不了解的背后，则是知识的缺乏，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摆正。
《小康》：如果请您为这些“走出去”的地方官员培训开课，您认为哪些课程是急需且必要的？
吴建民：我曾经在郑州、西安、武汉等地对市里主要领导干部讲交流学，我跟地方干部讲，交流能力是执政能力的一部分。实际上讲课分四个部分。一是讲，讲交流的理论原则要点。二是练，随便找一个领导请他上台，给他出一个题目，让他发表即兴讲话。有一个流动的麦克风，没有演讲的桌子，他整个人演讲时的体态、动作完全暴露在公众眼里。课堂的第三部分是评，评演讲者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不足？有什么建议。第四步是问，即在讲课的最后，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向我提问。
正是这四个步骤，让这些干部的毛病暴露出来。一是套话多，二是没有例子，三是不懂如何打动人。比如我到西部一个山区，模拟记者向市领导提问：“现在西部人才损失严重，孔雀东南飞，都往东部沿海流失。你们这个地方要发展，如何留住人？”市领导讲，要“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这个原则都对。我说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他一时语塞。没有例子，如何让别人相信你？
其实，在交流汇报时也是如此，要懂对方感兴趣的是什么。比如胡锦涛主席2001年去法国访问，我建议他去看法国的一个核电站。因为法国核电站在电力供应上占75%以上，且安全可靠。正因为发展核电，在石油危机中法国没有受到影响。中国的大亚湾正是和法国一起合作，胡锦涛主席一定想去看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小康》：您提出过“共同利益” 这一说法。在地方官员涉外交往时，如何更好地把握“共同利益”，寻找机会或是化解危机？
吴建民：去年9月6号发表的白皮书里强调：我们要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构建利益共同体。这反映的是中国政府外交上的一个思路。
今天这个世界，各国之间很多分歧。如果天天讲分歧，那就是“斗”的思路，是把关系搞僵的思路，是走向冲突、走向战争的思路。现在另外一个思路是：我们有分歧不错，但我们的利益有重合的地方，我们在共同点的基础上扩大它，构建“利益共同体”。我们的关系就更加牢固了，关系好了再来处理分歧，就会把分歧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我认为这个思路才是把人类引向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思路。
地方政府也是这样，友好城市间也会有分歧。如果只讲分歧，很多机会就丧失了。所以地方政府对外交流时要想，哪些地方和对方有共同利益？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如果在文化上和对方不一样，可以交流啊，交流后使双方对各自不同的文化有了新的体验，文化素养也提高了，还可能对创新有好处。至于教育方面，留学生可以互换。而创新方面也存在共同利益，比如你在攻克一个问题，而我也在攻同一个问题，那可不可以联合起来？这样思路就开阔了。
（《小康》实习记者李伟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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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民
吴建民，资深外交家。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65年到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后历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共体使团政务参赞，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及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常驻代表、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中国外交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等。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一位亚洲人。现任中国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等。
吴建民总结交流五原则
第一要“敬”。交流最根本的是要尊敬。
第二要“诚”。交流要有诚意。诚的反面是缺乏诚信。
第三要“当”。交流时要适当。要摆准自己的位置。
第四要“效”。通过沟通交流，达到预期的目的。
最后要“听”。交流时要倾听对方讲话。
实际上敬、诚、当、效、听是一个系统工程。